第二节
靖康之难刺激下的新士风

南渡以后的士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沿袭北宋末年败坏的士风。但是，靖康之难这一巨大历史事件冲击了士人正常的生活，更冲击了士人的心灵。士人在痛苦中反思，在反思中有所发现。李纲在《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中，指出北宋末年浇薄的士风直接导致靖康事变的发生：“其士风递相仿效，颠倒是非，变乱白黑，政事大坏，以驯致靖康之变，非偶然也。”[1]他进而提出变革士风的问题。此后，许翰《用大臣以励风俗疏》、金安节《论士风奏》等奏议，也明确向高宗提出整顿士风的建议。其他如向子、刘一止、李光、汪藻等众多士大夫或在奏章，或在上书，或在信札中提出类似的建议。宋高宗作为南宋政权的创建者，虽无开国君主的雄才大略，但也不类徽宗昏庸。他登位后，有意识地纠正北宋末期败坏的士风，对伪楚政权的核心人物张邦昌等予以惩罚，对为国捐躯的忠臣义士予以褒扬，屡次下诏戒朋党之风。他对当时的宰相范宗尹说：“此除（指迁富直柔为给事中）出自朕意。今直柔抗论，朕屈意从之，以伸直言之气。”[2]很能体现出他纠正士风的自觉意识。在士大夫自觉的反思与高宗有意识地纠正下，加之亡国之痛激起了士人们潜在的爱国热情，南渡以后的士气，较前代有了稍稍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虽然南宋初期党同伐异的士风仍然弥漫于士林，但党私的情形已有所改变，许多士人与权臣结党并不仅仅是出于私利，还有政见相同、学术相类等其他因素，而且他们在与权臣的观点出现分歧时，不惜与权臣决绝。例如胡寅因秦桧提倡洛学，与其父胡安国党秦桧，等到秦桧一意与金和议之际，便与之绝交。又如程瑀，靖康初曾与秦桧同为割地使，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以秦桧荐，为太常少卿，又迁给事中兼侍讲，后坐附秦桧落职。但程瑀并非秦桧死党，秦桧主和的意见坚定以后，“瑀议论不专以和为是”，遭到秦桧忌恨，降职。甚至秦桧的死党何铸，在审理岳飞案的过程中也并没有按照秦桧的意旨办事，而称岳飞清白无罪。这些皆说明士大夫的人格已有所恢复，他们有自己的主见，并敢于表达。他们虽然与权臣因某种关系站在同一战线上，但并不因此唯命是从，有时甚至公然反对权臣所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士人的公言公论对私党私言有所代替。

公言公论代替私言，还表现在政敌之间。李纲罢相，与张浚的攻击有直接关系。张浚攻击李纲时所使用的言辞甚为恶毒：“（李纲）贪名自用，竞气好私，忠义日亏，浸失所守。谓蔡京之罪可略，蔡攸之才可用，交通私书，深计密约。凡蔡氏之门人，虽败事误政，力加荐引。纲之负宗庙，与夫存心险恶，抑亦有素，若不早加窜殛，臣恐非所以靖天下言者。”[3]所谓罪名，几乎都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张浚所为，极不厚道。但是，当张浚经略关陕失败，台谏交相攻击，李纲却在《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中言：“陛下得一张浚，付以重权，使御强敌于关、陕，浚虽以忠许国，而事失机会，不为无过；言者痛绳丑诋，诬以大恶，岂不太甚欤！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结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听。”[4]李纲不计个人恩怨，对张浚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堪称公允之论。张浚因淮西兵变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汉武诛王恢为比。李纲奏曰：“张浚措置失当，诚为有罪，然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愿少宽假，以责来效。”[5]亦表现出宽厚长者之怀。而为张浚辩护的动机，李纲自己说得很清楚，乃为国家利益而发：“臣恐智谋之士卷舌而不谈兵，忠义之士扼腕而无所发愤，将士解体而不用命，州郡望风而无坚城，陛下将谁与立国哉？”[6]对吕颐浩，李纲亦如是。李光致书吕颐浩，称李纲“凛凛有大节，四裔畏服”，建议朝廷加以任用。吕颐浩却对高宗称李纲“纵暴无善状”，又言李光“与其侪类，结成党与，牢不可破”，对二李打击、压制。后来吕颐浩罢相，李纲不计前嫌，作诗慰问，对其功业未成深表遗憾。同样的例子，发生在张浚和赵鼎身上。赵张二人本志同道合，情如手足，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二人互不相容。但张浚罢相后，却推荐赵鼎接替自己。再如，李邴因与吕颐浩议论不合，落职。然其上书言遣大臣宣抚关陕，却对吕颐浩给予高度的评价，甚至有违常理云：“吕颐浩气节高亮，李纲识量宏远，威名素著，愿择其一而用之，必有以报陛下。”[7]

言官敢言与否，反映出士人社会责任感的有无，南渡初期至秦桧专权以前，不少言官虽然仍与北宋末年一样，作为宰相的喉舌，但也有不少言官谏言并非出于私意，而体现出士人的意志。建炎年间，高宗除皇后父邢焕徽猷阁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显谟阁直学士。卫肤敏与刘珏极言不可，邢焕遂改武职，而孟忠厚自若，二人议论不懈，高宗迁卫肤敏为中书舍人，卫不肯受命以示抗议，直至高宗改授孟忠厚武阶，始拜命。卫肤敏、刘珏不惮冒犯高宗的意志，对高宗不合祖宗之法的举动不依不饶，大有包拯谏仁宗之风范，体现出言官的公心。胡寅对高宗的冒犯则更为严重。建炎三年（1129），胡寅上疏，言高宗不当遽登大位，并对其所为提出尖锐的批评，表现出士人大无畏的精神及其对国家的责任感。

南渡士人的公心公言，还体现在对亲朋好友不合法度之举毫不姑息。耿南仲有恩于邓肃，尝荐于钦宗，然南渡后，耿南仲得祠禄归，南仲子延禧为郡守，邓肃弹劾其父子误国。徐俯尝举荐叶义问，但徐俯门僧犯罪，义问仍将其绳之以法，致使徐俯怒不可遏，袖荐书还之。上述二人的举动，大有大义灭亲之风采。这种现象虽可能属于偶然，但这种偶然发生在南渡时期而非发生在北宋末年，本身就令人深思。其实，这种偶然是士人普遍的社会责任感加强之后社会公心自觉的体现，有其必然性。

尽管北宋末年有些士大夫曾拒绝过权贵的援引，但这种行为在当时实属罕见。南渡之后，这一现象却时有发生。试举数例。潘良贵拒绝吕颐浩、秦桧的援引；晏敦复拒绝秦桧的利诱，终不肯附和和议；赵逵拒不收秦桧赠金，以此忤桧。金安节因张浚荐，除司农丞，不往谢，言：“彼为朝廷荐人，岂私我耶！”[8]吕颐浩欲援引陈槖为御史，约先一见，陈槖谢不往，言：“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9]吕本中与秦桧曾同为郎官，交情颇厚，桧为相，有引用之意，本中终不从。张阐因秦桧谕意，被荐为台谏，谢不从。如此等等，都表现出士大夫人格之独立，也表现出他们对结党行径有意识地排斥。潘良贵拒绝吕颐浩后对人所言，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想法：“宰相进退一世人才，以为贤邪，自当擢用，何可握手密语，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笼，又何以立朝。”[10]如果不是秦桧高压政治的出现，这种渐趋良好的风气很有可能成为士林的主流。

其二，与北宋末年官员人浮于事、明哲保身的做法不同，南渡士人普遍都有勇于任事的精神。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行为可能会失去官位甚至有性命之虞，却仍然义无反顾。这种精神体现在持不同政见的官员身上，也体现在不同官阶的士大夫身上。

南渡时期的十个宰相中，除了黄潜善、汪伯彦等为数不多的几人尸位素餐，其余大多体现出勇于任事的精神面貌。李纲、张浚、吕颐浩三人属坚定的主战派，利于抗金之事无所不为。李纲入相，朝政规模措置恰当，朱熹称李纲入朝，朝廷方成朝廷，所指就是这点。李纲一心一意恢复中原，反对高宗的逃跑政策，甚至不惜搬出高宗“独留中原”的承诺，招致高宗憎恶，借机将其赶出朝廷。张浚先是经略关陕，又指挥三军击退刘麟、刘猊的进攻，而张浚对刘氏的反击是顶着赵鼎、折彦质等人反对的压力进行的。绍兴十五年，彗星出现，张浚以此上疏反对业已成为事实的和议，其上疏前就已经预计到可能的打击，犹豫再三，在其老母的鼓励下方才下定决心。吕颐浩虽然人品有些瑕疵，但就对国家的抗金事业而言，尽心尽力。主守派的赵鼎，亦以敢于任事著称，高宗称：“赵鼎、张浚肯任事。”[11]绍兴四年九月，金人、伪齐大举南侵，许多人主张退避，高宗又拟遣散百司，逃离临安，时赵鼎为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力主抗战，许多人都为他担心，刘光世密遣人谓赵鼎云：“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与他负许大事。”韩世忠也感叹：“赵丞相真敢为者！”[12]其实，赵鼎对战争也没有必胜的信心。其初至平江，与喻樗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点。喻樗问：“相公此举，未知果有万全之计，或赌采一掷也。”赵鼎回答：“亦安保万全？成事，甚幸！不然，遗臭万代矣！”[13]范宗尹为相，敢于提出一些大胆的建议，如裂土置藩等敏感的问题。还提出清理、解决徽宗后期滥赏官吏的积弊，这个建议涉及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钦宗时曾予以实行，然未能成功。范宗尹明知阻力很大，毅然提出，也表现出他敢于有所作为，他最终因此罢相。

宰执如此，南渡时期的一般朝士中间，亦多有敢为者。他们的行为与宰执相比，作用可能不及，但体现的时代精神却是一致的。宗泽在靖康之变发生后，一意报国，以弱小的力量与强大的金军作战，单骑入河东巨寇营，劝之使降。任京城留守兼开封尹时，招集各路义军与金军鏖战数回。又上书请高宗还京达二十余次，以期反攻金兵，最后连呼“过河”三声，含恨而逝。韩世忠南渡时转战各地，立下赫赫战功。金派使者，诏谕南宋，韩世忠闻之，凡四次上疏：“愿举兵决战，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14]言辞慷慨，有惊天动地的气势，尽显英雄本色。岳飞与韩世忠一样，精忠报国，战功显赫，以恢复中原为己任。高宗为其营建府邸，岳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15]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溢于言表，报国之决心不减霍去病，言辞也决不下霍氏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岳飞坚决反对与金和议，大忤秦桧；又为国家计，劝高宗早立嗣子，遭高宗猜忌，终遇害。刘锜绍兴十年任东京副留守，兵未至，金人败盟，占据汴京。与金人交战本非其职，且其所部人马极少，与金军力量悬殊，但刘锜毅然承担起与金军作战的任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顺昌大捷。向子率军于绍兴元年与曹成军交战军溃，不顾个人安危，单骑入曹成军中，谕以大义。向子之所为，与宗泽相类，皆有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利益不惜一切的责任感。

笔者不惮繁复地将大量史实列出，意在说明在南渡初期勇于任事几乎已成为士林占主导地位的风气。上面我们所举，皆为官员，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其他阶层士人相类的表现。隐逸者通常不关心时事，对社会的责任感相对较弱，但南渡时期不然。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隐居者减少，有隐逸者入仕为官，如朱敦儒南渡前过着诗酒风流的隐逸生活，然而南渡后，“幡然而起”，接受朝廷的任命，将自己融入到如火如荼的抗金大潮中，肩负起历史使命，“与李光交通”[16]。另一方面，虽隐却有承担天下兴亡的责任感，典型人物要算王忠民。王家世代行医，然“靖康以来，数言边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时刘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图》及定乱四象达之金主，及镂板印图散于伪境，以明天下之义。”王忠民所为，纯粹是个人行为，与南宋政权无涉。作为无仕籍的士人，其行为多少代表了民间士人的社会责任感。而其辞官的理由更道出其真实想法：“臣愤金人无道，故三上金主书，乞还二帝，本心报国，非冀名禄。”[17]王氏虽隐居山林，却不忘报国，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在山河破碎之时，自觉生发出来。

其三，北宋末年，士风孱弱，无论士大夫还是将士，对金兵有本能的恐惧，许多将领甚至不作任何抵抗，弃城逃跑，导致金军长驱直入，金帅斡离不渡黄河时曾感叹北宋无人：“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18]南渡以后，这种状况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朱熹曾多次批评过这种士风：“当时讲和本意，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灵，中不为息兵待时，只是怯惧，为苟岁月计。”[19]又言：“靖康以后，自家只管怕他（指金人）。”[20]但是，南宋经过几次大的战役，取得了不少战果，国势较靖康时大为改观。士人的孱弱之风有所改变，他们的自信心得到部分恢复，有些人甚至产生了昂扬的斗志。

由怯懦到自信心恢复、斗志昂扬，这种转变首先表现在武将身上。他们一改靖康年间金兵入侵时的逃跑态度，而是主动与之作战。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固然如此，其下属将领亦如是。史载：“金人攻淮西，飞遣（牛）皋渡江，自提兵与皋会。时伪齐驱甲骑五千薄庐州，皋遥谓金将曰：‘牛皋在此，尔辈胡为见犯？’”[21]牛皋的喊话声中，洋溢着对自我的肯定与对敌人的蔑视，这与北宋末年宋军对金军的恐惧大异其趣。

文官对战争亦不如以前畏惧。宋高宗、秦桧与金人议和，朝臣反对者甚众。吕中《大事纪》中列出了一个很长的名单：

桧虽以和议断自圣衷，而人心公议终不可遏。争之者，台谏则张戒、常同、方庭实、辛次膺；侍从则梁汝嘉、苏符、楼炤、张九成、曾开、（李）[张]焘、晏敦复、魏矼、李弥逊；郎官则胡珵、朱松、张广、凌景夏；宰执则赵鼎、刘大中、王庶；旧宰执则李纲、张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许（诉）[忻]、潘良贵、薛徽言、尹焞、赵雍、（王）[冯]时行、连南夫、汪应辰、樊光远，交言其不可。大将岳飞、世忠亦深言其非计。而胡铨乞斩王伦、秦桧、孙近二疏，都人喧腾，数日不定，人心亦可知矣。[22]

名单中除了岳飞、韩世忠属于武将，其他皆为文官。他们反对和议，理由或许各异，但仅就反对而言，可以看出他们愿意与金人交兵。显然，在战与和的选择中，折射出南渡士人对战争较为平和的心态，对本朝军队战斗能力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盲目、无根据的夜郎自大。早在建炎年间，高宗请求主和，大臣中反对者很少，两相对比，充分说明大臣倾向于主战是建立在国势好转的基础上的。常同在与高宗的一次谈话中，很能体现这一点，常同奏：“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23]张焘对抗击金军、恢复中原的形势也持乐观态度，其为高宗分析形势，得出结论曰：“臣以是知上天悔祸有期，中兴不远矣。”[24]

即便主和派的头子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年间，对金人的恐惧也有所缓解。绍兴十年，金人叛盟入侵，高宗对大臣言：“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25]如此充满自信的言语，很难想象乃是出自患有“恐金症”的宋高宗之口。

随着南宋政权的逐步稳定，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南宋统治阶层自信心不断加强，部分克服了对金军的恐惧，士人们的精神状态随之有所改变，士风趋向于刚健。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刚健的士风，只是相对于北宋末年而言，非可与建安、盛唐之刚健相比。

[1] [宋]李纲：《李纲全集》卷七八，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800页。

[2] 《宋史》卷三七五，第11617页。

[3] 《要录》卷一〇“建炎元年十有一月戊子”条，第238页。

[4] 《李纲全集》卷七八，第800页。

[5] 《宋史》卷三五九，第11270页。

[6] 同上。

[7] 《宋史》卷三七五，第11607页。

[8] 《宋史》卷三八六，第11861页。

[9] 《宋史》卷三八八，第11907页。

[10] 《宋史》卷三七六，第11634页。

[11] 《宋史》卷三八五，第11833页。

[12] 《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冬十月戊子”，第1328页。

[13] [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一七，光绪十七年（1891）广雅书局校刊本。

[14] 《宋史》卷三六四，第11366页。

[15] 《宋史》卷三六五，第11394页。

[16] 《宋史》卷四四五，第13141页。

[17] 《宋史》卷四五九，第13462页。

[18] [宋]宇文懋昭：《二十五别史·大金国志》卷四，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9页。

[19] 《朱子语类》卷一二七“先生脚疼”条，《朱子全书》第18册，第3981页。

[20] 《朱子语类》卷一三一“问赵忠简张魏公当国”条，《朱子全书》第18册，第4091页。

[21] 《宋史》卷三六八，第11465页。

[22] 《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有二月庚辰”条注引，第2029页。

[23] 《宋史》卷三七六，第11625页。

[24] 《宋史》卷三八二，第11757页。

[25] 《要录》卷一三九“绍兴十一年二月丙子”条，第2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