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在2015年我国证券市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政府各部门采取多举措积极干预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我们思考的焦点。为纠正与弥补市场机制的局限和缺陷，克服市场失灵问题，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外在的、人为的，政府的干预行为有可能违背市场的内在规律，打乱原有的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损害市场机制，产生政府失灵问题。我国虽然历经了几十年的市场化道路，但当政府面对危机时，“救”与“不救”、“救谁”与“不救谁”、“通过市场运作”还是“直接介入”以及“道德风险”和“真实风险”这些问题仍然抉择艰难。反思整个“救市”过程，我国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问题还有许多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方面。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只有危机才能真正带来改变。这时，一切采取的行动皆来自深层存在的思想。^[34]只有通过危机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准确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遵循市场决定的理念，完善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危机救助措施的成功蜕变，真正做到政府与市场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1] 李秦，华东政法大学2015级博士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讲师。

[2] 参见顾功耘主编：《经济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3] 参见王维国、杨鹏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载《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4] 参见李曙光：《关于“股灾”与“救市”的法学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5] 1979年开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过程为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创造了条件和空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在工业总产值中仅占11.6%，如果加上部门和省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也不过16%，其余部分则为指导性计划，大多数直接进入市场，由市场调节。在物资分配方面，由国家计委负责平衡分配的生产资料，由1978年的256种减少到1991年的22种。就工业消费品而言，1978年由商业部门计划分配的有188种，1991年减少到20种。这些变化说明，企业生产需要的原材料已经更多地从市场上购买，其产品主要不是依靠国家统购统销。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初期，企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的70%依靠市场解决。在商品价格决定上，国家定价产品比重不过30%，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在工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90%，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占85%，在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中占70%。总的来说，由市场定价的比例已经由1979年的不足9%扩大到90年代初期的80%左右。参见郭哲：《政府与市场》，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6] 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6/c64094-23561783-4.html，2015年10月16日访问。

[7] Capital集团经济学家王志浩指出，2015年上半年银行对非银行机构的贷款增加了3万亿人民币，这一部分钱大部分是流到股市的。参见陈健：《从“疯牛”到“股灾”的反思》，载《上海金融报》2015年7月14日。

[8] 参见林然：《各国“救市”招数借鉴：不只是买入》，载《股市动态分析》2015年第30期。

[9] 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6/c64094-23561783-4.html，2015年10月16日访问。

[10] 参见《证监会回应融资客踩踏：强平规模很小，场外配资风险已有释放》，http://stock.hexun.com/2015-06-30/177153723.html，2015年10月17日访问。

[11] 参见〔英〕罗杰·E.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12] 参见荆林波主编：《中国贸易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13] 参见〔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516页。

[14] 参见晏智杰主编：《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9页。

[15] 参见肖伟：《论证券市场危机下政府救市的适度性》，载《海峡法学》2012年第2期。

[16] 参见何龙斌：《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与1929年金融危机的比较》，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9年第4期。

[17] See B.S.Bernanke,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1995.

[18] 参见《这次“股灾”非比寻常？从1989日本股灾、1991台湾股灾看A股走势》，http://stock.591hx.com/article/2015-07-07/0000896212s.shtml，2016年2月18日访问。

[19] 参见李萍：《浅析20世纪90年代日本反危机政策》，载《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1期。

[20] 参见闻岳春、蔡建春：《日本金融大地震：央行入市收购股票》，载《证券市场导报》2002年第12期。

[21] 参见朱民、边红卫：《危机挑战政府——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政府救市措施批判》，载《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2期。

[22] 参见伍巧芳：《〈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23] 参见尹继志：《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效果、特点与问题》，载《浙江金融》2011年第9期。

[24] 参见《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将欧元区主导利率下调至1%》，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2/08/c＿111228655.htm，2016年2月19日访问；《日本央行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降至零至0.1%》，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0/05/c＿12631105.htm，2016年2月19日访问。

[25] 参见王庆皓：《金融危机中的政府“救市”：理论与实证分析》，江西财经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26] 同上。

[27] 参见《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第2条。

[28] 参见顾功耘：《政府在经济治理中的职能》，载《经济法研究》2014年第2期。

[29] 参见《中信证券确认多名高管协助调查或涉违法交易》，http://money.163.com/15/0830/20/B29T0F6P00252G50.html，2015年10月18日访问。

[30] 参见闫焱、彭玫：《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政府决策行为》，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7年第2期。

[31] 参见冯涛、李湛：《政府、市场关系的动态演化与中国经济增长》，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2] 参见胡光志、靳文辉：《国家干预经济中政府失灵的人性解读及控制》，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

[33] 参见黎四奇：《对美国救市法案之评价及其对我国之启示》，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1期。

[34] 参见〔美〕杰夫·马德里克：《政府与市场的博弈——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的胜利与美国的衰落》，李春梅、朱洁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