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世界文学
- 方维规
- 40160字
- 2020-07-09 15:23:19
叙言：何谓世界文学？
方维规
早在19世纪上半叶，歌德就宣称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在即，期望人们促进这个时代的到来。这在当时不过是对文学未来的憧憬。然而，兴起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20世纪以降，比较文学的发展备受争议，尤其经过批评理论的形塑之后，越来越脱离文学本身，从而陷入学科危机。当前重提世界文学，当为应对危机局面的尝试。这种学术范式转换，固然是文学研究自身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意味着以人文研究来回应当代世界日益加剧的种族、阶级和文化冲突。在急剧膨胀的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化与全球伦理，区域经验与世界意识，国家理由与国际正义，这一系列矛盾因素无疑构成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如何通过把握这一至关重要的张力关系，重新打开理解“世界文学”的思想方式，乃是当今学术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于2015年10月16—17日举办第三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会议主题为“何谓世界文学？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议程分对话和论坛两个部分，邀请对话人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张隆溪在内的二十位中外著名学者，共同研讨了如何理解和界定“世界文学”理论议题和方法实践。本书是这次会议的文集。
一、“世界文学”难题，或众说纷纭的“世界文学”
1990年代以来，围绕“世界文学”观念展开了一场深入的理论探讨；[1]并且，“世界文学”概念成为新近关于“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国际论争的焦点。打上歌德烙印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 ）概念，曾被持久而广泛地接受。最迟自1960年代起，这个概念逐渐遭到批评，原因是其思考文学时的（常被误认为源自歌德的）精英意识，以及世界文学设想虽然超越了民族框架，却只能基于这个框架才可想象。“一般来说，所谓普世性，只要不仅是抽象，只能存在于地方性之中。”[2]如今，不少人喜于“世界的文学”（Literatures of the World）之说；这个概念虽然还勾连着世界文学的“经典性”，却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想象或纲领。
莫非这就是我们时代纷乱的“整个世界”（Tout-Monde），如来自加勒比的法国诗人和文化评论家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1928—2011）所说的那样，“一个没有可靠车轴和明确目标的世界”（“Un monde sans axe et sans visée”[3]）？或许也是在这个语境中，才会有人说当今“世界文学包括什么”尚无定论，就连“世界文学实际是什么”也莫衷一是，[4]或用意大利裔斯坦福大学教授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话说，世界文学“并非一个客体，而是一个难题”[5]。
21世纪开初，莫雷蒂和达姆罗什这两位美国学者开始全面探讨世界文学概念。[6]莫雷蒂的论文《世界文学猜想》（2000）的出发点是，比较文学领域的世界文学始终有其局限性，时至今日才成为包罗世界的体系。他早在《近代欧洲文学的分布概要》（1994）一文中就已设问：“就在这个概念诞生之初，歌德的文化梦必然会迅即令人发问：世界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或是帝国主义文学？”[7]显然，莫雷蒂的论述充满后殖民理论色彩。他又在《世界文学猜想》中接续这一思想，将世界文学与国际资本主义相提并论：
我想借用经济史的世界体系学派之基本假设，即国际资本主义是同一而不平等的体系，有着中心和边缘（以及亚边缘），被捆绑在一个日益不平等的关系之中。同一，而不平等：同一文学，即歌德和马克思眼中的单数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或更应说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诸多文学组成的）世界文学体系，但却有悖于歌德和马克思所希望的体系，因为它太不平等。[8]
在认识论层面，他基本上显示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心和边缘，源文化（出发文化）和目标文化。知识和文化的传输总是单向的，作品和作家总被归入两类文化中的一种，不同板块相向而立。在他看来，这种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文学”，不符合歌德和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之世界主义标准。可是，莫雷蒂所理解的并不是歌德的世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在后面还将详述。
莫雷蒂的一个著名观点是，世界文学并非全球化的产物，它一直都存在，18世纪则是世界文学的分水岭。他在《进化论，世界体系，世界文学》（2006）一文中，从进化论的视角阐释世界文学概念：
“世界文学”术语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但我们依然不知道何为世界文学……或许，我们一直瘫痪于一个术语下的两种不同的世界文学：一种产生于18世纪之前，另一种晚于前者。“第一种”世界文学由不同的“地方”文化交织而成，其特征是显著的内在多样性；歧异常会产生新的形式；（有些）进化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第二种”世界文学（我倾向于称之为世界文学体系）被国际文学市场合为一体；它展现出一种日益扩张、有时数量惊人的同一性；它变化的主要机制是趋同；（有些）世界体系分析模式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9]
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理论和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的启发，莫雷蒂提出了“世界文学系统”（world literary system），主张借助进化论和系统理论来研究世界文学。
与莫雷蒂较为抽象的理论形式相比，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流通过程以及翻译和接受的意义等问题的思考，不但更为具体，而且拓展了问题的视域。他在《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中论述了相关问题。这本已被译成多种语言的论著，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世界文学的认知。书中的三个部分，“流通”“翻译”和“生产”，试图让人见出一部文学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的过程。
科彭（Erwin Koppen，1929—1990）曾经指出：“如同文学研究者运用的大部分概念和范畴，世界文学也没有一个可靠的定义或内容精准的界说。”[10]的确，要给世界文学下一个精准的定义，似乎很难；常见的界定是世界文学不是什么。达姆罗什做了尝试，给出了他的定义，并产生很大影响：
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
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
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客观对待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11]
我们可以视之为三个成分松散组合的定义，亦可视之为从三个不同视角给出的三个定义。不论哪种情况，流通是根本所在：“我用世界文学来总括所有在其原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它们或是凭借翻译，或是凭借原本语言（很长时间里，维吉尔［Virgil，前70年—前19年］以拉丁文形式被欧洲人阅读）而进入流通。”[12]换言之：“我们不是在来源文化的中心与作品相遇，而是在来自不同文化和时代的作品所构成的力场中与作品相遇。”[13]围绕这些与定义相关的问题，达姆罗什还有诸多表述，这里不再赘述。
达姆罗什在具体研究中已经走得很远，悉心探索世界上那些向来被人忽略的文学，但在米勒（Gesine Müller）看来，达姆罗什终究摆脱不了“他者”和“自我”范畴。[14]这当然是坚定的“世界的文学”鼓吹者的立场。米勒的批判意图是明确的：尽管一些美国学者为了顺应全球化趋势，努力重新打开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或曰继续运用这个概念，却使之屈从于应时的全球化。这就会出现一种不可避免的状况，就连达姆罗什那看上去不落窠臼的模式，最终还是拘牵于中心和边缘之两极。这对“世界的文学”设想来说是成问题的，这一设想中居无定所的文学之特色，正在于消弭国族与世界的两极状态，立足于第三空间，而这不是达姆罗什所要的。达氏书中最引人入胜之处，是其尤为注重翻译和接受的意义，可是没能克服“西方”（“our values”[15]亦即“我们的价值”）与“其余”（被“我们”接受的各种文化）的两极状态。[16]
从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各种定义以及他的实际研究来看，米勒的评判有失公允。达姆罗什说：“我们如果认为，世界文学应该包含的是那些在其发源地之外影响广泛的作品，那我们便已经给这一概念划定了明确界限。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未能在其本土之外觅得知音，即使是在如今这样一个大开放时代，世界文学的标准也是很有偏向性的。”[17]他看到了文学传播的实际状况，而且不回避事实。迄今的实际状况是，西方国家的大多数读者对其他地方的文学所知无几；尤其是那些用弱势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至少是没被译成英语或其他重要欧洲语言的作品，它们在世界上的传播并成为世界文学是极为困难的。我们需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达姆罗什这么做了。高利克（Marián Gálik）的判断是客观的，他认为达姆罗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他反对早先欧裔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向心追求，主张离心研究，呼吁美国同行至少应当拓展视野，旨在——他援用了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观点——“接纳全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18]的确，达姆罗什常从他熟知的西方文学传统亦即“我们的价值”出发，但他同时也在不断开发世界文学中的“其余”。他在我们这次会议上阐释世界文学与国族建构问题时所举的三个例子便可见一斑，[19]很能见出他的取向，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能把“其余”这一欧洲中心主义的遗产与关注“其余”混为一谈。
十多年来的世界文学论争中，用法语写作的意大利人卡萨诺瓦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Pascale Casanova，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1999；英译：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2004），着实掀起不少波澜。此书影响巨大又颇受争议，从而成为当代所有世界文学思考的话题之一，也是这场论争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她说巴黎乃世界文学之首都，并认为有其历史依据：“强调巴黎是文学的首都，并非法国中心主义，而是审慎的史学研究的结果。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文学资源十分罕见地集中在巴黎，并导致其文学的世界中心这一设定逐渐得到认可。”[20]本来，确实如她所说，书中的不少观点有其历史依据，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是这一观点无法掩盖的法国中心主义延及欧洲中心主义，这本——如第二版前言坦承——非常“法国”的书频繁受到指摘，本在情理之中。同样很有名的是普兰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的同名文章，见之于他主编的《世界文学论争》（2004）一书。他几乎动用了所有权威之说，批驳卡萨诺瓦的论点。[21]
强调歌德“世界文学”概念中的人文主义理想，这是很常见的。然而，这种理想主义视角晚近遭到质疑，卡萨诺瓦的说法便与这种理想主义视角相对立。她认为：歌德倡导世界文学之时，正值德意志民族带着新秀姿态闯入国际文学领地之际，为了与法国文学抗衡；歌德很懂得在德意志疆土之外占领文学市场。[22]科赫（Manfred Koch）[23]和沃尔夫（Norbert Ch. Wolf）[24]完全不认同卡萨诺瓦的看法：一方面，她把世界文学看做文化资本相互倾轧和排挤之所；另一方面，她错误判断了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时期：1827年的德意志文学早已不是羽毛未丰，那是天才辈出的时代，歌德也已是那个时代欧洲无出其右的文豪。[25]至少在其晚年，他已在整个欧洲拥有膜拜群体。经由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ël，1766—1817）的评述，他早已在法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和俄罗斯名声大振。
新近在美国颇为活跃的倡导“新”世界文学的学者，多少受到解构主义、后殖民、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的论文《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文学体系的类型学》[26]，旨在回应莫雷蒂和卡萨诺瓦的观点。他认为，莫雷蒂过于依赖自己所擅长的小说研究，而小说只是文学的一部分；卡萨诺瓦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则存在历时和空间上的局限。比克罗夫特强调“文学是全世界的语言艺术品”[27]，并提出六种文学生产模式。[28]阿普特（Emily Apter）的新著《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的政治之维》（2013），从标题便可得知其挑衅性。她以解构精神，试图提出自己的世界文学理论。[29]她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近来许多复兴世界文学的努力，都依赖于可译性之假设。其结果是，文学阐释未能充分考虑不可通约性亦即不可译性。”[30]人们应充分认识翻译的语言挑战，且不能忽视跨文化翻译中复杂的“政治地形”。作者在该著“导论”中解释了自己的意图：“《反对世界文学》查考各种假设，即翻译与不可译性是文学之世界形式的本质所在。”[31]她的解构主义批评带着一种末世预言，即（西方）世界文学的丧钟已经敲响，就像整个星球一样。[32]
从上述概览性的论述中可以见出新近的世界文学论争之色彩斑斓的景象。[33]欧美关于这个概念的论争，似乎还未终结。在结束这一节论述的时候，我想介绍斯堪的纳维亚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冰岛大学翻译学教授克里斯特曼森（Gauti Kristmannsson）所发现的一种“奇怪”现象。他批评指出：翻阅新近关于世界文学的英语研究文献，我们不难发现一种现象，即德语文献很少被引用，歌德、赫尔德、马克思、恩格斯而外，奥尔巴赫也还常见，可是最新成果几乎都被忽略。[34]这或许与语言能力有关，但又不全是语言问题，二者在对世界文学概念的认识上或许也有差异。若是翻阅相关德语研究文献，人们可以看到同样现象，只是方向相反：对英语研究成果的利用也是相当有限的。“德国学者或许觉得自己在这个（歌德）领域‘门里出身’？”——这是克里斯特曼森的设问。但他就此提出假设：英语世界更多解构色彩的研究方向在德国学界被冷淡对待，在于后者更推重建构取向。[35]我的这篇导论的很大篇幅，则试图反复追寻歌德论说，旨在厘清相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当今。
二、“世界文学”概念的“版权”及其历史背景
“世界文学”概念的高歌猛进，总要追溯至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这也是学术研究中的惯例。一个术语如此紧密且一再与一个人牵连在一起，委实不多见。歌德曾长期被看做“世界文学”一词的创造者，不少人脱口而出“世界文学”概念为歌德首次提出。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尽管新近的研究已经另有他说，但是常被忽略；而一些顾及新近研究成果的人，未必都能清晰地再现历史。另外，不少学者论述歌德“世界文学”概念时，不愿或不忍心看到其时代局限，他们主要强调这一“歌德概念”的全球视野。[36]是否能作如是观，是本节试图辨析的问题，当然还会涉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
无疑，“世界文学”概念不能只从歌德说起，还得往前追溯。约在三十年前，魏茨（Hans-J. Weitz）发现维兰德（Christoph M. Wieland，1733—1813）早在歌德之前就已用过这个词，见之于他的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8年）书简翻译修订手稿（1790）。对此，歌德当然无从知晓。维兰德用这个词指称贺拉斯时代的修身养成，即罗马的“都城品位”，也就是“世界见识和世界文学之着色”（“feine Tinktur von Weltkenntni u. Weltlitteratur”）。维兰德在修订稿中用“世界文学”替换了原先译稿中的法语“politesse”（“礼俗”），此处“文学”乃见多识广的“世界人士”（homme du monde）之雅兴。[37]此处“世界”也与歌德的用法完全不同，指的是“大千世界”的教养文化。无论如何，已经没有理由仍然把“世界文学”一词看做歌德之创，也不能略加限定地把它看做歌德所造新词，如一些学者依然所做的那样。持这一观点的人一般认为，这个概念于1827年在歌德那里获得了世界主义语义。从已经发现的材料来看，这个观点也是靠不住的。
“世界文学”这个有口皆碑的所谓“歌德概念”，不只是在维兰德1790年手稿之前，更是在歌德起用这一概念之前五十四年就已出现！施勒策尔（August L. Schlözer，1735—1809）早在1773年就提出这个概念，将之引入欧洲思想。[38]当时任教于哥廷根大学的施勒策尔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德意志史学家之一，其影响不只局限于德意志疆土。他也是最早关注北欧的德意志学者之一，著有《北方通史》（Allgemeine nordische Geschichte，1771）。他于1773年发表另一论著《冰岛文学与历史》[39]，书中写道：
对于整个世界文学（Weltlitteratur）来说，中世纪的冰岛文学同样重要，可是其大部分内容除了北方以外还鲜为人知，不像那个昏暗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爱尔兰文学、俄罗斯文学、拜占庭文学、希伯来文学、阿拉伯文学和中国文学那样。[40]
没有证据显示歌德读过或没有读过施勒策尔的著作。事实是，这个概念及与之相关的普世主义，已在1773年出现，早于歌德半个世纪。“世界文学”概念并非一个文学家或文论家的首创，而是出自一个历史学家之手，带着历史学家的目光。将冰岛文学这一“小”文学与七种“大”文学相提并论，折射出启蒙运动的巨大动力，以及旨在推进“世界文学”的现代观念。[41]
毋庸置疑，歌德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确立和流传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说这个概念最初并不源自歌德，还有更深层的思想根源。这里不只涉及这一词语本身，还是孕育和生发世界文学思想的思潮。其中一个重要贡献来自赫尔德（Johann G. Herder，1744—1803）。在施勒策尔发表其《冰岛文学与历史》同一年，赫尔德与歌德、弗里西（Paolo Frisi，1728—1784）、莫泽尔（Justus Möser，1720—1794）一起主编出版《论德意志艺术》（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其中不仅载有狂飙突进运动的宣言，亦鼓吹民族文学或人民文学。
“民族文学”（“National-Litteratur”）概念首先见于德语，第一次或许见于瑞士神学家迈斯特尔（Leonhard Meister，1741—1811）的书名《论德语的历史和民族文学》（1777）[42]。在这之前，赫尔德已在其残稿《论新近德意志文学》（1767）中论及“民族文学”（“Litteratur einer Nation”[43]）。那个时期出现了不少“德意志”刊物或文集，以凸显德意志文化认同。[44]赫尔德坚信具有“根本意义的生活形态中，一个民族的精神、语言的精神和文学的精神是高度吻合的”[45]。另外，他透过莪相（Ossian）的诗，宣称庶民中亦有文学宝藏；彼时歌德当有同样见解。赫尔德界定民族文学时，歌德也还徜徉于民族文学。历时一年半的意大利之旅（1786/88），才改变了歌德的文化视阈，他也随之告别了文化民族主义，逐渐获得“世界”视野。
卡萨诺瓦在其《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中指出，民族文学思想主要由赫尔德倡导并产生重大影响，从德语区传遍欧洲并走向世界，此乃所谓“赫尔德效应”（“Herder-effect”）。[46]“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两个概念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没有后者，前者只能是地方的；没有比照对象，民族文学也就失去了与世界上重要作品的媲美可能性。赫尔德也是世界文学的精神先驱之一，他的著述明显体现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47]饶有趣味的是，“世界文学”概念的发祥地，还处在国族形成（nation-building）过程中。[48]
歌德《诗与真》中1811/12年的一段话，是世界文学讨论中的一段名言，讲述他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与赫尔德的相遇。
他［赫尔德］在其先行者洛斯（Robert Lowth，1710—1787）之后对希伯来诗艺之极有见地的探讨，他激励我们在阿尔萨斯收集世代相传的民歌。这些诗歌形式的最古老的文献能够证明，诗艺全然是世界天资和人民天分，绝非个别高雅之士的私人禀赋。[49]
这段语录中的“世界”，常被歌德研究者看做其世界文学思想的序曲，这当然不无道理。可是，若无赫尔德，这个概念在歌德那里或许不会获得如此重要的意义。赫尔德在这个概念形成之前，就已怀有同样的思绪。另外，我们在其早期著述中常能见到“世界命运”（Weltschicksal）“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世界事件”（Weltbegebenheiten）“世界变化”（Weltveränderung）“世界公民”（Weltbürger）等概念。[50]
“世界文学”概念不只拘囿于自己的实际意义，它还连接着更宽阔的历史和体系语境，同其他一些近代以来与“世界”二字组合而成的重要概念密切相关。世界—概念旨在涵盖某种存在之整体，例如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Weltanschauung”（世界观），谢林（Friedrich W. J. Schelling，1775—1854）的“Weltseele”（世界灵魂），均属整体论的理想主义。[51]1770年至1830年有一股强劲的“世界”热，一些同属普遍主义的概念脱颖而出，其中有许多今天依然很重要的观念，以及一些今天还被看重的价值观与全球思维方式。也是自1770年代起，歌德时常说及世界，“世界诗歌”（Weltpoesie）“世界文化”（Weltkultur）以及“世界历史”“世界灵魂”“世界公民”“世界事件”等词语组合，常见于他的言说。就“世界文学”而言，歌德很早就认识到文学场的某些特有规律，使得交流过程成为特殊的文学景观，可是这要到很久以后亦即1820年代末期才被他明确描述。而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的《奥尔良的姑娘》（Die Jungfrau von Orléans，1801）的法文本译者德谢（Jean J. Derché，1757—1846），最先提出了欧洲文化网络意义上的“文学世界主义”。[52]
最后，我们还须提及施特里希（Fritz Strich，1882—1963）在歌德研究的标志性著作《歌德与世界文学》（1946）中所强调的视角：个人经历对歌德世界文学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
歌德感到特别惊奇，自己那些隐居状态中创作的作品，完全是为了释放自己，为了自己更好的养成而写的，最后居然能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接连不断地传到他这个年迈文学家的耳里。这一世界反响有益于他的身心，让他感到幸福，从而成为他呼唤和促进世界文学的最重要的动机，要让所在都有他这种福祉。[53]
三、莫衷一是，或歌德对“世界文学”的不同理解
“世界文学”是晚年歌德最成功的用词之一，不仅很快在德意志土地上站稳脚跟，也在外域获得很大反响。歌德诸多文论著述，足以见出他对世界上相去甚远的文学之百科全书式的通览：从近东和远东文学，到欧洲古代经典、中世纪和当代民族文学，他的涉猎程度令人惊叹。此外，歌德的大量译作不仅译自欧洲常见语言（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还经由各种途径涉及《旧约》和《可兰经》，阿拉伯古典诗歌，古代冰岛神话诗集《埃达》，还有摩尔、塞尔维亚和其他许多民歌。最后还有他在《东西诗集》（West-stlicher Divan，1819）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und Tageszeiten，1829）中对波斯和中国诗歌的颇具创造性的接受。弗里德尔（Egon Friedell）在其专著《近代文化史》中刻画了歌德个性的一个基本前提，使他自己得以成为世界文学理念的楷模：
没有什么能真正损害歌德，这是他的天性：汲取优良的和劣等的、高尚的和低贱的、陌生的和熟识的养分，他却依然是他；如同人的肌体，摄取和消化完全不同的食物，总在培育同样的细胞，歌德如此造就的还是歌德，没有什么能长久地阻碍他的生长。[54]
无人能像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那样凸显歌德如何超越其生活时代的民族界线：“从任何角度来看，歌德都超脱于德意志人，迄今依然如此：他永远不属于他们”，尼采在其《人性、太人性》（1876/80）中如是说：
如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超越德意志人作曲，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超越德意志人潜心哲学，歌德则超越德意志人创作《塔索》和《伊菲格尼》。只有极少数精英能跟得上他，古典、生活和游历锤炼之人，超然于德意志本性的人：歌德自己只愿如此。[55]
再回到“世界文学”概念。兰平（Dieter Lamping）在其论著《世界文学之思：歌德的设想及其腾达生涯》中指出：
［歌德］在不同场合用过这一表述，却都只是简短提及而已。细看他的零散说辞，很快就能见出，他对“世界文学”有着不同的理解，即便他清晰地偏向某种理解。[56]
歌德究竟偏向哪种理解，似乎并不容易完全弄清。查阅相关研究文献，同样很难理清思路，就像兰平所强调的那样，可是他并不悲观：
这种多义性有点令人困惑，尤其是文学研究者采用这一表述时所理解的完全不同的含义，总是援持歌德。然而，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诸多说法，完全可以理出一个合理的头绪。[57]
兰平之说能够成立。自1827年初起，歌德开始并多次在书评、文章、信件和交谈中明确谈论“世界文学”。[58]他在晚年极为关注欧洲报业的兴起，尤其是法国的文学刊物，其中又特别赏识1826年创刊的浪漫派刊物《全球报》（Le Globe），并时常摘录和翻译该报文章。[59]歌德对自己的剧作《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被译成法语甚是欣喜。他在1827年1月15日的简短日记中，第一次写下“世界文学”字样：“让舒哈特［Johann Ch. Schuchardt，1799—1870］记下法国文学和世界文学。”[60]他又在1月26日给哥达（Johann F. Cotta，1764—1832）的信中说：“我们现在必须特别关注外国文学，人家已经开始关注我们。”[61]次日，他在给作家和翻译家施特赖克福斯（Adolph F. Streckfu，1779—1844）的信中表达了他的信念：“我相信，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民族都对此感兴趣，因而都迈出了可喜的步子。”[62]（顺便说一句：许多“世界文学”论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喜欢说歌德是在阅读中国文学时才第一次说出“世界文学”，[63]这是讹误！）
也是在1827年初，歌德在《艺术与古代》[64]杂志第6卷第1册转载了《塔索》译者迪瓦勒（Alexandre Durval，1767—1842）的两篇书评，一篇简介出自《商报》（Journal du Commerce），另一篇出自《全球报》，迪瓦勒盛赞歌德为楷模。歌德最后在评论这两篇书评时写下如下结语，第一次公开说及“世界文学”：
我转载法国报刊上的讯息，目的绝不在于记起我和我的工作；我在指向一个更高的目的，我就稍微谈一下这个目的。人们到处都可听到和读到，人类在阔步前进，还有世界关系以及人际关系更为广阔的前景。不管这在总体上会有何特性，［……］我仍想从我这方面提醒我的朋友们注意，我坚信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我们德意志人可在其中扮演光荣的角色。[65]
最后，歌德于1827年1月31日在与爱克曼（Johann Eckermann，1792—1854）的谈话中表达了后来闻名遐迩的观点：
我喜欢纵览域外民族，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做。民族文学现在已经算不了什么，轮到世界文学时代了；现在每个人都应出力，促成其尽快来临。[66]
法国《全球报》于当年11月1日援引歌德之说，但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替换成“西方文学或欧洲文学”（“littérature occidentale ou européenne”），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歌德“世界文学”的原意。换言之，他当初想象的世界文学是欧洲文学，如他主编的杂志《艺术与古代》第6卷第3册（1829）的题旨明确显示的那样：“欧洲文学，即世界文学”（“Europäische, d. h. Welt-Litteratur”[67]）。
毫无疑问，歌德是一个极为开放的人，但他有着明确的等级观念。“中国、印度、埃及之古代，终究只是稀奇古怪之物”，他如此写道：“自己了解并让世界了解它们，总是一件好事；但它们不会给我们的品德和审美教育带来多少助益。”[68]他建议自己的秘书里默尔（Friedrich W. Riemer，1774—1845）说：“您还是留在希腊地区吧，没什么比那里更好；那个民族懂得如何从千百朵玫瑰中提炼出一小瓶精油。”[69]显然，歌德无法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既没读过道家经典，也不知道全球文化促进的早期形式，就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批判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时经常提及的那样。阿马蒂亚·森最喜欢举的例子是今天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佛教《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该书由鸠摩罗什从梵文译入汉语，用中国印刷术制作；这一全世界最古老的完整印刷书籍，几乎在《古腾堡圣经》之前六百年就奠定了图书时代。
德意志文学家对古希腊的钟爱是众所周知的，这在温克尔曼（Johann J. Winckelmann，1717—1768）之后仿佛成了德意志人之文学认同的组成部分。这种认同感颇为强烈，甚至可被看做“民族”而非“跨民族”之感受。[70]歌德在同爱克曼的谈话中如此解释自己的思想：
［……］但在赏识外国事物时，我们不能固守有些奇特之物并视之为典范。我们不必认为来自中国或塞尔维亚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也不必这样看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而在需求典范之时，我们始终必须返回古希腊，那里的作品总是表现完美之人。其他一切事物，我们仅须历史地看待；如可能的话，从中汲取好东西。[71]
偏偏是歌德这位“世界文学”旗手，固执于欧洲古典精神，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但我们无须惊诧，那是时代的局限。就连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梵语专家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也对歌德关于印度诗歌的负面评价表示赞同：
我无法从中获得趣味，依然坚持我的观点，希腊、罗马之物所拥有的高度和深度、素朴和多彩、分寸和适度，谁都休想企及，我们永远没有走出此道的必要。[72]
威廉·洪堡在其印度研究达到巅峰之时，还在书信中坦言：
我希望能有机会好好说一下，希腊语和希腊古代依然是人类精神所能成就的最精粹境界。人们可以称誉梵语，但它不及希腊语；很简单，就语言而言。这会是我永久的信念。[73]
我们不应忘记，歌德是在七十八岁高龄，也就是去世前五年，倡导“世界文学”思想；他更多的只是顺带提及，且不乏矛盾之处，并非后来的比较文学所要让人知道的系统设想，且把“世界文学”看做这个专业的基本概念。[74]歌德所用的这个概念，绝非指称整个世界的文学。并且，他的世界文学理念，所指既非数量亦非品质，既不包括当时所知的所有文学，也不涉及各种民族文学的经典作品，基本上只顾及德意志、法兰西、大不列颠和意大利文学，间或稍带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民间文学，偶尔也会谈论几句欧洲以外事物。[75]艾田蒲（René Étiemble，1909—2002）也曾指出，仍有学者论及见之于歌德观点的“德意志中心主义”。[76]博南凯普（Anne Bohnenkamp）甚至说，今人所运用的这个因歌德而发迹的术语，多半“与歌德对这个概念的想象几乎没有共同之处”[77]。
四、交流、翻译和普遍人性
前文说及歌德对“世界文学”有着不同的理解，且很难判断他究竟偏向哪种理解。至关紧要的是，歌德没有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因而对这个概念的真正把握也就无从说起。这个词的神秘效应，首先缘于一个事实：它拒绝所有固定界说，就连歌德自己也回避言简意赅的界定。他在不同语境中谈及世界文学，从中可以见出两个视角。一个是乐观的视角，即大家都应参与世界文学，那是空前的、交流的、自由的、参与的文学；歌德思考的出发点是适度的进步理念，相互联系让人走出地方局限。1828年，他又说起“世界文学”这个“充满希望的词汇：当前这个高速时代和不断简便的交流，可以让人祈望世界文学不久就能实现”[78]。另一个是否定的视角，也就是他在给自己的老年挚友策尔特（Carl F. Zelter，1758—1832）的信中说到“日益逼近的世界文学”（“anmarschierende Weltliteratur”[79]）时，认为文学的产量越来越大，不会再有高品质的文学，文学受到了威胁。肯定概念自1827年起；否定概念最迟自1831年起，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
歌德认为，人们不能只看到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学的积极意义：“若随着交通越来越快而不可避免的世界文学逐渐形成，那我们对这样一种世界文学不能期待过多，只能看它能做到什么和做到什么。”[80]后来，他似乎对世界文学与世界的真正关联也产生了疑问：“合众生口味者，将会流布四方，如我们今天所见，它们在各个地域登场。但严肃的人和真正能干的人很少能在这方面成功。”也就是说，民众趣味会损害世界文学，发展过快而导致品质下滑；对此，歌德所开的药方是：“严肃者因而必须组建一座安静的、几乎委屈的教堂；对抗汹涌的潮流，那会是徒劳的；但要坚毅地标举自己的立场，直到潮流退去。”[81]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同样论及世界文学的发展，指出不同民族的精神产品已成为世界公共财富，狭隘的民族局限越来越难以维系，文学也已逐渐成为世界文学。[82]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说，几乎见之于所有讨论“歌德和世界文学”的文本，或至少被提及。克里斯特曼森不无道理地指出：令人不解的是，马恩的批判目光，也就是整篇《共产党宣言》的批判性，在论述“世界文学”问题时几乎总被漠视。马恩把世界文学看做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果，甚或是其极点。而许多学者援引马恩观点，只是为了提供又一证据，说明歌德有理。[83]最典型的例子，或许是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该书引用马恩语录作为题词：“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他似乎采用了实证视角，以证明确实存在世界文学，至少是预言已经成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对歌德也一样，世界文学是现代文学之精髓。”[84]这一说法固然没错，但却很含混：在达姆罗什那里，马恩观点带有价值判断，而在马恩论述这个问题时，应当只在于客观陈述。[85]照此说法，所有以《共产党宣言》为据，以为马恩也倡导甚至拓展了世界文学概念，证据是不充分的。
毫无疑问，与歌德时代不同，我们今天对于世界文学完全是别样的理解。歌德之后，许多人都做过阐释和界定这个概念的尝试。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就曾哀叹世界上文学多样性的丧失，从而诘问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究竟还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交流的根源在于差别，已经占有则无需交流。不同文学之间的调适，使交流失去了丰腴的土壤。因此，人们必须更多挖掘不同文学的差异性和多样性。[86]
比鲁斯（Hendrik Birus）在其《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一个历史回顾》一文中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既不可从数量视角（‘涵盖所有文学’）也不可从品质视角（‘其中最出色的作品’）来理解。”从歌德1826至1829年间（也就是他乐观地倡导“世界文学”的时期）关于文学发展的思考可以见出，文学的国际相互影响在其世界文学设想中具有中心意义。[87]换言之：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首先意味着国际交流和相互接受。他曾谈及文学交流这一“或多或少的自由的精神贸易”[88]。泽艾因夫（Hans-Joachim Sehrimpf）认为，歌德使用交通、贸易、商品交换概念，绝不只是借喻。在歌德看来，经济“全球化”也要求文学的普遍化，他看到了世界贸易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并在积极意义上视之为各族人民相互走近的一个因素。[89]当然，歌德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世界经济发展时的批判目光，也没有马恩论及这个问题时的全球视野。但他看到商品交换与思想亦即文学交换的类似之处是完全可能的。
歌德高龄时倡导的“世界文学”思想，并不意味着文学升华为普遍的全球文学，而是各种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交流。[90]他曾在论及《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时说：“这些刊物逐渐赢得了广大读者，将会最有效地为我们所期待的普遍的世界文学做出贡献。”他同时强调说：“不能说各民族应当想法一致，他们只需相互知道，相互理解，还要——设若他们不愿相互热爱——至少学会相互容忍。”[91]博尔希迈尔（Dieter Borchmeyer）在其论文《世界贸易，世界虔诚，世界文学：歌德晚年的未来主义》中，将这种“民族间的宽容”新解为乌托邦。[92]他写道：
显然，世界文学对歌德来说尚属未然，它不仅指学人对于外语文学传统的了解——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既不是各族文学的总和，也不是其经典杰作。就这点而言，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常被误解。
他的“世界文学界说”不是现状描写，而是“希望”之预告，是对一种开始展露、还有待形成的共同的跨民族的文学的幻想——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源自文学生产者之间的互动，促进世界范围的社会共同作用的理想。[93]
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总会涉及翻译问题。[94]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说过一句精辟之语：“作家用其语言创造国族文学，世界文学则由译者造就。”[95]他的世界声誉便得归功于四十五位译者。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中的一个中心立论是，“世界文学”在于翻译；他甚至认为，“世界文学的决定性特征是：它由翻译领域的热门作品组成。”[96]由此，不只处于一种语言和文化，不是世界文学可有可无的条件，而是必要前提。当然，翻译概念与世界文学概念一样难以界定。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将地方性的东西送往异地，它不只是文本传输，还包括其他许多东西，例如文化和语言的特殊性，以及弗兰克（William Franke）所强调的释放作品、新生意义：“翻译不可避免会碾平一些只可能存在于某种给定语言和文化中的特定的细微差别，但翻译也将作品解放出来，使之产生新的联系，并由此生发出之前未知的崭新意义。用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为何读经典》（Why Read the Classics）中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经典从来说不完它要说的话。”[97]
1827年至1831年歌德关于世界文学正在形成的说法，涉及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翻译。[98]歌德尤为推崇翻译文学，视翻译为民族之间精神交流的重要手段。他在一封致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信中强调了翻译的必要性：“每个译者都要努力成为常见精神贸易的中介，把促进交往看做自己的业务。即使有人说翻译不能完全达意，它是而且一直会是普遍世界事业中最重要、最令人尊敬的业务。”[99]他不仅强调翻译让译入文化受益，翻译还以其新视角给译出文化带来补益。陌生视角使自己熟悉的文本焕然一新：“一种文学若非通过他者参与而重新焕发，终将会自我厌烦。”[100]一个典型事例是其名著《浮士德》，歌德没有再读德语原文的任何兴趣，可是当他看到法国作家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的法译本时，他又看到了这部作品的精粹之处。歌德还在另一处强调《浮士德》英译本的裨益：“在英国，索恩（George Soane，1790—1860）令人赞叹地理解了我的《浮士德》，懂得如何将其特性与他自己的语言特性以及他们民族的需求很好地融合在一起。”[101]另外，他在阅读了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的《华伦斯坦》（Wallenstein）英译本的一段文字以后，讲述了类似的感受：“莎士比亚的语言一下子扑面而来，两个伟大、卓越的诗魂何其相似！如此生动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席勒又抖擞起精神，另一个同样的人，如此清新，又一次充满活力地攫住了我，令我心潮激荡。”[102]歌德在1828年元旦致卡莱尔的信中，问他翻译的《托尔夸托·塔索》英译本会有什么效果，依然带着翻译能出新的意味：“正是从原文到译文的各种关系，最能清晰地显示从民族到民族的关系，人们必须充分认清这种促进事关重大之世界文学的翻译事业。”[103]
世界文学进程中有两个关注点：认识外人与自我在外人那里的体现。这双重视角见之于自我文化认同与文化他异性之间的紧密关联。[104]认可其他民族的特殊性，这在异国交往中有着极为关键的意义。然而，歌德运用的世界文学概念是一个辨证概念。对他来说，世界文学是表现普遍人性、促进相互理解的文学。施特里希在二战以后发表的《歌德与世界文学》（1946）中，首先强调“世界文学”概念的人文理想视阈。换言之，世界文学观念在他看来只奠基于人文主义。歌德的世界文学设想，不能简单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理解，而应重视其伦理—社会功用。世界文学之最透辟的根基，“是认识普遍、永久的人性这一民族间的纽带”[105]。“普遍人性才是世界文学的清澈源泉，普遍的人性艺术和科学［……］”[106]对歌德来说，文化交流中的被交换之物的长处，见之于两个方面：地方性亦即特殊性让它引人入胜，同时不只局限于地方性，还能见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歌德在1827年1月底与爱克曼说及中国文学时强调了这一益处：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感受几乎和我们一样，这使我们很快就觉得他们是同类，［……］”[107]按照歌德的看法，不能只关注特殊之物、异国风味，它们有时会让人惊讶。要在特殊之中发现普遍。若是关注特殊，则要“透过民族性和个性，逐渐窥见和呈现普遍性”[108]。为了强调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又举例说，文学乃“世人共有，惟其显示民族性，才更引发兴趣”[109]。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具有启示性。他强调文学交流的裨益，它可以让人在特殊性中看到普遍性，普遍性中看到特殊性。
五、“世界文学”vs.“全球文学”：何为经典？
当今对歌德之世界文学论说的讨论颇为活跃。原因很简单：“世界文学”是当代围绕“全球文学”的国际论争的焦点之一，各种讨论多半从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说起，或追溯至歌德并探寻这个概念在他以后的发展。可是，“没有一种世界文学定义获得普遍认同，［……］”[110]一方面，歌德的世界文学思考被当做理论，从而被过分拔高。另一方面，人们开始诘问，这个“歌德概念”究竟指什么？人们能用它做什么？歌德曾把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学看做历史快速发展的结果，而他所说的“这个高速时代和不断简便的交流”和由此而来的“自由的精神贸易”，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今天，达到了他无法想象和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的世界文学观念，这也是“全球文学”观念的时代基础。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语言和国族的界线对于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国族界线，仿佛只是为了被跨越而存在着。
在不少人指出歌德式世界文学概念的欧洲中心主义蕴含之后或同时，人们又试图重新起用这个概念，为了在今天的意义上赓续世界主义传统，抵御全球化的连带弊端。当今世界许多地方所推崇的“世界文化”概念，不仅为了描述一个因全球化而改变的世界，亦体现出批判性介入。而介入的一个依据亦即中心观点，来自歌德所强调的世界文学成于差异而非同一。[111]柯马丁（Martin Kern）在《世界文学的终结与开端》一文中，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在“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对立”语境中，提出如下问题：“在不断交流、相互影响和文化、语言四处弥漫的同质化压力之下，地方的独特性如何幸存？”[112]非常明确，他的理论依据已见于该文题词，即奥尔巴赫所言“世界文学思想在实现之时即被毁灭”[113]。柯马丁诟病与歌德理念背道而驰的最新发展：“对歌德而言，世界文学作为文化实践保证了各种当代文学文化相互启发和影响，然而它在今天却面临变为全球文学的威胁。全球文学并不关心文学文化来自何处，而是屈从于全球化市场的压力。”[114]因此，他认为“世界文学和全球文学的二分，已变得十分紧迫；如果世界文学成于他异性、不可通约性和非同一性，那么全球文学确实是其对立面：它在单一的、市场导向的霸权下强求一律，抹除差异，出于某种同一性而非他者性将他者据为己有”[115]。当然，对于“全球文学”还有其他许多论说。
目前（西方）学界有一个共识，即世界文学概念不能理解为所有文学的整体，亦非世界上最佳作品之经典。世界文学是普遍的、超时代的、跨地域的文学；若要跻身于世界文学，必须是超越国族界线而在其他许多国族那里被人阅读的作品。施特里希在七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只有超越国族边界的文学作品”[116]才能成为世界文学，今天依然有效；或如达姆罗什广为人知的说法，将世界文学描写为“在原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117]。可见，世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视角问题：文学不再归于国族这一亚属体系，而首先要从国际文学场出发，以此划分不同文本和写作方法的属性和归属。若以当代多语种、多文化的斯拉夫文学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亚属体系不仅超越了国族语境，甚至理所当然的不从国族出发，一开始就是杂糅的。[118]高利克论述杜里申（Dionýz urišin，1929—1997）的“文学间性板块”（interliterary centrism）理论时所涉及的地中海区域文学，可以很好地用来说明这种现象。[119]跨语言、超国界现象亦见诸缘于政治关系的集团利益而生发的区域文学。狄泽林克（Hugo Dyserinck）在论述东欧剧变之前杜里申倡导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综合”时早就指出：“我们能够在那里看到一种超国界的、由单一文学组成的多国整体模式，从东欧的立场出发，［……］”[120]
当代“世界文学”概念，首先不再强调国族归属。这对文学研究来说，也就意味着重点转移，告别按照语言划分的国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研究重心在于揭示诸多文学及其场域之间的关联和界线。弗莱泽（Matthias Freise）对我们这次北京会议的理解是：
其核心问题是普适性与地方性的关系。这一论题提示我们，可以用关系取代本质主义视角来观察作为现象的世界文学。我认为，世界文学必须作为一种网状关系，而非一组客观对象，比如一组文学文本来理解。这些关系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普世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张力。我们把客观对象和诸关系按照不同系统鉴别分类，世界文学的不同理解首先就从这种差异中产生。理解作为关系的世界文学，提醒我们关注其过程性。世界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121]
我们再回到全球文学，其诉求是从全球视角出发，打破文学生产中的中心与边缘的界线，也就是一开始就应在跨国族的架构中思考文化生产的发生和形成。语言多样性和更换国家（居住地）对写作产生深刻影响；并且，由此产生的文学分布于世界上的不同语言、文化和地域。就文学生产而言，国族文学的界线尤其在西方国家不断被消解，新的文学形式不时出现，很难再用惯常的范畴来归纳。在欧美国家，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杂合文学，也就是不只属于一个国家的文学，比如德国的德/土文学，见之于土耳其裔移民女作家欧茨达玛（Emine Sevgi zdamar）和蔡莫格鲁（Feridun Zaimoglu）那样的作家；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德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勒（Herta Müller），介于罗马尼亚和德国之间，她以写作德裔罗马尼亚人在苏俄统摄东欧时的遭遇著称。
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常会给人带来时空上的重新定位，这在当代常与全球化和跨国发展紧密相连，即所谓走向世界。当代斯拉夫文学的转向，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而发生，许多文学文本不再拘囿于国族的单一文化和单一语言的文学传统。黑蒙（Aleksandar Hemon）的写作语言是英语和波斯尼亚语；金亚娜（Yana Djin）和卡波维奇（Katia Kapovich）的写作语言是英语和俄语；青格尔（Gala-Dana Zinger）的写作语言是俄语和希伯来语；居住在苏黎世和因斯布鲁克两地的克罗地亚女作家拉吉西奇（Dragica Rajic＇）在其作品中发展了外籍劳工德语；尤里耶夫（Oleg Jur'ev）和马蒂诺瓦（Ol'ga Martynova）的写作语言是俄语和德语；马尔科维奇（Barbi Markovic＇）将奥地利作家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的小说《步行》（Gehen）译入贝尔格莱德的21世纪塞尔维亚语。这些现象既会在文本内部也会在其所在的文学和文化场域造成“混乱”，但也释放出创新之潜能。[122]当今世界的许多作家，不会感到自己只属于某个单一文化，他们有着全球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到处可见的现象，它与旅行和国际性相关。这些作家作品的明显特色是语言转换和多语言，以及对于世界各种文化的多元视角，从而带来社会及学术聚焦的移位，突破了以往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的三维组合。[123]将作家团聚在一起的，不是他们的来源地、语言和肤色；团聚或分离作家的，是他们对世界的态度。
论述世界文学，不可能不谈“经典”或曰“正典”。那些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在世界人民眼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声望的作品，可被看做世界文学，这基本上依然是一个共识。歌德使用的“世界文学”，是指超越民族的世界主义精神所创作的文学。对歌德来说，不是每一部在世界传播的作品就必然属于世界文学。能够获此殊荣的关键是文本的艺术价值及其对世界上众多文学的影响。（夹注：在歌德那里，“超越民族的世界主义精神”中的“世界主义”，如前所述不完全是今人理解的世界主义，他的“世界”偏重“欧洲”。）
德国文学理论家从来就有神化歌德及其“世界文学”意义的倾向，这有其深层根由。人们时常谈论如何克服国族文学思维，旨在抛弃“往后看的‘老式德意志爱国主义’艺术”[124]。这当然完全可以与歌德和爱克曼谈话时的那段关于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语录联系起来看。格森斯（Peter Goens）在其论著《世界文学：19世纪跨国族文学感受的各种模式》（2011）中的思考，基本上也注重这一思想层面。联系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他写道：
一件艺术作品的当代成就［……］不仅取决于创作者的技艺以及他对国族艺术的意义。靠技巧和文学作品的愉悦价值所赢得的声望是短暂的，这对世界文学思想没有多少意义。这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作家及其作品是否成功地破除了国族文化的界线并斥诸文学艺术实践。[125]
这里或许可以见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关于作品通过翻译而“长存”（Fortleben）的说法，或达姆罗什关于世界文学作品的“流传”（circulation）之说。然而，格森斯继续写道：“作家唯有看到其跨国族角色，才能在作品生成之时就把握住使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机会。”[126]与这一思路相仿的是柯马丁的说法，即世界文学不仅是达姆罗什所说的阅读模式亦即接受，“也是一种创作模式，世界文学可以被书写。”[127]另外，他还对“世界文学”做出如此解读：“惟其被现时作家吸纳、为他们提供灵感，才能成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128]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什么作品可被列入世界文学行列，要在这方面获得普遍认可的范畴和看法是相当困难的。不同国族或人民因为文化差异而对文学的意义所见不同。在西方世界，“经典”一词从来就给人一种不言而喻的固定想象：它首先是指古代作家和艺术家的历史作品，这些作品及其作者被视为审美楷模，在“经典”（classicus）意义上被归入“上乘”。后来文学时代遵循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审美准则、效仿他们并创作出重要作品的作家，亦被称为经典作家。当然，世界文学还须经得住不同时代的考验并被看做重要作品。总的说来，这个概念说的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记忆”。[129]换言之：“最佳文学作品的准确定义是，它们超越了自身的时代，从而适用于任何时代。”[130]
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勒夫勒（Sigrid Löffler）的《新世界文学及其伟大叙事者》（2013）[131]一书，呈现的完全是传统“经典”的对立模式，赋予世界文学新的含义。作为1960年代的非殖民化以及过去三十年全球化的结果，一种全新的、非西方的文学破土而出。作家的不同文化认同已是常态而非例外，勒夫勒的著作正是抓住这种现象，介绍她所理解的新的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将其作品归入当代各种政治文化冲突地带。在她看来，今天的世界文学不是西方、欧美的文学，而是源自那些太长时间受到忽略、创造力和创造性都在爆发的地方。世界文学是全球文学，是当代真实可信、叙述真实故事、发出鲜活之声的文学，是游走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人、往昔殖民地后裔和冲突地区的难民所写的后国族文学、移民文学。“游牧”作家是不同世界之间的译者。新的世界文学取自文化混合、冲突和生存题材，如跨国迁徙、自我丧失、异地生活和缺乏认可。应该说，勒夫勒对世界文学、杂合等概念的运用并不十分明晰；该书标题宏大，但其结构安排亦即选择标准和重点关注英语文学；她的“世界文学”局限于殖民帝国瓦解后的遗产，认同危机成为创作灵感的源泉。这些都不是没有问题的，现实世界实在大得多。尽管如此，勒夫勒的主导思想却是明确的，而且具有进步意义。其实，她的“新世界文学”就是不少人新近倡导的“世界的文学”。
一般而言，“世界文学”和“世界的文学”这两个概念多半是在明确的不同语境中被运用：若说“世界文学”依然意味着作品之无可非议的重要性，那么，“世界的文学”则更多的指向世界上那些不怎么有名、却能展示新方向的文学；它们不同凡响、颇有魅力，却还未在读者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也就是说，“世界的文学”未必就是审美和经典意义的上乘之作，或得到广泛接受的作品。谈论世界的文学，人们面对的是浩繁的书卷，无数作品和文化传统，难以把握的界线，以及挑选时的开放态度。[132]
六、“中国文学走出去”：为何？“中国学派”：何在？
关于“何谓世界文学？”北京会议，高利克在其论文中写道：“中国文学的关切是什么？这可能是这次会议的最重要议题之一。”[133]他只说对了一半。作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我从未有过这方面的考虑；见之于会议邀请函的会议宗旨，亦无这一内容。然而，作为著名汉学家，加之高利克与中国学者交往颇多，对中国文学发展及批评界现状了如指掌，他的设问便在情理之中。另外，半数以上的与会者是中国文学专家和海外汉学家；在此场合，何况会议地点在北京，高利克之问也是很自然的。不仅如此，他还讲述了他所了解的状况：“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也带来文学领域的变化。中国开始逐步寻找加入现代国家的方式，也在说服欧美同行们，中国文学，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作品，至少那些最杰出的作品是可以被纳入世界文学宝库的。”[134]
显然，高利克极为同情“中国诉求”；本书中刘洪涛的论文，原题是《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切盼与途径》。高利克下面这段话，完全可以出自当今不少中国学者之口：“自1919年起，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学者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向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的人文研究领域发起挑战。”[135]如果我说这里可能会让人闻到或多或少政治对抗的硝烟，或许不算夸张。无疑，此处有着对于西方霸权的不满，如同与会者王宁最近的文章《丧钟为谁而鸣——比较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所论述的那样（“丧钟”之喻已见之于阿普特）。他结合斯皮瓦克（Gayatri Ch. Spivak）出版于2003年的专题研究文集《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亦即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得出如下结语：“要回答‘丧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并不难：它就为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式的比较文学研究而鸣，同时也为一种新的比较文学学科——世界文学的诞生而欢呼。”[136]在当代中国，王宁的如下观点具有代表性：
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并且直接推进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在该让以西方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倾听中国学者的声音了。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学派的形成实际上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137]
这是不少持相同观点者的论著之出发点和基础。王宁还说：“近年来，西方主要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者频繁来中国讲学并和中国同行交流，他们试图从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获得新的灵感以便完善他们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建构。”[138]我以为这一判断不一定准确。
刘洪涛论文的基调，大致同王宁的思路相仿。该文简要回顾了一百年来中国对世界文学的理解，认为“‘成为世界文学’始终是其不变的追求”，人们能见到“如此强烈的‘走向世界文学’的冲动”。他赞誉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139]下面的观点同样很有代表性：
无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样的命题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标志着百年来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在经历了一个“我拿”到“我有”的发展后，开始向“我给”转变；这也说明中国文学已经自信强大到拥有了足以影响他国的实力，并且试图“输出”这种影响，使世界文学具有更多的“中国性”。[140]
酒香不怕巷子深。为何要“走出去”？王宁的解释是：
在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一味被动地等待别人来“发现”我们的研究成果和价值也是不现实的，［……］西方的主流学者并没有那么紧迫地需要了解。［……］过去当我们试图树起中国学派的大旗时，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几乎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的复兴不屑一顾，即使偶尔提及中国的比较文学，也只是将其当作一个点缀物。[141]
我想，上面几段引文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援引更多中国学界的类似观点，也只能见到更多“羡憎情结”（法：ressentiment，英：resentment）[142]——不知我的这一感觉是否恰当。
普遍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歌德世界文学思想中的一个命题。了解和认识陌生民族的别样的生活形态和思维方式，在歌德那里并不意味着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正相反，他很重视特殊性。如前所述，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但如果一味强调特殊性，必然弱化甚至排斥普遍性。让“世界文学具有更多的‘中国性’”，这至少在表述上会引起误解。被人理解为“攻城略地”的话，外人是不会接受的。文学的传播有其规律，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对外国文学的接受，甚至对所有那些“主义”和“思想”的接受，基本上是“拿来”。“接受”往往是主动行为，全世界都是如此。我们必须看到，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迄今的发展状况来看，投入和收益实在不成比例。原因何在？我想援引陆建德在本次会议上评析达姆罗什演讲的一段文字：
［达姆罗什］下面这段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说道：“很多作品传播到国外后，不见得会获得新意义和新高度。这或许是由于翻译必然导致其语言严重受伤，或许是其内容过于地方化，难以在国外引起共鸣。这样的作品，可能在其本土传统中被视若珍宝并影响深远，但永远不能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效部分。它们也会流传到国外，但只会为研究其原生文化和语言的专家所阅读。”我认为，中国学者和文学教授，甚至中国诗人，都需要留心体会这几句话的意思。单单抱怨我们本应该有更多的汉语作品被译入西方和全世界是不够的。我们总认为如此一来，人们就会立刻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倾慕者。但问题的重点或许不在于此。我们不得不发问：究竟什么作品才能被称做“世界文学”？当它们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才能被对象国和对象文化所接纳？这至关重要。[143]
看来还得回到“何谓世界文学？”这个问题。且不论中国不少学者论述歌德“世界文学”概念时比比皆是的资料性错误和以讹传讹的现象，我们确实需要补课，弄懂什么叫世界文学，至少说出一个不太有悖“原理”的世界文学。我不得不说，中国学界的有些说法，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与新的“世界文学”理念格格不入，也与当今的“全球文学”或“世界的文学”格格不入。当前的有些观点，其本质与欧洲中心主义一脉相承，只是调转了方向，很难见出它与真正的世界文学还有什么关系，只能看到“轮流坐庄”的欲望，为的是“世界文学版图的重新绘制”[144]。如高利克那样（或是他受到中国论说的影响？），不少人都会提到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把经济发展程度与文学成就相勾连的论证逻辑，世界上确实少见。顾彬（Wolfgang Kubin）在其《世界文学之于中国》一文中指出：“按歌德的理解，文学应该属于全世界。但从中国最出色的代表人物的意愿看来，文学却始终是国族的，应呈现出中国元素。”[145]他又说：
现下，中国正斥巨资翻译出版自以为健全的作品，希望这些作品能在海外受到欢迎，其中包括1942年之后革命文学的招牌作品；即使在本国，除了文学研究者，也不会有任何人阅读这些作品。这一行为背后的政治纲领叫做“走出去”。这个新“术语”的大概意思是，不再依赖“西方”汉学，自己为海外读者做出决定，让什么样的作品代表中国文学。但成功却始终没有到来，［……］[146]
我想再问一次：何谓世界文学？弗兰克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是很有见地的：“世界文学可以侵蚀并打破国族文学传统、挑战其自顾自的标准。”[147]换言之：“作为拥有来生的文学，世界文学被从它的原文化中连根拔起，纯粹地摆脱了任何特定语境，在流光中沿着自己的轨道无限延伸。”[148]显然，他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若是还不明了的话，我就再征引他的另一段文字：
世界文学意味着翻译超越了地方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延伸以建立一种文学经典的序列，向无论什么国家、种族或地区出身的任何人提供文学教养之最鲜美的果实和花朵。通过比较文学学者的这一讨论，我们认识到，世界文学要阻止文学经典被民族主义目的所盗用，或被特定、排他的文化政治之意识形态目标所盗用。它们拥有更广阔、更持久的意义，是所有人的财产。[149]
可惜，如顾彬所说的那样：“和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现当代文学）相反，中国文学在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固定而庞大的读者群，在其他欧美国家也是如此。中国文学只见之于学术领域，而且还是例外现象。”[150]我想在此加上自己在其他地方说过的一段话：“以中国文学为例：仅被译成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只能说明其走向世界，未必就成为世界文学。换句话说，只要中国文学作品主要还是海外汉学家或中国爱好者的读物，就很难证明其世界文学地位。”[151]
作为著名汉学家，顾彬和柯马丁都论及“由谁决定经典”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专家柯马丁的评析文章《谁来决定“杰作联合国”？》极为精彩。他表示理解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切盼，也认同“把本民族文学传统中的佳作［……］引入世界文学”。但他强调指出：“在我的研究领域，我们通常按照自己的需要吸收古代经典，并且总是这么做。这一方法在不断进化的中国传统中延续了两千年，尤其在20世纪早期影响最大，［……］”按照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的说法，审视世界文学的方式之一，就是审视经典著作。在“思考如何将本民族的佳作推向世界”时，“我想到一个模式，这就像我们把优秀代表派往‘杰作联合国’。当然，文学不是民主，可这或许是件好事。下面我们要问：怎样组织‘杰作联合国’呢？”接着又是一连串的问题：“谁来决定什么是经典，什么是名著？谁掌握选择权？何时出版的作品能够入选？我们怎样评价那些本时代明显还不是经典的作品？它们必然是文学的一部分。”[152]他自己的回答是：
达姆罗什教授早已论证过，世界文学通过翻译获得生命。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念，它颠倒了筛选过程，对方或外方决定他们需要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自我文化中的经典，并把它们引入世界。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接受自己和自我文化（孔子所谓“斯文”，即我们的这个文化）被某些我们不太喜欢或认可的代表作，呈现在“杰作联合国”中。俄罗斯人决定美国人为他们输送哪些作家，印度人决定中国人为他们输送哪些作家……当然，这看起来很难接受，但你仔细想想的话，世界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译者决定怎样翻译，可他们使用目标国家的语言，而不是原著语言，对吗？他们必须弄清楚，我们的作品如何在他们的语言中达意。一部名著怎样在世界中存活和流传，取决于翻译而非原文。我们无法掌控本国的经典如何走向世界，发生怎样的作用，以及获得哪些意义。[153]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文学的经典很可能动摇作为其来源的国族经典。换句话说，属于世界文学的国族经典，无法以其国族意义生存下去。世界文学必须和国族经典对话，并扰乱和破坏其国族意义。[154]
以国族为目的的民族文学没有通行证，它迷失在文本的民族主义中。[155]
不知柯马丁是否会用民族主义来形容“中国学派的形成实际上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之说。“中国学派”之说已有几十年之久，但凭我的目力所及，还没见到域外哪个学者谈论中国学派，我偶尔听到的只是窃窃私语，或看到沉默不语，而私语者和沉默者其实对中国是很友好的。一方面，就整个西方而言，欧洲—西方中心主义源远流长，现在名声不佳，但其“余韵”不可能戛然而止，对西土之外所知无几或不屑一顾，这种现象不可能没有。另一方面恕我直言，我怎么都看不出，哪些是真正“中国的”，“中国学派”的大旗上应该写上什么字样？老生常谈的“中国的独特立场”“中国视角”究竟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比较文学危机未消的当代，中国的比较文学队伍壮大，其人数或许可以盖过欧美两大洲的比较文学学者数量。我能看到的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大特色也是——就和中国人口一样——声势浩大。可惜，学派与队伍的大小毫无关系；它不是中国的乒乓球艺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业内都知道布拉格学派的那几个人，那才是学派！论者自然会举例说明“中国学派”如何如何，但是放眼世界便可发现，这“如何”比比皆是，而且早就走在中国人之前，人家没有自诩学派，因为那不是学派，或曰很多人的“学派”。我还是坚持自己多年前的说法：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或许是世界上比较文学研究最红火的地区之一，我们可以称之为兴旺发达。然而，笔者据有限的阅读所看到的有关“中国学派”的文字，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中国的研究足以拿出丰硕的“中国版本”，但是这同“学派”没有必然联系。大凡谈论一个学派，是以方法论之，或者论其理论和方法上的主要倾向。假如以为我们得以借鉴其他学派的特点，采取折衷精神便堪称一派（世界上折衷者大有人在），或者以为我们可以进行中西比较或跨文化研究就可以自立一派，理由是不充分的。不但早有艾田蒲之辈在先，还有许多折衷方法和跨学科方法在先。关键问题是，诸多导论中所归纳的“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是不是我们特有的方法；似乎不是。另外还有以中国学派来“分庭抗礼”之说，实在是没有必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曾经有过的现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把两派之争看做科学史上的（即便时间跨度很大的）重要事件。在当今西方，没人会说自己属于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各人有各人的研究方向或重点。在这样一个时代，仿佛没有谈论中国学派的必要。换言之，如果一定要根据研究内容的侧重点而分派的话，世界上或许有数不清的学派。而以国家而论的话，中国及其邻国至少可以分为中、日、韩、印、俄五派。可是，学派不是自封的。[156]
值得庆幸的是，“学派不是自封的”说法，此后见之于一些人的文章，但未必放在我所说的语境，他们说的是“虽然”。
七、本书论文揭要
本书收录了几乎所有与会者的论文，亦包括芬沃思（Peter Fenves）、佛朗哥（Bernard Franco）、顾彬（Wolfgang Kubin）、施密茨-艾曼斯（Monika Schmitz-Emans）、尤赛夫（Magdi Youssef）的论文，他们都受邀参加会议，因各种原因而没能与会。文集的构架安排以对话、论坛的议程为序。
在第一部分中，对话人达姆罗什和张隆溪分别以《世界文学与国族建构》和《世界文学：意义、挑战、将来》为题做了演讲。达姆罗什指出：“世界文学”通过卓越艺术家之手，以翻译、改写、化用等多种方式，参与了国族文学乃至国族的建构。他以越南作家阮攸、中国新文化运动巨擘胡适与鲁迅、加勒比作家沃尔科特的创作过程和具体作品为例，阐述了国族文学的奠基者们对“世界文学”的复杂态度、利用方式，及其引发的影响与评价。张隆溪则通过丰富事例，阐述了自己对“世界文学”的思考：“世界文学”应当超越巴别塔的语言诅咒，超越“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寻求真正有效的交流方式，把各民族、种族“最好的东西”介绍给世界公民。而实现这一愿景所面临的典型挑战，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是阿普特等人所说的语言文化的“不可通约性”与“不可译性”。而张隆溪主张乐观看待“世界文学”发展前景，看到翻译的可能性、交流的重要性。
陆建德和柯马丁对二者的演讲做了评析。陆建德（《地方性和普遍性的互动》）指出，二位对话者的演讲都提及现存“世界文学”研究中的权力关系，我们应当深入分析其原因。他结合达姆罗什“文学的框架”之说，主张采用不同翻译视角、不同框架看待某种文学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这也有利于看清某种国族文学的发展历程。柯马丁的评析文章《谁来决定“杰作联合国”？》，着重阐述了自己对“世界文学”中“经典”的思考；因上文已经论及此文，此处不再赘述。该部分末尾的《巴别塔、经典化及其他》，是与会者在对话环节中自由发言的现场录音整理稿，其中不乏精辟言辞。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主干，根据大致相近的论文范畴亦即论述方向编排，分成四个单元；当然，不同单元中的有些论文的论题是交叉叠合的。
佛朗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从歌德到全球化》一文，从起源说起，具有“入题”性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伴而生，都以超越民族架构为理想，但二者在产生背景、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方面，存在诸多差异。19世纪初期，比较方法大量运用于神学、哲学、艺术和科学等领域，比较文学也随之诞生，研究其他民族文学的原始文本和语言，以增强文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通过翻译而流传各地的世界文学属于全人类，有着很强的跨学科性，并与语文学、大移民和全球化研究等密切相关。该文对“草创之初”的史料勾稽颇有价值。
提哈诺夫撰写《世界文学的定位》，认为就存在论而言，如何定位“世界文学”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他提出了定位的四个主要参照点：时间、空间、语言和自反性。该文既以理论性见长，又注重考据；既有世界眼光，又涉及中欧和东欧的理论。在详述了“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时间）和文学交流互动过程（空间）之后，作者分析了“世界文学”在语言问题上的定位，并认为从语言维度来考察“世界文学”，对于阐释现代文学理论留下的“耗散的遗产”有着重要意义。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反性”概念，体现出对世界主义文化和“世界文学”之现代观念的怀疑态度：对世界文学的反思，总是出自一个特定的、从而也有局限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视角。
如题所示，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的框架》讨论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宏观问题。随着“世界文学”概念的扩展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认识方式被逐渐突破，从“经典”到“杰作”再到“世界之窗”，“世界文学”向更广阔的世界张开了怀抱。除此之外，作者还论述了“世界文学和翻译”“世界、地区、国家”和“读者”等问题。在他看来，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全球性现象，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他同时提醒人们，不能忽视世界文学与国族传统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读者都是从自己的国族背景出发去感受世界文学的；世界文学以翻译作品的形态，深刻参与了国族文学的建构。并且，世界文学不只存在于国界以外，它也一直深埋在国族文学之中；只有在国族语境中全面审视广阔的世界，才有可能实现真正全球化的世界文学研究。
哲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弗兰克参与我们对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实为这次会议的一大幸事。他的《世界文学和与他者相遇：一种方法还是一种威胁？》一文，不仅具有哲学思辨性，还带着纲领性意味。用它自己的话说，他的“目的是为世界文学给出哲学阐释”。在他眼里，讨论“世界文学”观念，不得不思考“如何面对他者”的问题。他者性不但寓于他者之中，也在我们自身之中。他强调指出，只有尊重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承认否定之物（the apophatic），我们才能在一个更高的本体论层面上追求真正的普遍性，并冲破语言和文化的阻隔，更好地理解彼此。文学是人类精神的自由表达，它不受严格概念思维的限定，拒绝非此即彼的判断，因而天生具有普遍倾向。类似于本雅明的“纯语言”，“世界文学”通过翻译将文学作品从原初的文化语境中解放出来，使之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产生新的联系和意义，从而使文学始终保持无限和开放，并引导我们真正学会尊重他者和自身，努力捍卫人类的神性和超越维度。
柯马丁著《世界文学的终结与开端》，前文已经有所论及。他在理论层面阐释了全球化浪潮下追求同一、抹平差异的全球文学，这与歌德倡导的世界文学观念背道而驰。另外，他强调指出世界文学不止是一个接受范畴，更是一个生产范畴乃至本体论范畴。真正的世界文学作品能够逸出原初文化的限制而创造出一种“文化内的他异性”，并拒绝被整合进任何特定的文化视野。例如歌德晚年诗歌、北岛早期作品和王维的《鹿柴》，正因为中断和打乱了自身所处的传统，从而进入传统、成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应，我们在翻译和接受世界文学时，也应尊重他异性，尽力清晰地反映原作的特质。惟其如此，方能避免世界文学被全球文学所终结，使之迎来一个崭新开端。
八十多岁高龄、依然频繁出现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斯洛伐克著名学者高利克，以其《论2000年以来的世界文学概念》参加了我们的讨论，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敏锐、“好战”但很友好，委实让人钦佩。该文涉及这个领域的不少名家观点，而他的一个重要目的，似乎在于阐扬斯洛伐克著名比较文学家杜里申的思想，并以杜里申出版于1992年的《何谓世界文学？》（o je svetová literatúra？）为例，说明其如何得风气之先。文章对“文学间性”和以“公分母”（common denominator）定义世界文学的阐释，具有较大启示意义。当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怀疑立场：“问题在于世界文学能持续多久，其意义又是什么？”[157]
同样八十多岁高龄的埃及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教授尤赛夫（Magdi Youssef），埃及《金字塔报》称他为“德高望重的文化批评家”。他因对文化隔离、文化领域不平等交流的关注及分析而在阿拉伯世界远近闻名。他的批判锋芒在《世界文学去殖民化》一文中可见一斑。他认为，以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批判“东方主义”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沿用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忽视对文化现象背后政治经济学过程的查考。作为对“欧洲—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反拨，尤赛夫考察了纯学科化的研究思路，提出以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介入世界文学研究。不能牢牢把握世界市场的法则与机制，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文学。该方法论视野重视世界各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命运遭际及其被边缘化的文学与文化，鼓励其在开放、有益的文化相遇中正视自我与他者的客观差异，对自身文化传统加以创新，由此呼唤更多元、健康的世界文学与文化的生成。
张隆溪在本次会议的对话部分，尤为强调身处不同传统的学者，当把他们熟知的自我传统中的经典作品介绍给世界。而在《世界文学，经典，文学批评》一文中，他试图凸显文学批评的重要性。他认为，歌德呼唤的世界文学，如今正蓬勃发展，它为世界各地的文学研究注入活力。世界文学概念纠正了文学研究重理论、轻文本的弊病，回归文学阅读本身，促进国家间的跨文化理解。面对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学文本，达姆罗什以“流传”作为世界文学的遴选机制，而张隆溪认为文学批评更加重要。世界文学兴起的意义，在于重回文学的鉴赏和批评，回到经典作品的重新探讨和深入理解。文学研究的基础是阐释文本，文学性是文学批评最首要的考察对象，也是经典化的必经之路。
与提哈诺夫论文相仿，弗莱泽也从四个方面考察世界文学，但是角度不同。他在《世界文学的四个角度：读者，作者，文本，系统》中首先指出，世界文学并非静态的、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多维网状关系。他从“普世性与地方性的张力”入手，将世界文学置入如题所示的四种关系维度中考察。通过分析达姆罗什对帕维奇（Milorad Pavic＇，1929—2009）的《哈扎尔辞典》（1984）的评论可知，无论生产者或读者，都要专注作品的语义性而非功能性，从寓意的、元小说的高度理解作品，可以抵御作品中难以避免的地方性视角的局限。他认为，类似《哈扎尔辞典》的作品，将外部冲突寓意化、象征化，内化于语义场中，这将是世界文学真正的意义所在。
他者性和翻译似乎是讨论世界文学时的必有论题。拉特（Philippe Ratte）的《一个翻译的世界》又是一例。他的论述前提是：要想了解什么是“世界文学”，首先要回答“文学”是什么以及“世界”是什么。在他看来，文学揭示人类感知以外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别样性”（elseness）和“更多东西”（more）构成，抵制全球化、数字化时代人类统一、单调、孤立的境况。人在本质上就是“别样性”的一个分子，这与弗兰克的哲学思考相似。拉特认为，“世界文学”并非与“国族文学”相对立的类别，任何一篇作品都可是“世界文学”，它是注入“别样性”内容的空洞，其空间越充足，价值越高。写作、阅读和译介，其实都在翻译；因此，这是一个“翻译的世界”。
在人们不厌其烦地对何谓世界文学进行理论探讨时，施密茨-艾曼斯以实例《绘本小说中的世界文学与作为世界文学的绘本小说》参与讨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作为文学作品改编与图像话本形式的新类型——绘本小说被视为世界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在文学文本与艺术形式两方面受到关注。在详实梳理和分析绘本小说的历史和类型、改编策略、绘画风格等现象之后，作者得出结论：绘本小说从其文学传统与文本的丰富资源中获得滋养，使自身因独特艺术性而与传统作品媲美的同时，经戏仿、解构之途，挑战着知识仲裁的典范性话语，弥合了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鸿沟。
芬沃思所著《文化联结的一些尝试：20世纪早期德裔犹太思想适逢〈道德经〉》，嵌入20世纪初期诸种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相遇对峙的关键议题：过渡转型（transition）。该文追溯了德裔犹太学者借镜中国道家学说的信仰重建之路。具体说来，芬维斯重点择取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三位德裔犹太学者，从他们各自独特的生命历程和阐释方式出发，最终会同于道家，孜孜“学习”以至于“无”的犹太精神形象。由此，“弥赛亚”和“道”得以联结起来。此文透过颇为独到的视角，展示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议题：真正的文化比较和联结，不是通过贬抑他者文化来建立，而正像道行于无一样，摒弃意图才会生成活泼泼的存在。
本书最后一组文章，均与中国相关。李奭学的《八方风雨会“文学”》一文，属于概念史研究，深入、精炼地勾稽了汉语“文学”概念之三百余年漫长而牵缠的语义演化过程。作者认为，明末耶稣会及相关的中国士人圈，是重新定义“文学”这一汉语古词的本源所在。后有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赓续前说，以“悲剧”“喜剧”和“修辞学”等文类扩充了文学知识系统，至是在史诗之外又为中国建立起一套“文学”系统与概念。梁启超沿用新义，随耶稣会与新教传教士而有“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者之说，对五四新文学思潮影响甚大。1906年，王国维于梁启超载道式的文学观外，又给出了近似“纯文学”的概念：“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
李奭学文章和蔡宗齐所撰《欧美汉诗研究中的象形表意神话和想象误读》，涉及比较文学中的传播和影响研究，其中既有收益也有误读。蔡宗齐主要批评欧美将汉字的“象形表意神话”错误并极端地运用于汉诗研究，认为汉字的象形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汉诗艺术特征的学术观点。所谓“象形表意神话”（Ideological Myth）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体现了当时西方学者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片面认识；后来在20世纪初，因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庞德（Ezra Pound，1885—1972）论文《作为诗媒的汉字》之发表，该“神话”与汉诗研究发生密切关系，引发巨大反响，使一大批学者开始从语言学角度细致研究汉诗。其中，华裔法国学者程抱一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蔡宗齐以程氏观点为主要批评对象，仔细梳理和论证，以证明“象形表意神话”不符合汉字和汉诗发展的事实。
蔡宗齐所揭示的“象形表意”误读，又见之于卜松山（Karl-Heinz Pohl）著《作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中国文学》。作者认为中西方在“何谓文学”这一点上的分歧古已有之，故在讨论相关问题之前，先要了解中国人对于文学概念的理解及其演变史。首先，汉字最初是象形文字，且依然有着象形文字的某些元素，这造就了中国文学某些独一无二的修辞手法和文学形式；其次，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近代中国受西方思潮熏染颇深，文学观念为之大变；同时，政局变幻也促使政府加大对文学的控制力度。因此，追随西方的文学标准，或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追溯审美传统，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两大特征。然而，世界文学（主要是西方文学）语境中的中国文学，与其本来面貌大相径庭。由于知之甚少，以及受自身文学概念所限，遗漏了许多重要的作者和作品。
前文论及的刘洪涛论文《如何成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及因应之道》，回顾了中国文学百年来不断追求与世界联结的愿望。从20世纪初郑振铎提出的“文学统一观”，到20世纪80年代的“走向世界文学”，再到21世纪伊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乃至最近热衷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无不显示出这种渴望。他认为这种渴望所包含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论述，经历了从理想到现实，从世界主义到本土主义，从吸纳到输出的转变。关于“因应之道”，他认为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最重要途径是翻译，另外还有四种重要途径：区域（东亚）世界文学，汉语世界文学，华裔世界文学，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世界文学。应该说，刘洪涛所列四种途径的前三种中的“世界”，似乎与世界文学观念中的“世界”关系不大。原因何在？刘洪涛（也是不少中国学者）所看到的原因是：“它是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民族越来越自信的背景下产生的。”[158]
顾彬指出：“民族文学被世界文学接替，被共同义务接替。至关重要的是普遍人性。善、高贵、美，这些品质都将和一个不指涉任何具体国家的新的‘祖国’相联系，写作和思想获得全球性意义。”[159]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他在《世界文学之于中国》一文中，区分了来自中国的世界文学和在中国的世界文学，论述重点则在前者。通过梳理18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德语国家的接受情况，该文凸显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复杂张力：一方面，中国文学很早就被译入西方语言，最迟在歌德时期，就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却未能跻身“大文学”之列，在西方的影响局限于汉学家圈子，一直身处边缘。是什么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障碍？针对这一问题，顾彬列举了种种原因：中国文学对自身国族性的强调与世界文学跨国界要求的龃龉，中国社会公认的“经典”和西方翻译接受的“经典”之间的错位，中国的政治需求和西方图书市场之间供需关系的不合，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学传播的影响等。他的结论是：中国文学距离真正成为“世界文学”还有漫长的距离。
本书外语文章，均为我的学生所译；他们做了很大努力，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对于所有译文，我都做了校对工作，或多或少做了修改。尚有舛误或不妥之译，由我承担责任。另外，上文各篇论文揭要，都借鉴了文章译者所写的内容摘要；三篇中文文章的简述，则参照了论文作者本人所写的摘要。受惠于人，在此一并致谢。我要感谢的还有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符鹏在会议筹备阶段的许多建设性设想，以及我的学生所做的大量会务工作；最后还要对北大出版社张冰主任和本书责任编辑李哲表示我的谢意。
方维规
2016年盛夏
[1] 参见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普林斯顿：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年（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德贝沃伊斯译，剑桥、马萨诸塞、伦敦：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年（Pa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 by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法语初版：Pascale Casanova: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Paris: Le Seuil，1999）；阿普特：《翻译区：新比较文学》，普林斯顿：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年（Emily Apter,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汤姆森：《世界文学地图：国际化的经典和跨国文学》，纽约：Contiuum，2008年（Mads Rosendahl Thomsen,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 New York: Contiuum，2008）。
[2] 弗莱泽：《世界文学的四个角度——读者，作者，文本，系统》（Matthias Freise，“Four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reader, producer, text, and system”），本书第183页。
[3] 格里桑：《论整个世界——与拉尔夫·路德维希的对谈》（Édouard Glissant，“propos de Tout-Monde. Ein Gespräch mit Ralph Ludwig”，17.08.1994），转引自路德维希、罗泽贝格主编《整个世界——文化间性，杂合化，语言混合：“新”“旧”空间之间的交往模式和社会理论模式》，伯尔尼：Peter Lang，2010年，第10页。（Tout-Monde: Interkulturalität, Hybridisierung, Kreolisierung: Kommunikations-und gesellschaftstheoretische Modelle zwischen“alten”und“neuen”Räumen, hrsg. von Ralph Ludwig ＆ Dorothee Röseberg, Bern: Peter Lang，2010）——路德维希和罗泽贝格很好地解析了“整个世界”的要点（第9、10页）：格里桑观察当今世界的主导观念，是用正面理解的乱世模式来取代负面的全球化趋势。乱世中差异力量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等级关系；并且，新的关系不是僵化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整个世界”之说的经验基点是巴比伦式的交往和语言的多样性。抽象地扩展至社会模式，“整个世界”意味着拒绝狭隘和偏见，拒绝文化的等级观念以及僵化的社会秩序。
[4] 参见柯马丁：《世界文学的终结与开端》（Martin Kern，“Ends and Beginnings of World Literature”），本书第103页。
[5] 莫雷蒂：《远距离阅读》，伦敦：Verso，2013年，第46页。（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2013）
[6] 参见莫雷蒂：《世界文学猜想》，载《新左派评论》2000年第1期，第54-68页（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in: New Left Review 1〔2000〕，另载莫雷蒂：《远距离阅读》）；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
[7] 莫雷蒂：《近代欧洲文学的分布概要》，《远距离阅读》，伦敦：Verso，2013年，第39页。（Franco Moretti，“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A Geographical Sketch，”in: F.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2013）
[8] 莫雷蒂：《世界文学猜想》，《远距离阅读》，伦敦：Verso，2013年，第46页。（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in: F.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2013）
[9] 莫雷蒂：《进化论，世界体系，世界文学》，载林德伯格-瓦达编《跨文化文学史研究》，柏林：de Gruyter，2006年，第120页。（Franco Moretti，“Evolution, World-Systems, Weltliteratur，”in: Studying Transcultural Literary History, ed. by Gunilla Lindberg-Wada, Berlin: de Gruyter，2006）
[10] 科彭：《世界文学》，载《德国文学史辞典》，柏林：de Gruyter，1984年，第815页。（Erwin Koppen，“Weltliteratur”，in: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hrsg. von Klaus Kanzog und Achim Masser, Berlin: de Gruyter，1984）
[11] 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第281页。
[12] 同上书，第4页。
[13] 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第300页。
[14] 参见米勒：《导论：“世界文学”—“世界的文学”之争》，载米勒编《出版社，权力，世界文学：国际文学运转和翻译政治之间的拉美-德国文化传输》，柏林：Tranvía-Walter Frey，2014年，第7页。（Gesine Müller，“Einleitung: Die Debatte Weltliteratur – Literaturen der Welt”，in: Verlag Macht Weltliteratur: Lateinamerikanisch-deutsche Kulturtransfers zwischen internationalem Literaturbetrieb und bersetzungspolitik, hrsg. von Gesine Müller, Berlin: Tranvía-Walter Frey，2014）
[15] 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第70页。
[16] 参见米勒：《导论：“世界文学”—“世界的文学”之争》，第7-8页。
[17] 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的框架》（David Damrosch，“Frames for World Literature”），本书第63页。
[18] 见高利克：《论2000年以来的世界文学概念》（Marián Gálik，“Some Remarks on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after 2000”），本书第138页。
[19] 参见达姆罗什：《世界文学与国族建构》（“World Literature and Nation-building”），本书第1-12页。
[20] 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英文版，2004），第46-47页。
[21] 参见普兰德加斯特：《文学的世界共和国》，载普兰德加斯特编《世界文学论争》，伦敦、纽约：Verso，2004年，第1-25页。（Christopher Prendergast，“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in: 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 ed. by Ch. Prendergas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04）
[22] 参见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巴黎：Le Seuil，1999年，第64页。（Pascale Casanova,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Paris: Le Seuil，1999）
[23] 科赫：《魏玛的世界居民：论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发生》，图宾根：Niemeyer，2002年。（Manfred Koch, Weimaraner Weltbewohner. Zur Genese von Goethes Begriff“Weltliteratur”，Tübingen: Niemeyer，2002）
[24] 沃尔夫：《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歌德之路》，载尤特编《文学场与国族》，弗莱堡：Frankreich-Zentrum，2007年，第91-100页。（Norbert Christian Wolf，“De la littérature nationale à la littérature mondiale: la trajectoire de Goethe”，in: Champ littéraire et nation, hrsg. von Joseph Jurt, Freiburg: Frankreich-Zentrum，2007）
[25] 参见尤特：《世界文学设想：国际文学场的第一个蓝图？》，载巴赫莱特纳编《“外国文学的蜜蜂”：世界文学时代大不列颠、法国和德语区之间的文学传输（1770—1850）》，威斯巴登：Harrassowitz，2012年，第31-32页。（Joseph Jurt，“Das Konzept der Weltliteratur—ein erster Entwurf eines internationalen literarischen Feldes？”in：“Die Bienen fremder Literaturen”：der literarische Transfer zwischen Grobritannien, Frankreich und de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im Zeitalter der Weltliteratur （1770—1850），hrsg. von Norbert Bachleitn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2012）
[26] 比克罗夫特：《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文学体系的类型学》，载《新左派评论》第54期（2008年11月-12月），第87-100页。（Alexander Beecroft，“World Literature without a Hyphen. Towards a Typology of Literary Systems，”in: New Left Review 54〔Nov.-Dec. 2008〕）
[27] 同上，第100页。
[28] 参见高利克《论2000年以来的世界文学概念》一文中的相关论述，本书第137页。——关于比克罗夫特的世界文学思想，另可参见其新著《世界文学的生态：从古至今》，伦敦：Verso，2015年。（Alexander Beecroft, An Ec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Verso，2015）
[29] 参见阿普特：《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的政治之维》，伦敦：Verso，2013年，第6页。（Emily Apter,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London: Verso，2013）
[30] 同上书，第3页。
[31] 同上书，第16页。
[32] 同上书，第320-342页。
[33] 关于新近围绕“世界文学”之颇为广泛而持久的争论，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著述外，亦可参见普兰德加斯特编：《世界文学论争》，伦敦：Verso，2004年（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 ed. by Christopher Prendergast, London: Verso，2004）；德汉、达姆罗什、卡迪尔编：《劳特里奇世界文学研究指南》，米尔顿帕克、阿宾顿、奥克森：Routledge，2012年（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ed. by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and Djelal Kadir,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Routledge，2012）；达姆罗什编：《世界文学理论》，奇切斯特、西萨塞克斯：Wiley-Blackwell，2014年（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ed. by David Damrosch, Chichester,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2014）。
[34] 克里斯特曼森在此所说的现象，亦见之于中国学界。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原作几乎是英语文献的一统天下。
[35] 参见克里斯特曼森：《世界文学的发现》，载克勒塔特、塔辛斯基编《作为发现者的译者：他们的生平和作品作为翻译学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柏林：Frank ＆ Timme，2014年，第352-353页。（Gauti Kristmannsson，“Die Entdeckung der Weltliteratur”，in：bersetzer als Entdecker: Ihr Leben und Werk als Gegenstand translations-wissenschaftlicher und literaturgeschichtlicher Forschung, hrsg. von Andreas F. Kelletat und Aleksey Tashinskiy, Berlin: Frank ＆ Timme，2014）
[36] 不少学者，比如本书中佛朗哥、达姆罗什、张隆溪等人的观点，不承认歌德谈论世界文学时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他们强调的是歌德的世界主义。
[37] 见魏茨：《“世界文学”首先见于维兰德》，载《阿卡迪亚》第22卷（1987），第206-208页。（Hans J. Weitz，“‘Weltliteratur’ zuerst bei Wieland”，in: Arcadia 22〔1987〕）
[38] 参见沙莫尼：《“世界文学”：首先由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尔于1773年提出》，载《阿卡迪亚》第43卷第2辑（2008），第288-298页（Wolfgang Schamoni，“‘Weltliteratur’—zuerst 1773 bei August Ludwig Schlözer”，in: Arcadia 43，Nr. 2〔2008〕）。沙莫尼在文中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克里斯特曼森已于2007年在其论文《德意志文学中的北欧转向》（Gauti Kristmannsson，“The Nordic Turn in German Literature”，in: Edingburgh German Yearbook, vol. 1，63-72）中指出施勒策尔起用“世界文学”概念。其实，施勒策尔使用“世界文学”一词的关键语录，已见之于伦皮基（1886—1943）发表于1920年的专著《19世纪以前的德意志文学研究史》，第418页。（Sigmund von Lempicki,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bis zu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1920〕1968）
[39] 施勒策尔：《冰岛文学与历史》，哥廷根、哥达：Dieterich，1773年。（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 Isländische Litteratur und Geschichte, Göttingen, Gotha: Dieterich，1773）
[40] 施勒策尔：《冰岛文学与历史》，转引自沙莫尼：《“世界文学”：首先由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尔于1773年提出》，第289页。——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41] 参见克里斯特曼森：《世界文学的发现》，第359-360页；提哈诺夫：《世界文学的定位》（Galin Tihanov，“The Loc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本书第58页。
[42] Leonhard Meister, Bey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teutschen Sprache und National-Litteratur, London: typographische Gesellschaft，1777.
[43] 赫尔德：《论新近德意志文学》（1767），第148页。（Johann G. Herder，“Ue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teratur. Erste Sammlung von Fragmenten. Eine Beilage zu den Briefen, die neueste Litteratur betreffend （1767）”，in: Sämtliche Werke I, hrsg. von Bernhard Suphan, Berlin 1877）
[44] 参见科赫：《魏玛的世界居民：论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发生》，第89页。
[45] 同上书，第116页。
[46] 参见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英文版，2004），第75-81页。
[47] 参见克勒塔特：《赫尔德与世界文学：论18世纪翻译史》法兰克福：Peter Lang，1984年。（Andreas F. Kelletat, Herder und die Weltliteratur. Zur Geschichte des bersetzens im 18. Jahrhundert, Frankfurt: Peter Lang，1984）
[48] 参见尤特：《世界文学设想：国际文学场的第一个蓝图？》，第23页。
[49] 歌德：《诗与真》，《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40卷），阿佩尔、比鲁斯等编，法兰克福：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1986—1999年，第14卷，第445页。（Johann Wolfgang Goethe, Dichtung und Wahrheit,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40 Bde.,hrsg. von Friedmar Apel, Hendrik Birus et al.,Frankfurt: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1986—1999）
[50] 参见克里斯特曼森：《世界文学的发现》，第355页。
[51] 参见佛朗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从歌德到全球化》（Bernard Franco，“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From Goethe to Globalization”），本书第43-44页。
[52] 参见提哈诺夫（Galin Tihanov）在本次高端对话自由发言阶段的发言，本书第36页。
[53] 施特里希：《歌德与世界文学》（1946），伯尔尼：Francke，1957年，第31页。（Fritz Strich, Goethe und die Weltliteratur, Bern: Francke，〔1946〕1957）
[54] 弗里德尔：《近代文化史》，慕尼黑：dtv，1976年，第2卷，第883页。（Egon Friedell: 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 München: dtv，1976）
[55] 尼采：《人性、太人性》，《尼采全集（校勘本）》第2卷，慕尼黑：dtv，1980年，第448-449页。（Friedrich Nietzsche,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n: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hrsg.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München: dtv，1980，II）
[56] 兰平：《世界文学之思：歌德的设想及其腾达生涯》，斯图加特：Alfred Kröner，2010年，第11页。（Dieter Lamping, Die Idee der Weltliteratur. Ein Konzept Goethes und seine Karriere,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2010）
[57] 同上书，第11页。
[58] 歌德在二十处说过“世界文学”，见施特里希的系统梳理：《歌德与世界文学》，第369-372页；另见兰德林：《世界文学的历史语义：概念起源与学者运用》，载博谢蒂编《跨国族文化空间》，巴黎：Nouveau Monde Editions，2010年，第96-99页。（Xavier Landrin，“La semantique historique de la Weltliteratur: Genèse conceptuelle et usages savants”，in: L'Espace culturel transnational, ed. Anna Boschetti, Paris: Nouveau Monde Editions，2010）
[59] 歌德与《全球报》关系密切，这是他观察世界的窗口之一。从他保存的《全球报》可以确定，他无疑读过其中295篇文章；并且，202篇文章中留有他的勾画记号。——见哈姆：《歌德与法国杂志〈全球报〉：世界文学时代的一本读物》，魏玛：Böhlau，1998，第15页（Heinz Hamm, Goethe und die französische Zeitschrift“Le Globe”. Eine Lektüre im Zeitalter der Weltliteratur, Weimar: Böhlau，1998）
[60] 见《歌德文集（魏玛版）》，慕尼黑：dtv，1987年，第11卷，第8页。（Goethe: Werke〔Weimarer Ausgabe〕，München: dtv，1987）
[61] 歌德：《致哥达》（“Goethe an Cotta”，1827年1月26日），《歌德文集（魏玛版）》，第42卷，第27页。
[62] 歌德：《致施特赖克福斯》（“Goethe an Streckfuβ”，1827年1月27日），《歌德文集（魏玛版）》，第42卷，第28页。
[63] 关于此说，见王宁：《丧钟为谁而鸣——比较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第39页：“今天的中国读者们也许已经忘记了歌德读过的《好逑传》《老生儿》《花笺记》《玉娇梨》这样一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的作品，但正是这些作品启发了年逾古稀的歌德，使他得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概念。”
[64] 1816年创刊的《艺术与古代》（Ueber Kunst und Alterthum）是歌德去世前十六年中广交文友、相互交流的重要刊物。三分之二的文字出自歌德之手，这是他的杂志。另外，他认为翻译和评论外国文学是其刊物的任务，该刊不仅报道外国文学动态，也持续介绍德意志作品在外国的接受状况。
[65] 见《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12卷，第356页。
[66] 《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12卷，第952页。
[67] 见《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22卷，第724-725页。——关于歌德起初论及“世界文学”概念的情况，参见比鲁斯：《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历史还原》，载施梅林编《今日世界文学：方案和前景》，维尔茨堡：Königshausen ＆ Neumann，1995年，第11-12页（Hendrik Birus，“Goethes Idee der Weltliteratur. Eine historische Vergegenwärtigung”，in: Weltliteratur heute. Konzepte und Perspektiven, hrsg. von Manfred Schmeling,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1995）；本书中佛朗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从歌德到全球化》一文中也有相关论述。
[68] 《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13卷，第175页。
[69] 歌德：《致里默尔》（“Goethe an Riemer”，1816年5月25日），《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7卷，第594页。
[70] 参见克里斯特曼森：《世界文学的发现》，第362页。
[71] 《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12卷，第225页。
[72] 威廉·洪堡：《致歌德》（1821年5月15日），载盖格尔编《歌德与威廉·洪堡和亚历山大·洪堡通信集》，柏林：Bondy，1909年，第247-248页。（“Wilhelm von Humboldt an Goethe”，in: Goethe, Briefwechsel mit Wilhelm un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hrsg. von Ludwig Geiger, Berlin: Bondy，1909）
[73] 威廉·洪堡：《致韦尔克》（1826年初），载海姆编《威廉·洪堡致韦尔克》，柏林：Gärtner，1859年，第134页。（“Wilhelm von Humboldt an 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in: Wilhelm von Humboldt, Briefe an F. G. Welcker, hrsg. von Rudolf Haym, Berlin: Gärtner，1859）
[74] 关于“世界文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参见兰德林：《世界文学的历史语义：概念起源与学者运用》，第79-95页。
[75] 参见尤特：《世界文学设想：国际文学场的第一个蓝图？》，第43-44页。
[76] 参见艾田蒲：《论真正的总体文学》，巴黎：Gallimard，1974年，第15页。（René Étiemble, Essais de littérature （vraiment）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1974）
[77] 博南凯普，见《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22卷，第938页。
[78] 《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22卷，第427页。
[79] 歌德：《致策尔特》（“Goethe an Zelter”，1829年3月4日），《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11卷，第99页。
[80] 《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12卷，第866页。
[81] 同上书，第866-867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42-243页：“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
[83] 参见克里斯特曼森：《世界文学的发现》，第356-357页。
[84] 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第4页。
[85] 参见克里斯特曼森：《世界文学的发现》，第357页。
[86] 参见奥尔巴赫：《世界文学的语文学》，载穆施格、施泰格编《世界文学：弗里茨·施特里希七十寿辰纪念文集》，伯尔尼：Francke，1952年，第39-50页。（Erich Auerbach，“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in: Weltliteratur: Festgabe für Fritz Strich zum 70. Geburtstag, hrsg. von Walter Muschg und Emil Staiger, Bern: Francke，1952）
[87] 比鲁斯：《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历史还原》，第11页。——关于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交往”维度，参见韦伯：《关于“世界文学”现实用法的注释》，载克洛茨、施罗德、韦伯编《时代巨变中的文学：18世纪和19世纪初欧洲文学的功用》，柏林、魏玛：Aufbau，1977年，第533-542页，尤见第536-539页。（Peter Weber，“Anmerkungen zum aktuellen Gebrauch von ‘Weltliteratur’”，in: Literatur im Epochenumbruch. Funktionen europäischer Literaturen im 18. und beginnenden 19. Jahrhundert, hrsg. von Günther Klotz, Winfried Schröder und Peter Weber, Berlin, Weimar: Aufbau，1977）
[88] 《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22卷，第957页。
[89] 参见泽艾因夫：《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斯图加特：1968年，第45-47页。（Hans-Joachim Schrimpf, Goethes Begriff der Weltliteratur, Stuttgart: Metzler，1968）
[90] 参见维德曼：《德国经典与民族认同：对特殊道路问题的修正》，载福斯坎普编《经典比较：欧洲经典的规范性和历史性》，斯图加特：Metzler，1993年，第562页。（Conrad Wiedemann，“Deutsche Klassik und nationale Identität. Eine Revision der Sonderwegs-Frage”，in: Klassik im Vergleich. Normativität und Historizität europäischer Klassiken, hrsg. von Wilhelm Vosskamp, Stuttgart: Metzler，1993）
[91] 《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22卷，第491页。
[92] 博尔希迈尔：《世界贸易，世界虔诚，世界文学：歌德晚年的未来主义》，第3页（Dieter Borchmeyer，“Welthandel-Weltfrömmigkeit-Weltliteratur. Goethes Alters-Futurismus”）。该文为2004年1月19日开启慕尼黑大学“歌德时代网站”的主题演讲。见Goethezeitportal. URL: http：//www.goethezeitportal.de/db/wiss/goethe/borchmeyer_weltliteratur.pdf，网页访问日期：2016年8月31日。
[93] 博尔希迈尔：《世界贸易，世界虔诚，世界文学：歌德晚年的未来主义》，第3页。
[94] 克里斯特曼森在其《世界文学的发现》（第350页）中批评新近的诸多著述，未能很好地利用几十年来翻译学中的大量研究成果，似乎只需提及本雅明或斯坦纳（George Steiner）就够了。
[95] 转引自龙克尔：《说到做到》，载《时代周刊》1997年10月（第43期），第14页。（Wolfgang Runkel，“Im Wort stehen”，in: Die Zeit, Nr. 43，10/97）
[96] 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的框架》，第64页。
[97] 弗兰克：《世界文学和与他者相遇：一种方法还是一种威胁？》（William Franke，“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Encounter with the Other: A Means or a Menace？”），本书第99页；柯马丁在谈论《谁来决定“杰作联合国”？》（“Who Choses the Deleg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 Great Books？”）时，也说及这一点，本书第31-32页。
[98] 本段论述亦可参见尤特：《世界文学设想：国际文学场的第一个蓝图？》，第37页。
[99] 歌德：《致卡莱尔》（“Goethe an Carlyle”，1827年7月20日），《歌德文集（魏玛版）》，第42卷，第270页。
[100] 《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22卷，第428页。
[101] 同上书，第949页。
[102] 同上书，第490页。——这或许可以用来说明弗兰克的观点：“为了让伟大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我们需要松手放开自己的文化。只有当我们从他者那里重新接受自己的文学，对于我们来说，它才会成为世界文学。重回我们身边，其根本意义已经发生彻底改变。”（弗兰克：《世界文学和与他者相遇：一种方法还是一种威胁？》，本书第99页。）
[103] 《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22卷，第935页。
[104] 参见布比亚：《歌德的他异性理论与世界文学思想——论新近的文化论争》，载图姆编《作为文化遗产的当代》，慕尼黑：Iudicium，1985年，第272页。（Fawzi Boubia，“Goethes Theorie der Alterität und die Idee der Weltliteratur. Ein Beitrag zur neueren Kulturdebatte”，in: Gegenwart als kulturelles Erbe, hrsg. von Bernd Thum, München: Iudicium，1985）
[105] 施特里希：《歌德与世界文学》，第11页。
[106] 同上书，第51页。
[107] 《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12卷，第223页。
[108] 《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22卷，第433页。
[109] 同上书，第964页。
[110] 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的框架》，第63页。
[111] 参见布比亚：《歌德的他异性理论与世界文学思想——论新近的文化论争》，第279-296页。
[112] 柯马丁：《世界文学的终结与开端》，第105页。
[113] 奥尔巴赫：《世界文学的语文学》（1952），第39页。
[114] 柯马丁：《世界文学的终结与开端》，第107页。
[115] 同上，第108页。
[116] 施特里希：《歌德与世界文学》，第14页。
[117] 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第4页。
[118] 围绕这个主题，德国吉森大学（Universität Gieen）于2014年11月13-14日举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作为世界文学的当代斯拉夫文学：杂合局面”。关于斯拉夫文学的最新发展，参见劳尔编《今日斯拉夫文学》，威斯巴登：Harrassowitz，2000年。（Die slavischen Literaturen heute, hrsg. von Reinhard Lau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2000）
[119] 参见高利克：《论2000年以来的世界文学概念》，第129页，注释3。另参见波斯比斯尔、泽兰卡编：《文学中欧的文学间性板块》，布尔诺：Masarykova universita，1999年（Centrisme interlittéraire des littératures de l'Europe centrale, ed. by Ivo Pospíšil and Miloš Zelenka, Brno: Masarykova universita，1999）；杜里申、尼希编：《地中海：文学互动网络》，罗马：Bulzoni Editore，2000年。（Il Mediterraneo. Una rete interetteria, ed. by Dionýz urišin and A. Gnisci, Roma: Bulzoni Editore，2000）
[120] 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Hugo Dyserinck, Komparatistik. Eine Einführung〔1977〕，Bonn: Bouvier，1981）
[121] 弗莱泽：《世界文学的四个角度——读者，作者，文本，系统》，第174页。
[122] 参见上揭“作为世界文学的当代斯拉夫文学：杂合局面”会议文集；另参见劳尔编：《今日斯拉夫文学》。
[123] 参见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埃特：《生（存）活的知识：语文学的任务》，柏林：Kadmos，2004年（Ottmar Ette，berLebenswissen. Die Aufgabe der Philologie, Berlin: Kadmos，2004）；汤姆森：《世界文学地图：国际的经典化与跨国族文学》（2008）。
[124] 兰平：《世界文学之思：歌德的设想及其腾达生涯》，第66页。
[125] 格森斯：《世界文学：19世纪跨国族文学感受的各种模式》，斯图加特：Metzler，2011年，第24页。（Peter Goens, Weltliteratur. Modelle transnationaler Literaturwahrnehmung i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 Metzler，2011）
[126] 格森斯：《世界文学：19世纪跨国族文学感受的各种模式》，第24页。
[127] 柯马丁：《世界文学的终结与开端》，第111页。
[128] 同上，第105页。
[129] 参见佛朗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从歌德到全球化》，第48页。
[130] 柯马丁：《谁来决定“杰作联合国”？》，第31页。
[131] 勒夫勒：《新世界文学及其伟大叙事者》，慕尼黑：C. H. Beck，2013年。（Sigrid Löffler, Die neue Weltliteratur und ihre groen Erzähler, München: C. H. Beck，2013）
[132] 参见米勒：《导论：“世界文学”—“世界的文学”之争》，第10-11页。
[133] 高利克：《论2000年以来的世界文学概念》，第139页。
[134] 同上，第140页。
[135] 高利克：《论2000年以来的世界文学概念》，第141页。
[136] 王宁：《丧钟为谁而鸣——比较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第38页。
[137] 同上，第37页。
[138] 同上，第40页。
[139] 刘洪涛：《如何成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及因应之道》，第259页。
[140] 同上，第259-260页。
[141] 王宁：《丧钟为谁而鸣——比较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第37页。
[142] 关于“羡憎情结”及其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关系，参见方维规：《民族主义原则损伤之后：中国一百五十年羡憎情结》，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8-31页。
[143] 陆建德：《地方性和普遍性的互动——浅释达姆罗什教授的演讲》，本书第23页。
[144] 王宁：《丧钟为谁而鸣——比较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第38页。
[145] 顾彬：《世界文学之于中国》（Wolfgang Kubin，“Weltliteratur aus / in China”），本书第265页。
[146] 同上，第266页。
[147] 弗兰克：《世界文学和与他者相遇：一种方法还是一种威胁？》，第94页。
[148] 同上，第99页。
[149] 弗兰克：《世界文学和与他者相遇：一种方法还是一种威胁？》，第99页。
[150] 顾彬：《世界文学之于中国》，第267页。
[151] 方维规：《文学的潮汐》，载《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3期，第105页。
[152] 柯马丁：《谁来决定“杰作联合国”？》，第28、29、30页。
[153] 柯马丁：《谁来决定“杰作联合国”？》，第30页。
[154] 同上，第32页。
[155] 同上。
[156] 方维规“译序”，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第13页。
[157] 高利克：《论2000年以来的世界文学概念》，第141页。
[158] 刘洪涛：《如何成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及因应之道》，第259页。——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159] 顾彬：《世界文学之于中国》，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