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出石刻与唐代河东薛氏文学家族研究

河东薛氏家族是六朝至隋唐时期的重要世家大族，也是源远流长的文学世家之一。这一族系是从魏晋时期由蜀中迁居河东的^[1]，因此可以说是中古时期形成的望族，唐时柳芳撰《氏族论》，称其为“关中六姓”之一^[2]。南北朝时期，薛氏形成了三祖五房的格局，三祖即指薛氏西祖，以薛兴为祖；薛氏南祖，以薛雕为祖；薛氏北祖，以薛恢为祖。三祖中西祖尤其兴盛，薛兴生涛，涛生辩，辩生谨，谨五子：洪祚、洪隆、瑚、昂、积善，号为“五房”。到了唐代，南祖薛仁贵一系以武功崛起，西祖薛元超一系以文化传家，形成了不同的家族传统。本书的文学家族研究，定位于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望族，故以薛氏西祖薛元超一系为重点考察对象。有关薛氏文学家族的研究，学术界业已取得了一些成果^[3]，然以出土文献为依据，将这一文学家族置于中古时期家族演变和文学传承的大背景下进行纵深探索的成果还很少。薛元超这一族系，隋代产生了大文学家薛道衡，初唐则有大文学家兼政治家薛元超，薛元超的成就也影响了他的子孙辈如薛曜、薛奇童、薛稷等。新出土墓志也以这一族系为最多，著名者即有《薛元超墓志》《薛儆墓志》《薛贻矩墓志》等，至于薛氏书家薛曜、薛稷撰写的碑志则更为繁多，是研究薛氏家族文学的重要材料。

[1] 《魏书》卷42《薛辩传》：“薛辩字允白，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41页）毛汉光《晋隋之际河东地区与河东大族》论薛氏自蜀迁徙河东之因缘：“河东薛氏的大本营应在汾河以南、黄河以东，是与河东西北、北方胡族接触之线，所以魏晋之际将蜀薛迁至此地，应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缘因胡族大量南迁……将地方豪族蜀薛迁于河东，一则减弱蜀汉之旧势力，二则填塞此一地区之地方势力，引以抗拒南进之胡族。”（《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薛氏是一个强大的血缘团体。晋隋之际，薛氏的大本营在河汾以南、黄河以东之地，亦可能有一部分发展至涑水下游，或中条山脉西部一带。”（同上书，第135页）

[2] 《新唐书·柳冲传》载柳芳论氏族云：“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新唐书》卷199，第5677—5678页）

[3] 如侯纪润《河东薛氏研究：以南北朝时期河东薛氏世系房分为主》（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虽未涉及唐代，但对薛氏和祖的来源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沈文凡、孟祥娟《河东薛氏文学家族传论》（《古籍整理与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第43—52页），对薛氏文学家族人物进行了总体的勾勒和叙录。梁静《中古河东薛氏门风述略》（《晋阳学刊》2008年第1期，第124—126页）、《中古河东薛氏与文学概述》（《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139—144页），则对河东薛氏文学家族的渊源和门风形成等情况加以探讨。李杨婷《唐代薛氏西祖家族与文学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主要依据传世文献，考察了薛氏西祖三房的分化，以及薛瑚房的文学成就，重点探讨了薛据等薛氏文学人物的成就。张丽《北齐隋唐河东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二章“邺下风流的出现与河东士人薛道衡的文学表现”，重点探讨了“邺下风流”和薛氏家族的关系，以及以薛道衡为主的隋唐之际薛氏家族的文学表现。这些论文，对于薛氏文学家族研究都有所启迪。笔者曾作《〈薛元超墓志〉与初唐宫廷文学述论》，提交2008年中国唐代文学第十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收入该会论文集，并刊于《唐代文学研究》第1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9—327页，为较早利用出土文献以研究唐代薛氏文学家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