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
- 胡可先
- 18字
- 2020-07-09 15:23:10
第一章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总论
第一节
家族墓志与文学家族
中国的中古时期，一直是皇权统治为中心的政治格局。魏晋南北朝时期体现为门阀制度，是以皇权为中心结合士族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东晋，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甚至超过了皇权，形成了特定的门阀政治[1]。这一制度的特征是重等级和重秩序。到了唐代，由于统治格局的变化、科举制度的兴起，皇室与士族的关系表现为皇权的回归以及等级和秩序的重建。在这样的背景下，高门士族也在不断自我调适中逐渐产生变化，虽然具有典型特征的封建门阀制度不复存在，但作为政治和社会重要构成因素的家族，重阀阅和重谱系的风气一直在延续。
唐代是家族重谱系、婚姻重阀阅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积淀下来的名家大族文化传统在唐代仍然有所传承，并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实现转型和超越。郑樵《通志·氏族序》曰：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逸而其学不传。[2]
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四个方面的事实：第一，唐代是重视家族谱系的时代，官有簿状，家有谱系，选官重谱系，婚姻重阀阅；第二，五代是中国家族观念变化的转折点，此前属于士族社会，此后属于平民社会；第三，唐代官府与私门各自保存家族谱系的典籍，官家由秘阁保存，私门由左户保存；第四，谱系簿状是士族社会存在的主要特点，就取士问家世、婚姻问阀阅而言，士族社会应该一直保留到五代时期，只是唐代的士族与唐以前的士族差异较大。唐朝末年，由于藩镇军阀的兴起，中央政权的旁落，大唐帝国整体国力的强盛已不复存在，很快就过渡到五代时期武人统治的局面，重视文化传承、婚姻阀阅的世家大族在武人统治的政治格局中也就逐渐衰落。因此，五代时期是中国家族社会动态变化的重大转折关头。
唐代碑志的撰写，首言世系，后言婚娶，也是家族重谱系、婚姻重阀阅的重要表现。唐代的文学家尤其是诗人，也多是特定家族的成员，其中存诗较多影响较大的诗人不少出于名门望族，其家族的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源远流长、长盛不衰，故而以新出碑志为基础研究唐代文学家族，也就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
20世纪以来，唐代诗人家族的墓志大量出土。即如太原王氏家族，自20世纪30年代大诗人王之涣墓志出土并公布，迄今已发现其家族墓志仅王之涣一系就有九方，使我们逐渐了解到这一家族的文学渊源。像这样墓志集中出土的诗人家族还有韦氏家族、崔氏家族、杨氏家族、窦氏家族、裴氏家族、薛氏家族、杜氏家族等，为我们勾勒唐代文学家族的类型和特征，提供了可资征信的文献载体。
一、唐代文学家族墓志的集中发现
唐代社会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又是典型的农业社会，聚族而居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特点。与聚族而居相适应，唐代的大族也有集中的茔地，聚族而葬和盛行厚葬是唐代家族文化的重要方面[3]，新出土墓志也就呈现出突出的家族特点。“六朝以来形成的世家大族仍保持着强大的社会优势，形成以家族为单元的文化群体。聚族而葬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集中体现，也是世族增强族群凝聚力的重要途径。许多世族人物客死异乡，其家人或后人即使经历再多的艰难困厄，也要让先人遗骸归葬故里。洛阳北邙山一带的大批家族墓群，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清以前石刻大多出于偶然发现，近代以来则因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展开和科学考古的实施，形成有规模有计划的墓群发掘，得以有机会成批出土同属一家族的墓志石刻。”[4]初步统计，新出土韦氏家族、崔氏家族、杨氏家族、王氏家族、李氏家族的墓志都超过百方，这些家族又是唐代传承久远的文化家族和文学家族墓志的集中发现，往往以中古时期传承久远的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居多，较这些士族稍次一等但以官宦与文学名世的家族也集中出土了一些墓志，这体现了唐代作为士族发展的重要阶段的特点。
《新唐书·柳冲传》载柳芳论氏族曰：“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各类士族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5]这是唐代士族划分的经典论断，为历代学者所依据和引用。但柳芳所论的这种情况，主要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时期的特点。到了唐代，前期延续“关中本位政策”，关中士族与代北陇右虏姓相互融合，形成“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处于对峙抗争的局面，山东士族在政治上的地位有所削弱，但其重阀阅婚娅的风气并没有改变。武则天时期打击关陇集团，山东士族的影响更有所恢复，总体上说，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在有唐一代三百年中彼此消长，不断影响着政治格局和社会风气。而在唐代，处于江南的“侨姓”和“吴姓”并没有得到发展的机缘，而是逐渐被边缘化，尽管南方士大夫中很多才能卓异之人受到朝廷的重用，但是作为家族聚居的特点和作为家族群体的影响力一直无法与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抗衡。相对而言，代北和江南在20世纪以来，也相继出土了一些墓志，但其家族特征和家族文化的表现就不如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那样显著。本书选择唐代二十个文学家族，并对这些家族的新出土墓志进行梳理，作为本书的总体关注范围；其中河东薛氏、太原王氏、弘农杨氏、京兆韦氏、清河崔氏、京兆杜氏、范阳卢氏、陕郡姚氏、江夏李氏九个文学家族，本书将在第二章到第十章分章论述。
（一）关中士族
《新唐书·柳冲传》载柳芳论氏族称关中郡姓主要有“韦、裴、柳、薛、杨、杜”六姓，这六姓士族中，也都有代表性的文学人物。韦氏有韦承庆、韦济、韦述、韦应物，裴氏有裴光庭、裴度、裴夷直，柳氏有柳宗元、柳公绰、柳公权，薛氏有薛元超、薛曜、薛稷，杨氏有杨炯、杨汉公、杨收、杨凝式，杜氏有杜审言、杜甫、杜牧等。这六姓家族的新出土墓志都较为集中。尤其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韦、杜家族，在唐代无论是在政治、文化还是文学上都是影响深远的世家大族，近代以来新出土的石刻史料，更成为其影响的最直接最可靠的见证。
1. 京兆韦氏文学家族
京兆韦氏家族是唐代的关中望族，其居住地集中于长安城南的“韦曲”，与居于“杜曲”的杜氏并称，时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谚语。京兆韦氏分支有逍遥公房、小逍遥公房、郧公房、南皮公房、平齐公房、郿城公房、彭城公房、龙门公房、驸马房等。其中文学较为繁盛者主要有逍遥公房、小逍遥公房和郧公房三支。韦氏家族新出土的墓志不下百方，仅诗人墓志就有《韦承庆墓志》《韦济墓志》《韦希损墓志》《韦应物墓志》《韦渠牟墓志》《韦瓘墓志》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诗人墓志出土的同时，多数还有其妻的墓志和族人的墓志同时出土，如韦济所撰其妻刘氏墓志与韦济墓志同时出土，成为颇受关注的鸳鸯墓志。韦应物家族的墓志一并出土了四方，即韦应物夫人墓志《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韦应物子墓志《唐故监察御史里行河东节度判官赐绯鱼袋韦府君墓志》、韦应物媳墓志《唐故河东节度判官监察御史京兆韦府君夫人闻喜县太君（裴棣）玄堂志》，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2. 河东薛氏文学家族
河东薛氏家族是从魏晋时期由蜀中迁居河东的，因此可以说是中古时期形成的望族。南北朝时期，薛氏形成了三祖五房的格局，三祖即指薛氏西祖，以薛兴为祖；薛氏南祖，以薛雕为祖；薛氏北祖，以薛恢为祖。到了唐代，南祖薛仁贵一系以武功崛起，西祖薛元超一系以文化传家，形成了不同的家族传统。隋唐时期，西祖一系文学独兴，隋代产生了大文学家薛道衡，初唐则有大文学家兼政治家薛元超，薛元超的成就也影响了他的子孙辈如薛曜、薛奇童、薛稷等。新出土墓志也以这一族系为最多，著名者即有《薛元超墓志》《薛儆墓志》《薛贻矩墓志》等，至于薛氏书家薛曜、薛稷撰写的碑志更为繁多，这是研究薛氏家族文学的重要材料。石刻文献中极其重要又在武则天时期驰名一时的《石淙诗碑》，刻有薛曜的诗作，该碑又由薛曜书丹，至今仍然壁立于石淙河的摩崖之上。薛氏家族的兴起与分化，以及西祖一系文学的繁盛，在唐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 弘农杨氏文学家族
弘农杨氏是自汉代以后显赫数百年的世家大族。隋代是弘农杨氏统治的朝代，虽然国祚短暂，但在中国历史上承先启后的地位不容低估。唐朝建立的前期，其政治集团的中心是李、武、韦、杨几个大族，大族间组织婚姻集团，形成特有的统治格局。安史之乱以后，缘于杨国忠的被杀和杨贵妃的赐死，弘农杨氏曾经一度衰微，但不久又因科场竞争的优势和文化世家的融合，在中晚唐文化和政治的舞台上重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出土的涉及唐代杨氏家族的墓志也超过百方，是出土文献最为集中的家族之一。这一家族集中体现了中晚唐，尤其是元和以后影响文学演变的多个环节。这一家族的诸多文学人物，传世文献已有记载，近年的出土文献又相继公布了靖恭杨氏家族中的杨虞卿之父杨宁、杨虞卿之子杨思立、杨虞卿子杨知退之妻卢氏、杨虞卿之孙杨皓、杨虞卿之弟杨汉公、杨汉公之妻郑本柔、杨汉公之继室韦媛、杨汉公之子杨筹墓志，修行杨氏家族中的杨收、杨收妻韦氏墓志，另有诗人杨宇、杨牢等十余人墓志，其中杨汉公和杨收都有诗文传世。就文学层面考察，杨氏家族是以家族为纽带的文学群体，加以与杨氏家族有姻缘关系的韦应物家族六方墓志的最新出土，为研究杨氏家族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生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4. 京兆杜氏文学家族
京兆杜氏自两汉以来一直是望族，西汉有杜周，东汉有杜笃，西晋有杜预，至唐代更是繁盛有加，无论作为政治家族还是文学家族都非常显赫，三百年间杜氏宰相多达十人。就文学而言，杜氏诗人在唐代也最为集中，以杜审言、杜甫、杜牧为代表，盛唐大诗人杜甫与李白并称“李杜”，晚唐著名诗人杜牧亦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新出土文献之中，与杜甫家世相关者也有二十余方墓志，包括杜甫叔父杜并墓志，以及《大唐故忻州定襄县令杜府君（安）墓志铭并序》《唐故丰州永丰县令韦府君夫人京兆杜氏墓志铭并序》《唐故邛州火井县丞韦君夫人杜氏墓志铭并序》《大唐故杜府君并夫人墓志铭并序》《大隋故河源县令杜君之墓志铭》等。涉及杜牧一系的墓志则有杜牧伯父母杜式方夫妇墓志、毕諴撰《唐工部尚书杜公长女墓志铭并序》，以及杜佑妻墓志《密国夫人李氏墓志铭》、杜佑孙杜陟墓志，这不仅为杜牧家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唐代“以妾为妻”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出土文献的原始印证。
5. 河东裴氏文学家族
河东裴氏家族在唐代声名显赫，从唐初开国元勋裴矩到中期一代名相裴度，终唐一代，家族长盛不衰。其文学成就较高者有裴耀卿、裴光庭、裴度、裴夷直等。新出土文献中裴氏碑志甚多，涉及裴氏诗人者有裴夷直墓志、裴光庭墓志。就裴夷直而言，与其族系相关墓志就有裴夷直夫人墓志《唐故左散骑常侍赠工部尚书河东裴公（夷直）夫人陇西郡太君（李弘）墓志文》、裴夷直子裴虔余为其堂弟所作的《唐故秀才河东裴府君（岩）墓志铭并序》，以及裴夷直孙裴宪孙为其兄所作的《唐故孝廉河东裴君（恭孙）墓志铭》、裴皞为裴夷直之孙所撰的《梁故朝散大夫权知给事中柱国河东裴公（筠）墓志铭并序》等。就裴光庭而言，其墓志新近出土，墓志全称为《唐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书弘文馆学士上柱国正平县开国男赠太尉河东裴公墓志铭并序》，其夫人墓志全称为《唐故侍中赠太师裴公夫人武氏墓志铭并序》，是重要的鸳鸯墓志。此外，我们还可以见到新出土文献中有裴度撰写的《唐淮南节度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荥阳郡公李公家庙碑》，原署：“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晋国公裴度撰。”[6]《唐故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赠司徒弘农杨公（元卿）墓志铭》，题：“山南东道节度使观察处置等使司徒兼侍中晋国公裴度撰。”[7]盛唐裴光庭、中唐裴度、晚唐裴夷直，彰显了有唐一代不同时期裴氏家族的标志人物在政治舞台和文学历史上的影响。
6. 河东柳氏文学家族
河东柳氏文学家族以柳宗元最有文学成就，其家族亦颇多文人。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称：“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为文学，至御史。病瞽遂废。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为官，早死。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与冕并居集贤书府。冕文学益健。”[8]中晚唐柳公绰、柳公权亦颇有文名，柳公权更以书法闻名于后世。石刻文献中涉及柳宗元者有《唐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题署：“柳州刺史柳宗元撰。”[9]《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志》，题署：“承务郎行京兆府蓝田县尉柳宗元纂。”[10]《柳宗直等华严岩题名》：“永州刺史冯叙、永州员外司马柳宗元、永州员外司户参军柴察、进士卢弘礼、进士柳宗直，元和元年三月八日，宗直题。”[11]《龙城柳刻石》：“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百丑。元和十二年，柳宗元。”[12]涉及柳公权者有《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末题：“翰林学士兼侍书、朝议大夫、行尚书兵部郎中、知制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柳公权书。”[13]《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文末署：“正议大夫、守右散骑常侍、充集贤殿学士判院事、上柱国河东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臣柳公权奉敕书。”[14]《柳氏淑女（愔愔）墓志铭并序》，题署：“从父尚书兵部郎中知制诰公权撰。”[15]《唐故通议大夫守太子左庶子上柱国韩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堂舅金紫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上柱国公权撰。”[16]
7. 武功苏氏文学家族
武功苏氏也是隋唐时期臻于鼎盛的名门望族，虽不能与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并驾齐驱，但也堪称中古时期的关中次等望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苏氏出自己姓。颛顼裔孙吴回为重黎，生陆终。生樊，封于昆吾。昆吾之子封于苏，其地邺西苏城是也。苏忿生为周司寇，世居河内，后徙武功杜陵，至汉代郡太守建，徙扶风平陵。”[17]唐代出现了苏良嗣、苏瓌、苏颋、苏味道、苏检五位宰相，苏味道与李峤、包融、杜审言并称“文章四友”，苏颋曾封许国公，与封燕国公的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苏晋、苏源明等也都有诗文传世，故苏氏家族也是以仕宦和文化传家的望族。新出碑志有关苏氏资料颇多，《金石萃编》卷69载有张说撰《苏瓌神道碑》。苏颋撰有《大周故朝请大夫行鼎州三原县令卢府君（行毅）墓志铭并序》[18]，《大唐故怀州刺史赠特进耿国公武府君（懿宗）墓志铭并序》[19]，《唐故司农寺主簿崔君（日新）墓志铭并序》[20]，《大周洛阳县尉尔朱公（杲）夫人韦氏墓志铭》[21]，《唐故赠太子少保管国公武府君（嗣宗）墓志铭并序》[22]，《大唐故仙州刺史衡府君（守直）墓志铭并序》[23]。最新出土《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赠太尉益州大都督王公（仁皎）墓志铭并序》，题署：“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许国公苏颋奉敕撰，银青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侍中监修国史上柱国广平郡开国公宋璟奉敕书。”[24]苏晋撰有《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扶阳县开国公护军事韦公（顼）墓志铭并序》[25]。苏源明初名苏预，《大唐故福州刺史管府君（元惠）之碑》，题署：“右拾遗内供奉东周苏预纂，河南府伊阙县尉集贤院直学士杜陵史惟则书并篆。”[26]
（二）山东士族
山东士族有从四姓到七姓的发展过程。《贞观政要》卷7云：“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27]是为崔、卢、李、郑四姓。《新唐书·柳冲传》载柳芳论氏族称“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28]。加上“王”姓，是为五姓。《太平广记》卷184引《国史异纂》：“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七姓，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29]山东士族无论是五姓还是七姓，在文学上都有其代表人物，太原王氏出现了王绩、王勃、王维、王缙、王之涣，清河崔氏出现了崔融、崔泰之、崔尚、崔翘、崔备、崔安潜，博陵崔氏出现了崔沔、崔祐甫、崔元略，范阳卢氏出现了卢照邻、卢纶、卢士玫、卢载，荥阳郑氏出现了郑虔、郑谷、郑畋等。通过出土文献对这些文学世家进行考察，能够挖掘这些家族的文学传承与文化影响，揭示唐代文学发展的家族背景和各个文学家族的贡献。
1. 太原王氏文学家族
王氏家族在唐代较为重要的族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太原王氏，一个是琅邪王氏。新出土墓志以太原王氏墓志居多。太原王氏支系众多，就文学而论，主要有三个族系：第一，王之涣一系，郡望太原，后徙绛郡；第二，王绩、王勃一系，发轫于太原，定居于河汾；第三，王维、王缙一系，是太原王氏居于河东的分支。由出土文献进行考察，这三个族系相互之间具有重要的联系。王之涣家族，出土了九方墓志：《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之涣）墓志铭并序》、王之涣妻墓志《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王府君（之涣）夫人渤海李氏墓志铭并序》、王之涣祖父墓志《大唐故瀛州文安县令王府君（德表）墓志铭并序》、王之涣祖母墓志《瀛州文安县令王府君周故夫人薛氏墓志铭并序》、王之涣叔辈墓志《正议大夫试大著作上柱国太原太原王君（洛客）墓志铭并序》、王之涣堂弟墓志《唐故长安县尉太原王府君（之咸）墓志铭并序》、王之涣堂侄墓志《大唐故左赞善大夫王府君（绾）墓志铭并序》、王之涣堂四代侄孙墓志《唐故处士太原王府君（翱）墓志铭并序》《唐故太原王府君（恭）墓志铭并序》。与王勃家族相关者主要有《故南顿县令王公（劢）墓志并序》。王维、王缙家族，据说王维墓志已经出土，但笔者未见[30]。
2. 清河崔氏文学家族
就士族而言，崔氏与韦氏不同，韦氏属于关中士族，崔氏属于山东士族。山东士族不仅社会地位崇高，而且门风古老，文学繁盛。胡应麟《诗薮》云：“初唐之融，盛唐之颢，中唐之峒，晚唐之鲁，皆矫矫足当旗鼓。以唐诗人总之，占籍几十之一，可谓盛矣。”[31]唐代崔氏望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清河崔氏，一个是博陵崔氏。新出土的清河崔氏墓志仅诗人就有崔泰之、崔翘、崔尚、崔备、崔安潜墓志等五方。博陵崔氏诗人墓志有崔沔、崔元略、崔成务、崔约、崔文龟墓志等五方。相较而言，清河崔氏的文学成就高于博陵崔氏。即如清河小房的崔郸一族，数代都有文名。崔郸兄弟七人崔邠、崔鄷、崔郾、崔郇、崔邯、崔鄯、崔鄜，都身居高位。崔郾、崔郸都曾掌贡举，门下多士。最近新出土的崔郸墓志称：“公天伦六人，皆为名卿，多历显位，号文学之薮，标龙虎之望。一掌贡士，三开幕府，取士仅五十人，今布台阁者过半，率当时畯髦。《洪范》之五福，《商诗》之百禄，公皆得之宜乎哉。绹实不佞，早获及门，发扬慰荐，恩纪备极，辱拾遗之命，论譔不敢固辞，且惧寡陋，有阙徽懿，今第举公之大节，其详当传于国史代家云。”[32]墓志还将崔郸一族的门风、阀阅、婚媾等情况，叙述得非常清楚。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参证比勘，作为文学家族的崔氏清河小房这一支系情况在中晚唐的多层面影响就能够呈现出来。以崔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凭借着家族传统、文化渊源、科举优势、门风积淀，在唐代社会具有显赫的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
3. 范阳卢氏文学家族
范阳卢氏也是唐代“山东五姓”之一，声望卓著。唐代范阳卢姓诗人有卢照邻、卢藏用、卢纶、卢僎、卢载、卢拱、卢景亮、卢献卿、卢士玫、卢公亮等。稍向前追溯，北朝到隋的卢思道，与藏用同一世系。这一族系有诗文存世者即有卢思道、卢藏用、卢拱等。卢思道一系在唐代文化繁盛，新出墓志中，卢思道的后裔甚多，笔者统计就有苏颋撰文的《卢行毅墓志》等三十四方。卢纶一系近年出土了七方墓志，有卢纶撰《唐故魏州临黄县尉范阳卢府君（之翰）玄堂记》，卢之翰撰《唐魏郡临黄县尉卢之翰妻京兆韦氏墓志铭并序》，卢简辞撰《大唐故卢府君（绶）墓志铭》，卢简求撰《唐故河中府宝鼎县尉卢府君（绶）张夫人墓志铭并序》和《卢弘本墓志》，以及杨紫□所撰的《卢文度墓志》，薛昭纬撰《卢虔懿墓志》。卢士玫、卢载一系出土墓志最多，笔者共搜集到八十九方，真是蔚为大观。以新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在厘清这一族系来龙去脉的基础上，不仅可以呈现卢士玫及其家族的文学成就，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一文学家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些政治因缘、文化传承、婚姻关系、士族风尚等。此外，诗人卢僎撰写的墓志有《唐故荥阳郡太夫人郑氏墓志铭》《唐故光禄卿崔公（瑶）墓志铭并序》。卢载撰写的墓志有《唐故河中府士曹参军卢府君（嘉猷）墓志铭并序》《唐前黔中观察推官试太常寺协律郎卢载妻郑氏墓志铭并序》《唐朝议郎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卢载墓志铭并序自撰》。卢景亮撰写的墓志有《唐故万州刺史太原王府君（仙鹤）墓志铭并序》《唐朝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弘农杨君（同愻）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并叙》。卢献卿撰写的墓志有《唐故小娘子墓志铭》。卢照邻之弟卢照己墓志已经出土，为初唐文学带来了一定的契机。
4. 荥阳郑氏文学家族
荥阳郑氏也是唐代望族，为“五姓七家”之一。出土文献中郑氏墓志尤多，而文学世家郑虔家族墓志的集中出土，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注目点之一。据笔者统计，郑虔家族墓志迄今至少已出土了十五方，包括《大唐故赠博州刺史郑府君（进思）墓志并序》《大唐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府君（虔）并夫人琅瑘王氏墓志铭并序》《大唐故滑州白马县尉郑府君（忠佐）墓志铭并序》《唐故淮南道采访支使河东郡河东县尉荥阳郑府君（宇）墓志铭并序》《唐故尚书库部郎中荥阳郑公（宠）墓志铭并序》《唐故商州录事参军郑府君（密）墓志铭并序》《大唐故侍御史江西道都团练副使郑府君（高）墓志铭并序》《大唐故朝散大夫绛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公（敬）墓志铭并序》《唐故右金吾卫仓曹参军郑府君（鲁）墓志铭并序》《唐故荥阳郑氏男（绲）墓志铭并序》《故宋州砀山县令荥阳郑府君（纪）墓志铭并序》《唐故郑氏嫡长殇墓记》《大唐朝议郎行周王西阁祭酒上柱国程务忠妻郑氏墓志铭并序》《唐故荥阳郑氏女墓志铭并序》《大唐故右千牛卫中郎将王府君（暟）墓志铭并序》[33]。
（三）宗室皇族
宗室李氏文学家族
李氏郡望以陇西和赵郡最为隆盛，陇西李氏是唐代的第一大族，以至于李唐皇室都要攀附。在传之于今的文学作品之中，宗室的近支和远支的作品大多占据着重要地位。故此处以“宗室李氏”立目，一方面是因为宗室李氏虽然攀附陇西李氏，但实质上不是陇西李氏，另一方面因为宗室李氏家族的文学最为突出，如此立目可以将家族和皇族结合在一起讨论，以凸显李氏家族的独特性[34]。有关宗室李氏的出土文献不胜枚举，大致可分三个方面：第一，太子诸王碑志，如《章怀太子墓志》《懿德太子墓志》《李琮（靖德太子）哀册文》《越王李贞墓志》。第二，皇室公主墓志，如《淮南大长公主墓志》《永泰公主墓志》《安乐公主墓志》《郯国长公主墓志》。第三，皇室远支墓志，如诗人墓志就有《李适之墓志》《李岘墓志》。这里再附带叙述一下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的相关出土文献。陇西李氏墓志，如诗人墓志就有《李郃墓志》《李昼墓志》。赵郡李氏墓志，如古文家兼诗人李观的墓志就非常有代表性。韩愈所撰的《李观墓志》，既见于出土文献的石本，也载于传世文献的集本，对于唐代古文运动研究颇有作用。因唐代著名古文家李华与萧颖士齐名，为韩柳古文的先驱；其族子李翰亦长于文章，族子李观诗文兼擅，为韩愈所称道，这是古文运动的家族因素所在。晚唐的李德裕也属赵郡李氏，政治声望和文学成就都很高，新出土《徐盼墓志》和《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鼓城刘氏墓志铭并序》，都是李德裕所撰，前者是其妻墓志，后者是其妾墓志。赵郡李氏之分支江夏李邕一族，更是文学、学术和文化传承历史悠久的家族，其新出土墓志十余方，包括文学家李邕、李潜、李正卿、李师稷等墓志。
（四）虏姓士族
根据《新唐书·柳冲传》载柳芳论氏族“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35]，列有七姓。其中扶风窦姓士族属于“代北虏姓”，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窦氏一族源于鲜卑族纥豆陵氏所改姓[36]，这是其作为“虏姓”之由来。“以鲜卑部落为主体的代北少数民族，将其姓望由胡变汉，由代北迁洛阳，再由洛阳迁关中，标志着汉化的深入，其与关陇集团关系更加密切”[37]，故李浩教授将窦氏列入“胡姓士族加盟关中文坛者”。我们这里仍以唐人柳芳划分士族的标准将窦氏归为“代北虏姓”，但实则上，其与长孙、宇文、源等虏姓已有所不同，而与关中六姓亦有差异。窦姓之外，我们又将“太原白氏”列为“虏姓”之列。盖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白氏实源于西域龟兹族后裔[38]。地域虽非代北，但因其姓氏性质，我们仍将其置于“虏姓士族”。李浩教授以为白氏从白居易曾祖父开始已迁居到下邽，故列入关中文学群体[39]。在文学发展方面，突出表现在扶风窦氏和太原白氏文学家族，前者以窦叔向及其五子窦常、窦牟、窦群、窦庠、窦巩驰名当代，诗冠流辈；后者以白居易、白行简、白敏中为代表，无论在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方面，都作出了首屈一指的贡献。
1. 扶风窦氏文学家族
从两汉到唐代，扶风平陵窦氏一直是族兴望隆的世家大族。“于文景之世，充安成侯以姻联帝室，为清河望族。其子广国，改封章武，承天之宠，累世袭禄。后徙居右扶风，故为平陵人焉。”[40]中唐时期窦常、窦群、窦牟、窦庠、窦巩兄弟五人以文学著名，并有《窦氏联珠集》传世，这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的家集编纂。其父窦叔向也是中唐著名的文学家，而这一家族的文学情况又可以通过新近出土的石刻文献进行印证，如新出石刻有《窦叔向神道碑》与《窦牟墓志》。《窦牟墓志》为大古文家韩愈所撰，集本也录其文，而与新出石本有所不同。《河洛墓刻拾零》收《唐故朝散大夫守国子司业上柱国扶风窦公墓志铭并序》，题署：“通议大夫尚书兵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韩愈撰，第五弟朝议郎前使持节都督登州诸军事守登州刺史赐绯鱼袋庠书。”[41]新出土墓志涉及窦氏家族人物者还有《唐故河南府河南县尉袁府君（亮）墓志铭并序》，题署：“外甥前检校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扶风窦牟撰。”末署：“季甥扶风窦巩书。”[42]《唐故大理评事汝南袁府君墓志铭》，题署：“外甥扶风窦群撰。”[43]这些新出碑志参合《窦氏联珠集》，有助于考察窦氏家族文学的特点，也有助于促进中晚唐文学研究的深入。
2. 太原白氏文学家族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大诗人，祖籍太原，以白居易为中心的太原白氏，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白居易的诗歌，白行简的小说，都流誉后世，白敏中官至宰辅，同时擅长诗歌，也是值得重视的人物。这一家族相关出土文献颇多，与白居易相关的如白居易之孙白邦彦墓志的出土，为白居易家世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贵的信息。白居易所撰《楚王白胜迁神碑》，则是记述其远祖的重要文献。白居易所撰《唐故会王墓志铭并序》，题署：“翰林学士将仕郎守京兆府户曹参军臣白居易奉敕撰。”[44]新出土文献与白居易诗文可以印证的材料则更多，以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序为例：“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前中书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恽、河南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司封员外郎张可续、驾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俦、淄州刺史裴洽、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四门博士谈弘谟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若不记录，谓洛无人，晋公首赋一章，铿然玉振，顾谓四座继而和之，居易举酒抽毫，奉十二韵以献。”[45]按诸人事迹，新出墓志中时有所见。如《唐故河南府兵曹参军赐绯鱼袋兰陵萧公（放）墓志铭并序》，题署：“再从侄中大夫、守太子右庶子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籍撰。”《唐故秘书省秘书郎博陵崔公（遂）墓志铭并序》，题署：“前乡贡进士李仍叔纂。”[46]《唐故河南县丞安定皇甫君（弘）墓志铭并序》，题署：“朝议郎、守太子左庶子、武骑尉、赐绯鱼袋李仍叔撰。”[47]高锴撰有《唐故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赠礼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荥阳郑府君（居中）墓志铭并序》[48]，卢荛撰有《唐故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赠礼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荥阳郑府君（居中）及清河崔夫人合袝墓志铭并序》[49]，又《唐故濮阳郡夫人吴氏墓志并铭》，题署：“朝议郎行尚书水部员外郎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绯鱼袋。”[50]关于白敏中，墓志已出土，题为《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傅致仕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太尉白公墓志铭并序》，题署：“门吏翰林学士承旨朝议郎守尚书□部侍郎知制诰柱国赐紫金鱼袋高璩撰。”[51]关于白行简，则如卢谏卿所撰《卢大琰墓志》：“调集之二年，屡以吏部试题而折断之。今太子客时为盩厔尉白公居易、故仓部郎中白公行简时为校书郎，咸登判科，俱擅时誉，尝得公学试□□□之，因更咏迭应，不逾时而满朝倾待之。”[52]借助新出土墓志，还可以考察白氏家族婚姻问题，如杨氏家族墓志表现了白居易妻族杨氏的情况。而新出土《皇甫氏夫人墓铭并序》[53]，志主为白敏中之女，嫁于皇甫炜，墓志还记载白氏家世渊源。近年来出土了中唐皇甫家族墓志如皇甫澈墓志、皇甫澈姊皇甫氏墓志、皇甫澈子皇甫映墓志、皇甫澈孙皇甫燠墓志和皇甫炜墓志、皇甫炜妻白氏墓志，这些墓志为白氏家族和皇甫氏家族的家世和婚姻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五）其他家族
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以望族为代表的文化世家和以官宦科举进身的士大夫也在不断地交融和流动。相较于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影响力稍逊一些的家族也在唐代的政治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产生了一些词臣、学者和诗人，而且他们的事迹不同程度地在墓志中被记录下来，我们对这些家族的新出土材料进行勾勒，也会对唐代的政治史和文学史产生新的认识。
1. 陕郡姚氏文学家族
与京兆韦氏、京兆杜氏、河东薛氏、太原王氏、弘农杨氏、清河崔氏相比，姚氏家族并不能称为望族，但集中于姚崇一系的姚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是颇具影响力的家族。陕郡姚氏家族的石刻文献有政治家兼诗人姚崇之父姚懿碑、姚崇子姚彝碑、姚崇裔孙姚合墓志、姚合子姚潜墓志。从《姚懿碑》到《姚合墓志》，可以从出土文献的层面，勾勒出并非望族的姚氏家族从唐代前期到唐代后期政治和文学交融的家族风尚。同时，新近问世的《姚彝墓志》，撰者是大诗人贺知章，这对于研究盛唐时期姚氏集政治与文学一体化的家族格局也提供了新材料。与姚懿、姚崇、姚合相关的新出土碑志，已超过二十方，以石刻文献研究姚崇家族的政治与文学，臻于水到渠成的境地。盛唐著名宰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都是引领文学风尚的代表人物。就文学而言，张说、张九龄已受到研究者极大的关注，而姚崇、宋璟的研究则甚为薄弱。以石刻文献为依据，以家族传承为线索，以姚崇一系为个案，立足于政治背景下文学传承的探讨，也是从家族层面对盛唐至中唐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开拓。
2. 河东吕氏文学家族
河东吕氏在唐代代有名人，盛唐时的吕向是一位宫廷文学家和学问家，曾不满于李善对《文选》的注释，与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更为诂解，时号《五臣注》。吕延之一系在中唐以后更为繁盛，多人通过科举以走向政治舞台，成为声名显赫的家族。新出土吕温为其父所撰《唐故通议大夫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赐紫金鱼袋赠陕州大都督东平吕君墓志铭并序》，吕恭为其母撰写的《唐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通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赠陕州大都督吕府君夫人河东郡君柳氏墓志铭并序》，都是新出石刻中的鸿篇巨制。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新出墓志进一步研究吕氏家族诗人的交游网络。如《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四〇四《李从易墓志》题署：“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吕让譔，朝议郎行尚书左司员外郎上柱国赐绯鱼袋裴夷直书。”[54]这位李从易是让皇帝的后人，属于唐代皇室家族，而吕氏家族在中唐以后是源远流长的文学世家，这一墓志则提供了唐代宗室家族与文学世家交往的见证[55]。
3. 琅邪颜氏文学家族
唐代琅邪颜氏名人，出于北齐颜之推之后，主要有唐初史学家颜师古和盛唐大书法家颜真卿，他们也是著名的文学家。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孙，著有《五经定本》《匡谬正俗》《汉书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集六十卷，已散佚。《全唐文》收其文十九篇，《全唐诗》辑诗一首。颜真卿是颜之推的六世孙，著有《吴兴集》《卢州集》《临川集》等。石刻文献所载颜师古资料有两则，一是《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1册载《奉籍归唐表》等刻石拓片，颜师古撰：“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门下，汪华往因离乱，保据州乡，镇静一隅，以待宁晏，识机慕化，远送款诚，宜从褒宠，授以方牧。可使持节总管歙宣杭睦婺饶六州诸军事歙州刺史上柱国，封越国公，食邑三千户，主者施行。武德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中书舍人颜师古行。”[56]二是《大唐相王府咨议殷君故夫人颜氏墓志铭并序》：“夫人讳颀，字女英，琅琊临沂人也。……曾祖之推，齐黄门侍郎。祖思鲁，皇朝霸府记室。父师古，秘书监，琅琊县开国子。并弈叶文雅，蝉联缨绂，行实人师，言为时范，详诸史牒，无俟具谈。”[57]颜真卿撰书之碑志更是出土甚多，如《唐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杜公（济）墓志铭》，题署：“友婿颜真卿撰。”[58]《大唐故冠军将军左羽林军大将军东莞郡开国公上柱国臧府君（怀亮）墓志铭并序》，题署：“朝议郎行侍御史颜真卿撰。”[59]《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题署：“南阳岑勋撰，朝议郎判尚书武部员外郎琅邪颜真卿书，朝散大夫检校尚书都官郎中东海徐浩题额。”[60]《唐故赵郡君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题署：“夫润州刺史、江南东道采访处置兼福建等州经略使、慈源县开国公徐峤撰。朝散郎、前行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颜真卿书。”[61]《唐工部尚书赠太子太师郭公墓志铭并序》：“朝议郎行殿中侍御史颜真卿撰并书。”[62]
4. 东海徐氏文学家族
东海徐氏是南朝刘宋时期崛起的世家大族，代有显宦，亦多鸿儒，徐摛、徐陵在文学史上颇著名声。东海徐氏后来因官徙家，居地逐渐分散，但后人仍以郡望相尚。其家族墓志新出土有《唐故朝议郎行冯翊郡司兵参军徐府君（浚）墓志铭并序》[63]，《唐故朝散大夫京兆府三原县令余姚县开国男徐君（顼）墓志铭》[64]。至于徐浚之弟大书家徐浩所撰所书的墓志则不胜枚举。徐氏重要人物徐坚一系，近年有两方重要墓志出土，一方是《徐德墓志》，一方是《徐齐聃墓志》，后者为其子徐坚所撰。《徐齐聃墓志》称：“先君讳齐聃，字希道，本高平人也。……俄属双鸧西举，一龙东渡，俱违玉斗之亡，同奉金陵之气。因家于吴兴之长城，又为彼人焉。”刘子凡以为“长城徐氏源出东海徐氏的可能性更大”[65]。徐坚一族入唐之后，声望颇隆，徐德（字孝德）两女分别为太宗充容和高宗婕妤，孝德也受到太宗宠遇，其子徐齐聃善于属文，曾侍读于太和诸王。徐齐聃子徐坚更以学术文学传家，成为玄宗时期的文学宗师。徐坚子徐峤，也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兼文学家。新出土《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题署：“中大夫守大理少卿集贤院学士上柱国慈源县开国公臣徐峤奉敕撰。”[66]《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桓公（臣范）墓志铭并序》，题署：“太中大夫行河南少尹上柱国慈源县开国公徐峤撰。通直郎行大理评事王缙书。”[67]《唐故赵郡君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题署：“夫润州刺史江南东道采访处置兼福建等州经略使慈源县开国公徐峤撰。”[68]东海徐氏墓志新出土者尚有《唐通议大夫使持节陈留郡诸军事守陈留郡太守河南采访处置使上柱国徐公（恽）墓志铭并序》[69]。
5. 彭城刘氏文学家族
刘氏郡望主要是彭城，唐代彭城刘氏文学家颇多。有诗存世者即有刘宪、刘复、刘济、刘洎、刘祎之、刘升、刘长卿、刘晏、刘遵古、刘太真、刘轲、刘三复、刘邺等。至于大诗人刘禹锡，其望贯是否彭城，尚处于争议之中。刘祎之、刘宪、刘升、刘晏、刘济、刘复墓志都于近年出土，为研究彭城刘氏家族文学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诸人撰写的墓志尚多，如《大唐赠韦城县主韦氏墓志铭并序》，末署：“大中大夫□秘书监修文馆学士臣刘宪奉敕书。”[70]《大唐故朝议郎行上党郡大都督府黎城县令上柱国太原王公墓志铭并序》，题署：“通直郎行陈留郡浚仪县尉刘长卿撰上。”[71]《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勣墓志铭并序》，题署：“朝散郎守司文郎崇贤馆直学士臣刘祎之奉敕撰。”[72]《前河南府福昌县丞陇西李君故夫人广平刘氏（媛）墓志铭并叙》，题署：“从侄滁州军事判官将仕郎前太常寺奉礼郎三复撰。”[73]《唐故朝议郎行陕州硖石县令上柱国侯公（绩）墓志铭并叙》，题署：“朝议郎行尚书膳部员外郎史馆修撰上柱国刘轲撰。”[74]《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题署：“朝议郎检校尚书屯田郎中使持节洺州诸军事守洺州刺史兼侍御史上柱国赐绯鱼袋刘轲撰。”[75]
6. 乐安孙氏文学家族
乐安孙氏家族，也是较为著名的文学家族。追溯乐安孙氏，源于太原，北魏《孙辽浮图铭记》记载：“君姓孙名辽，定州人也，绵绪太原，分流乐安，爵土有因，遂居钜鹿焉。”[76]自魏晋以来，太原孙氏就是以文学著称的。晋代有作《梁令孙侯颂》的孙楚，作《游天台山赋》的孙楚之孙孙绰，作《晋阳秋》的孙楚之孙孙盛[77]。但与士族相比，孙氏还是属于次等家族，虽以文学闻名，但在政治舞台上处于边缘地位。到了唐代，尽管也出了两位宰相，但与关中士族的政治地位和山东士族的族望优势不能相提并论，仍然以文学的显赫沿袭并发扬着一贯以来的家族优势，故终唐一代，乐安孙氏家族的文学成就一直兴盛不衰，著名人物就有孙伏伽、孙处玄、孙嘉之、孙逖、孙思邈等。“近代以来，孙氏后人墓志出土超过三十方。……从这些墓志中可以看到，在孙逖以后，这个家族中有九人登进士第，有四人中制举，有四人曾任中书舍人，有七人官至显宦，直到五代时，还有孙拙以文学知名而掌制。在这批墓志中，多数属孙氏族人所撰写，志文中对从孙嘉之、孙逖以来以文学显达的家族历史，不厌其烦地重述，显示了这一家族对此的自豪和荣耀。”[78]笔者在陈尚君先生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孙逖家族墓志，累计有四十三方。
二、家族墓志撰者的考察
唐代的新出土墓志，其题款从前期到后期有所不同，前期的很多墓志是很少有作者和书者题款的，盛唐之后题署者渐多，到了晚唐则以有题署者为主。墓志是家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出土墓志的不断增多，撰者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对作为主体特征的撰者情况进行梳理，墓志的家族因素也能进一步得到彰显。考察唐代墓志撰者身份，大致有墓主的子女、墓主的亲戚、墓主的友人。有些女性墓志，撰者是墓主的丈夫，从中可以看出唐代家族之间的婚姻状态，将放在下一节“女性教育与文学家族”中论述。当然也还有一些自撰墓志铭，因为这种身份过于独立，故而也作为独立一类而不放在家族墓志撰者一节中进行考察。
（一）墓主的子女
1. 出于儿辈之手
《吕渭墓志》，题署：“孤子将仕郎前守集贤殿秘书郎温撰，孤子乡贡进士恭书。”[79]《唐故魏州临黄县尉范阳卢府君（之翰）玄堂记》，题署：“嗣子朔方河中副元帅判官、文林郎、检校尚书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卢纶撰。”[80]《唐故宗正寺元陵台令京兆韦公夫人茂陵秦夫人墓志铭并序》，题署：“嗣子平卢军节度掌书记、朝散郎、监察御史里行曾撰。”[81]《大周故纳言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夫人琅耶郡太君王氏墓志铭》，题署：“孤子前凤阁舍人承庆撰序，凤阁人赵郡李峤制铭。”[82]《苗蕃妻张氏墓志》，题署：“孤子朝散大夫前使持节江州诸军事守江州刺史上柱国愔撰，孤子前徐泗宿濠等州观察判官将仕郎监察御史里行恽书。”[83]《唐夏侯君夫人李氏墓志》：“《唐故尚书库部郎中赠工部尚书谯郡夏侯府君夫人赵郡太夫人李氏归祔志》，男前陕虢等州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朝请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陕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孤子孜谨撰。”[84]《大唐故前西台舍人徐府君（齐聃）墓志铭并序》，题署：“子令坚述。”[85]“令坚”应即著名文学家徐坚。有时书者是墓主的子女，如新出土《唐故义成军节度赠尚书右仆射博陵崔公墓志铭》，末题：“嗣子宣义郎前行京兆府泾阳县尉充集贤校理清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铉书。”[86]《大唐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昭文馆学士临淮县开国男赠中书令刘氏先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嗣子润州司法参军扬名等谨述。”[87]
2. 出于孙辈之手
有时候因为迁葬的关系，墓主的儿辈都已去世，其迁葬墓志由其孙辈所撰。苑论撰《苑咸墓志》，题署：“遗孙朝议郎前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论撰。”其述撰志过程云：“遗孙论等承姑之命，奉公之榇葬于兹，不唯虞陵谷，亦虑后之人有疑双坟，故为铭。”[88]
3. 出于侄辈之手
《唐封随及妻卢氏墓志》，题署：“第十三侄孤子彦卿撰。”末署：“第十五侄将仕郎守秘书省正字特卿书。”[89]《唐故昭义军节度巡官试太常寺协律郎赵郡李府君故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题署：“侄荆南观察判官、将仕郎、监察御史里行、武骑尉虞仲纂。”[90]《唐故范阳卢夫人墓志铭并序》，题署：“三从侄秘书□书郎言撰。”[91]《唐故邕管招讨判官试左清道率府兵曹参军清河崔公（洧）墓志铭并序》，题署：“堂侄朝散大夫前守建州刺史上柱国耿譔。”[92]《唐故河南府兵曹参军赐绯鱼袋兰陵萧公（放）墓志铭并序》，题署：“再从侄中大夫、守太子右庶子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籍撰。”[93]《唐故处士李府君（宁）墓铭并序》，署：“堂侄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酒泉县开国男（李景让撰）。”《前河南府福昌县丞陇西李君故夫人广平刘氏（媛）墓志铭并叙》，题署：“从侄滁州军事判官将仕郎前太常寺奉礼郎三复撰。”[94]
（二）墓主的兄弟
1. 出于兄之手
《唐故文林郎国子助教杨君（宇）墓志铭并序》，题署：“兄朝议郎行京兆府户曹参军牢述。”[95]《唐故河南尹赠礼部尚书李公夫人弘农郡君杨氏墓志铭并叙》，题：“仲兄朝散大夫尚书职方郎中柱国知远撰，季兄中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权知常州刺史柱国知至书。”[96]《唐故处州刺史赵府君（璜）墓志铭》，题署：“兄中大夫守衢州刺史璘撰。”[97]
2. 出于弟之手
李鄠撰《李郃墓志》：“弟鄠泣血为铭以志。”并述说作铭之源委云：“吾兄之道塞于时，名可耀万古，而年位偕不至。俾及夫子之门，德行不愧颜闵，文学不愧游夏。遭其用，术业不愧伊咎稷契。扬吾兄之道，冀传于世，传于家，宜吻其毒而文于铭也。吾名不高，道不光，文不售于时，宜有文乎？苟为之，则蘙吾兄之德，且卑吾兄之道。是吾之文冀传于世不可也。然吾之文，信于吾兄，着于吾家。吾冀吾兄之道，不朽于吾家而传于吾子孙。则又宜文于铭也。”[98]李郃是经历特殊的人物，他与晚唐的牛李党争、宦官专权以及科举风波都有很大的联系，由此而仕途失意，但也磨砺了刚毅的人格。要把这些过程通过简短的墓志真实地表现出来，则以其弟的身份撰述最为合适了。《大唐故濮州雷泽县令太原郭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季弟登封县令湜撰。”[99]《唐故苏州长洲县尉范阳卢府君（士珩）墓志铭并序》，题署：“第七弟中散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士玟撰。”[100]《唐故江南西道都团练副使侍御史荥阳郑府君夫人清河崔氏权厝志铭并叙》，题署：“仲弟宣义郎守右补阙云骑尉群纂。”[101]《唐故通议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守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兵部尚书清河崔公（彦冲）墓志铭》，题署：“季弟剑南西川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安潜撰。”[102]《唐故朝议郎行冯翊郡司兵参军徐府君（浚）墓志铭并序》，题署：“季弟朝散大夫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上柱国浩撰。”[103]《唐故颍川陈君（商）夫人鲁郡南氏墓志铭并序》，题：“弟卓纂。”[104]《唐故试太常寺奉礼郎赵郡李府君（继）墓志文》，题：“亲弟前守大学助教绅撰。”[105]
3. 出于堂兄弟之手
墓志撰者有些不是志主亲兄弟而是从兄弟或堂兄弟。《唐李邕墓志》，题署：“族子著作郎昂撰。”[106]《唐故检校尚书膳部郎中兼侍御史阎君（说）墓志铭并序》，题署：“堂兄监察御史济美述。”[107]《唐李讷墓志》，题署：“五从兄承奉郎行河南府洛阳县尉贻孙撰。”[108]《唐故秀才河东裴府君（岩）墓志铭并序》，题署：“堂弟孟怀泽等州观察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虔余纂。”[109]《唐故荥阳郡夫人郑氏墓志铭》，题署：“固安文公三从弟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僎撰。”[110]《唐故河中府士曹参军卢府君（嘉猷）墓志铭并叙》，题署：“堂弟朝议郎守谏议大夫上柱国赐绯鱼袋载譔。”[111]《崔成务及夫人李氏墓志》，题署：“从祖弟儒林郎守京兆府蓝田县丞立之撰。”[112]《唐故陈王府长史崔君（尚）志文》，题署：“从父弟尚书左丞上柱国清河男翘撰。”[113]《唐故试秘书省秘书郎兼河中府宝鼎县令赵郡李府君（方乂）墓志铭并序》，题署：“再从弟京兆府蓝田县尉武骑尉虞仲撰。”[114]《唐故博陵崔君夫人李氏墓志铭并序》，题署：“堂弟特进行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卫国公德裕撰。”[115]《唐故华州司马韦府君（洄）墓志铭并序》，题署：“堂弟翰林学士朝散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知制诰柱国澳撰。”[116]《大唐故□州崇儒府折冲荥阳郑府君（仁颖）墓志铭并序》，题署：“从弟左监门录事参军虔撰。”[117]
（三）墓主的亲戚
1. 墓主的外甥
庾承宣撰《崔元略墓志》，庾承宣为崔元略的外表生，时为兖海沂密观察使。墓志中提及撰志的缘由云：“予之于公，中外之亲也。少而爱狎，长而敬慕，规过讲艺，推美让位。终始之分，雪霜松筠，襟怀之中，无有隐事，今则已矣，谁其与言？抚鸣琴而绝弦，望寝门而加恸。爱弟金部郎元式纂录行实，俾予铭墓。知公者也，其敢辞乎？写悲抒诚，亦在于此。”[118]崔元略是庾承宣敬重的长辈，承宣从小就受到元略的器重，元略卒后，其弟元式又将其行状实录提供给庾承宣，承宣就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墓志。一般来说，亲戚撰写的墓志，大多出于敬重墓主的目的。卢荛所撰的《郑居中及夫人崔氏合袝墓志》，题署：“表甥宣歙池等州都团练判官试大理评事卢荛撰并书。”[119]
2. 墓主的女婿
《唐故陕州平陆县尉卢府君（殷）荥阳郑夫人合袝墓志铭并序》，题署：“子婿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博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崔铉撰。”[120]《唐故扬州江扬县令韦公夫人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题署：“子聓正义大夫吏部侍郎赐紫金鱼袋庾承宣撰。”志云：“第二女嫁于新野庾承宣，性仁孝有贤德，夫空甚重之。常以母氏未合于先君，未归于先茔，水乡漂泊，荆榛翳荟，痛心疾首，无忘寝食。承宣哀伤其意，将俟有时。不幸遭疾而终，当困笃之际，不及家事，唯此是托。承宣感贤妇之恳诚，遂孝女之深志，岁月既吉，乃鸠集俸钱廿万，助子谅之经营焉。”[121]《唐故□□□□□□太子太师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清河崔公（安潜）墓志铭并序》，末署：“子婿将仕郎前守监察御史郑骞书并篆盖。”[122]《唐故衢州刺史徐公夫人晋陵县君河南元氏墓志》，题署：“子婿湖南观察推官、试秘书省校书郎杨发述。”[123]《唐故朝散郎行河中府虞乡县尉李公墓志铭并序》，题署：“子婿朝议郎前行京兆府兵曹参军上柱国武公绪撰。”[124]《有唐故成都府司录参军刘公墓志铭并序》，题署：“女婿前摄成都府文学徐有章撰。”[125]《唐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杜公（济）墓志铭》，题署：“友婿颜真卿撰。”[126]这里称“友婿”，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3. 墓主的外亲
《唐朝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弘农杨君（同愻）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并叙》，题署：“外兄前和州别驾、上轻车都尉、前右补阙卢景亮撰。”[127]《唐故郓州寿张县尉李君墓志铭并序》，题署：“外兄孤子高璩撰。”[128]《唐故大理司直史公墓志铭并序》，题署：“内弟宣义郎行秘书省校书郎庾承宣撰。”墓主以贞元十二年九月廿八日卒，年卅九。贞元十四年八月十三日葬[129]。《唐故义成军节度赠尚书右仆射博陵崔公墓志铭》，题署：“外表生兖海沂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使持节都督兖州诸军事兼兖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庾承宣撰。”[130]《唐故扬州江阳县令韦公（儆）墓志铭并序》，题署：“外生正议大夫吏部侍郎赐紫金鱼袋庾承宣撰。”志云：“承宣韦出也，沐舅氏之加爱，获外族之姻媾，上感戴侯之顾，中恸羊昙之悲。”[131]《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师分司东都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赠太师孙公（简）墓志铭并序》（咸通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题署：“从表侄金紫光禄大夫守□□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彭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令狐绹撰。”[132]
（四）墓主的友人
唐人的很多墓志是由墓主的友人撰写的，这里有些是交欢较久的亲旧关系，有些是同门，有些是门生，有些是下属。
1. 墓主的故旧
庾崇所撰的《樊骧墓志》：“其弟与孤谋曰：‘亡兄之懿烈，岂可以泯之，其友人庾郎中，亡兄之立事与能，炳然悉记。’遂持书来请。崇粗录遗善，十不叙一，乃为铭曰。”[133]元佑所撰的《徐放墓志》：“公与余学尝同道，爱则维私。亲旧之中，交欢最久。诸甥以斯文见托，故衔涕述之。”[134]李夷遇所撰的《张晔墓志》：“夷遇与公密契金兰，习孰履行，孝思所请，焉敢让诸？”[135]再如韩愈所撰的《窦牟墓志》：“愈少公十九岁，以童子得见，于今卌年，始以师视公，而终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壮先后致异。公可谓笃厚文行君子矣。”[136]韩愈与窦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其童年时就受到窦牟的器重，一直保持了四十年的交情。这是因为忘年交的原因而撰写墓志。
2. 墓主的同门
李景让所撰《裴夷直墓志》：“景让辱公之相知，分逾骨肉，忘形久矣，又陪出相国崔公门下。今老且病，无以哭公。为文叙德，千古不尽。向风洒泪，其可止耶？”[137]李景让撰志时题款：“银青光禄大夫、前剑南西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成都尹、御史大夫、酒泉县男李景让撰。”[138]而裴夷直因牛李党争的关系，长期被贬，直至宣宗时雪冤，官职逐渐恢复至州郡刺史、散骑常侍，其地位已逊于李景让不少，故李景让为裴夷直撰志，主要是年轻时相知相遇，又于元和十年（815年）同于崔群门下登进士第的缘故。
3. 墓主的下属
颜真卿所撰《郭虚己墓志》，题署：“朝议郎行殿中侍御史颜真卿撰并书。”志云：“以真卿宪台之属，尝饱德音，见托则深，敢忘论撰。”[139]可知郭虚己与颜真卿曾同在御史台供职，是上下级关系。郭虚己品行端懿，深得颜真卿的敬佩和嘉赏，颜真卿为其撰写墓志，也就顺理成章了。
（五）墓主的长辈
1. 父亲为子女撰志
有时是父亲为子女撰写墓志。有些墓主卒时，其父还健在，故撰写墓志，其中有一些墓主属于夭折者，因而这些墓志表现的情感尤为沉痛。《唐安定张氏亡女墓志铭并序》，题署：“父勤撰，仲弟存休书。”[140]《唐故乡贡进士孙府君墓志》，题署：“父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孙向譔。”[141]郑朗所撰《唐荥阳郑氏女墓志铭并序》：“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郑朗第五女字子容……以会昌二年三月八日婴疾不瘳，竟夭兹第。……余与若母夫人郡君但有割夺之哀，莫获劬劳之报，理固难遣，天胡不仁？何乃宗门之益昌，瑶姿之不寿耶？衔哀搦管，抆泪缄词。”[142]《唐故李氏夫人河南纥干氏墓志并序》，题署：“父魏博节度掌书记朝请郎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柱国雁门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濬撰。”[143]《唐京兆韦承诲妻河间邢氏墓铭并序》，题署：“父中散大夫守秘书少监上柱国恂撰序。”[144]《唐常州无锡裴长官（谣）陇西李夫人墓志铭并序》，题署：“父朝散大夫守左谏议大夫柱国赐紫金鱼袋景庄撰。”[145]
2. 叔父为侄儿撰志
《唐故融州司马知州事渤海封府君（鲁卿）墓志》，题署：“季父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146]《唐乐安孙氏女子墓志并序》：“季父进士偓述子之先，盖显于齐大夫书之后也。”[147]《唐故弘农杨氏殇女墓铭并序》，题署：“叔父同州长春宫判官试秘书省校书郎擢撰。”[148]《唐故杨秀士墓铭并序》，题署：“亲叔鄂岳等州都团练判官试大理评事坛撰并书。”[149]
3. 舅舅为外甥撰志
郑薰所撰《杨汉公墓志》：“将葬，其孤思愿、筹、范等号痛崩擗，收涕告于其舅薰曰：‘先公之盛德大业，布于寰中，然莫如舅知之备。流美万祀，愿假刀札。’余实能详之，著录不让，非敢以文。”[150]题署：“正议大夫守尚书刑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薰撰。”[151]
三、家族墓志的文学意义
墓志是一种文体，属于特殊的传记文学，而与一般的传记文学相比，具有独特的文体属性和社会属性。就文体属性而言，它是传记体散文和颂赞体铭文紧密融合的一种传记文学体式；就社会属性而言，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宗教、艺术、家族、婚姻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墓志又是在人们死亡之后埋藏在墓道之中的，因而又是丧挽文学的一部分，其情感表现总体上具有感伤的意味，也具有祭祀文学的特点。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宗法制度的社会，个人、家庭、家族乃至国家，是由小而大的构成单位，因而中国的丧葬风俗和制度特别在唐代也就明显地体现出家族性特点。20世纪以后集中出土的家族墓志，为我们研究家族文学提供了契机，带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墓志是家族文学的研究载体。
就族系而言，墓志的家族文学研究价值，与唐代名门望族对于墓志的重视程度关联很大。唐代的望族，很重视葬仪，墓志是丧葬活动的一部分，因而从碑石的选择、志文的撰写，到文字的书丹、碑石的装饰等，都非常讲究，而且越是大族越讲究，故而利用家族墓志以研究家族文学，尤其是研究士族文学，能够从特定的层面凸显墓志作为应用文体的特色。墓志的质量和数量都是与家族的文化密切相关的。“墓志是出土资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就是叙述亡者生平功德，因而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墓主氏族、籍贯、世德、家风、家学乃至家庭文学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且同一家族不同墓主的墓志相互补充，使我们可以相对系统地了解这个家族的相关信息，这对于研究文学家族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出土资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文学家族的全新信息，使我们对某些曾经怀疑、推测的想法有了可靠的结论。”[152]总体上看，京兆韦氏、京兆杜氏、河东裴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宗室李氏出土的墓志很多，有些墓志价值很高，如《韦应物墓志》甚至达到国宝的等级。
就地域而言，家族墓志的出土主要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形成辐射状态。长安是唐代的国都，洛阳是唐代的东京，都是政治的中心，这两个地方集中出土了大量的家族墓志。同时洛阳附近的邙山是绝佳的丧葬之所，古称“邙山无卧牛之地”[153]，当时墓葬之多，葬事之盛，可以想见。洛阳又为九朝古都，事关兴废，即如北宋司马光诗所云：“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154]清末修筑陇海铁路时，取道邙山脚下，因而掘出不少墓志，其中很多是家族墓志或鸳鸯墓志，具有极高的家族文学研究价值。唐代望族以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为代表，“关中四姓”和“山东五姓”的墓志反映出千年传承的家风、学风与文风，这是利用墓志研究家族文学的核心。尽管唐代的其他士族如江南士族也在不断地转型和壮大，而与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相比，终嫌格局尚小，这是其距离政治与文学中心尚远的缘故。
就撰者而言，由上文的总体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墓志的撰者体现了很强的家族性，大体以与墓主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文人担当墓志撰者居多。因为墓志是人物一生的传记，而与丧葬相关的活动，又是一种家族活动和社会活动，因而以对墓主较为了解且具有亲缘关系的人物撰写就更为合适。通过对墓志撰者的考察，研究墓志文体的家族倾向和家族意识，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就体制而言，墓志的撰写与其他传记文学有所不同，一般的传记文学大多集中于一个人的事迹，而墓志文体（即使是单一的墓志）往往在叙述墓主一生之后，还要叙述其妻的家世以及子女情况，同时也记载安葬的地点，这就明显带有家庭特征和家族特征。至于新出土的很多合祔墓志和鸳鸯墓志，就更体现出家庭构成和婚姻构成的特点。一篇简短的墓志也往往是一个家庭的缩影。
[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自序》认为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东晋时期的门阀势力平行于皇权甚至超越皇权。
[2] 郑樵：《通志》卷25，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9页。
[3] 唐代重视厚葬，以至于很多家庭罄尽家资。如《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载《刘嵩及妻张氏墓志》：“罄竭家资，以崇安厝。”（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879页）《申屠元礼墓志》：“嗣子兵部常选承阴等，倾其产业，无辞鬻身。长女贤夫助成宅兆。”（第313页）《张君及妻解氏墓志》：“罄其家财，勠力营坟。”（第787页）这种风气，一直到五代时期还是如此。如《裴简墓志》：“生则事之，殁修泉礼，罄舍家财，同为葬事。”（第961页）参考陈忠凯《墓志琐谈——读〈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碑林集刊》第14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415页；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风》，《文博》1993年第5期，第32—38页。
[4] 陈尚君：《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版，第716页。
[5] 《新唐书》卷199，第5677—5679页。
[6]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 《书法丛刊》2001年第4期，第92—94页。
[8] 《柳宗元集》卷12，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6页。
[9] 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83页。
[10]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602页。
[11] 王昶：《金石萃编》卷105，《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3册，第1763—1764页。
[12]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13]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14]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7页。
[15]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16]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5页。
[17] 《新唐书》卷74上，第3147页。
[18]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89页。
[19]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页。
[20] 同上书，第429页。
[21]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按墓志拓片见《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22]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25页。
[23]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24] 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538页。
[25]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202页。
[26] 黄明兰、宫大中：《洛阳出土管元惠神道碑》，《文物》1983年第3期，第90—92页。
[27] 吴兢：《贞观政要》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6页。
[28] 《新唐书》卷199，第5678页。
[29] 《太平广记》卷184《七姓》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77页。有关“四姓”“五姓”“七姓”的梳理，可参考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8—104页。
[30] 在2012年8月新疆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暨“唐代西域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教授透露了王维墓志出土的消息。但迄今为止，墓志尚未公布，陈尚君教授亦未见到墓志原文。
[31]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4页。
[32] 崔郸墓志全称为《唐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徒崔公墓志铭并叙》，题署：“翰林学士承旨正议大夫权知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彭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令狐绹撰。”载于《书法丛刊》2009年第1期，第44—45页。
[33] 有关郑虔家族墓志，笔者曾撰《郑虔家族墓志出土情况表》，附于《新出土郑虔墓志笺证》，见拙著《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95—297页。
[34] 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一文，将唐代大士族列为“赵郡李氏”“陇西李氏”“赵郡崔氏”“博陵崔氏”“京兆韦氏”“荥阳郑氏”“河东裴氏”“弘农杨氏”“范阳卢氏”“兰陵萧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京兆杜氏”“彭城刘氏”“渤海高氏”“河东薛氏”“宗室李氏”（《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347页）。本书以此为参照系。
[35] 《新唐书》卷199，第5677—5678页。
[36]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页。
[37] 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38]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374—376页。
[39] 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增订本），第128—129页。
[40] 《唐故茂州刺史扶风窦君墓志铭并序》，《千唐志斋藏志》，第1054页。关于窦氏家族的郡望和籍贯，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增订本）第十章“窦叔向家族贯望新证”，梳理较为详细，可以参考。
[41] 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514页。
[42]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04页。
[43] 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482页。
[44]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980页。
[45]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3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8—2299页。
[46]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113页。
[47]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53页。
[48]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156页。
[49] 同上书，第202页。
[50]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墓志拓本载《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又载《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1册，第55页。
[51]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1033页。
[52] 《唐故剑南东川观察支使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卢府君墓志铭并序》，《书法》2013年第3期，第26页。
[53] 志载李献奇《唐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考释》，《文物》1998年第12期，第85页。
[54]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1页。
[55] 参徐畅《中唐宗室与文学之家的互动——让皇帝房后人与东平吕氏兄弟交往考》，《文献》2012年第3期，第59—73页。
[56]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按，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4收此文，题拟为《汪华封越国公制》，并疑此为伪文。见该书第49页。
[5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殷仲容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第29页。
[58]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795页。
[59]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631页。
[60] 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唐颜真卿书多宝塔碑》，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61] 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唐颜真卿书王琳墓志铭》，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62] 《郭虚己墓志》拓片图版，载于《书法丛刊》2000年第4期，第36—74页；又见《文物》2000年第10期，第88页；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1页；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唐颜真卿书郭虚己墓志铭》，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63] 《书法丛刊》1999年第4期，第30—31页。
[64] 《唐徐顼墓志》，河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65] 参刘子凡《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学家传——以〈徐德墓志〉〈徐齐聃墓志〉为中心》，《唐研究》第17卷，第289页。又新出土徐坚子徐峤墓志云：“祢太子少保、东海文公讳坚。”（《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4页）亦是郡望东海之证。
[66] 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67] 杨作龙、赵水森编著：《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105页。
[68] 《唐王琳墓志》，《新出土名家书迹》本，文物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3页。
[69] 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第366页。
[70]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26—27页。
[71] 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724页。
[72] 吴钢主编：《昭陵碑石》，第172页。
[73]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270页。
[74] 同上书，第2166页。
[75]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184页。按，岑仲勉《金石论丛》第250页“刘希仁文集佚文”条录侯绩墓志。
[76] 按北魏《孙辽浮图铭记》，民国间山东省桓台县出土，辽宁美术出版社《珍稀墨迹·拓本碑帖系列丛书》2001年影印《元仙墓志·李超墓志·孙辽浮图铭记·高湛墓志》，合为一册发行。
[77] 据《晋书·孙盛传》，孙绰之祖为孙楚，其父为孙纂。（《晋书》卷82，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47页）又据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2《孙盛传》，其祖为孙楚，其父应为孙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8页）
[78] 陈尚君：《石刻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16—717页。
[79]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777页。墓志原题为《唐故通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赐紫金鱼袋赠陕州大都督东平吕府君墓志铭并序》。
[80]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69页。
[81]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39页。
[82]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349页。
[83] 赵力光、吴钢主编：《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84] 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第584页。
[85]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196页。
[86] 《文物》2005年第2期，第61页。
[87] 《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38页。
[88] 杨作龙、赵水森编著：《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89] 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第318页。
[90]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28页。
[91] 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第516页。
[92]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169页。
[93]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48页。
[94]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57页。
[9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千唐志斋藏志》，第1115页。
[96]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973页。
[97]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394页。
[9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34页。
[99]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772页。
[100]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36页。
[101]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803页。
[102] 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第1078页。
[103]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62页。
[104]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983页。
[105] 同上书，第2015页。
[106] 同上书，第1766页。
[107]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284页。
[108] 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第290页。
[109]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94页。
[110]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575页。
[111]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149页。
[112]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778—779页。
[113] 杨作龙、赵水森编著：《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114页。
[114]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03页。
[115]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975页。
[116]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30页。
[117]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334页。
[118]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唐崔元略夫妇合葬墓》，《文物》2005年第2期，第60页。
[119]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202页。
[120] 同上书，第183页。
[121] 《碑林集刊》第15辑，第147页。
[122]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203页。
[123]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59页。
[124]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157页。
[125] 同上书，第2157页。
[126] 同上书，第1795页。
[127]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03页。
[128]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309页。
[129] 张安兴、李雪芳：《唐李承式墓志考释》，《文博》2006年第6期，第82页。
[130] 《文物》2005年第2期，第61页。
[131] 《碑林集刊》第15辑，第146页。
[132]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1110页。
[133] 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第629页。
[134]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28页。
[13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千唐志斋藏志》，第1179页。
[136] 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第514页。
[137]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98页。
[138] 同上。
[139] 《书法丛刊》2000年第4期，第37页。
[14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321页。
[141] 同上书，第2332页。
[142] 同上书，第2335页。
[143] 同上书，第2453页。
[144] 同上书，第2238页。
[145] 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第269页。
[146]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187页。
[147]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469页。
[148] 同上书，第2458页。
[149] 同上书，第2386页。
[150]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1039页。
[151] 同上书，第1036页。
[152] 梁尔涛：《唐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153] 王建《北邙行》诗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天涯悠悠葬日促，冈坂崎岖不停毂。高张素幕绕铭旌，夜唱挽歌山下宿。洛阳城北复城东，魂车祖马长相逢。车辙广若长安路，蒿草少于松柏树。涧底盘陀石渐稀，尽向坟前作羊虎。谁家石碑文字灭，后人重取书年月。朝朝车马送葬回，还起大宅与高台。”（《全唐诗》卷298，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75页）可以参证。
[154] 司马光：《过故洛阳城二首》之二，《全宋诗》卷50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