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类问题的历史回顾
文类（literary genre）是文学理论的古老范畴之一，也是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斐德若篇》《斐利布斯篇》《法律篇》诸篇就从政治伦理学、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对文类划分及其本质特征、审美接受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观点。特别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名著《诗学》，开篇就表明自己的目的是把“关于诗的艺术本身、它的种类、各种类的特殊功能，各种类有多少成分，这些成分是什么性质”[1]等问题作为首要考察对象。从模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出发，把诗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三大类，并就它们之间在模仿媒介、对象、方式方面的复杂体现进行了详细甄别，文类的发展及其之间（主要是史诗和戏剧）的异同、等级等问题第一次得到了集中性的专门阐述，奠定了后世文类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影响巨大，意义深远。随后贺拉斯（Horace）在《诗艺》中也表达了自己文类观，如“每种体裁都应该遵守规定的用处”[2]。古希腊罗马开创的史诗、抒情诗和戏剧的文类划分观，史诗悲剧位高誉重的文类等级观，恪守自我、不相逾越的文类界限观，萌芽到成熟的封闭的文类发展观等文类理论传统，经中世纪、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受到真正的动摇。在启蒙主义，尤其是浪漫主义时期，对创造、天才、个性、主观等范畴的高度强调，“文类”被指漠视文学作品的独特性，从而成为一切真正文学作品的公敌。所以在标举非理性的直觉主义的柏格森（H．Bergson）看来，文学艺术的目的“总是在于个性的东西”，“清除传统的社会公认的类概念”。[3]克罗齐（B．Croce）的反抗态度更为极端，他说：“就各种艺术作美学的分类那一切企图都是荒谬的。……讨论艺术分类与系统的书籍若是完全付之一炬，并不是什么损失。”[4]克罗齐等人的偏激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唤起了人们重新反思和研究文类的兴趣和热情。凯瑟尔（W．Kayser）对此曾说道：“刚好克罗齐尖锐的否定发生了肯定的作用。几十年以来，种类的问题，这个千年古老的，我们可以说，最古老的文艺学的问题直接地被推进科学兴趣的中心。”[5]
的确，面对冷遇与排斥，文类非但没有被简单地取消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反而唤起了人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文类的兴趣。在现代西方文论界从俄国形式主义经英美“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接受文论的蔚为壮观的文论大潮中，文类再次成为诗学不可回避的重要范畴之一，文类理论也顺利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嬗变与转型。
俄国形式主义以探讨文学作品之所以为文学作品为宗旨，把研究焦点投向使事物“陌生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延的作品结构方式和文学技巧、手法，所以在俄国形式主义看来，“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6]。作品结构方式和文学技巧、手法与文类的关系在于，作品采取的结构方式、文学技巧手法等对作品的产生，会体现出一定的程序系统特征。这样的程序又可分为规范程序和个性化的自由程序。每一个文类都是以规范程序为主导兼具自由程序的统一体。不过，俄国形式主义之于现代文类理论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它认为规范程序和自由程序之间的关系处于运动变化中，规范程序会因为反复使用而遁身传统之间，眼前文本就由新颖性陷入机械性，由陌生化滑向习惯化，生生不息的文学要求曾经的自由程序由附属跃变为作品的主导，于是随着新作品的诞生，文学作品史也就这样诞生了，对于文类而言，它凸现出发展、运动的本色，亦如托马舍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体裁的生命是发展的。”由此带来的另一后果就是，既然文类本身是发展的，那么文类划分也只能是历史的，像古典文类理论恪守的一成不变的文类划分不存在：“体裁的划分永远是历史的划分，换句话说，只有针对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划分才合理”，“要对体裁进行了逻辑的、准确的分类是绝对不可能的”。[7]俄国形式主义自觉开展的对文类历史性的系统说明，正式宣告了古典文类本质传统的衰微，现代文类理论在此正式奠基。
兴起于1930年代的新批评派属于典型的“细读”（close-reading）批评，蜷伏于孤立文本，主张切断文本与作者、世界、读者及其他文本的外在联系，反对将文类纳入自己的考察范围。艾伦·退特（A．Tate）主张：“我们得回到诗本身，绝不能离开诗。”[8]维姆萨特（W．K．Wimsatt，Jr．）也说：“艺术作品是一个单独存在的，并就某种意义上说是自足的或有目的的实体。”[9]这一对待文类的旗帜鲜明的否定态度构成了“新批评”派与其他形式主义学派经常发生争论的焦点之一。作为对形式主义的反动，尤其对于绝对文本中心的不满，1940年代，在芝加哥共事的一批批评家，如克兰（R．S．Crane）、基斯特（W．R．Keast）、麦凯恩（R．McKeon）、麦克莱恩（N．Maclean）等，重新找回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传统的当下有效性，正如其代表人物克兰在一篇序言中所说：他们主要探讨的是“亚里士多德诗学方法……的现代发展和运用”[10]。他们强调对人的重视，强调文学批评应该提倡采取“多元”方法，反对新批评派的“一元批评论”。这就引起了克兰等芝加哥学派与新批评派之间的大争论，核心论题就是文类问题，因此，芝加哥学派又被新批评派和后世批评家称之为新亚里士多德派或“文类批评派”（generic criticism）。尽管芝加哥学派没有达到其反对者那种影响力，但是对于文类理论研究在20世纪的复兴却功不可没。沃尔特·萨顿（W．Sutton）曾有一段非常公允中肯的历史评价：“克兰和他的同事们发展起来的新亚里士多德派观点在强调理论、历史观点和学科性方面是很有价值的。不过，它却没有激发出多少实用批评的成就。这个学派的领袖们所企望的生气勃勃的运动始终没有发展，不过，他们的著作无疑促动了人们对类型批评重新发生兴趣。”[11]事实的发展也确如萨顿所评价的那样：韦勒克（R．Wellek）、沃伦（A．Warren）在合著《文学理论》（1942）中首次把“文学类型”设立专章进行论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诺思罗普·弗莱（N．Frye）第一次自觉从文类视角开展文学批评研究，出版专著《批评的剖析》（1957），借“剖析”来超越和纠正古希腊以来文类术语及区分方法。在东欧，波兰的洛兹大学于1958年出版了波兰语期刊《文类问题》（Problem of literature genre）；1960年代末，美国芝加哥依利诺斯大学英语系创办《文类》（genre）季刊，专门期刊的出现大大推动了文类问题研究的新进程。此外，文类问题也日渐引起一些国际性会议的重视，如1939年在法国里昂召开的第三次国际文学史大会；1967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现代语言协会讨论会；同年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在伯姆达召开首届中国文学批评与理论大会，专题讨论了中国的文学类型，会议论文收入白之（C．Birch）主编的《中国文学类型研究》（1974）一书；197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文类’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刊登在《雕像》（1980年第7号），等等。
文类问题一方面受一定文学理论流派的制约，反过来，文类问题的起伏还会影响文学理论流派的新动向。在上述两派围绕文类的论争的推动下，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的结构主义诗学、接受文论不再把研究的重心仅仅停留在孤立的文本之中，而是实现了从文本到读者的重心转移。文类构成了读者一极不容忽视的重要内涵之一。文类实现了从规范性、目的论以及描述性、构成论向阐释性、工具论的功能递变。
结构主义诗学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研究作为自身方法论参照，借用乔姆斯基（A．N．Chomsky）“能力”与“表现”概念，提出“文学能力”（literature competence）这一范畴，全力探讨“使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程式”。它不关心意义，而是关心产生意义的条件。出于研究之便利，“文学能力”的考察主要停留在读者方面，是读者自身掌握的阅读程式把文本视为诗歌、小说、戏剧等具体文类。而文本的文类归属则构成了读者阅读程式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为联结文本与读者两极的纽带。在这方面，卡勒（J．Culler）作了非常详细的阐述。他说：“体裁不是语言的特殊分类，而是不同类别的期待”，一种文类理论“必须试图解释，主宰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的功能性类型特征是什么。喜剧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把某作品当作喜剧来阅读的这种期望与读悲剧或史诗不相同”；“文学类型的划分应该建立在一种阅读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恰当的分类只是那些用于解释作品对读者提供可接受意义的范围的分类”。[12]所以这时的文类已经彻底从原初的定义性、规则性角色转化为一个阐释性、中介性范畴。文类划分不再是最高目的。重生的文类开始走向务实。
以姚斯（H．R．Jauss）、伊瑟尔（W．Iser）等为代表的接受文论，有意融合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文类思想，把历时性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视为作品历史生命之关键。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他针对此前传统文类理论以及结构主义对于文类的或重于个别性，或重于群体性的不良情形，认为“似乎有必要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理论，其研究领域处于个体性与群体性之间、文学的艺术特征与它的直接目的或社会特征之间的地带”。于是接受文论从读者是历史的读者，是“具有接受能力的读者”这一立场出发，提出读者积累的与世传承的文学经验传统积极发挥着一种期待视野的功能，实施对文学文本的消费接受。对象文本因为打破或顺应这种期待视野而获得不同文学价值。“每一部作品都属于一种类型。”在对读者进行作用的文学经验传统之中，与结构主义诗学相似，文类同样构成了读者期待视野之一维，同样发挥了联结同属特定文类的先在文本与后续文本的中介功能，并通过这种由文类搭建的关系实现重新认识和定义文类的反作用，从而形成迥异于传统文学伪史的真文学史。姚斯这样说道：“一个相应的、不断建立和改变视野的过程，也决定着个别本文与形成流派的后继诸本文间的关系。这一新的本文唤起了读者（听众）的期待视野和由先前本文所形成的准则，而这一期待视野和这一准则处于不断变化、修正、改变，甚至再生产之中。变化和修正决定了它们的范围，而改变和再生产则决定了类型结构的界限。”作者通过创作出来的作品文本发出的对读者接受的期望，即使没有明显的信号，也可以借三个一般前提因素来获知，其中之一就是文类属性：“通过熟悉的标准或类型的内在诗学。”[13]
20世纪，流派纷呈、风潮多变。按杰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特征的理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在20世纪中叶开始步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社会文化也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崇尚深度消失、边界融合的后现代主义各家，如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林达·哈奇（Linda Hutch）、查尔斯·纽曼（Charles Newman）等，认为文类在今天开始走向浑整难分的杂糅状态，文类界限日益变得暧昧不清。文类理论传统中，文类曾经扮演的定义、评判和阐释作品的重要角色功能被彻底颠覆，并且在文化研究这一学术新潮的冲击之下，文学及其研究本身的合法性首先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这势必又增添了文类处境之尴尬。因此，以“互文性”、“构建型式”、“文本类型性”为代表的范畴逐渐闯入人们的视野，掀起了继克罗齐之后的又一场反文类运动。同时，受韩礼德（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巴赫金（M．M．Bakhtin）对话理论、社会行为理论等理论风潮的影响，修辞学上的言语类型日渐活跃：走出文学作品，施展拳脚于语言学、教育学、写作学、政治学、大众传媒研究以及宗教、体育、商务、医药等诸多文化行为领域内的文化文本之中。文类有被言语类型取代之虞。不过，在为文类大唱哀歌之际，我们又注意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的典型文化特征或标志是文化工业的诞生，为了追逐尽可能高的商业利润和资本积累，文化产品在机器大工业条件下，无限复制滋生“类像”（simulacrum）充斥。异军突起的市民大众阶层占据了文化市场的巨大消费份额，引起了文化产品生产制造者的高度重视。消费决定生产，针对大众消费而形成的属于特别类型的大众文化读物应运而生，侦探小说、情色故事、连载小说等文类迅速兴起。故而，文学生产上采取的针对性策略，裹挟机械复制的淫威，结果是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对特征鲜明的众多文类不可小觑。对文类抑扬态度共存的状况，表明文类又走到了令人为之深思的命运关口。
文类问题在中国也有着相当深厚悠远的传统根基。其发展阶段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个主要时期：先秦——萌芽期，汉魏六朝——奠立期，隋唐宋元——发展期，明清——高潮期，近代——集大成期。
先秦时期，随着文字使用的日益频繁，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不同的文章在写作、运用等方面的差异，并且注意积累了一些日常使用的文章类型，以供他人模仿和参考。这段时期文类发展的特点是：文类探讨处于一种零散状态，且基于杂文学作品与应用文于一体的状态下进行，文类是一种广义上的文章类型；杂文学的基础特征显示出文类早期产生动机与日常实用的紧密关系。《尚书》根据文章的用途和特点，形成了诸如典、谟、誓、诰、训等不同类型。著名的有“六辞”、“六诗”之说。《周礼·春官·大祝》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14]《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15]两者都是就文字交流的实用功能所作的区分。此外还有“九能”说。《毛诗·鄘风·定之方中·传》：“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16]可见“九能”也如同“六辞”、“六诗”，着眼于文字与日常生活紧密的实用程度（占卜、夏猎、制器、出征、祭祀、出使等）进行的区分。《礼记》中也有一些涉及文章类型方面的记述，如：《曾子问》中“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撰写诔文的原则。《祭统》中论“铭”的本质特征：“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乐记》中论述风、雅、颂等诗歌分类与个体特征之间的审美接受关系：“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17]
进入刘汉时期，因为对于文学作品独立性的重视，逐渐把文学作品从实用型的应用文章中单列出来，基础的变化，带来了文类存在的新面貌。汉魏六朝时期文类发展的特点是：文学作品的独立，使得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文类研究成为可能；文类研究存在的零散性逐渐转向规模化、集中性，不再拘囿于日常实用，文类研究的理论自觉性增强。《毛诗大序》据此前“六诗”说提出诗歌“六义”说。孔颖达对此疏曰：“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18]这里的风、雅、颂是对纯文学的最早分类。班固在刘歆《七略》基础上撰写《汉书·艺文志》，除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各类图书外，特立“诗赋略”，并序诗赋为五类：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歌诗。梁萧统在《文选》序言中也表达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与实用性文章的区分。“文笔说”、“诗笔说”、“辞笔说”的兴起正是此时文学寻求走向自觉和独立过程的集中反映。同时，此期经过蔡邕、李充、贽虞等人对先秦时期文章类型讨论的总结提高，皇皇大著《文心雕龙》应运而生。全书近一半篇幅是对文章类型的专门论述，结构之规整、内容之系统，盛况空前。《文心雕龙》之于文类发展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海纳百川式的精心梳理总结，从此奠立了后世源远流长式的文类意识。这一时期另外两篇值得注意的成果是：曹丕《典论·论文》和陆机《文赋》。他们开文类风格论、风格论文类之先河，影响至为深远。前者写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19]后者论及诗赋风格时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20]
隋唐宋元时期，尽管《文薮》、《文苑英华》、《唐文粹》、《元丰类稿》、《元文类》等各种诗文选集仍杂当时实用文章在内，但是对于文类问题的探讨则与前代不同，步入了比较纯粹的文学研究范畴。这段时期文类问题发展的特点是：在前期对文章类型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中心的纯文学化倾向显著，诗、文、词三种文类成为理论探讨的焦点对象；反映在探讨深度上，文类之间界限与越界成为理论批评家们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文类问题开始由性状的简单描述走向本质的理论思辨。以杜甫为代表的“以诗为文”、韩愈为代表的“以文为诗”、秦观为代表的“以词为诗”、苏轼为代表的“以诗为词”（后世出现的“以诗为曲”、“以词为曲”亦此余脉）一时成为当时及后来文学理论批评的集中话题，一大批文人学士，沈括、王正仲、黄庭坚、陈师道、吕惠卿、陈善、王灼、王若虚、李清照以及明清时期的陆时雍、李开先、李东阳、俞彦、何文焕、吴衡照、吴乔等等，纷纷加入到了对此文类界限与越界问题的大讨论，观点之悖异，立场之相左，人数之众多，实属稀见，蔚为盛事。受此影响，其他间接讨论诗、文、词三文类异同的人数更是不可枚举。例如：关于“以文为诗”，沈括就和吕惠卿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直接交锋，场面相当尴尬——“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曰：‘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尔，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吉父曰：‘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父，四人交相诘难，久而不决。”[21]陈师道也认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22]文类之间界限与越界的立场态度，带来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可能更为重要的副产品，则是对于自身立场的进一步阐释，亦即文类本体论的揭示。这一副产品不仅于文类理论发展有深远影响，而且对整个文学理论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李清照正是基于批判苏轼、王安石、曾几的“以诗为词”，即“句读不葺之诗尔”，促使其深入思考词作为一文类的本质特点，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著名观点。而王若虚、元好问等人则在反思人们批判“以文为诗”、“以诗为文”、“以诗为词”的基础上，提出了诸文类本同而用异的观点。元好问就认为：“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23]这里把不同文类归于同是语言文字的使用，颇有现代西方文论的色彩。
文类问题的讨论带来了文类本体论的热潮。这股热潮在涌入明清之后，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大量诗文选本的出现。《元诗体要》、《明文衡》、《唐宋十大家类选》、《六朝文絜》、《金文最》、《古文辞类纂》等相继问世，其数量占据了中国古代选本的大半壁江山。这是古代对文类意识再次强调的重要体现。二是继挚虞《文章流别志论》、刘勰《文心雕龙》集中专论文类的著作之后，再次出现了类似的专论著作：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此二书不仅在研究对象范围上，大大超越了前二者，分别为59种和127种；而且明确把文类意识提高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他们继承了前代理论传统，如倪思、王安石对于文类的强调，倪思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24]吴讷和徐师曾也自觉地把“文辞以体制为先”、“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奉为全书的核心指导思想，以正变发展观描述文类源流的历史轨迹。于是，文类之于创作、批评的首要地位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引领时代之风潮。例如，谢榛说：“诗赋各有体制。”[25]王世懋说：“作古诗先须辨体。”[26]顾尔行也提出类似吴、徐两人的观点：“文章之有体也，此陶冶之型范，而方圆之规矩也。”[27]孙麟趾也提出：“近人作词，尚端庄者如诗，尚流利者如曲。不知词自有界限，越其界限，即非词。”[28]与此同时，一种认为文类之间同异兼具的辩证观点也日渐成熟，引起不少共鸣，比如陈善、王世贞、查礼、刘体仁等人。王世贞主张创作之妙在于文类的活用，文类规范是创作的起点而非终点：“诗有常体，工自体中。文无常规，巧运规外。”文类之间界限，“合而离，离而合，有悟存焉”。[29]查礼提出文类关系的“不即不离”观：“词不同乎诗而后佳，然词不离乎诗方能雅。”[30]其中尤以李渔为代表。在《窥词管见》一文中，他对于文学范围内诗、词、曲三大文类及其关系进行的辩证分析，意识清晰、立论公允、视角全面、见解独到，构成了这一时期，乃至中国古代文类认识论的高峰。李渔此文虽着眼于论词，实是基于诗词曲三大文类辩证统一的整体观，自始至终贯穿着同异共存的客观、科学的研究态度。一方面从差异出发，坚持“词之关键，首在有别于诗固已”；另一方面又指归类同，主张“诗词未论美恶，先要使人可解”。[31]在论述的具体层面上，小至字词，大至取意，创作与接受兼顾，叙述与腔调并举，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充分体现出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学养。
中国古代上下几千年的文类意识传统以及理论资源是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在如此丰润的土壤之上，在中西风气交相激荡的时代氛围中，进入近代范畴的文类问题研究出现了几许亮色，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类问题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一是文类数量空前繁多。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特写、速写、连环图画小说、科幻小说，等等，古今中外的文类实现了历史大汇合。文类研究对象的爆发与突破，必将带给文类理论发展和成熟的重要契机。二是参与人数空前鼎盛。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大家、名家纷纷加入到了文类问题的探讨之中，如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郭沫若、王国维、鲁迅、叶圣陶、郑振铎、胡风、朱光潜、何其芳、老舍、曹禺等，他们都自立新说，就文类划分、文类特质、文类发展史等方面提出富有建设性的独特观点，积极推动文类理论的向前发展，从而基本构成了后世四大文类的主导划分模式。三是理论思考与实践功用的高度结合。古代的文类讨论基本上有两个重心：文类发展源流、文类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文类与创作的实用关系研究自进入近代以后，才日益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一特征的表现之一是文类问题研究中一批重要作家的出场。鲁迅、老舍、柳青、杨朔、魏巍等都紧密联系自身创作实践表达了文类之于创作的复杂关系。比如鲁迅就说：“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32]另一表现是，文类问题作为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成为众多文学理论类著作、教材不可或缺的章节。文类问题正式确立了文学研究基本问题的地位。
通过以上我们对于中西文类问题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回顾，不难见出，中西方都非常重视文类问题，各自都有关于文类问题的深厚历史传统，在关于文类划分、文类关系、文类发展史等方面都贡献了独特的理论观点，指导各自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其次，各时期文类理论的存在都是辩证的，在上述回顾过程中，我们都是就每一时期的主导历史倾向而言的，但这并不代表与之相逆的潜流，我们可以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最典型的莫如浪漫主义时期，一方面是鲜明的反文类的主导立场，而另一方面，麦考莱（T．B．Macaulay）在1831年时，仍在坚持亚里士多德文类理论传统，强调模仿说的重要，并以模仿媒介和对象为基础，进行种类区分。再有，新批评派反对文类似乎众所周知，然而事实是，有文学观存在的地方，就会有相应的文类划分的存在。瑞恰兹（I．A．Richards）把诗分为“包容诗”与“排它诗”一组对立的种类概念，兰色姆（J．C．Ransom）提出诗分“物质诗”、“柏拉图诗”、“玄学诗”三种的主张，艾略特（T．S．Eliot）和肯尼思·勃克（K．Burke）等人也都是文类的认同者。理论潜流的客观存在，正是文学传统的魅力使然。但文类问题在中西方的发生、发展也显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和思路，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见出：
第一，闭与开。西方文类问题的探讨，起点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三分封闭模式，史诗、抒情诗和戏剧构成了20世纪之前文学理论研究的绝对主导的对象文类。古典的文类三分法也主导了20世纪对三分法实施不同现代解读的对象文类。通过小说“是资本主义的史诗”（黑格尔）的中介，封闭的文类三分模式才逐渐丧失它的历史有效性，三分的封闭模式才走向开放，而此时历史已经跨越了两千多年。在中国，文类探讨一开始就是坚持开放态势，“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33]的观念伴随文类的发展而生，并成为指导文学进步的主导意识。文类探讨由诗、文、词、曲、小说等这样的一个发展顺序构成，最后到近代，构筑起一个由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文类为代表的文类探讨框架。如果说西方采取的是由合到分的路径，那么中国则表征了一个由分到合的规程；如果说西方遵照的是共时到历时的文类研究结构，那么中国遵照的则是历时到共时的研究结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终点，恰恰形成了西方的起点。
第二，合与分。此处的合与分不同于第一点中的文类探讨的模式，而是指文类探讨的内容导向。西方从古希腊罗马起，文类界限的守持是绝大的原则问题。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新兴的或杂交文类的诞生总会遭遇来自古典传统势力的压制、冷嘲和抨击，总会用事实印证马克思关于一个事物在历史中第一次出现时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与这种强调文类与文类关系之“分”相反的是，中国古代的文类理论传统在注意文类之间“分”的同时，更加注重文类之间“合”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由汉儒及刘勰等所开辟的“宗经”一路在文学中的反映。换言之，在宗经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狭义上的文类发展观即为《诗》经的一元发生论。《诗》为后世诸如骚、赋、诗、词、曲等文类的共祖，后者都吸收或遗传了《诗》的文化血统和美学精神。这就为文类之间“合”命题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平台。
第三，内与外。西方传统文学观以摹仿说为基础，文类特质的确定亦自然取之于外。例如把摹仿对象的不同作为悲、喜剧区别之所在、等级之所系，从模仿生活广度之大来显示小说之于此前文类的优越性。文类发展史上新文类的诞生也首先是因为摹仿对象的突破。虽也不乏强调接受效果之例，但只是作为摹仿对象突破带来的一个重要附加值。只是在浪漫主义时期，才出现诗歌、小说等文类转向主体内部寻找创作动机的一股洪流，即如“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之类，甚而由主观之极，反对文类自身的合法性。到了20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诗学、接受文论等流派那里，文类和接受的关系才日益占据主导位置，文类之于主体的作用才逐渐凸显。在中国，文类探讨则有着极强的主体参与性。不管是文类本身性质，还是文类划分，文类之于接受主体的内在情感体验是重要的作用因素。“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从风格论文类的传统就基于归属一定文类的文学作品与接受主体的审美体验关系这一层面。再如，关于文类发展观这一问题，王国维提出：“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34]还是把审美主体的接受反应作为考查文类更替的重要标尺。如果说，中国强调的审美接受主体也是一种“外”的话，那么，西方是客体性质的“外”，而中国则是属于主体性质的“外”；前者是机械的，而后者是能动的。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
[2] ［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第142页。
[3]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80、278页。
[4] ［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朱光潜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
[5] ［瑞士］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陈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6] ［俄］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7] ［俄］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主题》，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4、147页。
[8] ［美］艾伦·退特：《作为知识的文学》，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卞之琳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9] ［美］维姆萨特：《推敲客体》，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570页。
[10] 转引自［美］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文学批评方法手册》，姚锦清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340页。
[11] 转引自［美］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文学批评方法手册》，第340—341页。
[12] ［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205页。
[13] ［联邦德国］H．R．姚斯等：《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6、97、100、29、31页。
[14]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第八册）卷四九，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92页。
[15]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七册）卷四五，第1842、1846页。
[16] 《四库全书·经部·毛诗注疏卷四》（69册），（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陆德明音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17] 分别见《礼记译解》（上下册），王文锦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59、723、562页。
[18] 《国风·周南·序》，《四库全书·经部·毛诗注疏卷一》（69册），（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陆德明音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19] （魏）曹丕：《典论·论文》，《典论》（及其他三种），（清）孙冯翼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20] （晋）陆机：《文赋》，（清）严可均辑《全晋文》（中）卷九七，何宛屏等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25页。
[21] （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3页。此条亦见（宋）释惠洪著《冷斋夜话》。
[22]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第309页。
[23] （金）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六《杨叔能小亨集引》，《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222册）·遗山先生文集》（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版，第17页。
[24] 转引自（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诸儒总论作文法》，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页。
[25]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四，《四溟诗话·薑斋诗话》，宛平、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99页。
[26] （明）王世懋：《艺圃撷余》，《四库全书·集部九》第14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1页。
[27] （明）顾尔行：《刻文体明辨序》，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5页。
[28] （清）孙麟趾：《词径·词自有界限》，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4页。
[29]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4页。
[30] （清）查礼：《铜鼓书堂词话·施岳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82页。
[31] （清）李渔：《窥词管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9、554页。
[32] 鲁迅：《〈鲁迅自选集〉·自序》，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33] （梁）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下）·时序》，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31页。
[34] 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