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史研究

君民共政，并治天下——中国立宪人物评论之王韬

江国华[1]向雪宁[2]

内容摘要　作为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的王韬，其思想既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西方外来文明的冲击。无论在宪制思想还是宪制实践方面，他都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宪制进程的发展，提出了极具代表性的民本学说及宪制改革思想，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近代新闻理论的奠基者。

关键词　王韬　维新派　宪制思想　宪制实践

王韬（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中国近代著名改良派思想家、政论家、教育家、新闻工作者，出生于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甪直镇），原名王利宾，字兰卿。八岁县考第一，改名为王瀚。后流亡香港，改名韬。王氏家族是一个日趋没落的家族，初生的王韬即被寄予金榜题名、高官厚爵和振兴家族中衰局面的厚望。

后因“十九试京兆，一击不中，遂薄功名而弗事，于是杜门息影，屏弃帖括，肆力于经史，思欲上扶圣贤之精微，下悉古今之繁变，期以读书十年，然后出世而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受雇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因脚病得治于西医，思想在悄然无息中发生着改变。

在咸丰八年（1858年），因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天津条约》签订的冲击，王韬开始上书清朝大臣，系统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和挽救政策，希望可以有人拔擢他于布衣之中，以便他能一展抱负。他提出“和戎”、“防海”、“弭盗”三大端，其中以“和戎”为重点。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天，基于对形势的判断，为避免做清王朝的陪葬品，王韬携家眷逃离上海，向仍在太平天国控制下的苏州甫里进发。次年3月，他陪同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作“金陵之游”，在天京会晤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后其母发病，曾回乡探视母亲，在回乡期间，结识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并受到刘的器重。

同治元年（1862年），王韬以“黄畹兰卿”的名义给刘肇钧上书一封，信中写明为报答“知遇”之恩，特为太平军攻取上海献计献策。4月，清军攻占上海近郊七宝王家寺七堡垒，“黄畹”上太平天国书落到清军手中，经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人上奏，同治皇帝下旨，对黄畹“迅速查拿，毋任漏网！”5月18日，王韬潜回上海。23日避难于英国驻沪领事馆，达135日。其间，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曾出面拒绝清政府对王韬的引渡要求。10月5日，王韬乘“鲁纳”号悄然离沪南行，10月11日抵达香港，王韬因自己的多角之“恋”而开始了长达22年的流亡生活。同治九年（1870年）自英国返还香港，回国道经巴黎时，谒访法国名儒儒莲。返回香港后写成《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长久流传后世。

光绪五年（1879年），王韬在粟笨锄云等众多日本学人的联名坚邀下，4月23日自沪乘船游日本。他在日本的主要活动便是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游观各地结交了中国文化倾慕者和西学倡导同路人。8月22日，王韬正式启程回国。光绪十年（1884年），经挚友丁日昌、马建忠、盛宣怀等人斡旋，由洋务大员李鸿章默许，王韬携全家自香港返居上海，自此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更号“淞北逸民”。

光绪十一年（1885年），王韬创办木刻活字印书局于上海，取名“弢园书局”，刊刻自撰著作，也刊印友人部分书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王韬在穷困凄凉中，卒于上海寓所“城西草堂边”，享年70岁。外孙将其灵柩运回故里，葬于甫里村父母坟边。

一、宪制思想

王韬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急剧衰落，而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以后日益强大，并不断对非西方落后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进行殖民掠夺，将其纳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在王韬生活的短短70年里，中国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局势，在此形势下，如何认识这个时代和怎样应付这种复杂局面，不能不成为像王韬这样的仁人志士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一）民本学说

民本思想[3]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尚书·五子之歌》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在中国流淌了数千年。王韬在学习前人的进步思想的基础上，将资产阶级的民主理念与之融合，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民本学说”。民本学说的内涵极为丰富，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承认“民”决定国家治乱。王韬认为被统治者所据为己有的国家，实际上其主体应当是“民”，“民”才是决定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4]王韬对统治阶级“只知有君，不知有民”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其二，强调“民”决定民族的强弱。当西方侵略者以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的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士已充分看到了其在民族对抗中的作用，并发起了以购买和制造武器为主的洋务运动。王韬早年也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但是，在积极倡导的同时，王韬也看到了“民”在决定民族强弱方面的作用。“今夫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5]民族对抗既是军事实力的对抗，也是民心民智的对抗。

其三，呼吁以“重民”政策取代“轻民”政策。王韬指出，民心如水，既可载舟，亦可覆舟。“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对民“欺”、“虐”、“犯”，必将不得善终。[6]要做到“重民”必须通民情，达民隐。要开放言路，尊重百姓问政的权利。要与民开诚布公，实行政事公开。王韬一步步把民本思想向民权思想拉近。王韬在提倡采取“重民”政策时特别强调对待海外华人的态度问题，他在初次去到新加坡时就注意到了海外华人的问题，建议清政府设立领事，对他们予以保护，扭转之前的“轻民”思想。

其四，主张“富民”先于“富国”。对于先富民还是先富国这一问题，王韬始终坚持应当先富民。国家治乱与民心静与动有关，而民心的静与动又与老百姓的经济状况有关。民富与国富应当是相辅相成的，“民之富藏于公，家之丰通于国”；“民生既足，国势自张”。[7]为达到真正富民的效果，王韬提出了发展民间工商业的办法，也即近代资本主义的办法。同时，为使民能够掌握近代社会的谋生手段，王韬还提出应当“教民”。“富民”及“教民”概念在民本学说中的出现，表明王韬的民本思想已经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气息，超越了传统的民本思想。

王韬在继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同时，吸纳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创造出了颇具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的新民本思想。这种新民本思想虽然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后者无疑是从前者继承发展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的“民权兴则国权立”诸说和孙中山中西合璧的三民主义都是从王韬的“重民”、“富民”、“教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政治改革思想

王韬是最早倡导洋务活动而又最早对洋务活动只重器物层变革提出批判的思想家。王韬清楚地看到，“徒变器物”不能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的富强之境；“今欲与泰西并驾齐驱，则莫如以自治为先”，即只有深层次的政治变革，挽回民心，才能真正使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8]

试图从政治改革来挽回民心，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去弊”，即消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一切以现实需要和民意为依归。“去弊”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精简官僚队伍，裁撤冗吏，惩治贪官。官吏在精而不在多，王韬建议对清朝各级官员实行一次甄别筛选的普查，凡属冗员，不论是官是吏，为文为武，“悉从而汰之”；凡属贪员，则“必严其典章，纠其贿赂，戍边不赦，籍没不贷，即其家资以充军需”[9]；而对经过筛选合格留任的官员则应该重其权，增其薪，使其安心放手办事。正反相合，官员必将“顾恤名节，相尚以廉，而治道可兴”。

其二，改革储才和用人制度。王韬自认为是清朝储才和用人制度的牺牲品，对此制度极为厌恶，改造它的愿望也特别急迫。他认为清朝的主要储才和用人途径科举会将富有创造思想的人变为“毫无心思智慧”、“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问以钱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步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的“废人”。[10]王韬指出万国相通的世界格局下民族的竞争就是一种人才的竞争，他提出应废除八股制度而提倡经济、法律、格致、天算、制器、兵法等有用之学。捐纳是清朝用人制度中比科举更腐败、更不得人心的一项制度，也即现在所说的买官。捐纳之初，既以利进，入仕之后，便难免以“膏血”为目的，寡廉少耻，不择手段。这无疑又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为此王韬大声疾呼：“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11]

其三，停止妄费，与民休息。内战与外战都会破坏社会经济，加重平民百姓的负担，使其落入悲惨境地。“剥民政策”实乃不明智之举，王韬认为政府应当把注意力从多征捐费和奢侈生活转移到关系国事民生和节制开支上来。封建君主应率先体察国难民艰，崇尚节俭，革除宫中的“妄费”。后王韬通过研究英国和法国的税制，说出税收“藉以养民而便民”，君主亦“不得擅自支取”的话。

王韬的“去弊”主张表现了他的思想倾向性，即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政治。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既是王韬批判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参照系，也是他倾心向往、不断呼唤的理想目标。

王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始于他“浪迹香江”之后，而真正静下心来比较研究，进而把它介绍给国人则始于1870年他自欧洲旅行归来之后。1870年到1871年《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书的翻译使他对欧洲各国的政治有了比较全面清晰的了解。此后，王韬基本上没有改变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推崇。王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比较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的优劣，而且观察到西方民主制度中君主立宪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差别，这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

泰西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此君民共主也。[12]

在三者之中，王韬最推崇的政体是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政体。“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13]王韬把君主立宪政体誉为“有三代遗意”，加之他一直在不停地呼吁要返璞归真，重返三代，因此不难看出他主张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二、宪制实践

王韬一生中提出了很多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的宪制思想，但是苦于当时的顽固派过于强大，王韬本人又不受清政府的重视，因此他的大多数宪制思想都没能得到实现，只在一定领域内推行了宪制实践。

（一）翻译西书及中国经典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王韬生平第一次到上海“省亲”，探望父亲逗留三宿。在上海期间，王韬还去往外国传教士麦都思等人创办的译印《圣经》和其他西方经典的墨海书馆访问，“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上半年王韬仍在家乡教书，6月其父王昌桂病死在上海。在上海的传教士麦都思听闻后，派人邀请他去往上海，到墨海书馆做中文助手。王韬就这样被家门的不幸推入到中西方文化对抗与交流的漩涡。王韬在书馆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帮助麦都思修改、润色他的译著，初入馆时，“名为秉笔，实供指挥”，不免自叹“佣书西舍，贱等赁舂”。王韬虽然讨厌宗教著作的翻译工作，但是对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极大兴趣已在这个时期有所显现。

咸丰二年（1852年），他仍在墨海书馆做文字编辑工作，1840年译成的《圣经·新约全书》中文译本正式刊印出版。

咸丰三年（1853年），他仍在墨海书馆译书，译成《圣经·旧约全书》中文译本，并在咸丰四年（1854年）正式印刷出版。《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的中文译本，“皆文辞雅达，音节铿锵”，号称为“代表本”或“委办本”，在当时基督教传播中，是最通行的中文版本。

同治二年（1863年），王韬受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邀请，去到英华书院助译中国经典。王韬经学功底深厚，加之十多年的墨海书馆助译经验，因此在英华书院的助译工作十分得心应手，《尚书》译述在1865年完工并刊印发行。

同治六年（1867年），回国省亲的理雅各牧师来信邀请王韬赴英继续佐译中国经典。王韬遂只身前往，经新加坡、锡兰，入红海亚丁湾，由苏伊士运河，道经开罗、巴黎、伦敦，抵达理雅各的故乡——苏格兰。王韬海外之行踏足的第一个地方便是新加坡，他对清政府视海外华人为异邦之民而不闻不问的政策提出了异议，建议设立外交代表予以联络保护。他客居苏格兰两年，帮助理雅各续译《诗经》、《易经》、《礼记》等书。

同治七年（1868年），41岁的王韬仍在苏格兰帮助理雅各翻译经典。曾赴牛津大学演讲，用中文演讲孔子学说、中英关系。呼吁英国停止对华的不平等行为，提出两国应相互尊重。

（二）创办《循环日报》

王韬办报得自于西方报业的启发。在旅行欧洲和研究西方人文历史的过程中，王韬逐步认识到西方国家制造之精、制度之美、民风之好与西方社会的舆论公开、信息开放、报刊传播媒体的发达是互为因果的。他认为在向西方学习坚船利炮、典章制度的同时，还应当像西方那样为富强活动开拓出一个信息灵通、舆论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这样富强活动才能引起举国关心，最终获得成功。同治十三年（1874年），王韬在友人黄胜、伍廷芳以及钱征、胡礼垣等人的帮助下，在中华印务总局的基础上，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希望其能发挥“通上下”、“通内外”、“辅教化之不足”的社会作用。

《循环日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完全由华人集资创办、主编和管理的中文日报。相较于其他报纸而言，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它是日报，除每个星期天以外，它坚持按日出版；第二，它是由中国人完全自办经营的独立报纸；第三，它具有政论色彩。《循环日报》的政论刊登在第二版的“中外新闻”栏内，每期不止一篇，王韬坚持将国内外要事消息汇于一纸，而且要毫不隐讳地表述报社的看法和主张。

从《循环日报》的特点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份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变法自强的“喉舌报”，因此它得到了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王韬亲自主笔该报达10年（1874—1884年）之久，他在该报撰文数百篇，评论时政，鼓吹洋务，倡言变法自强，成为名噪一时的洋务政论家，因而受到洋务大员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的注目。

（三）推行西学教育，担任格致书院山长

王韬秉承了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人才的传统，终其一身，他几乎没有间断过对人才重要性的呼喊。王韬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呼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全新教育体系；主张文科分十科考试，设立院校，除教以传统学问外还教授西学新知识。

1886年秋，王韬应上海格致书院中西董事唐廷枢、傅兰雅的邀请，出任格致书院山长，直到1897年逝世。王韬担任山长的12年中大力推行西学教育，并主持该院每年四季的课士活动，他主持格致书院时期是该院办得最红火、最有生气的时期。他大力推行西学教育，对格致书院的实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招收山童，进行初等自然科学教育；第二，四方张罗，为格致书院等筹集经费和招募师资；第三，创立考课制度，促进士人研究现实问题。除此三项之外，王韬还与傅兰雅配合，邀请中外专家举办临时性的讲演。身为山长的王韬，还对夜校的办学方针和具体管理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

三、历史评价

王韬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才使得其宪制思想更接“地气”，其宪制实践亦更着“基本”。

（一）改良派思想家、政论家

王韬继承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的“师夷”、“制夷”的思想，指陈洋务数十年，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言者。难能可贵的是王韬的现代化思想不是停留在低层次的练兵制器的器物层面上，而是较早地提出了“恃商为国本”、“与民共利”、“与民共治”、改革科举、造就“有用人才”等为内容的“变法自强”论，作为洋务自强的纲领，从一定程度上突破和否定了洋务派官员所恪守的“中体西用”论这一洋务纲领。王韬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思想界独领风骚十余年，成为洋务思潮左翼的重要代表者。同时王韬也是中国最早主张在中国推行英国式民主政治的先进思想家。

（二）近代新闻理论的奠基者

王韬不仅是一位近代报纸的创办者，更是一位近代新闻理论的奠基者。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表专文讨论报刊理论的“开风气之先者”。他在《循环日报》上先后发表《西国日报之盛》、《论日报渐行中土》、《倡设日报小引》等一系列文章，对报刊的社会地位、社会职能等问题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报刊新闻思想的先河。

王韬是一位走出了传统、跨进了近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报人。在办报过程中，他创立了近代舆论意识十分强烈的新闻理论。这种理论是他变法图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文化现象。他所提出的新闻问题和理论几乎全是中国人在这领域的第一次探索。从王韬开始，中国的新闻学才算正式诞生。林语堂把王韬比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白瑞华称王韬为香港早期中文报纸的领袖，这些评价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肯之语。

（三）伟大的教育家

王韬一生都没有停止对改革中国教育的呼唤，他的改革目标具有革命的意义。他为中国教育改革设计了一个完整的方案，他不知疲倦地呐喊，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新式教育的胚芽在中国大地上破土而出。王韬的教育思想是一种与传统教育思想及实践相背离的新型教育思想，它在很多方面已达到或接近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高度。王韬所主持的格致书院既是“中国近代新制教育的滥觞”，又是“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更是近代新思潮的温床，极大地影响了以后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他用实实在在的教育实践，为他的人才观和教育思想写下了最好最恰当的注脚。王韬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史上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讲都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四）思想中的瑕疵

王韬因受传统旧学的影响严重，而在西方科学文化、思想方法等方面又没有接受到专业的训练，加之他的思想成熟于国门刚刚开放之际，传统势力异常强大，因此王韬的思想中难免有断裂和矛盾之处。

其一，一方面鼓吹“西学源于中国说”，一方面又倡导学习西学。中国知识分子都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优越感，思想中有较为强烈的“华尊夷卑”色彩，认为一切美好之物都是中国的固有之物，其中西学就是源自中国，王韬也是赞同这一观点的。他曾这样写道：“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为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不因此而益信哉！”[14]各民族之间文化相互影响是事实，但是将西方的知识成果都视为中学西被的结果，则无疑是文人的主观想象，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然而，王韬虽然赞同并提倡“西学源于中国说”，但同时也倡导向西方学习，这就使二者之间产生了矛盾。因为这样是在助长、加强封建顽固派的保守心态的同时，鼓励积极向西方学习，使得中国学习西方的广度和深度都大打折扣。

其二，主张宗法制又提出要改革封建政治。宗法制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演变而来，亦有古老的历史，它是统治阶级维护国家政治的工具。王韬认为，天下治乱的关键在于“民心之得失”，“民心既得，随危而亦安，民心既失，虽盛而亦蹶”；而欲得民心，必须“重民”；“重民”又必须“有以维持而联络之”。王韬认为最好的联络方法便是宗法制，他认为宗法制才是富国强兵的手段。但宗法制和宗法观念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是中国民主自由思想长期得不到发扬光大的罪恶之源。提倡宗法制与王韬所主张的推行政治改革、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南辕北辙。这一矛盾体现出了王韬思想上欠缺一定的严密性和逻辑性。

终其一生，王韬都在为实现国家自强而奋斗，其思想呈现出一种“亦新亦旧”的特点，不免给人以中西杂糅的感觉。一言以蔽之，一方面他推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他鼓动了国内的变革，其对宪制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容忽视。

（责任编辑：赖伟能）

[1] 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 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3] 李天纲、张安庆主编：《上海文学百家文库.005：王韬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5]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上”。

[6]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7]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

[8] 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

[10]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11]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

[12]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

[13] 同上。

[1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