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外，贝多芬精神上也非常痛苦。韦格勒曾说，他从没见过这样一个人，能对爱缺少热情。当然，贝多芬是热情的，但这种热情不同于欢娱，这是非常纯洁、高尚的情绪。在贝多芬的身上，多少带有清教徒的特点。因为他讨厌粗野的思想，也厌恶粗俗的谈吐。对于爱情的神圣，贝多芬毫不怀疑。
据说，贝多芬一直不原谅莫扎特，因为莫扎特毫不珍惜自己的才华，竟然去写了《唐·璜》。就像贝多芬的密友辛德勒所说：“贝多芬一生都很纯洁，他从未做过任何违背良心而需要忏悔的事情。”
如辛德勒所言，贝多芬生来就注定会遭受爱情的欺骗，进而成为爱情的牺牲品。事实上，贝多芬也正是如此。他对每段爱情都十分专一，十分用心。他渴望获得幸福，但结果确实不好，不得不承受痛苦的煎熬。
但有失必有得，贝多芬虽然承受了很多的痛苦，但在此期间，创作灵感不断涌现。他在时而热烈、时而骄傲的轮回中，不断探索音乐的创作模式，直到最后韶华逝去、激情褪去，他才在凄惨的隐居生活中回归平静。
1801年，贝多芬爱上了朱丽埃塔·圭恰迪妮。她是贝多芬在自己著名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上题赠的女主人公，也正是这个题赠，令朱丽埃塔流芳百世。
贝多芬对朱丽埃塔异常迷恋，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如此说道：“我现在生活甜美了很多，交际也多了一些……这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位魅力十足的可爱姑娘。这位亲爱的姑娘爱我，我也爱她，两年来，我第一次尝到了幸福是什么滋味。”
然而，贝多芬很快为这次的短暂幸福付出了代价。
首先，贝多芬因为残疾，在这段爱情中格外自卑。其次，贝多芬境况艰难，没有能力将朱丽埃塔娶回家。最后，朱丽埃塔是位风骚、幼稚且自私的女子，这让贝多芬非常苦恼。
1803年11月，朱丽埃塔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过分的是，她利用贝多芬对自己的真挚感情，请他帮助加伦贝格伯爵。
令人意外的是，贝多芬竟然同意了。他在1821年与辛德勒会谈时，在谈话手册上写道：“加伦贝格伯爵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更应该尽力帮他。”从这以后，他开始瞧不上朱丽埃塔。贝多芬写道：“她哭着跑到维也纳找我，但我瞧不起她。”
这样的打击是很摧残心灵的，身心都遭受巨大打击，这让贝多芬变得异常狂躁。
朱丽埃塔简直把脆弱的贝多芬推向了死亡边缘，想要了解贝多芬的想法，只需读一读他写给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便知道了。这份遗嘱上写着“待我死后拆阅”。在这份遗嘱中，我们会因为爱情的撕心裂肺而哭泣，也会因为贝多芬反抗命运的呐喊而动容。
虽然这几乎要了他的命，但他还是靠着顽强的意志，阻止了自己坠入死亡的深渊。
1810年5月2日，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道：“假如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行善时，就不应该结束自己生命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处决。”在这一时期，他已经丧失了最后治愈自己的希望。
“连一向支持我的卓越勇气也消失了。噢，上帝！给我一天真正的快乐吧，哪怕只有一天。我多久没听到欢乐的声音了？什么时候……噢，上帝……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跟它相遇……永远不？不，这实在是太残酷了！”这仿佛是贝多芬临终的哀哭，但事实上，贝多芬又活了25年，因为他乐观强大，是不会被苦难征服的。
在下一次给韦格勒的书信时，贝多芬写道：“我感到自己的体力和智力都在突飞猛进……我的青春，哦，是的，我感到青春不过才刚刚开始。我有预感，我每天都会离最初的梦想更近一步……哦，如果我能摆脱这疾病那该多好，我将拥抱这个世界！不……我受不了了，我要掐住命运的喉咙，因为它绝对不能让我屈服……哦，将人生活上成百上千次，那该是多美妙的一件事啊！”
在他1802年的伟大作品中，爱情、痛苦、颓丧、骄傲……这些无一不反映在其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格莱尔的词句所编写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
贝多芬在1803年创作的《第二交响曲》，更多地反映了他年轻时的爱情和激情。一种无法言说又无法抗拒的力量，将贝多芬忧郁阴暗的念头一扫而空，他的生命也开始沸腾，继而掀起了乐曲的狂潮。
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愿意向命运屈服，也不愿相信自己的人生就是无可救药的悲剧。他渴望治愈自己，也渴望一份幸福的爱情，他始终充满希望。
他的大多数作品里，人们都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也感受到了强烈而紧凑的战斗节奏。这种感觉，在《第二交响曲》中的快板和终曲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献给亚历山大大帝奏鸣曲的第一章，这种英雄气概就更加突出，让人联想到创造它的那个革命年代。
大革命正在前往维也纳的路上，贝多芬因此激动不已，他将所有的同情都倾注给了革命党人。晚年时，他的至交好友辛德勒说道：“他支持共和政体，也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以及民族的独立……贝多芬渴望大家协力同心地建立国家的政府，意谓共和民主的政府……他渴望法国能实现全民选举，希望拿破仑能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基。”
贝多芬就像个革命的古罗马人，接受了普鲁塔克的熏陶，有一个由胜利之神——拿破仑创造的英雄共和国的梦想。于是，贝多芬接连写下《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和《第五交响曲》（1805年）的终曲。大家都知道，这首《英雄交响曲》是以拿破仑为题材并献给他的，在最初手稿上，还写着“波拿巴（拿破仑姓氏）”几个字。
虽然一系列事件冲击着贝多芬孤独而伟大的心，但他依然怀着一颗崇高的心去迎接革命，就连他的面容，似乎也受着战争的影响，闪出了熠熠的光辉。
这一时期的作品，到处都有这些大事件的影子，也许贝多芬自己都没有察觉。他创作的《科里奥兰序曲》，有着狂风暴雨般的呼啸；《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的第一章，在《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里，有着别样的激情。
俾斯麦（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曾说：“如果我能经常听到它，那么，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在俾斯麦看来，他爱贝多芬胜过爱其他一切音乐家，他经常说：“贝多芬最适合我的神经。”
还有《哀格蒙特序曲》和《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其情感都是非常强烈的，仿佛万马在奔腾。
而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贝多芬在谱写《英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英雄将军霍赫在莱茵河畔战死，其纪念碑就矗立在科布伦兹与波恩之间的小山丘上。即便贝多芬当时并不知道此事，但他也在维也纳目睹过两次革命的胜利，拿破仑也曾攻陷过维也纳两次。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圣洁的军人，霍赫一直被历史和贝多芬尊重。
而攻占巴士底狱的于兰将军，当时就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洛布科维兹是波希米亚世家，也是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贝多芬将自己的《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题赠给这位将军。
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派军驻扎在舍恩布伦，贝多芬的住所离维也纳的城堡很近，当拿破仑攻下维也纳时，曾将城垣炸毁，这让贝多芬开始不满。1809年6月26日，贝多芬在寄给布赖特科普夫与埃泰尔这两位出版家的书信中说道：“这是何等野蛮的生活，在我周围，满满都是废墟颓垣！在这里，四处都充满了鼓声、喇叭声以及各种惨象！”
然而，贝多芬还是跟法国人一样，对拿破仑还是很痴狂。1809年，有一位法国人在维也纳与贝多芬见面，并保存了贝多芬的一幅肖像。这位法国人就是特雷蒙男爵，他与贝多芬一同谈论哲学、政治，特别是“他的偶像，莎士比亚”。
当时，贝多芬几乎下定决心，要跟随男爵到巴黎去，因为他知道巴黎已经有剧院在演奏他的交响曲，并且有很多人开始对他心生崇敬。所以，如果你不能对贝多芬的这份狂热感同身受，就无法完全悉知他在音乐中对革命与胜利的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