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业之战”

一位家长说:“晚餐和睡觉之间这段时间让我们很发愁,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一直在不停地‘战斗’。”

“家里简直就像一个‘战区’, ”他的伴侣说,“每晚我们家都在上演‘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父母谈到他们孩子晚上回家做家庭作业的事时,会十分频繁地用战争来比喻。为了让你对‘家庭作业之战’的规模有所了解——上面引用的那段话,比尔在同一个星期里能从不同的家长那里听到三遍。这很好地解释了,想要打消父母对“顾问型家长”这一模式的疑虑,这让人头疼的家庭作业简直是最好的素材。所以本章聊的虽是家庭作业的事,但并不仅仅只针对家庭作业这一个问题。

“为作业而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有三个主要原因来加以解释:

首先,你可能会发现,在孩子的学习这件事上,你甚至在逼着孩子执行一些连你自己都未必认同的规则与态度。有一位父亲曾惊恐地发现,他告诉自己10岁的女儿,记住所有的州首府非常重要——尽管如此,“我考上了大学,还进了法学院,但现在你就算拿把枪顶在我头上,我也说不出怀俄明州的首府是哪个城市”。(答案其实是夏延。但是,请别问我们剩下49个州首府分别是哪里了。)父母通常认为自己有责任监督孩子完成作业,但往往忽略了更基本的目标:培养一个有好奇心、能自主学习的人。

其次,在解决孩子的问题时,倘若父母比他们的孩子还要用劲,那他们的孩子只会每况愈下,而非逐渐变强。如果你的孩子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所花费掉的所有能量里,有95%都来自你的付出,那你就只给孩子剩下5%的努力空间了。如果你感到沮丧或焦虑,于是增加了更多“筹码”,甚至进一步占据了98%的能量,把一切牢牢掌控在手中,那么你的孩子对此所能做出的反应,也就只能是再退一步,只做出2%的努力。约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请了一个家教、一个治疗师,还有一个专门的学校辅导员,他们会定期与约拿的父母沟通,探讨他没完成的那些作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拿自己就跟没事儿人一样。这种适得其反的推动力所产生的影响,只有在能量分配的比例发生变化时,才会随之改善,而这种变化经常发生在父母彻底愤怒的时候:“我受不了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或许你觉得这是你的本职工作:监管你家孩子做家庭作业、练习钢琴,或参加什么运动。而这其实会让你更坚信自己原来的错误观点——总要有人对孩子的事情负责,而这个人却不是他自己。当孩子的甚至不必多思考,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打心眼儿里知道最终总会有人“让”他去做点什么。

最后,这也许是最关键的一点,你不能强迫一个孩子去做他完全抵触的事情。你或许有——不——你一定有尝试过让孩子做他不想做的事,但强人所难最终必会以失败告终,还让你深感挫败。

你可能听说过《平静祷文》,其中写道:“上帝啊!恳求你赐我恩典,安详接受不能改的事件;鼓我义念,勇敢改变可以改的事件;赠我慧剑,能够分辨接受还是改变。”作为父母,记住这些话是明智之选。这些话可以更简单明了地概括为以下几条:

(1)你不能让你的孩子违背他自己的意愿去行事。

(2)你不能让你的孩子想要他们本不想要的东西。

(3)你不能让你的孩子不想要他们本想要的东西。

(4)让他们想要他们想要的东西,不想要他们不想要的东西,至少在当下没什么不好。

我们在讲座中也谈到过上面的观点,当说到“你不能强人所难,逼人就范”时,许多听众会点头表示同意,觉得这道理显而易见、合情合理。但也有不少表达强烈反对的呼声。(参与比尔课程的一位心理学工作者曾说:“可千万别跟孩子这么说!”)一聊到这个话题,往往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比尔对一群来听课的老师和家教说这个观点时,有一位老师愤怒地抗议:“怎么就不能呢?我管着的孩子一直都按我的要求做事。”但事实可未必真如他所想。假设你的孩子不想吃端到他面前的食物,而你想要让他“乖乖就范”,那你会怎么做?难道要把他的嘴掰开,把吃的塞下去,再捏着他的下巴上下移动,帮他嚼嚼?如果真要这么做,这到底算是谁在吃东西?我觉得这孩子并没有吃东西,他这是被“填鸭”。如果把食物换成作业呢?如果孩子强烈反对你逼他写作业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做?掀开他的眼睛,找本书放在他面前?就算这可能的确管点用,但真的就对他有好处吗?这就叫学习吗?

奈德有一位学生,她的母亲对一件事态度很坚决:如果孩子没有被第一志愿的院校录取,她就必须申请芝加哥大学。“但是妈妈,”当女儿的说,“我不喜欢芝加哥。”

“没关系,”妈妈说,“芝加哥大学非常不错。”“我不会写申请的,”女儿说。

“那我就替你递交申请,我找你姐姐,让她给你代笔。”妈妈说。

值得庆幸的是,这位女孩在上述情况成为现实之前,就被第一志愿录取了,但这个家庭将来的情况还是令人担忧。

有时候,我们通过那些实打实的限制,或者告之以严重后果之类的手段,来阻止青少年做一些我们不希望他们做的事。我们甚至会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比如将他们连骂带打地强行带去看牙医;除此之外,我们有时会重新拟定个“协议”,给哪些行为扣上一个帽子,以努力争取孩子的合作;我们甚至还曾经尝试在威逼之外,通过种种利诱来驱使他们。但事实是,你并不能真正做到强人所难。我们并不生活在《发条橙》里面的极权主义世界中,并不能通过给人们绑定机器来控制他们的行为。倘若真是这样,那我们恐怕只能通过让人们足够痛苦,来让他们足够顺从。即使有时候,上述方法好似在短期内挺有效,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根本就不起作用。这就像恐惧感对人产生影响的机制——因恐惧而来的短期动机的确会让你跑得快,但又有谁能在这种长期的负面影响下好好生活呢?

你不能逼着孩子做他本不想干的事情,只有接受这个事实,才能真正“迎来和平”,才能彻底放下重担。当你下次发现自己又想要逼着孩子做什么时,你大可以先停下来,提醒自己一下:“这样不太对,虽然我好似能让孩子听话,但实际上他并不会心悦诚服。”

比尔也是这么跟约拿的父母沟通的。他解释说,父母二人想着控制约拿,而约拿则要坚决重申他有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哪怕这意味着要做些跟自己利益相悖的事情。最终,父母与约拿沟通后约定,他要对自己的作业负责,父母也不再会强求他顺从,而是给他预留更多的空间。比尔还希望约拿的父母能够理解,哪怕孩子自己的决定有时可能看起来不那么明智,他们也没必要一直对孩子展现出否定的态度。他们可以也应该更多地跟孩子一起高高兴兴地放松下来,毕竟,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必要强调情况有多么严重。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父母表达出了质疑,“难道我们就应该旁观他一天不如一天?”

他们的这个问题反映了另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家长倾向于认为只有两种方式来对待孩子:要么专制,要么宽容。专制的父母强调孩子的顺从,宽容的父母则认可孩子自身幸福的重要性,力求满足孩子的愿望,来让他们快乐。

但几乎所有儿童发展方面的专家,包括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和作家,如玛德琳·莱文(Madeline Levine)和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都提出了第三种选择:权威型养育(authoritative parenting)。要达成这种养育模式,需要的是支持,而非控制。权威的家长希望能与他们的孩子多多地合作做事,因为他们对孩子不仅有喜欢,更有尊重,并且也希望孩子能从他自己的经历中学到东西。至少有60年的研究证实,权威型教养是最有效的方法,Diana Baumrind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发展心理学家,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对教养方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她确立了三种主要的教养方式:权威型、专制型和放纵型。在这三个类型中,权威型的教养方式已经在一项又一项的研究中得到验证,能够产生最好的结果。权威型教养方式以孩子为中心,父母会试图去了解孩子的想法和情绪,并教导他们调节自己的感受。父母往往也会比较宽容,让孩子们去探索,并做出自己的决定。权威型父母也会为他们的孩子制定明确的标准,并执行一以贯之的恰当限制。大量研究表明,权威型父母的孩子更有可能获得成功,更受他人喜爱,也更加慷慨,更有能力自力更生。许多为父母撰写的书籍都解释了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力量,包括Laurence Steinberg关于青春期的著作Age of Opportunity(New York: Mariner Books, 2015)以及Madeline Levine富于影响力的重要书籍The Price of Privilege(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这种教养风格强调自我导向和成熟的价值观,而非一味地顺从。通过这种养育风格,家长会传达给孩子这样一种信息:“为了助你成功,我将尽我所能,但我绝不会试着强迫你做什么,我说到做到。”同时,权威型父母也并不意味着让孩子放任自流。他们还是会给孩子设限,当父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还是会说出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并不会亲自操盘一切。有了权威型养育的培养方式,那些大脑发育尚未完全的孩子就不用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拒绝家长逼迫他们做的事——这些事常常是出于家长的偏好,而非孩子的。

尽管并不容易,约拿的父母最终还是接受了比尔的建议。他妈妈不再一个劲儿地问:“你今晚还有家庭作业要做吗?”而是开始说:“今晚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我想了解一下,以便安排我晚上的时间。”她会明确表示,她愿意尽自己所能来提供帮助,她也会为此留出专门的时间。她确保孩子能有个安静的房间,以便不受打扰地学习。她还提出说,要不要专门请一位家庭教师或找个较高年级的孩子来帮约拿处理学业上的困扰。(许多在作业上与父母“炮火连天”的孩子,却往往很喜欢和家教或高中生一起学习,而让这些人来辅导家庭作业,其实并不需要很高的成本。)纵然如此,约拿的父母还跟约拿进一步表达:“我们不愿意看到你的事儿最终变成了我们的事儿——因为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可是把你给害了。”当我们稍后再聊起约拿的变化时,你就会看到,这真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