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僵尸娃娃

第九节 寻人启事

当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扶着摩托车看热闹的中年人，好奇地问起旁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枪响了，子弹击中了中年人的后颈，围观的人惊叫起来，抱头鼠窜，周兴兴也趴在了地上——枪响之前，他的勇气来源于侥幸心理，他是这样想的，万一那枪里没有子弹呢？

高飞大踏步走过去，骑上摩托车，迅速打火，轰了两下油门，向桥下的那条林荫土路疾驰而去。

20分钟后，洪安警方对公路要道以及车站、码头进行设卡封锁，相邻的市县也布置了两道包围圈，配合洪安的围追堵截。20名武警官兵，三条警犬，顺着高飞逃跑的方向追捕，周兴兴回到警察局后立即与技术人员画出了模拟画像，张贴于大街小巷，由各乡镇村委干部派发到群众手中。三天过去了，高飞依然是无影无踪，一星期之后，围捕宣告失败。

事后分析，警方并没有在铁路线上设卡，高飞很可能是将摩托车抛弃，沿着铁轨用步行的方式，逃出了警方的包围圈。

这期间，公安部从全国抽调35位刑侦专家，分成五个专案组，成立了新的指挥部。灯火通夜明亮，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

各种情报线索源源不断地汇总而来，很快，指挥部部署了新的作战方案，由画龙去华城调查三文钱，寒冰遇去东北调查炮子，周兴兴继续追查高飞的下落，同时指挥部要求洪安警方全力缉捕丘八，并且加大对库班、铁嘴、刘朝阳等人的审讯力度。

丘八在哪里？

周兴兴怀疑他一直躲在下水道里。事实确实如此，丘八亲眼看到铁嘴翻开井盖刚爬出地面就被抓获了，所以他没敢贸然行动，就在下水道里躲了三天，有时，愚蠢的人会做出聪明的举动。周兴兴也曾经要求警方全面搜索下水道，但是没有一个警察愿意到那弥漫着地狱气息的阴渠里去，前面搜索过下水道的几个警察已经证明，向瘟疫和窒息性瘴气摸索前进确实是一件令人畏缩的事。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丘八在下水道里躲了三天呢？这很让人费解。他呼吸着令人作呕的浊臭，仅靠一点点污水和垃圾维持生命，没有阳光，黑暗中只有半米长的大蜈蚣和像小猪一样大的老鼠陪伴着他。下水道的墙壁上，有些地方长满了畸形的菌，渗出水泡疮似的脓水，城市的排泄物汇聚在这里。他靠墙壁坐在污泥中，抱着膝盖，手里拿着一张纸，那上面的字他已经在心里背了无数遍。

那是一则与众不同的寻人启事。

丘建设，男，外号丘八，四川新竹县南隆乡大丘村人，1969年出生，皮肤黑，嘴唇厚，眉毛较浓，下巴上有颗痣。现有急事需要此人回来处理，生命攸关。如有知情者，请与联系人联系，感激不尽！表妹春英想对你说：“表哥，我后来生有一女，已满4岁，如今小女儿身患白血病，难以找到骨髓供者。你作为孩子的生父，是拯救女儿的唯一希望，如你本人见此寻人启事，念在骨肉亲情，请速与我联络。”

联系人：张春英

联系地址：四川新竹县工仿镇前海村三队

电话：0818—6100503

25岁，他是修路工人。

26岁，他是拆迁工人。

27岁，他穿着雨衣，上了一列火车。

丘八顶着破褂子，扛着大锤子，淋着雨走在县城的大街上。他的嘴像猪嘴，据说嘴唇厚的人性欲强烈。他站在路边，每一个从他面前走过的女子，都是他物色的对象，他像是真正的猎人一样，很有耐心地抽着烟等待，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他强奸了八名女子。

白天，他在工地干活，筛沙子，砸石头，汗流浃背；晚上，他在县城里像幽灵一样溜达，跟踪漂亮女人，热血沸腾。没有活干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尾随晚自习放学的女生，一般他是选择偏僻的小巷，看到前面有单独的女生，他就把生殖器掏出来，对女孩说：“喂，看这里。”

女孩回头一看，就看到了人性中最丑陋的一幕。

有时，丘八也喜欢去挤公交车，他的下身顶着一个少妇的屁股，他的脸像岩石一样冷峻，眼神坚毅地看着窗外。随着车的颠簸，他的嘴角抽搐两下，射了。

后来丘八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第一次强奸是在一个雨夜，当时他骑着自行车感到十分沮丧，因为这个暴露狂一晚上都没有遇到合适的目标。他在公园附近停下，路旁有一片榆树林，他认为这里是一个色狼伏击的最佳场所，就点着一支烟耐心等待。雨越下越大，浇灭了香烟，淋湿了头发。他烦躁不安，正准备回去的时候，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打着一把小花伞出现在视线里。

他立刻躲在树林里，情不自禁地掏出生殖器套弄起来，凉丝丝的雨点落在上面让他更加兴奋。少女越走越近，路灯下可以看到她的白裙子，红色凉鞋，俊美的脸庞，纤细的腰肢，纯洁更能使人产生邪念。丘八气喘如牛，心里既紧张又兴奋，女孩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喊道：

“喂，你等等，看我在干啥？”

他的嘴角带着一丝淫笑，手上的动作不由自主地加剧起来。

女孩歪头一看，并没有大吃一惊，只是皱了皱眉头，继续慢悠悠地向前走。

“想让我睡你吗？”丘八厚颜无耻地问道。

女孩嗤之以鼻，说了一个字：“滚！”

这个字激怒了丘八，他从树后跳出来，女孩尖叫一声，扔掉伞就跑。他追着那个女孩，呼吸急促，血液里奔跑着一只豹子。很快，他拽着她的头发，拖进树林，女孩先是大声谩骂，而后是软弱无力地求饶。

女孩说：“求求你，我还是一个处女。”

丘八恶狠狠地撕开女孩的内裤说：“老子还是一个处男呢！”

他的下身坚硬如铁，还未插入就一泻千里。

在以后的很多个夜晚，丘八躺在简陋工棚的地铺上，常常回忆起那激动的时刻，他没有一丝负罪感，甚至有些遗憾。他想起少年时在一个小镇上的录像馆里看黄色影片，他小心谨慎地手淫。想起某个家属院附近的一个厕所，墙上有个小窟窿，他看见过各种各样的屁股。他无数次地幻想过性交，但是他真正性交的时候却早泄了，这使他感到羞愧。很快，他又躁动不安起来，心里有一团火焰在燃烧，他实施了第二次、第三次强奸，然而每次都是尚未插入就射精了，第四次，他把一个晨练的妇女推进厕所，那次甚至没有勃起，这使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性能力。

刑事案件中强奸案的突出特点就是隐案数大，及时报案的少。安徽警方曾经侦破一起案件，31名高中女生被一个深夜闯入宿舍的陌生男子摧残之后，集体选择沉默。云南一个18岁少年强奸过9个幼女，村民知道罪犯但不报案。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犯罪气焰，丘八在多次强奸之后，并没有看到警方有什么行动，这使他更加胆大妄为，他由拦路强奸升级为入室强奸。

一天夜里，丘八和工友喝完酒，他吹着口哨，用手指梳了梳头。他的右手捏着一小块镜片，突然，口哨停止，他往掌心吐了口吐沫，抹在耳畔翘起的头发上，他觉得很满意，打着饱嗝就上街了。

有个女孩在商店俯下身去看一只玩具小狗，她说：“哎呀，小狗宝宝，真可爱。”

突然她的屁股上挨了一脚，回头看见一个又黑又矮的男人正呵呵地笑。

丘八总能找到一些乐趣。

在一条商业街的拐角处，丘八悄悄地跟踪上了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穿着旗袍，她的背影很美，发束绾起，脖子滑腻如玉。让这样一个美人尖叫、挣扎，该是多么美妙的事。丘八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淫秽思想。

女人腰肢扭摆，风情款款，尾随跟踪的过程很值得品味。晚上他吃了一些花生米，咸菜炒鸡蛋，炸鱼。他想象着把带有咸菜味道的舌头强行伸到她的嘴里时，那应该是怎样一种痛快淋漓的快感啊！

在路边的垃圾箱里，丘八捡到了一团捆啤酒用的绳子，绳子是红色的，很结实。丘八想，我要把她绑上。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绑在椅子上的女人。要用什么东西堵住她的嘴呢？如果不叫，就算了，丘八对自己说。

坏人在穷凶极恶中体会到快乐。我们无法准确地阐述丘八这一路上的思想。如果将耳朵靠近他的臭嘴，便会听到他在自言自语：“美人，长得可真俊哪……啧啧……”

穿旗袍的女人像蜜桃一样成熟，前挺后翘的风韵身材，勾起丘八无限的性欲，她每走一步都使他强暴的思绪加剧。他深呼吸，似乎嗅到了前面两股间飘来的玫瑰花瓣的温香。

女人走进花园小区里的一幢两层楼的小别墅。丘八想，这真是个干坏事的好地方。他蹲着耐心地抽了几支烟，仔细观察，女人走进房间，窗口的灯就亮了，这说明只有她一个人。

骗人开门的方法千奇百怪，犯罪分子一般采取抄水表、修理电器、擦洗油烟机、找人、推销商品等方式骗房主开门。也有冒充送快递的，手里拿个EMS的文件袋，让主人出来签名；或者自称是物业管理人员，说房主家的卫生间漏水，把楼下住户给淹了，要进去维修。大连的两个抢劫犯，张成健和李明松，骗人开门的手法极其低级：敲门，说自己渴了，要点水喝。其实，防范这些非常简单——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丘八采取的是将安装在屋外的电闸拉掉，躲在一边，女人看到窗户外别人家里都有电，就出门查看自家电表箱，打开门就被丘八用一把电工刀顶住了腰部。

丘八捂住她的嘴，推进房间。

客厅的摆设非常豪华，柔和的月光照进房间，地板一尘不染。丘八觉得自己像个乡巴佬到阔亲戚家里做客，然而带来的礼物是一把刀子和一根绳子。

“不许叫，不许乱动。”丘八威胁她，从兜里掏出绳子。

“你想干什么呢？”女人惊恐地问。

丘八趴在她耳边说了两个字：“睡你。”

他闻到令人陶醉的发香，同时为自己的无耻感到兴奋。

女人说：“行，你别绑我，也别伤害我，我答应你就是。”

“嘿嘿，你配合就更好，我不捆上你了。”丘八的手轻轻地在女人的屁股上捏了一下。

“我想洗个澡，刚才出门，一身汗，可以吗？”女人聪明地说，并且对丘八妩媚地一笑。

丘八抱着她说：“一起洗吧，一起洗。”

浴室的门打开，又关上了。

女人站在丘八面前，慢慢拉开背后的拉链，绸质的旗袍像流水般滑落。

丘八咽了口吐沫，粗鲁地抱住她。

女人说：“别急。”她轻轻地推开丘八，解开了自己的胸罩，一对圆润如玉的乳房跳了出来。

丘八心跳得厉害，那里硬得难受，仿佛快要爆炸。他迫不及待地脱掉自己衣服，赤条条地站着。

女人主动抱住丘八，怀里的温香软玉让丘八意乱神迷，女人极其销魂地对他说：“闭上眼睛！”

鲜红的唇，像两片柔软的玫瑰花瓣绽开，吻住了耳垂。挑逗的舌尖从胸膛一路向下，到达终点的时候，丘八一阵哆嗦，他感到自己的整个生命被含住了、融化了。任何男人都无法拒绝这样的天堂。女人拔下发簪，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婉转着散开，她吞吐着，吸吮着，缠绕着，撩拨着。这个高贵的女人跪在脚下，如此淫荡，丘八感到一阵阵眩晕，只听见自己在古怪地喘息。他昂着脖子，岩浆马上要喷发而出，突然，下身一阵剧痛——那女人狠狠地咬住了他的阳具。丘八惨叫一声，完全是下意识地向后一缩，用力地挣脱开。

女人把他使劲一推，跑出了浴室，跑出了家门，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啊，抓坏人！”

丘八疼得蜷缩在地上，好一会儿他才龇牙咧嘴地站起来。他明白自己的危险处境，忍着痛抱着衣服跑了出去。

因为下身被咬了一口，所以这个光屁股的男人跑动的姿势非常怪异。

回到住处之后，丘八想起那把电工刀遗留在了现场，这让他忐忑不安，他意识到那女人肯定报案了，所以第二天就结算了工钱，收拾行李跑回了老家乡下。

一连几天，丘八都躺在床上，他的下身肿得像萝卜那样大。

他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生前只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喝酒，一个是喝完酒打孩子。

他的老母亲叫来了他的表妹——这个做过乡村医生的女人看上去怎么都不像一个医生。她扎两条麻花辫子，嘴里喷出的口臭使得丘八扭过头去，解开裤子褪掉裤衩之后，表妹惊叫起来：“娘咧，这，咋弄的啊？”

“砸的，拆房子，被石头砸了一下。”丘八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强奸犯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害羞。

表妹把牙膏抹在丘八的下身，临走前，留下了一些消炎药片。第二天，她又不辞辛苦去挖草药，杜鹃花叶、野棉花根、虎耳草、苇根，这些东西都有消肿的作用。丘八在床上躺了十几天，他的下身一次次裸露在表妹面前，这种暴露和他故意给女学生看是不同的，一种是感动，一种是下流。那些天，窗外一直下着雨，几根圆木堆在葡萄架下，葡萄滴着水。他赤条条地在床上躺着，表妹帮着他的母亲洗衣服、做饭、扫地。

有一次，他握住了表妹的手，他想说谢谢你，但是始终没有说出口。

表妹羞红了脸，手被他握着也不挣脱。

两个星期之后，表妹帮他小心翼翼地揭开纱布，换药，他一下把她揽进怀里，说：“我好了。”

表妹说：“别这样。”然后跑进了厨房，丘八追上去，他们弄翻了一筐土豆，拥抱着倒在了灶前的麦秸垛里。这一次，他没有阳痿早泄。

从此，他们开始在各种地方做爱，废窑洞、小树林、芦苇丛中、玉米地里。一个月之后，表妹春英怀孕了，丘八建议她堕胎。春英说：“我想生下来，我想养个娃。”

丘八说：“那你以后怎么嫁人，咱俩又不能结婚。”

春英说：“我嫁不出去的，我有白血病，没人肯要我。”

玉米成熟的时候，阴雨绵绵，有一天，丘八穿着雨衣在地里掰棒子，表妹慌里慌张地跑来，对他说：“快跑，公安抓你来了。”

丘八穿着雨衣，上了一列火车。

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但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下了车，雨已经停了，他看了看站牌——甘肃省惠宁。这是个一年到头下不了几滴雨的城市，他依旧穿着雨衣，漫无目的地在街头游荡。

丘八在车站干装卸，右肩扛着大米，左肩扛着上帝。在甘肃惠宁，他认识了铁嘴，在山东泉城又认识了屠老野，他生平第一次和人握手，屠老野握着他的手说，咱该做一些大买卖。当天晚上他们撬开了一家小卖部，隔了三天，又洗劫了一个加油站。三年间这三人疯狂作案18起，盗窃、抢劫、诈骗、绑架、强奸。在一次入室抢劫中，他们把女主人捆绑上，还在房间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还给自己做了早饭，这说明他们不仅胆大妄为，对生活也多少充满热爱。这三年间，他们学会了吸毒，钱财挥霍一空。吸粉的人性欲消退，溜冰的人性欲强烈。丘八自从吸毒之后，就再也没碰过女人，那种飘的感觉比射精要爽得多。

三年后的7月1日，丘八悄悄回了一趟老家，他在县东关菜市场附近的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则关于他的寻人启事，那上面简单描述了一个他不敢相信的事实：表妹生下了一个小女儿，在他逃亡的这四年里，孩子静悄悄地成长，如今躺在了病床上，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这个父亲，或者说这个懦夫，并没有选择挺身而出拯救自己生命垂危的女儿，而是撕下了寻人启事，迅速逃离了这个县城。

7月13日，丘八、铁嘴、屠老野被捕。

7月29日，越狱。

8月13日至15日，丘八躲避在洪安县城的阴渠里。

8月17日，丘八再次返回大竹县，警方早已在车站布下了天罗地网，丘八一下火车就意识到了危险，他拼命地逃跑，在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警方将其击毙。

第十节 人贩丐帮

武陵市青年路中心有一棵树，一棵百岁高龄的桃树。

一个少妇把一个4岁的小男孩从自行车后座上抱下来，她对小男孩说：“旺旺，你在这棵树下等妈妈，妈妈去厕所，马上回来。”

小男孩坐在树下的石头护栏上说：“好的。”

10分钟后，少妇回来了，小男孩却不见了。少妇脸色煞白，站在树下询问过路的人，半小时后，惊慌失措的家人纷纷赶到，他们报了警，拿着孩子的照片去附近的路口以及车站和码头询问。警察在调查中得知小男孩被一个女人带走了，少妇听到这消息就瘫软在地上，围观的群众把她扶起，有的好心人建议她去写寻人启事贴在街头。过了一会儿，少妇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衬衣，咬破手指，用自己的血在衣服上写下一份寻人启事，挂在了树上。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只戴着乳罩的女人，终于号啕大哭起来。她像疯子一样坐在地上攥着拳头，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使她的声音变调，她说出的话更加凄惨骇人，那段话足以让每一个母亲落泪：

“我的儿子丢了，哎呀，我该怎么说呢，老天爷，没了，是个女人拐走的，人家说看见了。我给人家磕头，磕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求求你了呀。哎呀，刮大风啦，天冷了，我的儿子还只穿着一件小夹克。旺旺，你到底在哪儿啊，我能听见你的声音，你哭，你笑，喊我妈妈。我的儿子呀，被人贩子抱走了。人贩子，我吐唾沫，该千刀万剐下地狱的人贩子。一个女人，偷人家孩子，我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喝你的血，剁你的手指头，你真该死！该死！该死！那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呀，他只有4岁。不不不，我说错话了，你大慈大悲，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好不好？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你也是个女人啊，抱人家小孩子，还有良心吗？你要把孩子卖钱，我愿意出十倍的钱，一百倍的钱，把我的孩子买回来。告诉我，我的旺旺在哪儿，我愿意在地上爬，我要爬到孩子身边。我愿意卖房子，贷款，钱全部给你，只求你别伤害孩子，别要孩子身上的器官。求求你了，你这万恶的女人，你会下地狱，下地狱……”

第二天，她又站在树下，神情呆滞，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一连几天，路过的人都看到一个女人对着树自言自语，她像一个苍白、呆滞、阴森的幽灵。有时，推着平板车卖核桃糕的人从她面前走过，她就会发出一连串恶毒的咒骂，但是因为嗓子嘶哑，谁也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她已经疯了。

半个月以后，在华城火车站广场，一个老乞丐用铁链牵着一个小男孩乞讨，小男孩卷着裤脚，腿上有三个触目惊心的烂疮，苍蝇绕着他嗡嗡乱飞。

半个月前，这个小男孩还在幼儿园，他所有的本事就是唱几首歌，背几个数字，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他和所有孩子一样，有着像苹果一样的小脸和像小鸟一样的嗓音，用小铲子在地上挖一个坑，发现一只蚯蚓就会高兴地跑去告诉妈妈，喋喋不休，对着妈妈的耳朵兴奋地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他所做的就是抱着玩具熊在沙发上睡着。醒了，却不想吃饭，尽管他只有4岁，但是他会抬着小脸很认真地说，妈妈，我都十几年没有吃过冰激凌了。他有他的小火车，有飞机和军队，他统治着天上所有的星星以及地上所有的花朵，也就是说，统治着幸福和快乐。

当一个孩子和一只狗融为一体，同时在你面前活动，本应该戴着项链的脖子却系着铁链，眼窝深陷，他的目光已经由惊恐变成了呆滞，他不说话，不再笑，甚至不敢哭，他就那样跪着乞讨；当这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满身尘土、衣服破烂、蓬头垢面的孩子，就这样猝不及防出现在你的视线里——即使是在阳光之下，这个孩子告诉我们的是：黑暗是存在的。

一个儿童跪在地上，陈述的是全人类的罪恶。

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孩子更加残酷。人贩子拐卖一个孩子，就等于毁灭了三四个家庭，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从此精神失常，多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此一病不起？

我们要对每一双光着的脚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鞋子？只需要从衣衫褴褛的洞里深入细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苦难的世界。

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因为这正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那个人贩子，那个女人，就是古丽。

库班锒铛入狱之后，古丽就带着巴郎四处流浪。她想过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监狱看看库班，但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她也参与了贩毒和盗窃银行。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怀念家乡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从前的平淡生活。最终她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山西的一户农民。

当时，古丽拿着钱，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放了个屁，她咯咯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返回那户人家，老实巴交的买主——那个家徒四壁的农民——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她说：“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说几句话。”她把巴郎搂在怀里，在他耳边悄悄说：“十天之后，你从他家偷偷跑出来，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树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记住了吗？”

巴郎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这种使人人财两空的把戏她只玩过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卖到了贵州，几天后她带着巴郎逃跑的时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后面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卖给了华城的一个老汉，老汉叫阿帕尔，乞讨为生。

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在华城、深圳等发达城市，都有一大批职业乞丐，以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乞丐为例，几位来自河南的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就会喊一声：“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他们向等候红灯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他们每个人一天的收入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这个数字对农民来说是很诱人的，所以不断地有人加入这个群体，有的一家几口人共同出来乞讨，甚至有一整个村子的村民结队乞讨。

阿帕尔就是一个职业乞丐。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每天就是坐在幼儿园门口。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爷孙俩”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一元硬币发行的那一年，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崭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黄灿灿的，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摇钱树——病婴死掉了。9月下旬，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他对巴郎感到失望，因为巴郎太健康了，年龄也有点大，他向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4岁以下的孩子。10月6日，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

在阿帕尔的住所，华城天河区的一个出租屋里，他和古丽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阿帕尔摇着头说：“这孩子我不能收。”

古丽问：“为什么？”

阿帕尔说：“他穿得太干净了，你看看，这衣服，这鞋子，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从哪儿偷来的？孩子父母还不找疯了，他们会找上来的，会打死我。”

古丽两手做一个掰东西的手势：“你可以弄残他。”

阿帕尔说：“丧天良的事，不能干。”

古丽说：“你心眼不坏。”

阿帕尔说：“除非你贱卖。”

古丽说：“你说个价。”

阿帕尔说：“4000，看在老乡的面子上。”

古丽说：“成交，给钱。”

阿帕尔说：“给啥钱啊，咱俩扯平，你把巴郎领走，这孩子留下。你的小巴郎，他不跟我上街讨饭，嫌丢人，还拿把小刀子，捅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玩，饿了就回来吃饭，你还是领走吧。”

古丽骂道：“阿囊死给（脏话），过几天我把巴郎带走。”

当天晚上，下起小雨，阿帕尔坐在小圆桌前喝酒，他教孩子喊爷爷，孩子不喊，他就用拐棍敲着地面说，“以后我就是你爷爷。”

巴郎哼着歌曲回来了，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他看到床腿上拴着一个小男孩，问道：“这是谁？”

阿帕尔说：“买的，明天就带他上街。”

巴郎说：“那我先给他化化妆。”

巴郎把手上的油抹到小男孩的衣服上，又把烟灰倒在小男孩头上，小男孩哇的一声哭了。

“这样才像个小叫花子，不许哭。”巴郎拿出一把蝴蝶小刀威胁着。

小男孩惊恐地向后退。

“你叫什么？”巴郎用小刀捅了捅小男孩的肚子。

“旺旺。”小男孩回答，他吓得几乎要哭出来，却又不敢。

“旺旺。”巴郎重复着这个名字，哈哈笑起来，“你是一只小狗，以后我就喊你小狗。”

“小狗，你从哪儿来？”

小男孩摇了摇头。

巴郎拍拍额头，换了一种提问的方法：“你家在哪儿？”

小男孩想了想：“武陵青年路光华小区四号楼。”他说得很熟练，看来平时妈妈没少教他。

阿帕尔道：“再敢说武陵——”

老乞丐举起拐棍做个要打的姿势：“就抽得你乱蹦乱跳。”

“你妈不要你了。”巴郎说。

小男孩用手背揉着眼睛，呜呜地哭起来。

“那又有什么。”巴郎耸耸肩膀说，“我阿达进了号子，阿妈把我卖了三次，三次。”他向旺旺伸出三根手指，然后他把一个羊蹄塞到旺旺手里。

“啃。”巴郎命令道。

每天，阿帕尔都带着旺旺上街乞讨，旺旺已经彻底沦为一个脏兮兮的小乞丐。阿帕尔还用白胶、红墨水、棉棒在旺旺腿上制作了几个伤口，这些假的烂疮做得非常逼真，如果放上蛆，抹上一点臭腐乳吸引苍蝇，对乞讨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经常哭，旺旺的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光彩。最初跪在街头，神色仓皇，对每个人都有着无法克制的恐惧，然后这个4岁的小孩习惯了、麻木了。巴郎有时也跟着阿帕尔乞讨，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在街上四处游逛。孩子是很容易混熟的，正如两颗星星的光芒是一样的。巴郎有时欺负旺旺，有时亲切地称呼他“小狗弟弟”。

有一天，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这样的天气没法出去讨钱，阿帕尔就躺在床上睡觉，老年人总是睡得很沉。旺旺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些卡片，两块磁铁，几个掉了轱辘的小车，他拿出一个很漂亮的塑料小人，对巴郎说：“给你。”

“垃圾箱里捡的。”巴郎不屑一顾。

“给你玩。”

“这有什么好玩的，”巴郎说，“有很多好玩的事，你不知道。我带你去冰窖，天热，那里也有冰。再去游泳馆，我们可以溜进去，从台子上跳到水里。我带你去三元里，看那个骨头女人，她还没死，还要去火车站看人打架。”

“我想妈妈了。”旺旺说，他抬起一双大眼睛，忍着满眶的眼泪。他并没有哭出声音，只是任由泪水涌出来，唉，这个小小的孩子已经学会了坚强和忍耐。

巴郎说：“哦。”

过了一会儿，巴郎打个响指，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说：“这还不简单吗，我带你回家。”

两个孩子手拉手走在雨中，雨把他们的头发淋湿，他们不说话，就那样一直走，一直走，走出那个藏污纳垢的城中村，走过那些破败的堆满垃圾的小巷，走到大街上。旺旺紧紧抓着巴郎的手，我们无法得知这个4岁的孩子一路上在想些什么，在他长大以后，能否记起是谁带他走出这场噩梦，能否记得此刻他紧紧抓着的这只手？在一个菜市场附近，巴郎从身上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钱，他对卖羊肉夹饼的摊主说：“来两个夹饼，我要请客。”他对旺旺说：“吃吧，塞到肚子里。”吃完之后，他们继续向前走，巴郎把旺旺领到天河区棠下街派出所的门口，巴郎问旺旺：“你还记得你家在哪儿吧？”旺旺点点头。巴郎说：“进去吧，让条子帮你擦屁股，他们会送你回家的。”

巴郎推了他一下，说：“去吧，小狗弟弟。”

说完，巴郎就迅速地跑开了。他藏在街角，偷偷地看到旺旺站在派出所门口放声大哭，一个女民警走出来，蹲下身询问着什么，然后拉着旺旺的小手走进了派出所。

巴郎放心地离开了，他用口哨吹着一首歌曲：

你有了花苑要栽果树，

你有了儿子把书念，

要教育孩子爱劳动，

做一个刚强的好男儿。

古丽在一次偷盗婴儿的时候被人发现，她被打得奄奄一息，事主怕她死掉，所以没有送到公安局，而是将她扔在了医院门口。

很多天以后，华城三元里世康大街出现了一个妓女，她是那条街上最老最丑的娼妓。她坐在发廊的玻璃门之内，像是安静的空气，静悄悄地培养着下身的金针菇。她不笑，因为门牙掉了两颗，即使是白天，她也给人带来夜晚的气息。这个尚未染上梅毒的女人对每一个路过的人招手，她特别钟情老年人，她钩手指，抛媚眼，甚至掀起裙子，然而生意还是惨淡。没过多久，她交不起房租和当地小痞子收的保护费，只好浓妆艳抹走上街头。这个站在路灯下打哈欠的女人，在夜晚她可以作为城市的夜景，正如乌云也是天空的一部分。

在华城的车站、码头、广场、地铁通道、人行天桥，有那么一群人，不管夏天还是冬天，老是躺在水泥地上，身上盖着一条破毯子，自己的胳膊就是枕头。站起来时，头从一个窟窿里钻出来，那毯子也就成了衣服。

他们还有一顶帽子或者一个破茶缸用来乞讨。

曾有个过路的小女孩在一个冬天对此产生疑问，她问妈妈：“这些人不冷吗？”

妈妈说：“他们是乞丐。”

小女孩说：“乞丐是什么？”

妈妈说：“就是要饭的，要钱的，叫花子。”

小女孩说：“他们为什么当叫花子啊？”

妈妈说：“因为他们穷，没钱。”

小女孩说：“他们为什么穷啊？”

妈妈不说话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小女孩又说：“他们的家在哪儿？”

沉默……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会禁止乞讨。

一个下夜班的纺织女工曾经看见过一个惊恐的画面：在她回家的路口，出现了二十多个黑衣人，他们姿态怪异，有的躺着睡觉，有的坐在地上不停地摇头，有的站着看着天空发呆，有的念念有词，有的大喊大叫，全都是破衣烂衫，臭不可闻。

在文明下面，在社会的土壤下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有位76岁的老人扮为乞丐，卧底行乞两月，自费万余元，揭开残害胁迫流浪儿童行乞的重重黑幕，他撰写的调查笔记，被国家领导人长篇批示。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是在深圳居住的北京离休老干部曹大澄。

在他的调查笔记中可以看到乞丐已经职业化、组织化、集团化，带有黑社会色彩，他们按籍贯聚集在一起，划地为界，如果有人侵犯了自己的地盘，那么就会爆发群殴事件。

每个城市都有着城中村，低矮的房屋，破败的街道，到处是垃圾，走进去，会看到几个又瘦又脏的小孩子用树枝敲打着一个瓦罐，离开的时候，那些孩子还在敲着。

华城粤溪新村，棠下村，租住着大量的乞丐。

这是一个唾弃不到的角落，污秽在这里汇集，渣滓在这里沉淀，让我们跳进这个粪池，走进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各种臭味混合在一起，眼前恍惚，只能看见光怪陆离的黑暗景象，有的像人，有的不成人形。他们群体性地蠕动，汇聚成一个怪物：丐帮。

他们也是社会秩序上的一环。

当乞讨不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懒惰，当乞讨成为一种职业，任何逻辑到了这里也就成了乱麻，自尊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他们聚在一起也有些光，在两次欺骗之间的间歇，这么多从未流过泪的眼珠子，闪烁着贪婪也闪烁着对生活的向往。白天敷上自做的烂疮去要钱，晚上摇身变成劫匪去抢钱。污水流进流出，这些四肢健全的寄生虫从阴暗的巢穴走向城市的大街小巷。蛔虫也可以变成蟒蛇，它所吞噬掉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不断地有人堕落到这群体里来，以别人的同情和怜悯为生活来源，以懒惰为起点，以愚昧为终点。

当然，也有一些真正的乞丐，他们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生存，例如，残疾人。

下面这段莲花落是一个老乞丐唱的，也就是说，这些话来自一个乞丐的内心世界。

他下肢瘫痪，两手划着一辆自制的小车，仿佛他的周围是海。

他每天都打着快板沿街行乞。

（白）来啦来啦又来啦！

太阳出来照西墙，

照着俺的破衣裳。

叫花衣，叫花帽。

还是去年的那一套。

竹板一打震街头，

拜拜三教与九流。

竹板打，进街来，

一街两路的好买卖。

金招牌，银招牌，

这几天，俺没来，

各行各业都发财。

要拜俺就挨家拜，

拜拜财神人不怪。

家有规，行有道，

现在街头不好要，

俺先到菜市去瞧瞧。

走又走，行又行，

遇见个老头卖大葱。

老大哥，卖大葱，

你年轻时候立过功。

大哥你，不简单，

俺把你来夸一番。

老大哥，耳不聋，眼不花，

能活二九一百八。

说大葱，道大葱，

一头白来一头青，

下面胡子乱哄哄，

就像老蒋离南京。

带来的多，卖里个快，

三沟两垄不够卖，

一天能卖几万块。

卖里个钱，盖上了屋，

好给大儿娶媳妇。

盖东屋，又一厅，

要把香台立当中。

高门楼，矮阳沟，

梧桐栽在墙外头，

孙子求学路好走，

定是清官把名留。

（白）老大哥，你给我几毛？

（白）中，刚卖了八块多，给你五毛。

弯腰接钱去就走，

旁边大姐在卖藕。

（白）大兄弟，别唱啦，俺带着孩子来得晚，还没开市哩。

俺出门的人，多照应，

大姐领着个大学生。

没卖钱，也别烦，

兄弟广告做宣传。

北京的，上海的，

哈尔滨，烟台的，

还有澳门回归的，

不买别人买你的。

藕又白，多好卖，

带得少了不够卖，

卖得干，卖得净，

卖得一两都不剩，

卖的钱呀背不动，

你租个三轮往家送。

（白）这个大兄弟，我说不给你吧，你唱得好，哎，先给你一毛，走吧！

走过一家又一家，

碰见大哥夸一夸。

这大哥，人不赖，

骑着洋车卖芹菜。

这个自行车，两头轻，

你不骑两头骑当中。

说芹菜，道芹菜，

炒肉丝，炒肉片，

来人来客好招待，

吃到肚里多愉快，

芹菜呀一盘好菜。

（白）我老叫花子几个月没吃过肉喽！

（白）别唱啦，我为啥给你，芹菜又贱，啊，走走走！

叫声老哥你别急，

听你兄弟唱下去。

这个担待担待多担待，

你在家门我在外，

出门就有出门的难，

还请大哥多包涵。

人比人，气死人，

老叫花子我，

两腿瘫痪残疾人，

没儿没女咋生存？

（白）你唱得再可怜我也不给你。

大哥不给俺不烦，

听你兄弟我唱完。

我弯着腰，头向北，

一恼我能唱到黑。

这老大，你别烦，

我打起竹板唱二年，

你的生意被包围，

卖不了一分和一文。

不给俺也不生气，

小菜贩，不容易，

辛辛苦苦干一年，

是这要钱，那要钱，

要的百姓人人烦。

（白）我里个娘来。

那个九八年，

大水来啦，

淹了八省十九县，

灾区人民有困难，

四面八方都支援，

当兵的人，是好汉，

为了抗洪把命献。

（白）大哥，我看你穿着迷彩服，肯定也当过兵，多壮实。

（白）呵呵，俺没有，唱得俺高兴，给你五毛吧。

大哥啊，心眼直，心眼好，

路上拾个金元宝。

走得快，走得慢，

转眼来到白菜摊。

这白菜，嫩又嫩，

多加尿素多上粪。

人家的白菜耷拉着头，

大娘的白菜亮油油。

这白菜，真不赖，

价钱便宜卖得快。

这个老大娘，老寿星，

老寿星，岁数高，

七个儿郎在当朝。

上管君，下斩臣，

征战沙场为人民。

（白）您呀，就是这当代的佘老太君。

越活越精神。

打起竹板我祝您，

寿比南山不老松，

四世同堂，一门孝忠。

（白）乖乖，俺可不敢当，求个儿孙平安就行啦，给你几毛钱，再赶个门，我也挺可怜的。

谢谢大娘你好意，

谢谢给我的人民币。

打起竹板响呱呱，

看见大哥卖豆芽。

（白）别唱啦，没钱。

（白）大哥，光拜人家不拜你，隔山隔海不合理啊。

（白）你胡唱个啥，我揍你。

这老板，脾气发，

发着脾气卖豆芽。

犯法的事，我也不干，

我宣传国家的好文件。

我一不偷，二不抢，

永远都跟咱们党，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想给，你就给，

现在的世道谁怕谁，

黑道白道咱有人。

（白）嘿，你还不简单，围这一大圈子人，我要不讲理我真不给你，走。

弯腰把钱捡起来，

旁边老板卖菠菜。

你卖菠菜公道秤，

给我几毛中不中？

（白）给你一毛行不？

这个大哥啦，

人家五毛你一毛，

一毛也多，一毛也少，

物资涨价你知道。

公厕屙屎也得两毛，

你说，你给一毛少不少？

（白）奶奶的，这要饭的也讲价钱。

走又走，观又观，

听到有人把我喊。

（白）最近跑哪去了，老乡，早没见你在这集上唱了？

（白）哟，能在地球看见你，我的心里真高兴，你忙，你忙。

竹板一打呱哒呱，

这个卖豆腐，好人家。

种黄豆，磨豆浆，

一年四季天天忙，

人吃豆腐猪吃渣，

半年就能把财发。

姓张的，姓王的，

饭店都来买你的。

（白）滚，再唱我揍你个小舅子，我给你钱，我给你个驴屌。

这掌柜，真会闹，

不给银钱要给屌。

你给屌，我也不烦，

屌给多了也卖钱。

说的老板发了火，

给我了一拳一家伙。

我迈起老腿跑得快，

一跑跑到鱼市台。

白鲢白，甲鱼黑，

小虾红，草鱼青，

正好拜拜姜太公。

要拜我就拜到底，

太公的鱼竿传给你。

（白）日，给你五毛，再加一毛。

这个走又走，行又行，

杀猪杀羊也英雄。

刀子白来刀子红，

太平盛世你最能。

手里拿着公道秤，

买肉的人，请放心，

买肉回家孝母亲。

你看咱，中国申奥都成功，

你给我几毛中不中？

（白）他有钱，给卖羊肉的要。

（白）卖羊肉的行行好，明年就能生个小。

（白）给我磕个头，我就给你。

（白）呸！

上跪天，下跪地，

中跪父母高堂里，

要饭也要有骨气！

（白）给你闹着玩哩，还当真了，你这么大岁数，接住。

（白）要饭的，过来，唱唱我这酒，我的店刚开业，唱得好了给一块。

叫我唱，我答应。

这段小曲叫酒经。

（白）各位乡亲听好了。

酒场就是战场，

酒量就是胆量，

酒风就是作风，

酒瓶就是水平。

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舔一舔，

感情薄，喝不着，

感情厚，喝不够，

感情铁，喝鸡血。

酒逢知己千杯少，

能喝多少喝多少，

喝了多少都正好，

会喝不喝就不好。

（白）说说某些领导干部。

一次一口见了底，

这样的干部爱集体。

一次一口喝一半，

这样的干部得锻炼。

能喝八两喝一斤，

这样的干部咱放心。

能喝一斤喝八两，

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能喝白酒喝啤酒，

这样的干部得调走。

能喝啤酒喝饮料，

这样的干部不能要。

（白）说说古人。

杜康造酒今人卖，

李白留下酒招牌。

几人醉酒岳阳楼，

张飞醉酒献人头。

关公醉酒红瞪瞪，

诸葛亮醉酒借东风。

曹雪芹举杯叹红楼，

蒲松龄聊斋交朋友。

（白）老板，给俺倒杯酒。

（白）唱完，唱完。

（白）俺买你的还不行，倒。

第十一节 采生折割

采生折割就是利用残疾或畸形来进行乞讨。

旧时也指残害人命，折割肢体，采其耳目脏腑之类，用来合药，以欺病人达到骗钱的目的。

据《清稗类抄》载：乾隆时，长沙市中有二人，牵一犬，较常犬稍大，前两足趾较犬趾爪长，后足如熊，有尾而小，耳鼻皆如人……遍体则犬毛也。能作人言，唱各种小曲，无不按节。观者如堵，争施钱以求一曲。

《清稗类抄》记载了扬州城中的五位畸形乞丐：一男子上体如常人，而两腿皆软，若有筋无骨者，有人抱其上体而旋转之，如绞索然。一男子胸间伏一婴儿，皮肉合而为一，五官四体悉具，能运动言语。一男子右臂仅五六寸，右手小如钱，而左臂长过膝，手大如蒲葵扇。一男子脐大于杯，能吸淡巴菰（烟草外来语音译名称），以管入脐中，则烟从口出。一女子双足纤小，两乳高耸，而颔下虬髯如戟。于是观者甚众。

《兰舫笔记》也记有同类情况：余昔在都中，每见有以怪人赚钱者……种种奇形……震泽城中市桥一女子，年十五，貌美而无足，长跪乞钱。

两个在火车上萍水相逢的旅客谈论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说：“我那个地方，有个小孩是白头发，全身都是白的，所有的人都说他是被父母遗弃的，从他5岁左右就看到他在到处流浪，现在已经长好高了，还在流浪，我常想恐怕他这一辈子就是这么流浪了，从来没有人管过他，尽管我们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他。”

另一个说：“去年我们那里，街上见过一个怪人，他的脚已经肿得不成样了，水肿得脚都成透明的了，估计是正常脚的四倍，更奇怪的是他的屁股长在前面，他打着滚要钱，好多人围着看。”

1983年，华城黄博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旁边的垃圾箱里不知被谁扔了个怪胎。胎儿有两个头，一个头大，一个头小。

这个怪物很可能是乱伦的产物。

当时那婴儿还活着，有数以千计的人围观，次日凌晨，人们再去看的时候却发现——怪胎不见了。

大概过了十几年，那垃圾箱早就不在，人们已经淡忘了这件事。在华城繁华的火车站出现了一个老年乞丐和一个少年乞丐。少年乞丐的脖子上长着个大瘤子，瘤子很像一个头，五官依稀可见。

他叫寒少杰，很多人称呼他为寒少爷，他就是那个垃圾箱里的怪胎。

民间隐藏着很多奇人异士。传说云南有个种蛊者能在握手时下毒，北京石景山有个中医能让男人变成女人，武当山一个道长可以在墙上跑六步，气功大师吴传顺的掌心纹是个“王”字。

寒少爷肯定经过一种特殊的手术处理，他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

我们将在下面看到一个鬼。

1996年早晨，一个男人背着一个大包袱来到华城。在火车站东北角，当时那里还有道铁栅栏没有拆除，他把包袱放在地上，包袱里什么东西都有，被褥、衣服、暖壶、半袋面粉、一只大公鸡，还有个孩子从包袱里慢慢爬出来。

那个秋天，环卫工人把树叶扫到角落里，那孩子就坐在一堆树叶上，望着遥远天边的几朵白云。他的父亲在旁边蹲着，捧着个茶缸，喝白开水。一会儿，孩子的身体开始抽搐，双目紧闭，继而突然睁开，龇牙咧嘴。他的牙齿是黑色的，皮肤也泛起紫色，两只手有力地伸直，先是五指并拢，然后伸开手，两根指头用力地比画着。

孩子脸上的表情异常愤怒，黑色的牙齿龇开，并发出低吼声。路过的行人驻足围观，父亲把那只鸡递到孩子面前，孩子一把抓住，咬住了鸡脖子，观众惊呼一声。孩子开始贪婪地吮吸鸡血，鸡翅膀扑腾着，一会儿，软绵绵地耷拉了下来。孩子喝完鸡血之后，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

“这是个吸血鬼。”一个观众喊道。

“他有病。”孩子的父亲回答，说完就把刚才喝水的破茶缸子伸向观众，“帮几个钱吧，给孩子看病，家里房子和地都卖了。”

“狂犬病。”一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司机说，然而很快又被别人否定了，因为狂犬病怕光怕风怕水，还咬人。

“他也咬人，”父亲解释道，“不是狂犬病，大医院都去了，谁也看不好。这是癔症，鬼附身，发病时爱吸血。”

父亲告诉周围的人他来自陕西金塔县万沟乡长坳村，他的裤脚卷着，还带着家乡的泥巴，他是跨越五个省来到这里的。

孩子母亲早亡，从小跟着奶奶生活，奶奶性格孤僻，屋子里长年放着一具棺材。有一次，孩子在睡梦中迷迷糊糊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头上拂来拂去的，他用手挥了一下，竟然觉得摸到的是一只人手。孩子看到披头散发的奶奶坐在床边，正瞪着眼睛看着他，还伸长了两只手来慢慢地抚摸他的脸。孩子不禁吓得张大了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第二天，孩子问起奶奶，奶奶对此浑然不知。从那以后，奶奶做出很多诡异的事情，例如在半夜里不停地拉着电灯的开关线，或者在凌晨两点用刀在菜板上铛铛地剁，菜板上却什么东西都没有。

有一天深夜，孩子半夜醒来，看到了恐怖的一幕：奶奶正站在院里的花椒树下，背对着他，低着头，头发垂下来。孩子喊了一声奶奶，奶奶慢慢转过头来，看着他，然后开始哭——那哭声太瘆人了，简直就是鬼哭狼嚎。一只黑猫吓得从角落里蹿出来，平时奶奶行动迟缓，这时却异常敏捷，她一弯腰就捉住了黑猫，猫抓了她一下，她愤怒地咬住了猫的脖子，大口地喝血。

过了一会儿，奶奶胳膊伸直，像僵尸似的一跳一跳地回到屋里，她并不上床，而是掀开棺材，直挺挺地躺在了里面。

这些怪异的行为都是梦游时产生的，这个梦游的老太太逝世之后，孩子开始变得神情恍惚，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孩子每次发病时都手足僵硬，龇牙咧嘴，嚷着要血喝，一旦看到血之后，他都贪婪地舔。孩子在儿童医院检查时，病情更加恶化。他从床上跳下来，双脚并立，双手向前水平伸直，然后如真正的僵尸般跳跃，还见人就咬。

几年来，父亲带着儿子开始了求医之路，最终家财散尽，流落街头。

吸血鬼实际上是一种怪病——卟啉症的患者。这种怪病并不多，全世界也不过100例左右。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一个村落抓到过一个年轻人，他用刀砍伤一个妇女后便吸她的血，英国有个名叫哈德门的17岁的犯罪分子杀死女邻居，吸干了她的血。英国医生李·伊利斯在一篇题为《论卟啉症和吸血鬼的病源》的论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卟啉症的特点，这是一种遗传病症，由于患者体内亚铁血红素生成机制紊乱，从而导致皮肤变白，或变黑，牙齿变成黑褐色，卟啉症患者都伴有严重的贫血，经过输血后，病情会得到缓解。

几年前，华城火车站出现过一个人妖乞丐，一个穿衬衣的胖女人，说话是男人的腔调，有胡子，赏钱的人多了之后，她会脱掉裤子给观众看。

几年后，寒少爷成为火车站的宠儿，人们争相观看他和他脖子上的那个大瘤子，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那瘤子是一个头，也就是说，他有两个头。

这不是简单的乞讨，而是一种演出，周围拥挤骚动的观众并不吝啬，这也是老百姓所能享受到的娱乐之一。人们给那个吸血的孩子起了个绰号，叫作僵尸娃娃。僵尸娃娃的父亲在铁栅栏处用塑料布、几根细竹竿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住所，一个遮挡风雨的巢。当时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还未成立，也就是说市容整洁还未建立在谋生权利之上。如果在1996年有人去过华城火车站，就会在附近违章建筑的窝棚中看到一个佝偻的孩子，一个母亲可能会说这孩子6岁左右，事实上他已经10岁了。

大街上永远都不缺少看热闹的人。这个孩子发病没什么规律，只要他变成僵尸，跳几下，咬住鸡脖子喝血，那么就会吸引一大批人观看，有的人甚至是从别处专门跑来看他的，这也使他父亲每日的收入颇丰。

自从僵尸娃娃来到华城火车站之后，寒少爷乞讨到的钱越来越少。寒少爷没少挨打，打他的是一个老头，那老头把他从垃圾箱里捡到，养大，原本指望着能利用这个畸形的孩子发笔小财，这一切都被僵尸娃娃打乱了，观众全跑了，来自地狱的小孩战胜了双头妖蛇。

我们应该记住这老头的名字：三文钱。

他看上去像个杀人犯，一双小眼睛差不多被蓬乱的眉毛掩盖住，总是露着凶巴巴的眼神，宽背，罗圈腿，肌肉结实，老茧百结的大手说明他吃过不少苦。这个老头早年跟随着一个马戏团闯荡过江湖，他懂得各种各样的捆绑人和东西的方法，鸳鸯结、穷人结、跳虱结、水手结、龟甲缚、后手缚。他给别人讲过很多奇闻逸事，长白山的石头漂在水面，木头沉在水底，乌鸦喜欢抽烟，黄鳝会变性。

大概是从1990年开始，三文钱就在华城火车站乞讨为生。

一天，下雨了，三文钱来到僵尸娃娃的窝棚前。僵尸娃娃的父亲正煮着一锅沸腾的粥，三文钱上去一脚踢翻，怒气冲冲地说：“这里是我的地盘。”

“我不知道。”父亲回答。

“你滚吧，随便你去哪儿。”三文钱说。

“我哪儿也不去。”父亲将一根棍子拿在手里，棍子足有手臂那么粗，他“咔嚓”一声在膝盖上将棍子掰成两截，“我可以揍烂你的脸，”他扔了棍子继续说，“空手也行。”

三文钱歪了歪头说：“好，你等着。”

第二天晚上，三文钱带来了两个叫花子，寒少爷带来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砍刀。他们站在窝棚前，不说话，僵尸娃娃的父亲很快看清楚了面前的形势，这个农民，在麦收时节，每块地里都会有这样一个农民——他扑通跪下了：“求你啊，别打我的娃，他有病。”

“打我吧。”他抱着头说。

三文钱冷漠地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寒少爷手里的大砍刀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砍了几下就弯了。两个壮年乞丐雨点般的拳头落在那父亲的身上，其中一个抓着父亲的头发往地上撞，撞得砰砰响，不一会儿，父亲倒在地上不动弹了。

“停。”三文钱拉开那个壮年乞丐。

“他死了？”乞丐担心地问道。

“没死，”三文钱探了探那父亲的鼻息说，“他昏过去了。”

这时，从窝棚里冲出来一个孩子，这个10岁的孩子站在父亲面前，他的身体是佝偻着的，但从气势上看更像一个巨人。他龇牙咧嘴，露出黑色的牙龈，吓得一个乞丐后退两步。寒少爷拿着那把不中用的刀走上前，孩子对着寒少爷的大瘤子就是一拳，打得寒少爷嗷嗷直叫。另一个乞丐把这孩子推倒在地，孩子咆哮一声，像疯狗一样咬住了乞丐的小腿，三文钱上去使劲拽，用脚使劲蹬，才把那乞丐从孩子嘴里解救出来。

“我们走。”三文钱说。

那孩子站在那里，两手攥着拳头，发出一声声低吼。

一个月之后，父亲攒够了一笔钱送孩子住院就医，但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在CT、核磁共振和生化检查中，没发现任何异常，只是脑电波的检查中发现了问题。他们采取了换血疗法，这种冒险的治疗方式使孩子病情恶化，最终死亡。

快过年的时候，华城火车站的进站口出现了一个中年乞丐，他穿件黑棉袄，腰部扎一根电话线，左手揣进右袖筒，右手塞进左袖筒。他蹲在地上，脸庞深埋在双臂里，面前有一个破碗。

两个人在他面前停下，其中一个人用手拨拉着破碗里的硬币：“就这点？”

他抬头看到了三文钱和寒少爷。

“你娃呢？”三文钱问道。

“他死了。”

“你叫啥名？”

“大怪。”

“唉，天够冷的，大怪，请你喝酒，去不去？”三文钱问他。

大怪看了看三文钱，默默地收拾起东西，三个人走进了一家大排档餐馆。当天晚上，他们都喝醉了，互相说了很多话，也就是从那天开始，这里出现了一个以乞丐为主要成员的黑恶势力团伙。

第十二节 华城车站

清晨，大雾。

华城鹤洞桥附近发生车祸，一个腿脚不好的乞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交警从乞丐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几袋冰毒。

1999年，华城海珠广场人流穿梭，一个乞丐跪在霓虹灯下，他的面前有个鞋盒子，别人给他钱，他就磕个头，不说话，他可能是个哑巴。哑巴的两个孩子也都跪着，其中一个大点的孩子正撅着屁股向旁边一个卖花的女孩挤眉弄眼。

有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罗圈腿老人，也许是喝醉了，走过乞丐身边时，像扔一张废纸那样随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块钱。老人走出很远，听到一声尖叫，回头一看，那哑巴乞丐正拿着钱对着灯照呢。

乞丐的两个孩子蹦跳着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上面的毛主席。”

他们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新版的红色百元大钞，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

哑巴乞丐兴奋地开口说话了，他说：“哎呀，老天爷，都摸一下吧，别抢烂了。”

旁边那个卖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对老人说：“等一下，您买花吧。”

老人打个饱嗝，眯着小眼说：“怎么卖啊？”

女孩说：“八块一束，不贵，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块钱说：“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九十六块钱。”卖花女孩接过钱，厚着脸皮说，“别找了，我也没零钱。”

老人说：“那不行，你得找钱，那个人是乞丐；你，你是一个商人。”

卖花女孩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说：“我就是个卖花的，你等着，我到那边换零钱。”

老人看着女孩拐过街角，不见了。

老人叹息一声，将花扔进了垃圾箱。

这个老人就是三文钱。

几天后，三文钱又出现在海珠广场，他对“哑巴”乞丐说：“给你一百块钱，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环江路的赛迪娱乐城，回来，再给你一百块。”

“有这好事？”乞丐问。

三文钱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

“你咋不送？”乞丐问。

“我有事。”三文钱回答。

“到了那里，把东西给谁？”乞丐问。

“找霍老板。”三文钱说。

“包里是啥子东西？”乞丐说着，打开了帆布包，里面有两块砖头，用报纸包着。

“就这个，”乞丐问，“两块红砖？”

“是的。”三文钱回答。

犯罪分子运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货分离，找个傻瓜当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说不出上线是谁，在运送过程中，会有马仔暗中跟随，以防不测。毒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张伟艺将毒品藏在西瓜里，海南解风平将毒品藏在椰子里，上海人周某将摇头丸藏在蜡烛里，云南人李某将海洛因伪装成糯米藏在几麻袋糯米里。

三文钱的那两块砖头就是巧妙伪装过的黄砒，黄砒只要进行再加工就成为4号海洛因。

在严打期间，一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在报告中写道：华城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3万多人，实际吸毒人数至少在5万以上，甚至更多。华城火车站附近肯定有毒贩子的秘密窝点，他们利用乞丐、流浪儿童进行贩毒，据线人举报说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是一个外号叫三文钱的人……

当局领导向蒋卫东了解情况的时候，蒋卫东却失踪了，像空气一样从人间消失了。这份报告后来引起了大案指挥部的重视。

距华城火车站仅数步之遥有一条街，叫作登峰街，密布着大量出租屋，很多外来人口就聚居在这里。

登峰街有一家富贵菜馆，厅堂简陋，不事装修，然而却天天爆满，食客云集。

华城人好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能做成盘中美味。他们把赚钱叫作“揾食”，由此可见一斑。很多旧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东路有一家卖云吞面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里，潮州巷有个卖卤水鹅的把店开在了居民楼的楼顶，环市路上南海渔村的一条铁壳船上有家海鲜餐馆，若不是有人指引，这样的店很容易就错过了。

在20世纪80年代，华城还可以看到一种黑脖子的丹顶鹤，它们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南方过冬，因为华城人的捕食，这种鸟已经很罕见了。

富贵餐馆最初经营一种蛇羹，这道名菜是用眼镜蛇、银环蛇、金环蛇、水蛇、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勒令禁止之后，开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鸡。

将黄嘴、黄脚、黄皮的三黄土鸡剖洗干净，用酱油、绍酒、精盐腌制，多种香料碾末擦抹鸡身，鸡腹内雪藏炒好的辅料，两腋各放一颗丁香夹住，然后用荷叶包裹，再裹上酒坛黄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面点明火烤一个多钟头，炭火烤半小时，叫花鸡就做成了。

敲开泥巴，荷叶上油水汪汪，仍旧泛着淡淡的绿色，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鸡肉肥嫩酥烂，膏腴嫩滑。趁着热气袅袅，香气四溢，撕下一只色泽黄灿灿的鸡腿，大快朵颐。若有三杯两盏烈酒，定会豪气干云，无论富贵贫贱，淋漓尽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鸡是最正宗的，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他就是大怪。

尽管菜馆内店堂狭窄，又脏又差，但是每天都人头攒动，生意奇好。店堂之后是一个院子，院内有一株馒头柳，两间厢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计的住处。树下摆放着几条长凳，数张矮桌，宾客爆满之后，就会坐在这里，甚至连菜馆门前也摆了几张桌子。

门前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招牌，后来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墙上贴着的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费。

这大概是唯一一家对乞丐免费的饭店，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个乞丐。大怪从来不掩饰自己做过叫花子的经历，他给很多顾客都讲过他那个吸血的儿子，他说：“以前我觉得自己是狗，现在我才是人。”人们对他的苦难经历表示同情，对他的慈悲心肠表示赞赏。曾经有报纸电视台来采访这个好人，他拒绝了。他替政府发扬人道主义，替有钱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开，把恶关闭起来。很多时候，美德只是一个盒子，包装着罪恶。

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而是贩毒。只有真正“要饭的”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钱、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给他们划分好地盘，每月收取保护费。19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这个菜馆成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

1999年2月，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次，他又买了一只鸡，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大怪问。

“三文钱。”

“不认识。”

“直说吧，我是警察，我怀疑你贩毒，你最好识相点。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我这也不是正式讯问，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下次再来，我会穿警服来，你要聪明的话，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再问你一遍，三文钱在哪儿？”

“在你背后。”

蒋卫东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一年后，登峰街旧房拆迁，从院内的树下挖出了一具骸骨，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死者是一个警察。

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会有异样的感觉，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他将那警察打晕，勒个半死，像杀鸡那样在脖子上割一刀，将血放入木桶，那木桶里本来有半桶鸡血，慢慢地就注满了。事实上，他一边杀人一边呕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树下，他感到一种虚脱，心里还有一种恨意，他觉得自己刚刚消灭了全世界。

从那天开始，大怪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胳膊上脸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从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虫子。他并没有感到恐惧，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泰然自若，恐惧和坦然，他既不选这个，也不选那个，这便是他杀人后的选择。

一年后，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他找张桌子坐下，大怪说：“打烊了。”

年轻人说：“我找人。”

“找谁？”

“三文钱。”

大怪看着年轻人，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年轻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壶与一茶碗放置茶盘中，另一碗置于盘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点诧异。年轻人又从邻桌拿了两个茶碗，将四个茶碗横放于壶的左边，第三杯倒满水，端起来，递向大怪。端的姿势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边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伸三指尖附着茶杯，大怪以同样的姿势接过茶碗，一饮而尽。

这是一套江湖茶阵暗语，由明末清初的洪门开创，如今有些国家的特警作战手势中也有不少是根据黑帮手势改编的。例如垂下手来，手掌置于腰间高度，掌心向上，手指分开成抓状，这代表“狗”。山西一些农村出殡时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规范的洪门礼。

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就是高飞。

他摆的茶阵的第一个意思是：自己人。

第二个意思是：求救。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认可了他，应允了其请求。

我们的眼泪应该从1983年流起。

潮汕人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他们经营小生意，集聚一些资本后，就开始炒票。火车票、汽车票，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面对市场竞争，老乡聚合在一起，“潮汕帮”出现了。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除了倒票之外，还从事拉客。两年后，私人运输的车辆越来越多，一个以华城本地人为主的拉客仔群体出现了。原本互不干涉的“华城帮”和“潮汕帮”开始出现摩擦，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械斗之后，“东北帮”和“湖南帮”悄然崛起。“潮汕帮”失去霸权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他们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们在出站口卖地图和列车时刻表，老娘儿们装成发传单的样子，如果有人顺手一接，那么一大群人马上围了过来，无奈之下，只得花高价买下才安全走掉。

在1990年上半年，操东北口音的在火车站无人敢惹，下半年换成了湖南人称霸一方。华城人也开始雇用外省的无业游民，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华城火车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

1991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在华城火车站，几千人流浪街头。华城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脚帮”和“丢钱帮”就是那时兴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脚了。”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杆箱上踢一下，然后对你这么说。在这一刻，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

你有三种选择：一、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二、大吼一声滚蛋；三、低三下四地道歉。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

“丢钱帮”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利用人贪财的心理，很容易被识破。值得一提的是，华城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也就是说，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

随着警方的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湖南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以四川人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淫，他们在华城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以介绍工作为由，骗上车将其拐卖。广东陆丰一个以手淫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多年后，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女子已经精神失常。

1991年，内地的“发廊”还被称为“理发店”，而在华城就出现了不洗头的“洗头房”，还有很多小旅馆。旅馆设施非常简单，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淫的。

1992年，东北人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拐卖妇女的犯罪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华城当地烂仔，结伙在华城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19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广东某大学的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嗯，请你喝酒。”

19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19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19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以“河南帮”居多。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19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19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草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五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华城火车站的拉客市场，来自黑龙江省的邹光龙成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华城“背包党”出现。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整日游荡在华城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流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随着队伍的壮大，“背包党”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在华城火车站，曾经有多次群殴事件，几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邹光龙名声渐响，成为华城火车站的黑帮老大，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他开始召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甚至一个水果摊、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

直到一年以后，当地领导三度微服探访华城火车站，要求“重典治乱”，华城火车站进驻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警，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邹光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邹光龙被判死缓。

邹光龙的两个马仔率领几十名打手向火车站周边的店铺收取保护费，众多店铺对黑恶势力往往委曲求全，甚至有店铺老板主动寻求保护。在登峰街有一家卖叫花鸡的富贵菜馆拒绝交保护费，马仔令手下将桌椅板凳及门窗等砸得稀烂后扬长而去，临走前威胁说如果晚上不交钱就再砸一次。

当天晚上，四个人在一片狼藉的店内点着蜡烛商议对策，他们是三文钱、大怪、寒少爷、高飞。

三文钱说：“这事，忍了吧。”

大怪说：“挣那么多钱有啥用，还被人欺负。”

寒少爷说：“咽不下这口气。”

三文钱说：“咱们斗不过，人少。”

寒少爷说，“去东北，叫上炮子那帮人，都拿上枪，不信治不了他们。”

三文钱说：“离得太远了。”

大怪说：“是啊，咱就是人少。”

高飞说：“咱的人不少。”

寒少爷说：“人呢，都在哪儿？”

高飞说：“火车站。”

房子里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挤满了全国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这一切即将使用砖头、匕首和木棍的人都是从火车站广场找来的。

高飞对他们说，“一会儿，我们要和人打架，每人发100块钱，不愿意的就滚蛋。”

“150，”人群里一个人喊道，“100太少了。”

“现在就给钱还是打完再给钱？”

“打谁？”另一个人问。

“邹光龙的人。”大怪回答。

“不干。”房间里的这帮乌合之众听到邹光龙的名字就纷纷而逃，只剩下一个戴墨镜的人站在墙角。

“你怎么不走，你不怕邹光龙吗？”寒少爷问。

“刚才有50人吧。”戴墨镜的人说。

寒少爷说：“差不多。”

“给我5000元，”戴墨镜的人说，“我干。”

“你一个人？”大怪问，“你很能打架吗？”

“打我。”戴墨镜的人指了指自己的脸。

大怪的右拳还是非常有威力的，他用尽全力，猛击那个人的下颌。然后，他的手痛得像断裂了一样，而那个人则面不改色，微笑着站在那里。

“能挨打，”高飞说，“不代表你能打。”

“那好吧，看着啊。”戴墨镜的人先是一个垫步，然后飞身一记漂亮的侧踹，轰隆一声，他把墙踹出了一个窟窿。

“天，你叫什么名字？”三文钱问道。

戴墨镜的人回答：“我叫画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