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违反和服从制裁的成本的变量考察

有一些因素同时影响着服从制裁和违抗制裁的成本，从而也影响着制裁事件的结果。我们在案例分析中描述了每个事件中起作用的特定因素。还有一些变量同时影响着服从制裁和违抗制裁的代价，不过是相反的方向。在本章以及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我们人为地把制裁的影响力分成了两个集合：“政治”变量和“经济”变量。

我们主要关注下列政治变量：

□制裁发起国或联盟所使用的配套政策（companion policies），即秘密策略（covert maneuvers）（在案例摘要以及在第三章的表格里用字母“J”来表示），准军事行动（Q），以及常规军事行动（R）。

□施加制裁时的国际合作程度，由1（没有合作）至4（重要合作）分级。

□国际组织的参与，如果制裁发起国和受制裁国都是某个支持制裁的国际组织的成员则记为1，反之则记为0。

□对受制裁国的国际援助的存在（以字母“A”表示）

□制裁发起国和受制裁国之间先前的关系的融洽程度（即在制裁事件之前），由1（敌对）至3（友好）分级。

□受制裁国政府的政治特性，由1（独裁）至3（民主）分级。我们主要关注下列经济变量：

□给受制裁国带来的损失，以绝对值（美元）的形式，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百分比，以及人均值来表示。

□制裁发起国和受制裁国之间的商业关系，以它们之间的双向商业贸易流通来衡量，以其在受制裁国的双向贸易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表示。

□国家的相对经济规模，以制裁发起国的GNP和受制裁国的GNP之比来衡量。

□受制裁国的经济健康状况和政治稳定情况，通过一个从1（困难国家）至3（强大而稳定的国家）的评价等级来衡量。

□所使用的制裁类型，即，中断自制裁发起国的出口（以字母“X”表示），中断向制裁发起国的进口（M），以及资金中断（F）。

□制裁发起国的损失，以从1（对制裁发起国有净利益）至4（给制裁发起国带来较大损失）的一个评价等级来衡量。

以上列举的变量将会在下文作更加详细地介绍。在第三章中，我们将评估外交政策的成功和政治变量之间的联系。在第四章中，我们将考虑外交政策的成功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第六章中我们将总结出我们的发现并提出我们的政策建议。

我们不打算估量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制裁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的运用技巧。例如，在制裁发起国和它的政府内部的矛盾压力可能会产生一个不明确的回应，即既不发出预期的政治信号，也没有让受制裁国付出巨大的代价。有关令人困惑的信号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国际联盟在1935—1936年对意大利的制裁（案例35—1）。联盟中的主要势力（英国和法国）一直进退维艰，它们既希望阻止意大利进攻占领埃塞俄比亚，又害怕这会促使意大利与德国结盟从而打破了欧洲的政治平衡。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英国的领导者们尤其想要保持欧洲的和平；因而，在联盟理事会考虑制裁的时候，它们决定把石油排除在制裁外，若非如此，该制裁将对意大利造成的影响最大，而且理事会还割让了埃塞俄比亚的一些领地给意大利以试图满足意大利。在这件案例中，制裁的意图和其他许多案例中的一样，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被某一外国的行为激怒的国内选民。

政治变量

配套政策措施

正如克劳塞维茨的一句名言：“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是结合其他手段的延续。”[23]同样，这对经济制裁也一样适用。确实，制裁在目标瞄准敌对国家的外交炮兵部队的所有武器中通常是作为一种次要的武器，或许是一支发令枪。撇开外交抗议的正常手段不谈——如召回大使或取消文化交流团——我们区分出了三类配套政策：秘密行动，准军事行动，以及常规军事行动。

当寻求动摇受制裁国政府这一目标时，由情报部队组织的秘密行动通常会伴随着经济制裁的实施。一个不成功的秘密行动案例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1996年对萨达姆的库尔德反对者的援助。在动摇政府为目标的案例中以及寻求重要政策变化的事件中，制裁发起国也有可能会采用准军事力量。例如，在受制裁国边境陈兵或距离受制裁国海岸线不远处布置战船。最后，制裁可能会先于或伴随实际的武力敌对，这曾经在巴拿马、海地、伊拉克以及波斯尼亚发生过。实际上，政治科学家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1985）认为，构想制裁只是为了解决国家间矛盾而实施的“力量计谋”（“force curve”）中的一个要素。

国际合作

在一些著名的案例中，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攻击、美国对苏联发起的一系列制裁，以及联合国对伊拉克和塞尔维亚的制裁，都非常重视国际合作的取得。其目标是，阻止受制裁国得到它的主要贸易伙伴的供给或进入其市场，尤其是当国际组织参与进来，采取国际社会的道义权威去对抗受制裁国。然而，最终实现的合作程度通常会令主要的制裁发起国失望。即使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同盟国最后达到了一个高度的合作协议，但德国还是有办法利用来自东欧以及邻近的中立国家的供给。下面的一段陈述，不是源自比尔·克林顿总统在维持美国对伊拉克的严厉制裁中所遇到的困境，也不是源自乔治·W.布什在建立对伊朗的制裁体制时遇到的问题，而是引自对一战的一篇评语，它描述了问题的所在：

……在“建立一个永久的盟国间的组织”这一方面，所有努力都被各同盟国家的商业利益的相互矛盾的性质破坏了，这些国家只通过断断续续的会议的方式来保持相互间的联系……（Guichard，1930，67）

这表明，随着冷战的结束，制裁事件中的国际合作程度急剧上升，而美国单方面制裁所占比例则急剧减少。这种减少一方面体现为制裁所集中的地区发生了转移，即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后院转移到欧洲在非洲的后院，另一方面体现为联合国行动的增多（见第五章）。但是，就像对海地、苏丹和伊朗的制裁一样，冷战的结束既没有保证合作即将到来，也没有保证合作性的制裁会有效。虽然很少能完成一次完整的经济封锁，但就实现的合作程度来说，不同事件之间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我们采用了一套从1至4的指数对合作程度进行分级：

1.没有合作：只有一个制裁发起国施加制裁且不寻求（或得不到）合作。例如，美国针对巴西的、旨在动摇若昂·古拉特总统政权的运动（案例62—1）以及印度反对尼泊尔亲中国倾向的运动（案例89—1）。

2.较小的合作：制裁发起国从其他国家中赢得了口头上的支持，也可能是象征性的限制措施。例如，美国对苏联施加的制裁，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苏联对波兰镇压措施的支持（案例81—3），以及美国因印度进行核试验而对印度实施的制裁（案例98—1）。3.适度的合作：制裁发起国从其部分而非所有的重要贸易伙伴中获得了有意义的限制措施——但只限于时间及范围方面的。例如，美国在那场持续很久的制裁事件的早期阶段针对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实施的制裁，以及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质危机期间对伊朗的制裁。

4.重大的合作：重要的商业国家做出了重要且一致的努力来限制贸易和/或金融，尽管制裁的范围可能仍然是有限的（比如，联合国的几次武器禁运令），或者由于中立国家而发生重大的泄密。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多边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的最初时期，以及联合国对伊拉克和塞尔维亚的制裁。

除了临时性的合作之外，制裁发起国有时会寻求国际组织的合作或认可。第三章中的表3A.1至3A.5在存在许可的情形下，按照国际组织认可的时间顺序记录了这些认可的情形，并用字母缩写来表示进行合作的国际组织。此外，当制裁发起国和受制裁国同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时，我们设立了一个变量来表示该国际组织的认可。在第三章的表格里，我们将这些国际组织的名称标成了粗体，来突出这些案例。从主要的制裁发起国的立场来看，赢得一个国际组织的支持可能会降低说服他国支持该制裁倡议的“交易成本”。同样重要的是，经联合国或（在更早的时期的）国际联盟授权的制裁所具有的更大的正当合法氛围，以及由此而对受制裁国采取的政治孤立。然而，最近对伊拉克的近乎于全面制裁的禁运所引发的人道主义代价已经使联合国的“光环”失去了光辉；因此，联合国可能要经过若干年后才会再次授权全面制裁（这是较定向措施而言的）。

此外，我们认为，在建立无懈可击的经济屏障的过程中，许多努力和不可避免的失败已经导致了过分强调合作在决定制裁事件成败中所扮演的机械性角色。经济制裁的拥护者们常常援引充满希望的“要是……多好”的论据形式：要是美国中断与南非所有的贸易多好（在种族隔离的时期）；要是欧洲人拒绝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多好（在伊朗试图获得核武器的背景下）。[24]但是努力创造无懈可击的屏障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组织象征性的道义权威超过了中断所有贸易和金融泄密所具有的机械的重要性。

当然，从制裁发起国的立场来看，有合作总比没有好，这是不言而喻的——不管合作涉及的是强硬的制裁还是道义上的谴责。但因为其他变量也在起作用，因此国际合作基本上都不是决定性的。一个决定性的变量是目标的性质。罗伯特·白朗宁（Robert Browning）有一句激动人心的名言，看起来像是为制裁发起国写的：“人应该追求超越他所能及的范围，要不然要天堂来做什么？”伴随着虚张的声势而来的是对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的追求，这通常是与赢得国际合作的努力相联系的；然而就算得到了大量的国际合作的帮助，达到野心勃勃的目标仍可能会超出制裁发起国的能力范围。

对受制裁国的国际援助

制裁发起国所得到的国际合作的对应物（mirror image）就是受制裁国从它的邻国或同盟国中所得到的支持。当制裁实施时，受制裁国很少会被切断所有的替代性市场来源或资金来源；贸易和资金渠道通常会保持开放的状态，即使为此需付出的成本会急剧的上升。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没有把模棱两可的、秘密的贸易和资金算作“援助”。这样的交易是每个制裁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作为对制裁的实施的回应，我们关心的是伴随着对受制裁国的经济或军事支援而来的公然的言辞上的支持。

如果受制裁国能够依赖它的盟友来抵消制裁所施加的负担，那么制裁对受制裁国的影响就可能被削减。进一步来说，当第三方国家提供援助给受制裁国时，受制裁国心理上的斥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减弱。确实，在几起冷战期间的案例中，受制裁国把制裁转化为了它们的经济优势，它们巧妙地劝诱了制裁发起国的对手为其提供新的或额外的资金来“抵抗”对手的政策行为。在战后初期，当斯大林威胁铁托时，美国和它的同盟便前来救援南斯拉夫。类似地，苏联人在战火纷飞的埃塞俄比亚加入了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上校（Colonel Haile-Mariam Mengistu）的部队，目的是引开美国为推动人权所作出的努力和得到被没收财产的补偿金（案例77—8）。在这两件案例中，提供给受制裁国的援助量在抵消了制裁的经济影响后仍有所余。在许多制裁事件中——例如苏联针对阿尔巴尼亚所付出的努力，美国针对尼加拉瓜和伊朗所作出的努力，以及联合国对塞尔维亚的制裁——重要的外国力量的援助给受制裁国提供了很受欢迎的道义支持。在我们衡量制裁对受制裁国的代价的政治变量里，虽然我们没有给国际援助分等级，但我们确实有考虑到补偿援助的估计价值。然而，在这些政治变量中，我们只标识出了受制裁国得到重要援助的案例。

制裁发起国和受制裁国之间先前的关系

制裁可以施加给类似于朋友的国家和类似于敌人的国家。对好战的国家，我们可能需要有力的制裁来逼迫它们投降，尤其是因为利害关系通常会涉及制裁发起国和受制裁国双方的国家安全或其他重要事项，还有受制裁国可能会关心向对手的要求作出让步而导致的名声方面的代价。在另一方面，一个友好的国家在回应经济制裁之前，通常会考虑它与制裁发起国整体关系的重要性。此外，制裁发起国很可能与盟友进行的贸易更多，从而较其与对手方进行的贸易而言具有更大的优势和影响力。这样的考虑导致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屈服于美国的轻微压力下，放弃了建造核燃料后处理加工厂（案例75—1和案例76—2）。同样地，许可证的撤销程序对于使政治趋势转向于反对哥伦比亚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Ernesto Samper）有着一定的刺激作用。对于盟友而言，轻微的或象征性的制裁就有可能会获得成功。

为了反映制裁双方先前关系在决定制裁事件结果中的作用，我们建立了一套指数，它根据制裁发起国和受制裁国在制裁实施之前的政治关系状态将案例进行了分类：

1.敌对的：制裁发起国和受制裁国处于对立的阵营中。例如，大多数冷战期间的案例，美国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关系，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美国在过去20年里，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与古巴、朝鲜、伊朗和利比亚的关系。

2.中立的：制裁发起国和受制裁国没有很密切的联系，但具有不带敌对性质的、可经营的关系。例如，西班牙和英国紧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的关系，尽管它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直布罗陀海峡上的争议（案例54—3），1987年制裁前美国与海地之间的关系（案例87—2），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末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美国与伊拉克的关系。

3.友好的：制裁发起国和受制裁国是亲密的朋友和同盟。例如，戴维营协定之前阿拉伯联盟和埃及之间的关系（案例78—6），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之前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印度在1989年争端之前与尼泊尔的关系，以及英国在军事基地谈判之前与马耳他的关系（案例71—2）。

民主对独裁

我们依靠由特德·古尔（Ted Gurr）和他的同事们所创造的并在麦克劳林（McLaughlin）等人（1988）的文章中有所描述的“政治体制IIId”（Polity IIId）数据组来评估受制裁国的政治体制类型。这个政治体制项目主要关注一个政治系统的权力部门下的五个方面：“（1）高级的和低级的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2）社会阶层之间不平等的程度；（3）高级阶层人士之间的组织关系；（4）吸收新成员加入高级职位的竞争性；以及（5）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包括人身的、实体的或程序的”（Gurr and Jaeger 1995，470）。这个分析框架为政体类型指标、政体一致性指标，以及政体持久性指标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在政体类型方面，古尔认为民主政体和独裁政体之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分界线，但每个方面都可以被独立地测量。就民主制度方面而言，衡量民主与独裁的指标来源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竞争性的主观编码、政治参与的规则、行政部门招募新成员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以及运用行政权力的制度上的限制。由于大多数政体都具有混合性的权力特征，因此古尔和耶格（1995）建立了一套单独的有关政治体制制度特征的概括方法，这个方法通过从一个国家的民主分数中扣除它的独裁分数来衡量其制度特征。得出的指数范围为从+10到-10，+10表示是纯粹的民主国家，-10表示是完全的独裁国家。我们已经修改了这个变量来适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的政体类型变量，即把古尔和耶格的指数压缩成我们自己的从1（独裁）至3（民主）的分级范围。

经济变量

估量受制裁国的经济损失

制裁是为了对做出不受欢迎的行为的受制裁国进行处罚而设计的。理论上，受制裁国会权衡相较继续其原有政策所带来的利益而言，制裁所带来的成本——净成本越高，受制裁国就越有可能会变更它的政策。然而，强加给受制裁国的绝对成本不是制裁潜在影响力的最佳衡量标准。例如，对比起中国，1亿美元的损失对于智利意义更重大。因此，我们把我们的估计成本数和受制裁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联系了起来。附录三详细解释了我们估量受制裁国损失的一套方法。

国家大小和贸易联系

除了制裁发起国强加给受制裁国的损失额以外，一个制裁事件的结果也可能会受到两国规模的相对大小和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的影响。即使实施较小的制裁也会具有采取更猛烈的行动的潜在威胁。这样的威胁到底严不严重，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相对大小和其贸易流通。因此，我们把制裁发起国和受制裁国间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的比例以及受制裁国与制裁发起国间的贸易占受制裁国总贸易量的百分比数值包括进了我们的经济变量中。

受制裁国的经济健康状况和政治稳定情况

受制裁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氛围也影响着一个制裁事件的结果。人工降雨就是一个合适的类比。如果乌云已聚集在头顶上了，那么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雨也可能会降下来。如果有载满湿气的云浮在空中，那么化学试剂干冰就有可能会带来雨水。但如果天空是晴朗而干燥的，那么任何人工帮助都不会产生雨水。类似地，在追求外交政策目标时，制裁可能会是多余的、有用的或者没用的，这都取决于受制裁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情况。

要总结那些反映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环境的复杂事件，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在一个事件的进程中，受制裁国的整体经济政治稳定情况可能会恶化，也可能会改善，从而致使该国对经济压力较为敏感或较不敏感。比如，在一起成功的政体变革案例中考虑评估稳定性的问题。在事件初期，受制裁国可能正经历着重大的难题；而在它垮台前不久，除了制裁对其施加的压力外，受制裁国政府又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危机阶段。

在第一个版本和第二个版本中，我们发展出了一套关于经济健康状况和政治稳定情况的评价指标，来反映受制裁国政府在被加以制裁时所面临的整体环境。我们的评价等级按照从1到3来划分，具体描述如下：

1.处于困顿时期：有着尖锐经济问题的国家，代表性的特征如高失业率和疯狂的通货膨胀，还伴随着近乎混乱的政治骚动。例如，萨尔瓦多·阿连德统治时期的智利（案例70—1）以及伊迪·阿敏（Idi Amin）政府统治后期的乌干达（案例72—1）。

2.重大难题：有着严重经济问题的国家，如外汇危机，并伴随着严重的内部分歧。例如，班达拉奈克（S.W.R.D.Bandaranaike）领导下的锡兰。

3.强大而稳定：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国家（即使可能存在着分歧），而且该国的经济只经历着正常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失业率，以及类似的弊病。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防止核扩散运动中的印度（案例74—2和案例78—4）。

在这个版本里，我们进行了一个实验，把我们定性的指数替换成制裁之前和制裁期间的政治稳定情况的客观指标，以及受制裁国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数据。然而，结果很复杂，而且这些变量在多变量回归分析中并不显著，所以我们没有把它们包括进最终的结果里。

制裁的种类

就像在本章的开头所讨论的那样，制裁发起国通常会使用三种制裁：（1）出口制裁；（2）进口制裁；以及（3）金融制裁。这些制裁有时被单独地使用，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混合使用。通过贸易制裁，制裁发起国力图限制它们向受制裁国的出口以及/或者从受制裁国的进口。金融制裁实施的方式是公开地拖延或中断所资助的贷款或拨款，在个别案例中，还会冻结受制裁国的所有资产。资产冻结作为一种以“流氓”政府的领导人、腐败的独裁者以及他们的伙伴为目标的制裁方式开始越来越受到欢迎。第四章会更加详细地探讨了这几种制裁。

估量制裁发起国的损失

我们还没有尝试去计算制裁对于制裁发起国的金钱损失，也没有确定因制裁发起国炫耀其经济力量而导致的政治损失的数额。取而代之的，我们从案例摘要中得出了制裁发起国在制裁实施中所蒙受的贸易、金融和政治损失大致的观念。我们的探讨方法使用了一套从1至4分级的评价指数，来衡量制裁发起国由于其所发动的制裁而所要忍受的经济和政治损害。以下的描述概括出了我们所使用的指数（第四章会讨论更多的细节）：

1.对制裁发起国有净利益：通常是在拒绝提供援助的案例。例如，美国在1974年对土耳其的援助中止。

2.对制裁发起国几乎没有影响：在对制裁发起国有净经济利益且几乎没有公众评论的案例，以及仅出现微不足道的混乱的案例。例如，在1976年美国对装运核燃料到中国台湾的出口管制。

3.对制裁发起国有适度的损失：在这些案例里，损失了一些贸易，但损失的规模和密集度都没有在制裁发起国国内产生政治上的激烈反对。例如，在1935—1936年国际联盟针对意大利的行动。

4.给制裁发起国带来较大损失：在这些案例里，大量的贸易受到了不利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损失在受到影响的公司和团体里引起了一个显著的激烈反应。例如，美国对苏联的管道制裁以及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国—联合国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对它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