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前民主政体对于通过分析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式，以及通过政治合法性分析来研究政治，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公众的愿望和信仰。意识形态、动机和动员成为重要的分析领域。现代化的一般过程为揭示这些复杂的政治事务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背景。

在非工业化社会中，动员可以被看作是特定角色如职业角色、技术角色、管理角色等之间的转换，以及支持这些角色的机构如医院、学校、官僚组织等的变化。然而，非工业的现代化社会缺乏像工业社会所具有的有效的整合和推动力。社会组织杂乱无章、缺乏秩序。如果政治要成为一种整合机制，那么权威是领导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这一结论将促使我们考虑推动和应对现代化的最合适的政治形式。的确，现代化强调特定类型的权威。体现在权威中的正当性的特定结合，即我们所称为的合法性，通常是由政府的目标所决定的。这意味着在许多现代化社会中，政府只能通过其获得成功来确保执政。政权的有效性决定了其权威的质量。

注释

1．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New York: 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55）, p.91.

2．　这是我们研究的长期目标。的确，在更广泛的问题被分析清楚之前，讨论现代化社会中政治研究的主题或提出研究计划是不成熟的。在后文我将提出实证证据证明这里提出的观点。这些来自于西非和拉美的证据围绕着如下四个结构变量来收集（此处暂不讨论）：（1）平等：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政治形式下平等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2）角色分配：在体系中已经现代化的角色是如何分配的？（3）经济增长率：什么是比较经济增长率？什么是计划机制？（4）稳定程度：稳定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实现稳定需要多大程度的强制？这四个变量只有在回答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时对于政治理论才是有意义的。在对这些变量本身进行研究之前有必要先分析这些更大的问题。

3．　参见A. Schuetz, “On Multiple Realitie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Ⅴ（June, 1945）。

4．　参见Jean-Paul Sartre, Searchfora Method（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3），书中各处。

5．　这里的“文化”，是指在一个体系中长期积累的象征和文物。

6．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推理过程，我们就必须承认大多数政府不是“好政府”，一些政府比其他政府更坏。对一些政府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它们快速发展的可能。对于那些道德言辞掩盖了武力、暴力、恐吓和欺骗的其他政府，如果未能运用道德标准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简单地混淆了这些缺陷。如果我们不能在政府之间作出区分，更好的做法是将所有的判断弃之一边，明智地保持沉默。将我们的注意力转而考虑纯粹历史性事件，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直到社会体系已经经历了主要的演化，社会体系的轮廓稳定和实践确定，不再发生进一步的变革之前，对当代的判断仍是不成熟的）。但这只是替代性的权宜之计。参见Benedetto Croce, Politicsand Morals（London: George Allen&Unwin, Ltd., 1946）。

7．　但是，当形式问题体现了原则时则是重要的。如果只是指发展中社会所继承的不当行为，我们需要揭示这些社会的类型。我们如何证明这些社会具有与现代化相关的道德能力？在任何对政府角色的效用判断背后，呈现的是更大的道德能力问题。

8．　这里使用的结构分析包括所有涉及局部变革的系统分析，也包括作为一种发现体系中重要变量的功能分析。

9．　参见Carl G. Hempel, “Symposium: Problems of Concept and Theory Form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载Science, Language and Human Rights（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Press, for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52）, p.84。

10．　参见Marion J. Levy, Jr.,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书中各处。

11．　实践中，结构分析主要是直觉的、推测性的。或许它本该如此。没有什么东西内在于这一结构分析方法之中，但是当它运用于宏观单位如社会时，精确性就更多地变成逻辑的东西，而不只是数据，因为有太多的资料需要分析。

12．　这种一般理论结合了下列不同的理论方面：功能和过程因素、结构和行为因素。具体参见表格：

13．　Gabriel Almond and James S. Coleman,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533.

14．　Edward A. Shil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tes（The Hague: Mouton, 1962），参见书中各处。多元主义—一元论连续体的一个有用变体是查默斯·约翰逊对激进社会变革进行的分类。参见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Stanford, Calif.：Hoover Institution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4）, no.3。

15．　Morris Janowitz,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5.

16．　Almond and Verba, 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in Five Nations（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第一章。

17．　关于角色的结构分析的最深入讨论是S. F. Nadel,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57）。关于角色的行为分析可参见T. M. Newcomb,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 Dryden Press, 1950）。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分析的最重要著作是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51），书中各处。以及Talcott Parsons, Robert F. Bales and Edward A. Shils, 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53）。

18．　对当前问题进行分析的最好简介是Karl W. Deutsch,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Inc., 1963）。也可参见Wilbert E. Moore, Social Change（Englewood Cliffs, N. J.：Prentice-Hall, Inc., 1963）。关于结构—功能条件分析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分析是Marion J. Levy, Jr.,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也可参见Juan J. Linz,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载E. Allardt and Y. Littunen（eds.）, Cleavages, Ideologies and Party Systems（Helsinki: Westermarck Society, 1964）. pp.291—301。

19．　在这一体制下的权力观念是零和游戏方法。在一个体系中，权力总额是既定的，如果一个团体得到更多的权力，则其他团体失去相应的权力。参见Talcott Parsons,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CVII（June, 1963）。

20．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New York: Harper&Bros., 1957），参见书中各处。

21．　Robert Tucker,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也可参见Philip Selznick,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s（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60）一书第七章中的讨论。

22．　Otto Gierke, 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ed. E. Bark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书中各处。以及Otto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s, ed. F. W. Maitla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7），书中各处。也可参见Ewart Lewis, Medieval Political Ideas（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 1954）。

23．　这里的用法来自Eli F. Heckscher, Mercantilism（London: George Allen&Unwin, Ltd., 1955）一书的序言中对重商主义的描述，见该书第22页。

24．　西方的政策预测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苏联的政策建立在相反的观点基础上，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即动员制度将最终建立那些对集体主义社会而言关键的组织。但是我也希望揭示，自由主义制度在处理复杂问题上具有更优越的效用。从这个意义上，我相信现代化最终将产生自由主义制度。

25．　在这一假设中存在许多复杂因素。其中最有趣的是认为腐败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在不使用强制的情况下可以增加信息。

26．　任何试图对这些复杂事物进行分析的努力首先应当进行分类，然后再进行分析。拉德克里夫·布朗曾经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系统分类是科学的基础，社会静力学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对社会生活方式进行比较来实现分类。但是，我们不能采取对生物分类的方法来将社会生活方式划分为‘种’或‘属’，因此它是一种更复杂的研究。只有通过建立有关社会生活的特征，或部分社会体系具有的特征的类型学，才能做这样的分类。”布朗继续指出，尽管“类型学研究是社会静力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社会静力学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对社会制度存在的条件或社会生活形式作出系统概括，……社会动力学研究的是对社会体系如何变迁进行归纳。它是一个推理假设，它假设各种社会生活特征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某些特征的变化将引起另一些特征的变化”。参见A. R. Radcliffe-Brown, Structure and Functionin Primitive Society（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52）, p.7。

27．　Wilbur Schramm,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pp.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