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与知识分子

如果说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特殊显示器，那么青年则是另一种显示器。前者渴望平等，但他们陷入被平等所破坏的危险。青年将平等作为一种权利，作为一种跨入成年的方式。两个群体均无法得到满足，其中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可能表现出敌意。

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青年，只是因为这一群体的成员通常最渴望扮演现代角色。他们很少有“不愿学习的”。现代化在年轻人中间是一个超越民族边界的普遍化过程。青年人运动与许多其他国家的青年人运动建立兄弟般的联系，就像知识分子跨越国界而互相熟悉一样。青年人的集会和会议如同学校和工厂一样，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特征。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人被深刻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是他们成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青年人中间发生的这一普遍化过程具有特定的节奏，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一个国家中政治和权威的形式。然而，我们不可忘记，青年人也不是一个无差异的群体。一些青年人可能填充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角色，处于较高的地位。另一些青年人因遭遇挫折而半途而废，对社会充满不满和愤怒。还有一些青年人可能变成社会的中坚分子，盲目地接受来自官方的要求。的确，一旦现代化革命的第一个政治阶段过去，下一代青年人将变得越来越狭隘——更愿意与地方党的干部进行交往，而不愿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比知识分子更为褊狭，孤立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与时代格格不入，导致知识分子不能服务于他们所创造的现代化过程。偶尔，当青年人与知识分子相分离，其结果是现代化被技术人员控制，相应的危险是视野广阔的社会也随之消失。的确，青年文化被限制和阻碍的程度，或者被更宽广的知识洪流抛弃的程度，直接取决于青年人与知识分子之间互相隔离的程度。⁵⁰

注释

1．　Giorgio de Santillana, The Crime of Galileo（Chicago: Univeris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p.11.

2．　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在F. X.萨顿的一篇论文中得到很好的总结：（1）普遍的、特定的、成就的原则占据主导地位；（2）高度的社会流动（按照一种普遍的、不一定是“垂直方向”的标准）；（3）独立于其他社会结构的发达的职业制度；（4）建立在职业成就的一般模式基础上的“平等”阶层体系；（5）“协会组织”的盛行，即具有特定功能的、非归属性的组织。参见F. X. Sutton, “Social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重印于H. Eckstein and David E. Apter（eds.）, Comparative Politics：A Reader（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Inc., 1963）, p.71。

3．　Lea A. Williams.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The Genesis of The Pan-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1916（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60）, pp.138—39.

4．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58）.

5．　Kurt W. Back, “The Change-prone Person in Puerto Rico,”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ⅩⅩⅡ（Fall, 1958）.巴克指出，针对那些他所调查的城市中较低阶层的人们，个性测试和态度指数将倾向变革的人与其他人群区分开来。“现代性指数在这一综合指数中具有核心地位，表明在个性测量与行为指数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这一指数由两个问题组成：（1）对新一代人的看法以及与新一代人的关系；（2）为了提高境遇而积极计划。这表明，现代性中的关键因素是未来取向。我们的结论是，这一态度多少建立于一般的个性倾向的基础上”（第340页）。

6．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472.

7．　Edward and L. F.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58）.

8．　这些数字来自Morroe Berger, Bureaucracy and Society in Modern Egypt：A Study of the Higher Civil Service（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42—47。

9．　参见David Kimb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1850—1928（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pp.215—220对阿基利国王的描述。也可参见J. E. Flint, Sir George Goldi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Nigeria（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书中各处；P. D. Curtin, The Image of Africa（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chapter ⅹⅱ；R. Robinson, J. Gallagher, and A.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London: Macmillan&Co., 1961）, chapter ⅹⅱ。

10．　Alan Burns, History of Nigeria（London: George Allen&Unwin, Ltd., 1951）, pp.141—142.

11．　Mary Benson, The African Patriots（London: Faber&Faber, 1963）.

12．　Walter Z. Laqueur,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 Loutledge&Kegan Paul, 1961）, pp.18—21.

13．　Lucian W. Pye, “Administrators, Agitators and Broker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ⅩⅩⅡ（Fall, 1958）.也可参见D. A. Rustow, Politics of Westernization in the Near East（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56）。关于这些角色代表问题的分析，参见Reinhard Bendix, “Public Authority in a Developing Political Community: The Case of India,”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Ⅳ（1963）。关于地方政府中角色变革的研究，参见U. K. Hicks, Development from Below（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关于在很多方面代表了现代性肇端的“经济化的意愿”的一般评论，参见W.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London: George Allen&Unwin, Ltd., 1955）。

14．　有关讨论参见T. A. Hsia, Enigma of the Five Martyr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2）, pp.74—75。

15．　Rosemary Arnold, “A Port of Trade: Whydah on the Guinea Coast,”载Karl Polanyi, Conrad Arensberg and Harry Pearson（eds.）, 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57）。也可参见Paul Bohannan and George Dalton, Markets in Africa（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5）。

16．　关于西非社会分层有不少有趣的文献。参见D. Westermann, Autobiographies d’Africaines（Paris: Payot, 1943）; Jacques Charpy, La Fondation de Dakar（Paris: Larose, 1958）; M. Banton, West African Cit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Arthur Porter, Creoledo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还可以引用许多其他的著作。

17．　上述概括由于过于宽泛而总是容易受到批评。首先，除了在松散的意义上，一个在法律上地位低于大都市国家的地区从属于另一个国家，否则是不存在殖民地“体系”的。在一些情况下，政治改革意味着提供越来越多的自治保证，以及该地区的现代化精英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这些精英期待着在宪政下体现合法性的代议制政府时代的到来。当殖民地走上自己的道路，当代议制自治政府有效建立之时，这一地区的政治独立自然就降临了。

18．　Frederick Madden, “Some Origins and Purposes in the Formation of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载Kenneth Robinson and Frederick Madden（eds.）, Essays in Imperial Government（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63）, p.2。关于对殖民主义的批评，参见Paul.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2）, pp.163—300。

19．　在法国殖民地运动与英国殖民地运动（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之间即使是粗略的区别，也被证明只不过是学院派的区分，对于研究几乎没有多大价值。但是仍然可以作出一些重要的比较。有一段时期，法国在海外地区政治发展的理想就是将一个或一些地区上升到类似法国一部分的地位，逐渐赋予其更大的权威，最终提高其对法国政治机构如国民议会、内阁等的参与。一些海外地区实际上是被当作法国政府的一个部进行管理的。当然，这一模式并非十分明确，这一含糊性在法国工会的制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制度最终使海外地区偏离了法国宗主国的体系，日益成为海外地区的工具，而非宗主国的代表。法国并不希望看到自己被殖民地俘获。然而，对宗主国的强调，对它的法律结构的强调，对它的教育制度的均衡性的强调，对海外援助的强调以及对财政和金融结构（较之英国，这些结构与法国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调，所有这些均有助于形成对政治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例如，法国的教育制度有助于传播天主教和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而众多英国教育机构——教会学校、政府学校、公立和私立学校——更直接地服务于当地政治生活、当地政府委员会，并有助于解决当地的问题。

20．　对东非地区中这些类型的详细讨论，参见本人的著作，The Political Kingdom in Uganda（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447—459。

21．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1）, p.28.

22．　相对不那么有趣的例子是，组织的复杂性仅仅是人口增加的结果。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效果也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社会引起我们兴趣的原因之一。而且，关于角色分化和人口增长与高级文化形成（尽管仍然具有传统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索。

23．　参见本书第三章。

24．　Henry S. Maine, Ancient Law（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pp.177—178.

25．　涂尔干曾说过，“我们的方法现在已经得到充分概括。因为法律复制了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我们只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法律，就可以发现与法律相对应的不同类型的社会团结”［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49）, p.68］。

26．　所有这些区别，包括原始—复杂的、神圣—世俗的、乡村—城市的、机械—有机的以及礼俗—法理的社会，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包含了某种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观念——这种复杂性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信仰领域形成了一种细致的整合和协调网络，我个人也支持这一观念。

27．　参见雷蒙德·弗思给Henry S. Maine, Ancient Law所写的序言，p.30。

28．　当前作为一种重要分析内容的是研究政府这一变革的工具，以及在国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变革的道德因素。涂尔干在一段令人惊奇的文字中写道，“国家的基本职责在这样一种特定事实中被规定：国家必须坚持号召个人过一种道德的生活。我所讲的基本职责，是因为公民道德除了道德本身外没有其他的指导原则”［Emile Durkheim,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58）, p.69］。

29．　S. F. Nadel,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57）, p.71.也可参见Edward and L. F.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30．　对此，威利·亚伯拉罕（Willie Abraham）曾经指出：“当一种文化从另一种文化中借鉴一些工业技术和制度，人们可以期望，不管这些技术或制度在母体中是否处于核心地位，它们已经受到控制，并渗透着另一种文化的因素，即使这些制度简单如茶歇形式。恰巧的是，这些技术或制度在它们本土环境中被理念、态度、关系、人际习惯等包围，这些因素包括了建筑设计、福利、控制工人的方法、雇员与管理者和资方的关系、工人对工作的态度等，这些因素在新的环境下被重复。但是，即便如此，借鉴者仍然对被替代的本土的制度和技术感到巨大的痛苦。有时，这是由于错误的但确实很自然的观念，即新制度不可能满足同样的目的，或者无法实现同样的理想。但是，尽管这一观念有时是错误的，从自然事实这一角度来看，它有可能变为正确。的确，具有明显可能性的是，物质文化对价值文化产生破坏性的结果。特定的技术和制度已经被注入了它们所借鉴的社会的文化因素，使它们不可能通过简单的移植就可以产生效果。有必要实施一种比简单模仿更多的操作活动”［The Mind of Africa（Chicago: Univeris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p.33—34］。这种关注，在政治上就体现为对革新进行直接政治控制的基础。

31．　参见Cheikh Anta Diop, Nations Negres et Culture（Paris: Editions Africaines, 1955）。

32．　Polanyi, The Logic of Liberty（Chicago: Univeris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4.

33．　这一悖论反映在对现代意识形态的态度中。不管是从计划的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没有人能够长时间地吸引公众的想法。在发展中地区，有意思的是，许多人组织起来拥护的，不是某个英雄或领导人，而是他的思想。在那些国家中，领导和进步是并行不悖的。在发达一些的地方，情况要复杂一些。道德遭到冒犯可能激起众怒，我们也不知道人们的愤怒将向何处发泄。

34．　或许，探索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关系的最持续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分委员会进行的。约瑟夫·斯彭格勒、威尔伯特·E.摩尔、伯特·F.霍塞尔茨等人努力研究这一关系。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参见Joseph J. Spengler, “Theory, Ideology, Non-Econimic Values, and Politico-Economic Development,”以及Wilbert E. Moore, “The Social Framework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载Ralph J. D. Braibanti and Joseph J. Spengler（eds.）, Trandition, Valu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Durham, N. C.：Duke Univeristy Press, 1961）; Wilbert E. Moore and Arnold Feldman（eds.）, Labor Commit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Developing Areas（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60）; Wilbert E. Moore, Industrialization and Labor（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1）。霍塞尔茨更多地使用历史经济方法而非社会学方法来研究。参见“Main Concept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echnical Change,”载Bert F. Hoselitz and Wilbert E. Moore（eds.）,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ety（The Hague: Mouton-UNESCO, 1963），以及“Theories of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载Bert F. Hoselitz（ed.）,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Glenco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ll., 1960）。

35．　Frank Barron, Crea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Princeton, N. J.：D. Van Nostrand Co., 1963）.

36．　尤其可以参见摩尔对肇端于静态的前工业化社会观念的简单发展模式的批评，该模式描绘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以社会进入一个“发达的”但仍属于静态的时期而终结［Wilbert E. Moore,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载Bert F. Hoselitz and Wilbert E. Moore（eds.）,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ety, chapter ⅹⅴ］。也可参见Wilbert E. Moore, Social Change（Englewood Cliffs, N. J.：Prentice-Hall, Inc., 1963）, p.42。

37．　Geertz, Peddlers and Princes（Chicago: Univeris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2.在不同环境下使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一个案例，参见Walter Elkan, Migrants and Proletarian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也可参见Claude Tradits, Porto-Novo：Les nouvelles generations africaines entreleurs traditions et l’occident（Paris and Hague: Mouton, 1958）。

38．　然而，工业化将是一种象征性的目标，坚持这一目标可以将大量来源不同的海外投资引入一种竞争性的、可操纵的环境之中。

39．　的确，关于最后一个方面，其中一个很好的问题是，是否高级文明比原始文明现代化的速度更快。通常，高度复杂的远古文明相对于体现在神话、宗教和社会实践中精致的、简单的文明，对工业化和机器技术的结果（即使它们被认为是值得追求的政治目标）具有更明显的抗拒性。可以证明，传统的非洲社会比古代社会如印度更容易现代化，混合了新旧因素的后者产生了更大的知识焦虑和社会焦虑。人们可能被尼日利亚和加纳社会中出现的远远超过印度人的大量“西方”人感到吃惊，他们感到惊奇的不是因为政治信仰，而是更为一般的社会行为和看法。然而，人们不可以简单地下结论，认为高级文化抗拒现代化是因为一些所谓的“反商业”特征或类似的原因。米尔顿·辛格（Milton Singer）指出，印度人像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具有商业头脑［参见“Cultural Values in India’s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nnals, CCV（May, 1956）］。我引用这一问题只是表明政治边界这一范围多么宽泛，同时指出在我们的研究中需要划分出许多不同的领域。

40．　参见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53）以及“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V（September, 1963）一文中提出的反映在功能上互相依赖的交换指数。

41．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现代化国家追求社会主义的愿望如此强烈的原因之一，同样也是为什么它们会失败的原因之一。强调平等和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以新形式的不平等而终结。

42．　T. 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载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New York: Doubleday&Co., Inc., 1964）, p.116。

43．　“精神平等”是指一种每个人像其邻居一样对自己的价值充满信心，心理上的顺从和行为上的奴役被完全摆脱。机会平等在客观上存在，然而，每个人仍然感觉到不平等，这反映了一种旧的阶级态度的遗留，产生损害个人、贬抑个人的价值的效果，使人们感到自己比他人在人的价值方面更为低下。

44．　St. Clair Drake, 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Negro（Chicago: Roosevelt University, Civis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1963）, pp.51—64.

45．　基督教教义在这一问题上总是含糊其辞。一方面，性格温顺的人继承了农业耕作；另一方面，通过自己事业获得财富和势力的人们成为社会的榜样。加尔文主义面对温顺的人们时从未令人满意。

46．　C. Vann Woodward, “The Populist Heritage and the Intellectual,”American Scholar, ⅩⅩⅨ（Winter, 1959—1960）.

47．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World Politics, ⅩⅡ（April, 1960）.该文重印于John H. Kautsky, Political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Areas（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62）, p.205。

48．　利普塞特指出，费城是美国革命时期讲英语的第二大城市。政治领导人的教育水平很高。他们的文字著述非常庞大。他们对自己角色的自我意识，即建立一种政治风格以及一种政府形式，在他们的言语和出版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见The First New Nation（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pp.66—74, 90—98］。

49．　J. Rutgers, “The Intellectuals and Russian Revolution,”载V. I. Lenin et al., The New Policies of Soviet Russia（Chicago: Charles H. Kerr&Co., n.d.）, p.106。

50．　这些关系的重要性可以在印度看到。印度的现代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在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地调整和适应。工业化是印度的最终目标。在印度，一个知识群体得以建立，一方面具有英国人特意培养的新观念，另一方面也具有塔克萨息拉（Taksasila）、那兰（Naland）、瓦拉比（Vallabhi）和其他古代教育中心（这些地方还学占星术、天文学、逻辑、哲学、历史和法律等）的虔诚的、传统的宗教信仰。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英国式教育，使印度的政府官员在知识和道德上更有效率、更为诚实地履行职责，尤其是在政府机构中权力迅速增长的司法部门和税务部门。在现实中阻止代际冲突发生的是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知识分子文化在教育体系中的不断扩张［参见B. B. Misra, The India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也可参见Philip Woodruff, The Man Who Ruled India：The Founders（London: Jonathan Cape, 1953—1954）, vol.Ⅰ，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