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构一种现代化理论

加缪（Gamus）使西西弗斯（Sisyphus）成为英雄。西西弗斯不断地将巨石推上山顶，永无止境地重复，显得很荒唐。然而，每一次这样做均使他感到幸福。多么奇怪！多么像我们身处的时代！对现代化的研究是这一时代的负担，它就是我们的石头。现代化不限于某个单一的地方或区域、不限于某个特定的国家或阶级、也不限于某个特定的民族。现代化及对现代化的追求，蔓延至整个世界。无论多么艰辛，甚至往往是徒劳的，这块巨石再一次落在我们肩上，我们充满渴望，也充满希望。或许正是希望，使得加缪在这一部希腊神话著作的结尾中写道：“人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的幸福。”¹

现代化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希望。体现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是所有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革命、所有人类曾经拥有过的欲望。现代化革命具有史诗般的规模和富有道德的意义。现代化的结果是令人震撼的。为了实现任何一种迫切的目标而创造出政治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总是很好地、明智地得到运用。无论方向是什么，争取现代化的斗争赋予了我们这一代人以意义。它检验了我们所珍惜的制度和信仰，它使我们的国家暴露在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市场中。现代化的力量如此巨大，我们被迫询问关于我们自己制度的新问题。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已经现代化的还是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均面临着现代化结果的审判，并为之感到恐惧。我们自己的社会也毫无例外。很明显，代议制民主政府是高度复杂的，是发达的工业社会解决严重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合适手段。它是西方社会在设计解决所有政府面临的两个相关问题即政府职位的有序更替与和平继承的适当机制时取得的巨大成就。关于西方政府的许多研究就是关于如何改善这些机制。近年来只有社会科学家，尤其是政治学者，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现代化社会中的类似问题。然而，许多研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代议制政府是所有社会最合适的政府形式，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

现实显然挑战了这一假设。正如我们所知，民主制度在现代化社会中经历了巨大转型，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对它已经变成其他制度这一点视而不见。然而，我们如何看待诸如印度尼西亚、埃及、加纳、坦桑尼亚这些国家？或者，换个说法，如何看待代议制政府精神体现在一个压制和打击政治反对派的国大党领导下的印度？没有满意的答案。当代世界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大量修正后的政治制度。即使貌似最强大的制度也是软弱的。即使形式上最为整合的制度在实践中也往往四分五裂、观念涣散。还有极少数体系属于极权主义。从真正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政治体系都具有民粹主义特点，且主要属于前民主而非反民主的制度。

这些政治体系值得同情和理解。政治学的语言需要调整以解释这些体系。所有的这些政治体系位于我们所熟悉的极端类别的政治形式中间。为了分析这些前民主社会，我们将特定的强制制度看作是现代化社会的组织和整合所必要的。我们需要承认，代议制政府在大多数现代化社会难以发挥作用且不受信任的可能。过于关注加强民主实践的政治研究，掩盖了对前民主政府形式的检视，导致其被忽视。现代化的政治要求我们分析前民主制度和非民主制度，从而使我们能够现实地评价那些有可能导向代议制政府的结构原则。²

在政治研究中，现代化的动力体现在普遍的假设之中，即现代化是一个人类事务变得日益复杂的过程，政府不得不予以面对。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化制造了严峻的政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变成了在整合组织结构的同时处理角色分化的活动。然而，从这种复杂过程中产生的政治行动，不完全是在一种政治背景之外领导人的反应。问题是，这种政治背景是什么？根据本书所使用的话语来看，政治背景是指政府行使权威的特定安排。随着这些结构的变化，政治反应也发生变化。同样，政治反应发生变化，结构也随之变化。

将系统论中的一般方法运用于现代化的实证研究，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首先，它涉及需要观察哪些现实；其次，涉及将形式制度与经验制度联系起来。³这些均属于独断，但研究活动本身依赖这种独断。在这里，我们将运用人们认识自己、形成和表达情感纽带的方式来分析“现实”。在文学作品、艺术、意识形态以及宗教形式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现实”的象征性表达。而且，这种纽带存在于日常生活事件可以转变为具有主题和意义的抽象形式的常识世界中，就像抽象的几何图形可以在那些民间艺术如陶瓷或编织中表达象征意义一样。

但是，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现实。在后马克思传统中，一种常见的现实就是社会分层。对于接受过西方传统教育、对现代工业社会感兴趣的观察者而言，将社会和政治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进行分层研究。这不仅意味着对社会等级安排中的某些位置，以及对从这种等级结构中产生的精英—大众关系进行分析，也意味着社会阶层在利益方面的分化，并产生一种流动理论——例如，人们具有社会意识，向上流动。因此，竞争性的流动构成了政治的动力。

这一观点可能排斥另一个同样正确的概念即社会。在加强不同角色整合的社会中，自我的意义是由集体所决定的，而非由角色的等级安排所决定。例如，在观察了北美城市社会后，人们再来分析拉美社会，此时通过比较等级关系来发现流动权利和机会才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有用的比较分析方法，也是一种普通方法。但是，当人们在观察了非洲社会后再来分析拉美社会时，同样倾向于寻找某些重要的连贯原则。构成社会中心的核心角色是什么？背离社会中心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否定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这种研究更多地要求运用人类学方法，从不同的孤立角色中进行抽象（从现实的角度），相对于建立在意义（例如亲属关系）基础上而言，人类学方法更少地建立在等级的基础上。这样一种研究重点有助于展现在体系中稳定的角色，不管体系如何发生变革。

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社会活动的节奏和步伐、落伍者和革新者的角色、权力和威望的阶梯、对人与人之间组成协会的关注、对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关注——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一种不同的欲望、动机和选择。这些方面的知识通过对特定社会制度的结构分析和行为分析得到揭示。为了探询这些现实的意义和水平，我们需要在角色中筛选个体、辨认个人所扮演的角色、理解对角色进行管理所采用的机制，以及需要知道角色的联合和分裂通过何种象征形式得到体现。

或许现代化研究的最重要结果是让我们回到对第一原则的找寻。这意味着需要将思想的道德风格与分析风格统一起来。当然，不只是现代化研究，社会理论的迅速发展、生物科学的突破，更不要说哲学倒退到语言学，一起使我们在哲学上失去防御和陷入混乱。在社会理论和哲学的交汇点上，面对这一状况出现了两个典型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坚持现实的物质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涉及历史必然性的展开、抹杀自由的观念，以及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第二个反应还缺乏一个合适的名称，它涉及来自于从规范的、结构的和行为的角度对其他情况进行分析的选择理论。第二个反应依赖于一种可能性世界而非确定性世界，其核心原则是在自由和选择之间存在一种关联，对这一关联的理解就是社会分析的对象。从这一角度来看，自由存在于既关注道德结果又关注物质结果的选择者的意识之中。

如果马克思式的观点作为一种哲学显得有些过时，那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则具有它的影响和生机，尤其是对于那些发展中地区的人们而言。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存在着一个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发展的物质世界。从这一角度看，现代化被看作是从一个必将出现的物质更丰富（更适合）的世界中产生的一系列物质关系的变化。的确，萨特曾谈到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释物质匮乏的哲学的恰当性，马克思主义用阶级冲突和阶级剥削来解释物质匮乏，从中推导出政治相关性。萨特还通过提升自由的观念来挑战当代马克思主义。在萨特看来，自由构成了理解自我存在与物质世界（即物质直接的作用）的关系的能力。工作就是协调存在与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手段。正是在工作中，人类为自己设定了计划，他就成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对物质世界产生作用。萨特的观点显然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尽管他试图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阵营。⁴

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批评是它不能将世界当作一个虚构的现实。这一批评听起来很奇怪。然而，如果人们接受这一观点，即不仅仅存在一种现实，那么，只存在着大量知识可产生于其中的单一的物质现实这一观念，是不可接受的。从或然性的观点来看，对一个层次现实的选择是武断的。选择和确定合适的层次级别，由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来决定。而且，每一个层次均具有它自己的理论和相应的规则。例如，规范层次的现实，要求使用理解规范评价的特定规则。这类评价是道德分析的一部分，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行为分析的独立对话过程。对行动的结构层次和行为层次分别进行分析导致不同理论的产生。这些理论可以从各自的角度进行分析，就像心理学家研究行为的动机时，这些理论也可以被统一为一个观念整体。后者就是我们所称的一般理论。

如果一个人接受有关选择的理解具有不同层次的意义这一说法，那么他就必须进一步接受观察者的内在思想。我是指，对现实分析的或然性方法要求一个人扮演观察者而非参与者的角色，一个作为分析者的消极的而非积极的角色（不同于公民、革命者、改革者，或无论什么他作为个人而非职业人士选择扮演的积极分子的角色）。或然性的世界是一个我们在其中属于观察者而非能动者的世界。

这一方法的一个困难是，提供已经为意识所知的事物的评价标准，比探索新的意识层次更好些。从目前的知识状况来看，后者是最为神秘的过程。人们对新的意识层次如何形成还缺乏了解。我们确实清楚，行动是创造新的意识的途径。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要求我们从观察者角色转变为能动者角色？

一个答案是，在实践中，我们在这两种角色之间不断游移——在观察者与能动者之间、在消极观察者与积极观察者之间。我们在社会哲学之间的转换是类似的——在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被剥离掉意识形态）与现实研究的或然性方法之间。确实，有人指出，在这两种反映了从观察者到能动者角色变动的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辩证法，它提供了一种多层面地可以看到行动中的自我、也可以看到在更广阔背景中自我行动的良好基础。就像存在主义者通过他的工作研究来赋予人与其所处的世界之间新的意义，或然主义者想要将这些意义转变为导向试验分析和操作（人为的）分析的更为严格的分析体系。

每一种方法均分别意味着不同的解释模式。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导向一种单一的现实层次，即物质现实。或然性方法导向在每一层次的现实中观察到大量事实——一种或然性的一致（不是事实而是可能性）。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通过其对“总体性”（综合）的强调，使得单一现实包含了一切，以致太过于粗略而不能提供所面临问题的答案。在今天研究阶级真的有用么？或者研究选择的总体情况和阶级在这一情况下的角色是不是更为有趣？的确，我们需要知道的不只是竞争性冲突如何表现物质生活的方式——而且，我们必须在我们对选择以及在选择中所涉及关系的本质的理解这一背景下看待它们。这将使我进一步分析选择这一概念，我将其看作是社会科学的焦点，这一概念将规范理论、结构理论和行为理论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