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夔州时期（821—824）

长庆元年（821）冬，穆宗任命刘禹锡为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刺史。夔州雄踞长江三峡的上游，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秩与上郡齿”（《夔州刺史厅壁记》）。他在夔州三年，创作上最有成就的是吟咏风土人情的民歌体乐府诗。

刘禹锡主动向民歌学习，始于朗州。政治革新的失败，一方面给他带来了长期被放逐的厄运，另一方面却也使他获得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驾驭的诗歌形式，闯出了一条尚未有人涉足过的道路——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道路。如果说夔州三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的集大成时期的话，那么朗州十年则是重要的奠基和开拓时期。朗州位于沅、湘之滨，是楚辞的发源地之一，民间歌风之盛，抵中唐犹未稍衰。刘禹锡的“月上彩霞收，渔歌远相续”（《步出武陵东亭临江寓望》）、“樵音绕故垒，汲路明寒沙”（《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作》）可证。虽然“词语尘下，音韵鄙俚”，但其清新的内容、昂扬的格调、明快的旋律，却深深地吸引了探求中的诗人，使他耳目一新，灵感纷来，深觉“虽甿谣俚音，可俪风什”（《上淮南李相公启》）。于是，他毅然放下士大夫的架子，“俯于逵，惟行旅讴吟是采；瞰于野，惟稼穑艰难是知”，“观民风于啸咏之际”（《武陵北亭记》）。在博采众收的基础上，他开始尝试民歌体乐府的创作，现在可以确定写于朗州的《蛮子歌》、《竞渡曲》、《采菱行》等诗，便都带有民歌的特殊风味。《旧唐书·刘禹锡传》云：

禹锡在朗州十年，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可知刘禹锡的民歌体诗刚一问世，便已流布人口，虽然其时尚在草创阶段，未臻成熟。自朗州迁徙连州后，刘禹锡进一步从民歌中吸收新鲜养料。连州的劳动群众亦善“讴谣”，每于稼穑之际，“齐唱田中歌，嘤咛如竹枝”（《插田歌》）。在他们的直接启迪下，刘禹锡创作了《插田歌》、《莫徭歌》等更具民歌色彩的作品。

夔州恰好是《竹枝词》的故乡，这里歌风较朗、连二州尤盛。刘禹锡《踏歌词》记其俗云：“自从雪里唱新词，直到三春花尽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如鱼得水。他不仅亲自观摩郡人“联歌竹枝”的盛会，而且刻苦学习《竹枝词》的演唱技巧，达到了能使“听者愁绝”（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的高妙境地。在这一过程中，他对巴渝民歌所独具的歌辞、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由陌生到熟谙，由熟谙到模拟，由模拟到改造，终于成功地写出了以《竹枝词》、《浪淘沙词》、《踏歌词》为代表的一组又一组脍炙人口的民歌体乐府诗。在《竹枝词九首引》中，诗人尝自述其创作经过和动机：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咛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奥》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

诗人以屈原的后继者自许。在他看来，其《竹枝词》诸章是堪与屈原的《九歌》相比并的。在《别夔州官吏》一诗中，他更明言：“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可知他对自己的艺术造诣充满自信。确实，刘禹锡写于夔州的民歌体乐府诗是深得《九歌》风神的。晚年在出刺苏州期间，刘禹锡又模仿吴地民歌的声情，写成与《竹枝词九首》齐名的《杨柳枝词九首》，并被之管弦，流播遐迩。终其一生，刘禹锡不断在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道路上树立起新的里程碑。

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都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当地民歌的健康朴素的思想感情和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并将它与文人诗的写作技巧糅合起来，或多或少地达到了风景画与风俗画的融合，人情美与物态美的融合，诗意与哲理的融合，雅声与俚歌的融合。无妨说，正是这四个方面的融合，构成了刘禹锡民歌体乐府诗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