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州时期(824—826)

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卒,敬宗即位。这一年夏天,朝廷调任刘禹锡为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刺史。刘禹锡从夔州出发,沿途游览名胜古迹。在和州任职两年多,敬宗宝历二年(826)秋,他奉召卸任回洛阳。途经扬州时,与因病罢苏州刺史回洛阳的白居易相遇,两人悲喜交集。刘禹锡创作了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

在贬居和州期间,刘禹锡最见功力的是立意高远的咏史诗,其中以《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为代表。作为动辄得咎的逐臣,他不便直接倾诉对现实的忧愤,而只能巧妙地采取托物寄意和借古抒情的方法,透过“物”和“古”的媒介作用,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交流,使读者透过“物”与“古”的纱幕,触摸到诗人的感情脉搏。这样,咏史诗便和讽刺寓言诗一样,成了他创作的重点。

特定的生活境遇,决定了刘禹锡所选取的诗歌形式,也决定了他所表现的诗歌内容。从内容上看,刘禹锡咏史诗的基本特征是:糅怀古与讽今为一体,熔咏史与示志于一炉,旨趣隽永,发人深省。诚然,以古喻今,左思的《咏史八首》早开其端。但左思所抨击的只是压制人才的门阀制度,所抒写的也只是个人遭受压抑、磊落不平的情怀。而刘禹锡除了倾吐一己的愤懑外,还将忧国感时、显忠斥佞和悯乱念危等内容纳入诗中。这就不仅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左思,而且也为前代的李白、杜甫和后代的杜牧、李商隐所不及。

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刘后村语云:“梦得诗雄浑老苍,尤多感慨之句。”又云:“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古今,词总华实。”刘禹锡咏史诗的艺术特征之一正是“雄浑老苍”、“气该古今”。如《西塞山怀古》以横扫千军的气概,将那鳞次栉比的“楼船”、黯然飘逝的“王气”、沉入江底的“铁锁”、滔滔“寒流”以及雄踞在萧瑟秋风中的“故垒”,一一排比入诗,构成雄伟壮阔的场面,并从中抽绎出一种深沉、浩茫的兴亡之感。这绝非汲汲于“翡翠兰苕”者所能措笔,不独“宜香山之缩手”,杜甫亦当退避三舍。诗人在谋篇手法上往往是对某一史实偶有所感,从一点生发开去,撷取丰富的意象材料,然后因意遣词,即小见大。刘禹锡的咏史每每从游览古迹起笔,抒写吊古伤今之情;这种情又往往像淡水着盐般地融化在诗人精心罗致的景物中,而并不直接流露,达到了妙造自然的境地。他的咏史诗以意运法,不蹈故常,故章法错综多变,摇曳生姿,这些特点在《金陵五题》等诗中都有鲜明的表现。

左思和六朝诗人多借历史事件以寄讽,而较少描写历史胜地的风物,即景抒情。这就是说,他们尚不知驾驭“咏怀古迹”这一咏史诗的变体。而刘禹锡则往往从地方风物起笔来评论古史,抒写时艰,寄寓思古之幽情,把咏史与咏怀古迹融成一体。与杜甫相比,他们都能把论史与感时结合起来,但刘禹锡的借古讽今之作,似比杜甫更有针对性。杜甫多抒写对国家局势的忧念和对古代太平盛世的向往,而绝少对现实的鞭挞、朝政的指斥;刘禹锡则直接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执政者,赋予咏史诗以美刺兴比、显忠斥佞之旨。可以说,杜甫侧重于“忧”,而刘禹锡侧重于“讽”。同时,由于刘禹锡有着更为进步的历史观,其政治识见也比杜甫更为高明。即如刘禹锡所一再表述的兴亡系于人事而不系于地形的思想,在杜甫的咏怀古迹之作中便难以觅见。而刘禹锡在咏史诗中所表现出的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节操的自我捍卫,亦似更具撼人心魄的力量。在形式上,刘禹锡的咏史诗则比杜甫更趋精炼。六朝咏史诗习用五古,有较大的自由驰骋的余地。杜甫多用七律,化繁为简,已属不易;而刘禹锡则除用古诗、律诗外,更常用绝句,选取典型事件、典型场面,以个别反映一般,显得含蓄凝炼,饶有情趣,如《金陵五题》。在手法上,刘禹锡比杜甫更重渲染环境气氛和运用细节材料,每每先展示一片荒凉冷落、暗淡无光的背景,再从这一背景上推出一个包蕴无穷的特写镜头,而让抒情主人公隐身其中,与画面保持同一色彩。较之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刘诗的“景”所发挥的作用似乎更大,虽然就总体而言,杜甫的成就是刘禹锡所望尘莫及的。与后来杜牧、李商隐相比,杜牧以俊爽称,李商隐以精深称,而刘禹锡则以豪健称。他们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互相辉映,各有千秋,我们不必强为轩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