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纳粹党内两派争斗

“啤酒馆政变”的失败，标志着希特勒的政治决策能力还不够成熟。同时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身陷囹圄，活动范围大受影响。各种因素叠加，使党内的其他力量迅速崛起，力图把纳粹运动引入自己感到较为理想的方向。党内斗争因此而尖锐起来。

希特勒入狱后，被取缔的纳粹党分裂成若干集团，其中比较大的有两个，一个是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旧译“施特莱彻”，1885—1946）领导的“大德意志民族共同体”（Grossdeutsche Volksgemeinschaft），另一个是施特拉瑟兄弟领导的“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Nationalsozialistische Freiheitsbewegung Grossdeutschlands）。

施特拉瑟兄弟的政治追求与希特勒不同，他们更加注重党纲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

他们两人世界观的形成，同样与家庭环境有关。其父亲彼得·施特拉瑟（Peter Strasser）是温特海姆初级法院的评议员，对亚当·斯密、瓦格纳和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说颇感兴趣，热衷于寻求社会公正和改善小资产者生活条件的新途径。他曾在工作之余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世纪之交的“新”制度》，提倡一种民族主义的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此作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途径。

兄长格雷戈尔·施特拉瑟是位出色的组织家和宣传家。大学求学期间主攻药物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战场上表现出色，获得一级、二级铁十字奖章各一枚，并从一名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战后退役，在慕尼黑附近的兰茨胡特镇（Landshut）开了一家药房。他向往用德国式的社会主义来拯救祖国，组建了名为“下巴伐利亚突击大队”（Sturmbataillon Niederbayern）的准军事团体。1920年初，他第一次与希特勒接触。尽管双方有很多不同见解，但他崇拜希特勒的政治领导才能，随即率领其组织加入纳粹党，担任该党第一个大区——下巴伐利亚大区的领导人和该区冲锋队领袖。“啤酒馆政变”失败后他也被捕入狱，被判处一年半徒刑。但判决后才几个星期，1924年5月，他因当选巴伐利亚州议员（以后又当选国会议员直至1932年12月），获释出狱。

弟弟奥托·施特拉瑟的思想更为激进。他曾在大学里攻读法律和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两次负伤，升至中尉军官。战后曾加入志愿兵团反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又于1919年底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担任该党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的编辑。四个月后因不满该党领导人同国防军合作而退党。1920年10月，他出席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哈勒代表大会，在听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长达数小时的报告后，对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感兴趣。以后曾帮助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撰写《第三帝国》一书。经过1923年德国的经济危机，他看到小资产阶级遭受沉重打击，最终形成了其激进的民族社会主义观念，并于1925年加入纳粹党。他认为，“为了拯救德国，必须借助一种革新的、以基督教和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共同观念，把农民、工人和士兵联合起来，在保守革命的旗帜下进行斗争”，除“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外，再没有其他的思想能够革新国家”。他还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部分，应该认真对待和强调其中的社会主义部分。

在兄弟两人中，奥托的思想较深刻，理论叙述能力也较强，他常常为哥哥起草讲稿和文件，但因为以格雷戈尔的名义发表，所以名声远不及哥哥大。

格雷戈尔作为国会议员，享有火车免费乘车证，有权在公共场所发表演说。他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出狱后频繁奔波于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德国北部，进行游说和宣传，在这一地区影响很大。这样，纳粹党内逐渐形成了“北方派”，由于这一派认真对待党纲中的社会改革要求，也被称作“激进派”“社会主义派”或“左派”。

初期，北方派内有一名重要的成员，即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他出身于职员家庭，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病后左腿萎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未能如愿入伍，心中郁郁不乐。战争后期进入大学求学，先后在几所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文学专业，192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曾受自由派学者的影响，立志做一名自由派作家和诗人，毕业后写了一部小说和两个剧本，但无人愿意出版。他因此而再次感到命运不公，并且认为这是犹太出版商从中作梗的结果。1922年他加入纳粹党，因为同施特拉瑟兄弟的政治主张相仿，受到后者的重用，成为格雷戈尔的秘书。

与北方派相对应的是“慕尼黑派”，又称“主流派”“保守派”或“右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成员有以下几位。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1893年生于爱沙尼亚的塔林，是德意志人。早年在俄国的大学求学，因仇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底移居慕尼黑，从事报业工作。他具有强烈的反犹和反共思想，信奉种族主义文化观，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1919年初加入德意志工人党，成为党的理论权威。希特勒吹捧他是新种族主义世界观的先知者，并于1923年任命他担任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

鲁道夫·赫斯（Rudolf Heß，1894—1987），出身于商人家庭。一次大战期间曾与希特勒在同一团队服役，获得二级铁十字奖章。战后到慕尼黑大学学习历史、国民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与地理政治学创始人豪斯霍弗尔关系密切，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昔日光荣地位的人必须是何许人》。他在文章中认为，这个人必须是独裁者，具有铁腕手段，应该来自大众，但又超群拔俗，像一切伟人一样，在流血面前毫不畏惧，必要时甚至不惜践踏自己的友人。1920年他加入纳粹党，逐渐把希特勒看作是自己理想中的领袖。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1946），1893年生于巴伐利亚高官家庭，其父亲曾经担任过德属西南非洲殖民地总督。他在一次大战期间曾经担任德国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大队”最后一任队长，以击落22架敌机的骄人战绩成为王牌飞行员。战后长期在航空业供职，1921年曾进入慕尼黑大学攻读政治学专业。1922年秋因崇拜希特勒加入纳粹党，成为希特勒联络上层社会的主要中介人。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假释出狱。他向政府保证恪守法律，请求撤销对纳粹党的取缔令，获得批准，纳粹党由此可以恢复原来的名称和组织架构。1925年2月27日，该党举行重建大会，希特勒在南德以慕尼黑为中心恢复了原有的势力。但是他认识到，要想把纳粹运动真正扩展到全国，必须在北方，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堡垒——柏林获得立足之地。他深知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组织才能和在北方的影响，而自己非但没有免费乘车证，不久又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为了避免分裂，保持纳粹党在北德的力量，同年3月初，希特勒被迫同意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继续在北德从事活动，准许那里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施特拉瑟兄弟利用这一条件，继续扩大在西北部地区的活动。格雷戈尔坐着火车，一周内在莱茵兰、汉诺威、萨克森和普鲁士的一个又一个大市镇发表数次演说。他还抓紧时间在那里组建纳粹党的地方机构，指派地区领导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了九个大区组织。奥托入党后，发挥自己的特长，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民族社会主义信札》（Nationaler Sozialist Briefe）半月刊，供北德的大区区长们阅读。不久又购买一家陷于困境的出版社，改名“战斗出版社”（Kampf Verlag），每天出版五种纳粹主义报刊，其中《萨克森观察家报》的发行量最大，达5万份。

施特拉瑟兄弟还着手拟制新的党纲。他们认为，希特勒派过分注重党纲的民族主义内容，无视社会主义条文，这不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原意。同时，《二十五点纲领》中提出的要求太笼统，在北德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既不利于争取中小资产阶级，也不能在工人中扎根，很难推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于是，格雷戈尔委托奥托拟定一份革新的纳粹党党纲。

1925年9—10月，施特拉瑟兄弟的新党纲基本成形。新党纲草案对“社会主义”的含义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对《二十五点纲领》作了补充，声明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提出了纳粹党尚未充分陈述的经济要求。

在农业方面，纲领草案规定，全国的土地形式上属于民族的财产，农民的全部土地转变成不能出售的“世袭采邑”，限制私有财产，重新分配土地，成立合作社。对于《二十五点纲领》第17点提出的土地改革要求，具体规定2.55平方千米以上的大庄园，分成127.5—510平方米的农民庄园，内部实行合作制，原庄园上的德籍农业工人每人可获得5.1平方米的“封地”。

工业方面，纲领草案提出，努力使大企业国有化，工人应参与企业的行政管理和财产占有。对于《二十五点纲领》第14点中“要求参加大企业的分红”，明确规定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应改为股份公司。企业主仅保留49%的股份，其余51%归民众所有，其中10%归企业职工，30%为国家财产，11%由教区和行政区分配。在非重要工业部门中，企业主可保留51%的股份。对于较小的企业，工人、国家和行政区都无权提出占有要求。

商业方面，纲领草案除赞成《二十五点纲领》第16点要求“将大百货公司充公”之外，还倡议建立中世纪行会模式的强制手工业者协会和工厂联合会，保护小资本不受大资本的竞争威胁。

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纲领草案主张废除“领袖原则”，改为由精英人士推举各级领导人。

在外交方面，纲领草案主张推行独立政策。重申废除凡尔赛体系，要求恢复1914年的边界，合并奥地利等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建立大德意志国。认为“德意志欧洲中心国”应在苏联和其他盟国的支持下，“在反对西方国家的解放战争中诞生”。

新党纲同《二十五点纲领》相比，强化和深化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改革要求，淡化了民族沙文主义的色彩，更多地反映了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在当时德国阶级斗争的局面中，这些反对大资本、主张废除地租的小资产阶级激进要求，具有某种进步意义。但是很明显，由于小资产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北方派的纲领同样不代表未来，反而更加突出地反映出前资本主义时期旧式手工业者、独立小农和小商人这一类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和要求，因此也只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乌托邦空想。

随着北方派力量的增强，他们试图削弱以至取代希特勒对党的控制，把党的重心由南方移到北方，以便把整个纳粹党的发展方向扭转过来。

1925年9月，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在哈根市（Hagen）召开北德纳粹党大会，宣布成立纳粹党西北部工作联合会。会后不久，公布了纳粹党的革新党纲，以供讨论。

同年11月20日，施特拉瑟兄弟在北方的汉诺威（Hannover）召开北德纳粹党大区领导人会议。与会者共25人，希特勒没有出席，指派党内元老戈特弗里德·弗德尔（Gottfried Feder，1883—1941）作为代表参加。戈培尔不同意弗德尔与会，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这里根本不需要奸细”。最后经过表决，只有半数多一点的人同意弗德尔参加会议。

汉诺威会议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审议施特拉瑟兄弟的革新党纲。大部分人对此表示赞同。弗德尔以希特勒的名义提出反对，这时，戈培尔一跃而起，高声叫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另一个与会者贝恩哈德·鲁斯特（Bernhard Rust，1883—1945）也表示：“民族社会主义者是自由和民主的人，他们没有自以为一贯绝对正确的人。”最后，除弗德尔和另一名代表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1890—1945）之外，其余23名与会者都赞同革新党纲，决定用它来代替《二十五点纲领》。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剥夺王公贵族财产的提案。在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政府没收了原王公贵族的财产，但给予了他们一些经济补偿。20年代中期，德国政治气候逐渐右偏，这些遗老遗少借口共和国宪法保护私有财产，趁机要求发还全部的旧有产业，连被废黜的威廉二世皇帝也跟着起哄，要求政府发给他每年125万马克的养老金。这时，德国共产党站在抑制封建势力、维护人民利益的最前列，它利用《魏玛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提议就是否无偿剥夺王公贵族的财产问题举行全国公民投票，让人民来进行裁决。希特勒既不希望得罪有产阶级，也不愿意同共产党站在一边，所以坚决反对共产党的提案。北方派从打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的角度出发，赞成这一提案。汉诺威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以绝对多数的优势决定抵制希特勒的意见，支持德共的提案。

汉诺威会议是纳粹党内两派之间一次重大的较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试图扭转党的发展方向，一时间似乎取得了胜利。在纳粹党的政治倾向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中断，甚至可以说逆转。

希特勒立即开始实施反击。为求必胜，他作了精心策划。首先，反击会议的时间选在1926年2月4日（周四），避开了休息日，这样，大部分以工薪为生的北德地区大区领袖就不能与会。而南德地区的大区领袖，早已被希特勒确定为有薪俸的专职干部。其次，会议的地点定在南部的班贝格（Bamberg）。对北德人来说，这既要支付一定的旅费，又来不及在会议结束后当天赶回家，以便第二天上班。而希特勒则增派了不少本派的基层干部出席会议。这样，在通称“班贝格会议”的南、北德全党领袖会议上，北方派只有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和戈培尔两人出席，大部分与会者都是慕尼黑派的成员。

班贝格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争辩的内容涉及党纲、王公财产的公民投票、党的夺权策略等十余个问题。希特勒利用自己的领袖地位和会议多数，很快就控制住局面。经过一天的交锋，会议否决了施特拉瑟兄弟拟订的革新党纲，通过了反对剥夺王公财产的提案，并确认了希特勒的领袖地位。

班贝格会议是纳粹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以希特勒为首的狂热民族扩张主义者扭转劣势，压倒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使纳粹党最终走上右翼发展道路。

班贝格会议之后，希特勒利用自己掌握的主动权，全面出击，巩固和加强对纳粹党的控制。

他看重戈培尔的能量和价值，首先着手拉拢他。1926年3月，他邀请戈培尔前往慕尼黑，参观党的总部，并单独密谈三小时，详述自己的观点。两人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希特勒在演说中称呼戈培尔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戈培尔则为“这位伟大人物的政治天才”所折服，从此成为希特勒的狂热信徒，死心塌地地跟随他，直至死亡。不久，希特勒精明地安排戈培尔回到北德，担任柏林大区的领袖，在北方派的核心地区埋下一颗地雷。

他还着手束缚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手脚。1926年5月，希特勒任命格雷戈尔为党的宣传领袖，并建议他放弃药房，到慕尼黑党总部工作。后者接受了宣传领袖的职务，但拒绝前往慕尼黑。以后希特勒多次发出邀请。1928年1月，格雷戈尔·施特拉瑟改变了主意，他错误地认为，希特勒具有可塑性，他的右翼倾向是受了周围人士的影响，如果自己到希特勒身边工作，有可能争取他放弃那种“尚未固定的、保守的亲资本主义政策”，因此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到慕尼黑供职。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举动，并没有起到影响和制约希特勒的作用，反而削弱了北方派的力量。以后，北方派的实际领导人成了奥托·施特拉瑟。

鉴于修改党纲已经成为党内反对派改变党的发展方向的抓手，1926年5月22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党员大会上宣布了一项原则：党的《二十五点纲领》永远不能修改。他解释说：该纲领“是我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对它进行篡改，就是背叛对我们的思想怀着信仰死去的人们”。此举的目的在于防止党纲向“左”偏移。但实际上希特勒自己对党纲也是不满意的，为了不违背上述“原则”，以后他采取了重新解释有关条款的办法。如1928年4月，他为了获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党的名义发表声明，重新解释关于“土地改革”的第17点，强调纳粹党维护私有财产，土改主要针对犹太人的投机公司，“无偿没收”必须限于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

希特勒在慕尼黑大会上还强化了党内领导体制的“领袖原则”，规定：全国各地的党务管理工作均由位于慕尼黑的党总部领导；北德的大区领袖不再由格雷戈尔·施特拉瑟任命，改由希特勒直接任命；对希特勒的政治领导权，只能由全国党员大会提出异议；谁要对抗慕尼黑的决定，便是自动退党。

为了加强党总部的力量，希特勒设立了“全国指导处”（Reichsleitung），作为直属于元首的中央领导机构。“全国指导处”的成员各分管诸如宣传、组织、青年等一个方面的事务，成为该领域的“全国领袖”（Reichsleiter）。以后，他又把总部机关划分成两条系统。第一条系统由格雷戈尔·施特拉瑟主管，包含三个部门，即外交、新闻、渗透活动及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破坏社会秩序，攻击现政权。1931年初，他下令建立第二条系统，即在纳粹党全国指导处内设立“第二组织部”，由康斯坦丁·希尔（Konstantin Hierl，1875—1945）主管，下辖农业、工业、科技、司法、国民经济、种族与文化、内政、劳工等部门，负责构筑未来的执政机器，培训未来的国家官员。

希特勒还着手整顿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凡有纳粹党员的地方，他都参照行政区划，逐级建立党的地区（Landes，以后逐渐取消）、大区（Gau）、分区（Kreis）、分部（Ortsgruppen）、支部（Zellen）和小组（Block），各设一领袖。这个步骤，直接为纳粹党统治国家提供了基础条件。

他还大量增设党的外围组织，以网罗各个阶层的人士，扩大纳粹党的影响。从1926年起，先后组建了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缩写NSLB）、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法学家联盟（B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Juristen，缩写BNSDJ）、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Ärztebund，缩写NSDÄB）等组织。

希特勒的上述措施，不仅强化了自己对纳粹党的实际控制，固化了纳粹党的发展方向，而且为日后该党获取政权做好了一定的准备。在这一阶段，纳粹党的党员人数增长较快，1926年为4.9万，1927年增至7.2万，1928年进一步发展到10.8万，1929年猛增至17.8万。同时，由于纳粹党在这一时期的宣传重点，淡化“社会主义”，强化民族复仇主义，因此所吸收的成员中，民族主义的情绪普遍较重。这些党员以后成为重点依靠对象。但是，在国会选举方面，纳粹党的成绩不佳，因为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处于稳定发展阶段。它在1924年12月第三届国会选举中得票3%，获14个议席，其中一个议席给了鲁登道夫。1928年5月第四届国会选举中得票降至2.6%，获12个议席，鲁登道夫随之落选。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给纳粹党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希特勒为了争取更多的群众，加强了煽动性的“社会主义”宣传，由此党内热衷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求的人再度活跃起来。当这些活动没有影响到同权势集团交往时，希特勒就把它们作为欺骗性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利用，但是一旦影响到这种交往，特别是影响到党的发展前途时，他就坚决加以制止，并趁机排斥异己。这样，导致党内矛盾再度尖锐起来。

1929年秋，纳粹党在反对新的德国赔偿计划——《杨格计划》问题上，与右翼保守政党结成联盟。同年12月，它又在图林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获得11.3%的选票，在此基础上同资产阶级政党一起组织联合政府。这些行动明显地暴露出该党的右倾发展趋向，因而遭到施特拉瑟兄弟的反对。格雷戈尔在纳粹党会议上告诫希特勒：纳粹党如此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资本家、容克、旧将领和高级官吏密切合作，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奥托则惊呼：希特勒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如此下去，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任务……是否还能够维持？”一部分冲锋队员也认为“阿道夫背叛了我们无产者”。

1930年4月，萨克森州的工会组织举行罢工，奥托·施特拉瑟不顾希特勒的反对，在自己控制的报刊上全力支持。蒂森（Fritz Thyssen，1873—1951）等资本家向希特勒发出警告，以停止资助相威胁。5月21日，希特勒赶到柏林，在两天内同奥托展开长达7个多小时的争论。奥托指责希特勒“为了用合法手段执政并同资产阶级右翼政党进行新的合作，企图扼杀社会革命”，并要求纳粹党坚持实行工业国有化的方针。希特勒一面高叫，“我是个社会主义者……过去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不会让我的司机吃得比我坏。你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一面强调，“大批工人需要的不过是面包和马戏，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理想”，“除去种族革命，再没有别的什么革命，不可能有政治、经济或社会的革命”。针对奥托关于工业国有化的要求，希特勒轻蔑地表示：“民主已经把世界化为废墟，然而你还想把它扩展到经济领域中去。这会是德国经济的毁灭……资本家通过他们的能力发迹、繁荣到顶点，并且根据这种选择——这仅仅再次证明他们是高等种族——他们拥有领导权。现在，你想让一个无能的政府委员会或者劳资协议会——它们什么也不懂——拥有发言权；没有一个领袖会容忍经济生活中出现这种事。”他明确肯定了垄断资本的私有权。

在此期间，戈培尔秉承希特勒的旨意，先后在《进攻报》上发表四篇文章，指责奥托·施特拉瑟“只在书桌旁拼凑革命理论，不考虑现实的可能性”，是“膨胀的激进主义精神病患者，手持匕首在大街上疾走”，并号召“开除所有追随者，结束这种路线”。希特勒一面以国会议员之职和18万马克的金钱引诱奥托，要求他放弃自己的主张，一面大力清除其追随者。1930年7月，奥托·施特拉瑟拒绝了希特勒的利诱，联合26名北方派领导人集体退党，并呼吁整个党内的“社会主义者离开纳粹党！”

了解奥托在退党后的行动，也许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纳粹运动的全貌。他在退党后六个星期，即联合退党的左翼分子，成立了纳粹运动分裂组织，名为“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战斗同盟”（Kampfgemeinschaft Revolutionärer Nationalsozialisten，缩写KGRNS），简称“黑色阵线”（Schwarze Front）。该组织出版名为《德国革命》（The German Revolution）的双周刊，并设计了盟旗。旗帜以黑色为基调，中间饰以红色的宝剑和铁锤，两者交叉，形成“╳”形图案。“黑色阵线”声称自己坚持民族社会主义原则，但反对希特勒对纳粹党的独裁领导。尽管根据奥托的说法，该组织拥有近万名成员，但实际上并未对纳粹党的主体组织构成大的威胁。随着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尤其是“长刀之夜”清洗冲锋队后，奥托等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流亡的第一站是奥地利，1935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个过程中，奥托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断出版小册子，既披露事件的真相，又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仅1936年一年，就出版了《希特勒往何处去？》《德意志社会主义的重建》《论欧洲联盟》三本小册子。捷克危机发生后，奥托先后前往瑞士和法国。法国败降后，他又借道葡萄牙前往百慕大，并于1941年进入加拿大，成为著名的“渥太华囚徒”（Prisoner of Ottawa）。因为就在这时，戈培尔发表公开演讲，宣布奥托·施特拉瑟是纳粹党人的“头号公敌”，并悬赏50万美元取其首级。此举迫使奥托四处隐匿，甚至到过南极洲的克拉伦斯岛。在此期间，他开始信奉“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该理论强调利害相关的社会组织要以社会成员的相互依存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构筑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种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中，将充满着民族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精神和非集中化的欧洲主义。

纳粹政权覆亡后，奥托申请回国。由于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先后遭到同盟国和联邦德国政府的拒绝。他只得退而求其次，经常写作关于第三帝国和纳粹领导人的文章，刊登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的报纸上。1955年，经联邦德国相关法庭裁决，他终于获准回国，定居在慕尼黑。然而他坚持继续从事新纳粹“事业”，1956年组建了新纳粹组织“德意志社会联盟”（Deutsch Soziale Union），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努力目标，强调所谓“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1974年，他死于慕尼黑。

1932年期间，格雷戈尔·施特拉瑟与希特勒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格雷戈尔自1926年起担任纳粹党全国宣传领袖，1932年又兼任全国组织领袖，成为纳粹党内地位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号人物。班贝格会议之后，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直到1932年5月，他还在国会演说中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为了获得他们自己的生存权”，人民要求“同黄金、世界经济、唯物主义这些恶魔断绝关系，同输出统计和银行利率的思想习惯断绝关系……恢复正当劳动的正当报酬”。但是，1929年底以后，随着纳粹党在各个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他对如何处理同旧势力的关系问题有了新的看法，认为在坚持民族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同保守势力结盟比举行暴力革命“更为可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1930年其弟弟奥托同希特勒发生冲突时，他反而批评奥托的行动，表示“社会主义不可能由宣布过激的理论词句加以推进，而是有朝一日通过某一民族社会主义的劳动部长颁布必要的法律来实现”。

1932年11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得票数下降，通过这一现象，格雷戈尔认为希特勒的“合法路线”已经陷于破产，如果纳粹党进一步向右偏转，广大党员将会投奔共产党。因此，他主张纳粹党“应原则上改变路线”，“回到原来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路线上来”，“避免下降为一种反犹主义的经济党”。他还主张，使纳粹党免于瓦解的另一途径是争取尽快执政，在不可能单独执政的情况下，参与组阁也比在野强。当时希特勒既坚持要自任总理，更拒绝改变纳粹党的既定方针。1932年12月7日，两人在党的领袖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希特勒指责格雷戈尔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背叛，格雷戈尔宣称希特勒的计划是“很可耻的”，将使纳粹党陷入绝境。翌日，格雷戈尔宣布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前往意大利“疗养”。希特勒趁机取消党内“组织领袖”一职，改设“中央政治委员会”（Politische Zentralkommission），由自己的私人秘书鲁道夫·赫斯执掌。这样，纳粹党内以施特拉瑟兄弟为首的反对派就此消散。

在纳粹党内左、右两翼的斗争中，最终以希特勒为首的右翼势力战胜了左翼。这一结果令人深思。从个人学历水平来看，希特勒只是个初中毕业生，而施特拉瑟兄弟都拥有大学本科文凭，其重要干将戈培尔甚至拥有博士学位。论军功荣誉，希特勒获得过二级与一级铁十字奖章，后者一般不授给下士，但这两个荣誉格雷戈尔·施特拉瑟也有。论组织能力，格雷戈尔可是带着一个团队加盟纳粹党的，而希特勒，此前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落落寡合，连朋友也没有几个。如果我们只是把视线局限在德国纳粹党，就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是人间奸雄，他对党内格局的分析和对策的制定，自有其过人之处。然而，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其他国家时，会发现同样的现象。在日本军内“革新派”中，代表中上层利益的统制派战胜了代表中下层利益的皇道派，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皇道派彻底失败，离开了历史舞台。在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起先从“左”的角度攻击现存社会，但败给了社会党，之后改而右转，取得成功，把意大利引上了法西斯之路。在世界历史中，普遍出现了法西斯右翼战胜法西斯左翼的现象。问题可能出在极端民族主义上。法西斯左派主张他们的“社会主义”，但同时又反对国际主义，甚至在理论上坚持社会主义只能在民族范围内实施、不可能越出民族范围的观点，但最后被极端民族主义击倒。可见，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思潮，很容易走向灾难。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可以否认民主，实施独裁，可以淡化社会主义，可以越出国界，践踏别国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