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投林德伯格的票或投战争的票

一九四〇年六月至一九四〇年十月

恐惧主宰了记忆，一种永久的恐惧。当然，童年总免不了会有惊恐。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如果林德伯格没有当上总统，如果我不是犹太人的后裔，还是小男孩的我会不会少受些惊吓。

第一波冲击发生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共和党在费城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国际飞行英雄查尔斯·A.林德伯格[1]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当时，我父亲三十九岁，是个保险经纪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每周挣的钱五十美元不到一点，足以按时交付基本的账单，但剩下的就不多了。我母亲三十六岁——她曾想上师范学院，却因费用问题而没上成。高中毕业后，她住在家里，在外当办公室秘书。她操持家务很有能力，父亲每星期五把挣来的钱交给她，在经济大萧条最拮据的日子里，她总是精打细算，不让我们感到穷困。我哥哥桑迪，十二岁，上七年级，是个有绘画天赋的神童。我提前一年入学，才七岁已读三年级。我是个初级集邮者，像数百万孩子一样，这个兴趣是由我国最杰出的集邮家罗斯福总统激发起来的。

我们住在一幢两户半式小房子[2]的二楼。房子坐落在一条绿树成行的街道上，街两旁的木结构房子都有红砖门廊，每个门廊都有三角屋顶，门廊前面有个小院子，四周用修剪得矮矮的树篱围起来。这个社区名叫威夸希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未开发的纽瓦克西南端的农田上建起来的。有六七条街道以美国西班牙战争中的海军常胜司令官们的名字命名，颇为威风。当地的电影院则冠以罗斯福的远房堂兄、当过第二十六届美国总统的那个罗斯福的名字。我们的街道名为顶峰大道，坐落在威夸希克的小山顶。这座小山和港口城市的其他山丘一般高，异乎寻常地比该市北边和东边感潮含盐沼泽地和深水港湾的水平面高出一百英尺。深水港湾在飞机场正东，绕过贝约讷半岛上的油罐，与纽约湾汇合，流经自由女神像，注入大西洋。从我们卧房的后窗西望，我们有时可以看见远至沃特羌群山模糊林木线的内陆。这一低矮山脉的周围，有大庄园，有人口稀少、富裕的近郊村落。这个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最远边缘离我们家大约八英里，其南边隔一个街区是劳工阶级聚居的希尔赛德，镇上人口绝大多数是非犹太人。希尔赛德的边界标志尤宁郡的起始，那完全是另一个新泽西州。

在一九四〇年，我们是一个幸福家庭。我父母为人爽直热情、慷慨好客。他们的朋友要不是父亲的同事，要不就是和母亲一起协助组织了新建的法官大道学校家长—教师协会的女士，我哥哥和我就是该校的学生。所有人都是犹太人。社区的男人或有他们自己的生意——当地糖果店、食品杂货店、珠宝店、服装店、家具店、加油站和熟食店的老板，或是纽瓦克—欧文顿铁路沿线的小型工业作坊的主人，或是个体经营的管子工、电工、房屋油漆工和锅炉工，或是像我父亲那样的“步兵”推销员，每天出门到街道上、到人家里去兜售货品，挣点佣金。犹太医生、律师们以及在商业区开大公司的成功商人们，都住在由法官大道山丘东坡分叉出去的各条街道的单家庭式房子里，离威夸希克公园较近。这个三百英亩大的公园，绿草如茵，树木葱茏，风景秀丽，有可划船的湖、高尔夫球场和挽车赛马跑道。它把威夸希克这个区域与其东边的二十七号公路及宾夕法尼亚高架铁路沿线的工厂和货运站隔开，与其东边迅速发展的机场隔开，与其东边美国的最边缘隔开——人们在纽瓦克湾码头和仓库卸下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在这个社区的西侧，我们居住的不挨着公园的那一侧，偶尔有个教师或药剂师会来住住，我们的近邻少有专门职业者，但肯定没有富裕的企业家或制造商家庭。男人们一周要工作五六十甚至七十或更多的钟头；女人们更是整天工作，当时还没有什么器械可以帮忙减轻劳动量，她们得洗衣服，烫衬衫，补袜子，整领子，缝扣子，给毛织物做防蛀处理，给家具上光，打扫擦洗地板，擦洗窗子，清洁水池、浴缸、马桶和炉子，给地毯吸尘，照顾病人，买菜，做饭，给家人喂饭，收拾壁柜和抽屉，监督粉刷和房屋修理工作，安排参加宗教活动，付账单，保存好家里的藏书，同时要关心孩子们的健康、衣着、整洁、学习、营养、表现、生日、纪律和精神面貌。有少数妇女在附近商业街自己家开的店铺里和丈夫一起做买卖，他们的大孩子们放学以后和星期六会来帮忙：送定货，照管库存，打扫卫生。

对我而言，识别和区分我们社区的是职业，而远非宗教。社区里没有人留胡子，或穿陈旧的旧大陆式的衣裳，我和我童年好友经常游荡的地方，不论是户外或室内，都没有人戴无檐便帽。成人们不再处处警觉。即使他们认真地留心观察四周，那观察的神态也不再是直愣愣的、让人一下子看得出来的。除年长一点的店主如裁缝、犹太熟食店肉商外——还有势必要与其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有病和衰老的祖父母们也除外——在这邻近地区已几乎没有人说话会带口音。一九四〇年之前，在新泽西州最大城市西南角的犹太家长及其孩子们彼此说的是美国英语，听来更像在阿尔图纳和宾厄姆顿[3]说的语言，而不像哈得孙河对岸五大行政区的犹太人所说的广为人知的方言。希伯来语字母用模板印在肉店的橱窗上，刻在社区小犹太教堂的门楣上，可除了在墓地外，人们的目光很少会关注祈祷书所用的字母了。人们的目光会落在熟悉的本土语言的字母上，几乎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出于可以想象的或高或低的目的在使用着这种语言。在街角糖果店前面的街头报摊上，买《赛马小报》的人要比买希伯来文日报《向前》的多上十倍。

以色列当时尚未建国，六百万欧洲犹太人仍继续生存着。对我而言，和遥远的巴勒斯坦（一九一八年胜利的协约国瓦解被灭的奥斯曼帝国，其后受英国委任统治的最后一个边远省份）相关的本土事物总是很神秘。当一个留着胡子、从不见其不戴帽子的陌生人，每隔几个月，在天黑后，用结结巴巴的英语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而募捐的时候，我，一个并非愚昧无知的孩子，却完全不知道此人在我们的国土上干什么。我父母常给我或桑迪几个硬币，叫我们投入他收钱的盒子，我总是寻思，这是出于仁慈的赏赐，是为了不伤害一个可怜老人的感情。年复一年，这老人的脑子看来总是想不明白，我们三代人已经有自己的祖国了。每天早晨我在学校对着国旗背诵效忠誓词。在集会活动中我和我的同学们歌唱祖国的奇迹。我热衷于庆祝国庆日，并且从不质疑我对七月四日烟火、感恩节火鸡和扫墓节连续两场棒球赛的喜好。我们的祖国就是美国。

后来共和党人提名林德伯格，一切就都变了。

有近十年时间，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林德伯格在我们社区也是一个大英雄。他驾驶“圣路易精神号”微型单翼飞机，用三十三个半小时完成了从长岛至巴黎的直达单人飞行。无巧不成书，正是一九二七年春天他结束飞行的那一天，我母亲发现自己怀上了我的哥哥。因此，这位以冒险精神震动了美国和世界、其成就预示了不可想象的航空业发达未来的年轻飞行员，竟在家庭掌故画廊上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对孩子而言，这些家庭掌故是第一部与其紧密结合的神话。这神秘的妊娠与林德伯格的英雄主义结合在一起，给了我母亲一种近似神圣的殊荣，对她而言，这等于是一个伴随她第一个孩子的肉身而来的全球性圣母领报。桑迪后来用一幅描绘这两个光辉事件同时发生的图画来记下这个时刻。在这幅画上——他九岁时画的，无意中带上了苏联招贴画艺术的味道——桑迪想象她在离我们家几英里远的地方，置身于宽街和市场街街角的欢乐人群之中。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女子，身材苗条，一头黑发，满面笑容，兴高采烈。令人惊异的是，她单独一个人，站在该市两条最繁忙的通衢大道的十字路口，系着一条有花卉图案的厨房围裙，一只手伸展开横放在围裙前面，其臀部宽度给人以尚为小姑娘的假象。人群中，她独自一人，用另一只手指向空中的“圣路易精神号”，这架飞机正引人注目地通过纽瓦克市中心的上空，而就在此时此刻，她意识到，她怀上了桑福德·罗斯，对一个人来说，这个业绩的辉煌并不亚于林德伯格的成功。

一九三二年三月，查尔斯和安妮·莫罗·林德伯格[4]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在新泽西州乡村霍普韦尔隐蔽的新房子里被绑架，二十个月前他的诞生曾是全国性的喜庆事件。那年，桑迪四岁；我，菲利普，尚未出生。大约十个星期后，在几英里外的树林里，这个男孩腐烂的尸体被偶然发现。那孩子不是被蓄意谋杀，就是给意外害死的。他是被人暗中从儿童床里攫走的，当时还裹着被子。他从二楼育儿室的窗户被抱出去，沿着临时搭的阶梯下到地面。当时他的保姆和母亲都在另一间屋里忙着傍晚照例要干的事情。这起绑架和谋杀案的审讯在新泽西州弗莱明顿举行，一九三五年二月裁定三十五岁的德国前罪犯、与其同样来自德国的妻子居住在布朗克斯的布鲁诺·豪普特曼有罪。审讯期间，这名世界上首位单独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的大无畏精神为苦难所渗透，这种苦难把他变为一个堪与林肯相比的殉道巨人。

审讯结束后，林德伯格夫妇离开美国，希望暂时移居国外保护他们的新生儿免受伤害，并使他们所渴求的隐私权能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这家人迁居至英国的一个小村庄，从那里，林德伯格以平民的身份开始前往纳粹德国旅行，结果使他变为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坏蛋。在他五次访德过程中，他得以亲自去熟悉德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受到空军元帅戈林[5]的奢华款待，接受以元首名义隆重颁发的勋章，甚至相当公开地表示对希特勒的崇敬，称德国为世界上“最有趣的国家”，称其领袖为“伟人”。而所有这些兴趣和颂扬都伴随希特勒的一九三五年种族法律而来，这些法律否定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社会和财产权，取消了他们的公民资格，禁止他们与雅利安人通婚。

一九三八年我开始上学时，林德伯格的名字就如神父库格林[6]每个礼拜日的无线电广播一样，在我们家激起一种同样的愤慨。库格林是底特律地区的神父，主持一个名为“社会正义”的右翼每周广播节目，其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在国家困难时期煽起了相当多听众的狂热劲头。时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八个世纪以来欧洲犹太人最黑暗、最不祥的一年——德国纳粹策划了现代史上最残酷的大屠杀，即所谓的“碎玻璃之夜”：犹太会堂被焚烧，犹太人住宅和商店被破坏，那一夜预示着最骇人听闻的未来，成千上万名犹太人从他们的家里被强行拖走，被转移到集中营。当时有人建议林德伯格，作为对一个国家对其本国人所干的这种史无前例的残暴行径的回应，他应该考虑退回由空军元帅戈林代表元首颁发给他的饰有四个纳粹党徽的金十字架勋章，但他没有这样做，理由是公开退回德国秃鹰服务十字勋章会造成对纳粹领袖们的“不必要的侮辱”。

林德伯格是我晓得憎恨的第一个健在的美国名人——罗斯福总统则是我被教会要热爱的第一个健在的美国名人——所以一九四〇年他被共和党提名与罗斯福竞选总统这一事件，史无前例地侵犯了个人安全的巨大权益，作为与世界和平相处，在美国、在一座美国城市、在美国一所学校的美国家长的一个孩子，我将这种权益视为天经地义。

仅能与之相比的威胁来自大约十三个月前。当时，我父亲作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纽瓦克办事处的经纪人，竟在经济大萧条的最糟糕时期一直保持很高的销售额，因此被晋升为助理经理，将在我家以西六英里开外的尤宁郡该公司办事处管理多名经纪人。我所知道的尤宁郡的唯一特色是那里有一家可驾车而入的露天电影院，即使下雨电影也照放不误。我父亲如果接受这份工作，公司希望我父亲及其家人能住到那里去。作为助理经理，我父亲很快就可以挣到七十五美元周薪，今后几年一星期还可挣到一百美元，在一九三九年，对我们这种状况的人而言，这可是一笔巨款。由于经济萧条，在尤宁郡单家庭式房子的售价很低，只需几千美金，我父亲就能实现他在纽瓦克分租的房子里、在穷困中长大时就萌发的梦想：当一名美国房主。“业主的骄傲”，这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一句话，体现了像他这种背景的男子有如面包一样实际的思想，他不是要跟社会竞争，也不是要做摆阔性的消费，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男子汉，他得当个房主。

唯一的不利条件是，由于尤宁郡像希尔赛德一样，是一个非犹太人的劳工阶级小城，我父亲很可能将是其三十五名成员办事处的唯一犹太人，我母亲将是我们街上唯一的犹太女性，桑迪和我将是我们学校仅有的犹太学生。

我父亲获得晋升后的星期六——这一晋升，最重要的是，回应了经济萧条时期一个家庭对除日常开销外有小小经济冗余的热望——午饭后我们一家四口去尤宁郡转了一圈。我们去了那里，我们在居民区街道驾车东跑西颠，瞪眼看那些两层楼房子——虽然它们并不完全相同，然而，每一所房子都有装着纱窗的前门廊，有割得平整的草坪，有一丛灌木，有一条通往单辆车库的煤渣车道，都是不很大的房子，但比我们的两卧室公寓房还是有更多的空间，看起来就好像有关美国社会中坚小城镇的电影里的小白房子——可我们一到了那里，我们有关我家升至有房阶级的盲目乐观，不难预料地，便为有关基督教慈善范围的忧虑所替代。我父亲问道：“你怎么想，贝丝？”通常都精神饱满的母亲回答得热情洋溢，可连小孩子也明白，她那热情是装出来的。即使像我这样年幼，我也能推测出为什么：因为她在想：“我们的房子将是‘犹太人住的’房子。这将又像在伊丽莎白一样。”

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当我母亲在她父亲的食品杂货店楼上被养育成人时，是一个只有纽瓦克四分之一大的工业港口。那里绝大多数是爱尔兰劳工阶级及他们的政客，在这城里许多教堂的周围过着严格的教区生活。尽管我从未听到母亲抱怨她在伊丽莎白度过的少女时代受过明显的歧视，但直至结婚并迁居纽瓦克的犹太新社区之后，她才发现自己有了自信心，从而使她先当上了家长和教师联谊会的“年级母亲”，后又当上家长和教师联谊会副主席，主持开办幼儿园母亲俱乐部，最后当上了家长和教师联谊会主席，并在特伦顿出席有关小儿麻痹症的会议后，提议把每年一月三十日罗斯福总统的生日定为“一角银币的进军”[7]舞蹈日，为纽瓦克的大多数学校所接受。作为一个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到一九三九年春，她已经进入第二个成功之年，正在支持一名敏锐的年轻社会学教师将“直观教育”带进校长阁下的各个课堂。可现在，她不禁预见到自己将失去她在顶峰大道当妻子和母亲所取得的所有成就。假如我们运气好，在正处于春天最佳时刻的尤宁郡任何一条街上买下并搬入一座房子，不仅她的地位将降回她在爱尔兰天主教的伊丽莎白城的状况——她是一名犹太移民杂货商的女儿，是在那里长大的——而且，更糟的是，桑迪和我将不得不又像她那样作为社区的外来人度过一个画地为牢的青少年时代。

不管我母亲的心情，我父亲尽其所能，要让我们保持高涨的情绪，称赞一切看来是那么干净、保持得那么好，提醒桑迪和我说，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们俩不必再合睡一个小卧房，合用一个壁柜。他又解释付房子贷款胜于付房租的原因——这堂基础经济学课在他见到红灯必须停车时突然中断了，那红灯就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角、有公园般环境的饮酒处旁边。在绿叶葱茏的树木阴凉处有几张绿色的野餐桌。这是个晴朗的周末下午，侍者们身穿饰有穗带的白色外套，端着放有酒瓶、水罐和盆子的托盘，敏捷地来回走动着。各种年龄的男子围坐在各张桌子旁，抽烟卷、烟斗和雪茄，用高脚大酒杯和有柄大陶杯大口地喝着。还有音乐——一个肥壮的小矮个男人正在拉手风琴，他穿着短裤、高统袜，戴着一顶饰有一根长羽毛的帽子。

“狗娘养的！”我父亲说，“法西斯杂种！”接着红灯变为绿灯，我们往前开，默默地看着那栋他即将有机会在那里每周挣五十多美元的办公楼。

那天晚上上床睡觉时，我哥哥向我解释了父亲失控，当着他孩子的面大声地骂骂咧咧的原因：城中心那个有着欢乐气氛、安适自在的露天场地被称为啤酒花园。这个啤酒花园与德美同盟会有某种关系，而德美同盟会又与希特勒有某种关系，而希特勒，不用对我多说，干了迫害犹太人的所有勾当。

排犹主义的酒精饮料。这就是我所想象的，那天在啤酒花园里，他们一个个都开怀畅饮的东西——似乎到处都是纳粹分子，把反犹之酒一品脱接一品脱地像服用万能药一样地喝下去。

我父亲得请上午半天假前往纽约的总部办公室——在那座高楼的顶部饰有公司引以为傲地称为“永不灭之光”的灯标——告知经销处主管人，他不能接受这次他向往已久的晋升。

“这是我的错。”父亲刚在吃晚饭时说起麦迪逊大道一号十八楼所发生的事情，我母亲就马上说。

“谁也没有错，”我父亲说，“我离开前解释了我要讲的话，我走过去，我说了，就这样。我们不搬去尤宁郡了，孩子们。我们就待在这儿了。”

“他表示什么了吗？”我母亲问道。

“他听我把话讲完。”

“后来呢？”她问道。

“他站起来和我握手。”

“他没有说什么话？”

“他说：‘祝你好运，罗斯。’”

“他生你的气呢。”

“哈切尔是位老派绅士。身材魁梧，身高六英尺，看起来像个电影明星。六十岁了，却非常健康。贝丝，有些人是做事的，他们犯不着浪费时间来跟像我这样的人生气。”

“那现在怎么办？”她问道，其意思是他跟哈切尔见面的结果，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是好的，而可能是不吉利的。我想，我明白为什么。只要努力，你就能干——这是双亲教导我们的道理。在晚餐桌上，我父亲会对他年幼的儿子们一再重复说：“如果有人问‘你能干这件事吗？你应付得了吗？’你就对他们说‘绝对干得了’。当他们发现你干不了的时候，你已经学会了，这工作就是你的了。天晓得，说不定这就是你的终身机会。”可在纽约，他自己却根本没有这样去做。

“老板说什么了？”她问他。“老板”是我们一家四口用来称我父亲纽瓦克办公室的经理萨姆·彼得弗罗因德的。当年，大学和专科学校不公开的配额把招收犹太学生的名额压到最低，大公司不受质疑地歧视犹太人，不给予重要的升迁，成千上万社会组织和公共机构严格限制犹太成员名额，在这种状况下，只有很小一部分犹太人能在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取得经理地位，而彼得弗罗因德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抬举你的人，”我母亲说，“他觉得如何呢？”

“知道我回去后他对我说些什么了？知道关于尤宁郡办事处他说了些什么吗？那里都是些酒鬼。以酒鬼著称。事先他不想影响我的决定。如果这是我想要的，他就不愿挡我的道。众所周知，那些经纪人上午工作两个钟头，其余时间就泡小酒馆，或更差劲。我，一个新来的犹太人，新来的犹太大老板，得进那地方，那些非犹太人还得为我卖命工作。我得进那地方，把他们从酒吧间地板上拖起来。我得进那地方，提醒他们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负有责任。唉，儿子们啊，我为他们着想，可他们怎能喜爱我呢。你们可以想象他们会在我背后叫我什么。不，我在这里要好得多。我们会好得多。”

“可你不听从他们，公司会解雇你吗？”

“亲爱的，我做了我所做的。这就结了。”

但她不相信他告诉她的老板说的那些话；她认为，他在编造老板说的话，好让她不再因不肯把孩子们迁居一个非犹太人镇——德美同盟会的安全港——因而也使他错过一个终身机会而责备自己。

一九三九年四月林德伯格夫妇回国恢复他们在美国的家庭生活。仅数月后，在那年九月，已经兼并奥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希特勒又侵略并征服了波兰，法国和英国以向德国宣战作为回应。当时，作为陆军航空兵团上校，林德伯格又被起用，开始为美国政府周游全国，就发展美国飞机制造业及扩大武装部队的空军联队并使之现代化进行游说。希特勒迅即占领丹麦、挪威、荷兰和比利时并几乎打败法国，这个世纪的第二次欧洲大战正战况激烈，这位航空兵团上校给自己的使命添加了阻止美国介入战争、不向英国和法国提供任何援助的目标，从而使自己成了孤立主义者们的偶像——以及罗斯福的政敌。他与罗斯福之间原已存在强烈敌意，而现在他在大型公众集会上、在广播网上和在通俗杂志上公开宣告，总统正在误导国家，他说是要保障和平，却在暗地里煽动并策划我国进入武装争夺。共和党某些人开始扬言，林德伯格是一个具有魔力击败“白宫战争贩子”、使之不能连任三届的人。

罗斯福越是给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军火禁运、放宽本国中立地位的限制以防英国被击败，林德伯格就变得越发率性行事，直至终于在得梅因向满堂欢呼喝彩的支持者发表了著名的广播演说，声称“促使本国走向战争的最重要集团”之中的一个集团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并将此集团或称为“犹太人”，或称为“犹太族”。

“没有一个诚实而有眼力的人，”林德伯格说道，“今天在这里可以旁观他们的拥护战争政策却看不见这种政策既对我们也对他们存在的危险。”接着，他用显而易见的坦率态度补充道：

少数有远见的犹太人认识到这一点并挺身反对介入。但大多数人尚未有这种认识……我们不能指责他们寻求他们所相信的自身利益，但我们也应该寻求我们的自身利益。我们不能允许其他种族与生俱来的欲念和偏见把我们的国家引向毁灭。

次日，这一引起林德伯格的艾奥瓦听众一片叫好声的指控遭到了自由派记者们、罗斯福的新闻秘书、犹太机构和组织，甚至共和党内纽约地区检察官杜威、华尔街公用事业律师温德尔·威尔基（两人均可能获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强烈谴责。来自民主党内阁成员如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8]的批评是如此严厉，以致使林德伯格放弃了陆军上校的后备军衔，不再在罗斯福手下做总司令。但美国第一委员会，这个领导反介入之战、基础极为广泛的组织，却继续支持他，他仍然是该组织力争中立论战中最受欢迎的新生力量。林德伯格说，犹太人“对这个国家的最严重威胁在于他们在我们的电影、我们的报刊、我们的广播和我们的政府方面拥有很大的所有权和影响力”。对第一促进会的很多成员而言，他的这一论点是无可争辩的（即使有事实也无可争辩）。当林德伯格骄傲地写下“我们的欧洲血统遗传”，当他警告要反对“外来种族的稀释”和防止“劣等血统的渗透”（都是出现在那些年日记上的话语），他是在记录他个人的坚定信仰，而美国第一委员会相当一部分普通成员及一批狂热的支持者都赞同其观点。像我父亲这样一个痛恨反犹主义的犹太人，或像我母亲这样一个对基督徒根深蒂固地不予信任的犹太人，根本无法想象林德伯格的观点竟会风行整个美国。

一九四〇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四的晚上，我哥哥和我去睡觉了，起居室里的收音机在响着，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还有我们的堂兄阿尔文在一起听来自费城的实况报导。六次投票之后，共和党仍然选不出一个总统候选人来。林德伯格的名字只被一名代表提到，他没有出席或被期望出席大会，因为他在中西部一家工厂有个秘密工程会议，那家工厂在设计一种新型战斗机，他是那里的顾问。当桑迪和我上床睡觉时，代表大会仍然在杜威、威尔基以及两个有权势的参议员——密歇根州的范登堡和俄亥俄州的塔夫脱——之间举棋不定，看来并不像一桩可由前总统胡佛或州长艾尔夫·兰登这样的党内大亨随时迅即调停的幕后交易。胡佛在一九三二年罗斯福的压倒性胜利中被赶下台，四年后罗斯福以历史上最大的压倒优势击败兰登，使兰登蒙受更多的羞辱。

因为这是这年夏天第一个闷热的夜晚，每个房间的窗子都开着，桑迪和我在床上不禁继续听着自家起居室内的收音机、底楼人家开着的收音机以及我们左邻右舍和对过人家的收音机——因为分隔各座房子的通道的宽度只能供一辆汽车出入——播送出来的大会进展情况。这还是窗上冷气机之声超过社区暑热之夜喧闹声之前很久的事情，所以这广播之声覆盖了从基尔大道到法官大道的整个地段——住在这个地段三十多座两户半式的房子里的，或住在法官大道街角那座新盖的小公寓楼房里的，没一个共和党员。只要罗斯福名列选票的顶端，在像我们街一样的街上的犹太人都只投民主党的票。

可我们是两个小孩儿，不管不顾地就睡着了，如果林德伯格不在凌晨三点十八分出人意料地进入了代表大会会场（共和党员们的第二十次投票又陷入了僵局），我们要到早晨才会醒来。这个瘦削、颀长、英俊的英雄，一个身子轻巧、模样像运动员的男子，还不到四十岁，穿着飞行服，仅几分钟之前才把他自己的飞机降落在了费城机场。一见到他，那些疲惫不堪的与会者就像受到了拯救一般，一股兴奋激动的浪潮推着他们站立起来，呼喊：“林迪！林迪！林迪！[9]”荣耀时刻持续达三十分钟，大会主席也不予打断。在这出自发的伪宗教戏剧成功上演的背后，北达科他州国会参议员、右翼孤立主义者杰拉尔德·P.奈[10]搞了个阴谋诡计，他机敏地把明尼苏达州小福尔斯城查尔斯·A.林德伯格的名字放进了提名单，国会中两名最保守的成员——蒙大拿州众议员索科尔逊和南达科他州众议员蒙特——随之赞成提名。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凌晨四点整，共和党在欢呼鼓掌声中选定这个偏执的家伙为总统候选人，此人曾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听众谴责作为“其他种族”的犹太人利用他们的巨大“影响……把我们的国家引向毁灭”，而不是真诚地承认我们是公民中的少数，我们的基督徒同胞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从整体来看，宗教偏见阻挠我们取得公共权力，而我们对美国民主原则的忠诚确实不亚于一个阿道夫·希特勒的崇拜者。

“不！”这个字把我们惊醒了。这个街区每一所房子里的男人们都响亮地喊出了：“不！”不能这样。不。不能让他当美国总统。

不一会儿，我哥哥和我就又和家里其他人一起听无线电广播，没有人想到要叫我们回床睡觉。天气很热，我端庄的母亲在她薄薄的睡衣外套了一件睡袍——她也已入睡，被喧闹声所吵醒——她坐在沙发上我父亲旁边，她用手指捂住嘴，仿佛在努力让自己不要犯恶心。我的表兄阿尔文此时再也坐不住，开始在这间十八英尺长、十二英尺宽的房间里，以与一个复仇者相符合的速度和力度踱步，这名复仇者正要出门搜查那城市，去把他的劲敌干掉。

那一夜的愤怒真的是个吼叫的锻铁炉，是拿住你并把你像钢铁一样扭曲的熔炉。当林德伯格在费城讲坛上默默站着、听着自己又一次像国家的救星一样被欢呼喝彩时，这愤怒没有平息下来；当他发表接受其政党提名、同时受权要使美国不卷入欧战的演说时，这愤怒也没有平息下来。我们都诚惶诚恐地等着听他向代表大会重复他对犹太人的恶毒诋毁，尽管他没有这样做，但对人们的情绪来说没有什么两样，清晨近五点钟，愤怒把我们街区的所有家庭都引向了街头。我认识的所有家庭以前全都只穿白天的服装，可在这个黎明时分，大家都穿着睡衣睡裤，外面套着浴袍，脚穿拖鞋来回打转，好像是一场地震把他们轰出了家。而最使一个小孩儿感到震惊的是那种愤怒，是那些我所认识的人们的愤怒。他们有的是无忧无虑的爱说笑者，有的是养家糊口的人，他们不大讲话，尽自己的本分，整天在疏通排水管，或维修炉子，或零售苹果，到晚上就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在起居室的椅子上入睡。他们是一些平凡的人，碰巧成了犹太人，此刻正对着大街愤怒吼叫，不顾得体与否地谩骂诅咒，猛然间又冲回那悲惨的斗争，由于前一代人得到天佑而迁徙，他们以为他们的家庭已经摆脱了这种斗争。

我会想象林德伯格在接受提名演说中没有提到犹太人是一个有希望的好兆头，说明致使其放弃军衔的抗议使他有所收敛，或是他在得梅因演说后改变了主意，或是他已经把我们忘记了，或是他内心完全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被不可变更地托付给了美国——他知道爱尔兰对爱尔兰人仍然很重要，波兰对波兰人仍然很重要，意大利对意大利人仍然很重要，但我们对那些从不欢迎我们进入或我们从不打算回去的旧大陆国家，不论在感情上或其他方面，我们仍都没有效忠感。如果我能用这么多话来思忖这一时刻的含义，这就可能是我所思忖的内容。但走上街头的那些人想得不一样。林德伯格没有提到犹太人，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种花招，一场旨在既让我们闭嘴又使我们丧失警惕的欺骗运动的开端。“希特勒在美国！”街坊邻里们叫喊着，“法西斯在美国！纳粹冲锋队员在美国！”在他们通宵未睡之后，在他们开始零零落落地回家之前（所有的收音机都还在喧响），我们的这些困惑不知所措的长者没有什么不可想的，在我们的听觉范围内，没有什么不可大声说出来的，回家后，男人们刮胡子，穿衣裳，抓上一杯咖啡，然后去上班；女人们给孩子穿衣服、喂饭，准备好干一天的活儿。

罗斯福得知他的对手是林德伯格，而不是深得民心的参议员塔夫脱，也不是像杜威这样敢作敢为的检察官、像威尔基这样英俊玲珑的名律师后，以其强有力的反应振奋了每个人的精神。当他凌晨四点醒来被告知这一新闻时，据说他在其白宫睡床上预言道：“此事结束之时，这个年轻人不但要为他从政，而且要为他曾学过飞行感到懊悔。”于是他立刻又酣睡了——翌日这样流传的故事为我们带来了安慰。在外面大街上，当大家能想到的只是我们的安全由于这种不公正的公开侮辱而面临威胁时，说也奇怪，人们忘了罗斯福，忘了他是反对迫害的保障。林德伯格被提名所引起的绝对惊骇激活了一种过时已久的缺乏保护之感，这种感觉与基什尼奥夫和一九〇三年集体迫害事件[11]相关，与三十七年后的新泽西州更加相关，因此之故，他们忘了罗斯福任命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12]为最高法院法官，遴选亨利·摩根索[13]为财政部长，忘了亲密的总统顾问、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14]，忘了罗斯福夫人、伊克斯和农业部长华莱士这三个人就如总统本人一样，都是犹太人的朋友。我们有罗斯福，我们有美国宪法，我们有人权法案，我们有报纸，美国的自由新闻舆论。连共和党的《纽瓦克新闻晚报》也发表社论，提醒读者注意林德伯格的得梅因演说，公开质问他被提名是否明智。新左派纽约通俗小报《午后报》（五分钱一份，我父亲下班后连同《纽瓦克新闻晚报》一起带回家来，其口号为“《午后报》反对欺侮他人之人”）在其一篇很长的社论以及多则新闻报道和专栏里，实际上在其三十二个版面的每一版上，都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共和党，其中包括由汤姆·米尼和乔·卡米斯基主持的体育版上的反林德伯格专栏文章。该报头版登了一幅林德伯格的纳粹勋章的大照片，其《每日图片杂志》声言刊登其他报纸忌讳的照片——那些引起争议的搞私刑处死的暴民和铁链帮[15]、挥舞棍棒的罢工破坏者、美国监狱内非人道状况的照片——一页接一页地展示这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九三八年的纳粹德国之行，其高潮是一整版他的照片、挂在其脖子上那枚臭名昭著的勋章的照片以及与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领袖赫尔曼·戈林握手的照片。

星期日晚上，我们等着喜剧广播节目之后、九点钟沃尔特·温切尔[16]的出场。当他出场并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轻蔑地说出我们想要他说的话时，房子之间通道那边忽然爆发出一阵掌声，仿佛这位著名的新闻界人物不是给远在哈得孙河这条大分水线那边的无线电广播室的墙隔开了，而是就在我们中间，他在愤怒抗争，他的领带给扯了下来，他的领扣儿没有系上，他的灰色浅顶软呢帽歪戴在后脑勺上，通过我们邻居厨房油腻桌布上的麦克风猛烈抨击林德伯格。

这是一九四〇年六月的最后一夜。白日热了一天之后，晚上变得够凉快的，可以舒服地坐在室内而不会出汗，但在九点一刻温切尔讲话结束后，我们的父母不禁想到外头去，一家四口一起来享受这美好的夜晚。我们只是打算在附近散散步就回来——然后我哥哥和我就去睡觉——可在我们去睡觉之前，已经近午夜了，对被父母兴奋情绪所感染的孩子们而言，此时要睡觉是不可能了。因为温切尔的大无畏战斗精神也把我们所有的邻居都给推到了门外，我们起初只打算趁夜色愉快地溜达一会儿，结果遇到了大伙儿的街区即兴派对。男人们从车库拖出了海滩上用的折叠椅，在车道口打了开来，女人们从家里拿来一罐罐柠檬汽水，孩子们中最幼小的在门廊与门廊之间来回乱跑，大一点的自成一伙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而这都因为一个继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后美国最有名的犹太人向林德伯格宣战了。

毕竟是温切尔。大家知道他的专栏启用了三点省略号——居然还神秘地合法化了——用三个点来分开每则与事实不相符的热点新闻。正是温切尔，他或多或少地最先倡导了这个主意：把如同大号铅弹丸般的含沙射影的流言蜚语射到轻信而易受骗的大众脸上——以此来败坏一些人的声誉，损毁一些名流，助长一些人的名气，促进或中断某些人的演艺生涯。正是他的独一无二的专栏通过辛迪加在全国数百家报纸上登载，他的周日晚上的一刻钟是全国最受欢迎的新闻节目，连珠炮般的温切尔演讲风格、好斗的温切尔犬儒主义给每一条独家新闻添加了揭露黑幕的轰动气氛。我们称赞他是无所畏惧的局外人和机灵狡黠的知情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17]的好友，也是犯罪集团成员弗兰克·科斯特洛的邻居和罗斯福核心集团的知己，有时甚至还是应邀去白宫边喝酒边逗总统高兴的客人——一个消息灵通的街头斗士和城中强硬汉，他的敌人怕他，他站在我们一边。生在曼哈顿的沃尔特·温切尔（又名温斯切尔）由纽约沃德维尔综艺表演[18]舞蹈演员改行为初出茅庐的百老汇专栏作者，把新的通俗日报的最粗俗读者的喜好具体化，用此手法赚了大钱。然而，还在希特勒发迹之前，在新闻界任何人有先见之明或有胆气同他们较量的很久之前，法西斯分子和反犹分子就已然成了他的头号敌人。他已经给德美同盟会贴上了“鼠粹分子”的标签，在广播中和报刊上对其首领弗里茨·库恩[19]像对外国间谍一样穷追不舍。而现在——在罗斯福的笑话、《纽瓦克新闻晚报》的社论以及《午后报》的痛斥之后，沃尔特·温切尔只需向其周日晚上三千万听众揭露林德伯格的“亲纳粹哲学”，指出林德伯格总统候选资格是对美国民主制度从未有过的最严重威胁，就可以让顶峰大道这条小街上的所有犹太家庭又能像美国人一样享有安全、自由、受保护的公民的生命活力和高昂精神，而不至于像从疯人院逃出来的病人一样，穿着睡衣就往外跑。

我哥哥在整个社区以“啥都能画”著称——自行车、树、狗、椅子、像莱尔·阿布纳这样的漫画人物等等——尽管他后来的兴趣是画真的人脸。放学之后，不论他在哪里拿着一大本螺旋芯拍纸簿和自动铅笔坐下来，孩子们常会围着他看他画。围观者会情不自禁地叫起来：“画他，画她，画我。”桑迪往往接受他们的劝勉，只要能阻止他们在他耳朵边吼叫就行。他的手始终不断地工作，他往上看看，往下看看，又往上看看，往下看看——你瞧，某某人就活现在纸上了。大家都问他有什么诀窍，你是怎么弄的，仿佛寻根问底——仿佛把魔法公开——或许有助于发现绘画绝招似的。桑迪对所有这些打扰的回答是耸一耸肩或笑一笑：画得好的诀窍是他本性是一个安静、认真、不夸耀的男孩。力求专心致志，按人们的要求把他人画得栩栩如生，他无论到哪儿都能做到，但对他核心优势的客观因素似乎并不起作用，天生的谦恭谨慎才是他的高强之处，后来他因此而避难脱险。

在家里，他不再从《科里尔》周刊上临摹插图或从《瞭望》周刊上临摹照片，而是从一册美术指南研究人体。他在为学生举行的植树节海报比赛中赢得这本书，这次比赛与全市范围的植树活动同时进行，主办单位是公园办事处和公共房地产部。甚至还有个颁奖仪式，他和绿化局局长班沃特先生握了手。他得奖的海报是根据我的集邮册中一枚纪念植树节六十周年、面值两美分的红色邮票设计的。这枚邮票在我看来特别美，因为在它两道竖的白色窄边之间可以看到一棵细长的树，其树枝在上端以弓形相接，形成一个棚架——直到这张邮票成了我的，我才能用我的放大镜细看它有别于其他邮票的特征，才明白这“棚架”的意思被吸收来做我们熟悉的节日的名字[20]。（这个小放大镜，连同一本有两千五百枚邮票的集邮册，一把邮票镊子，一个邮票齿孔测量仪，粘贴邮票的胶水纸，一个名叫水印检验器的黑色橡皮盘，都是我父母送给我的七岁生日礼物。他们又加一角钱给我买了一本九十多页、名为《集邮手册》的小书，在书中“如何开始集邮”这个标题下，我着迷地读到这段文字：“旧的商业档案和私人信函常保留着已终止发行的邮票，价值甚大，所以你若有任何朋友住在旧房老屋并在其阁楼上存有此类材料，就设法把他们的贴有邮票的信封和包装纸弄到手。”我家没有什么阁楼，我们那些住平房和公寓楼的朋友家都没有阁楼，可在尤宁郡，在那些单家庭式房子的屋顶下就有阁楼——在一年前那个可怕的星期六，我们开车在这个镇上兜了一圈，我坐在汽车后座，可以看见每所房子的两侧都有阁楼的小窗，所以那天下午回家后我所想的都是秘藏在那些阁楼里的贴着邮票的旧信封和报纸包装纸上邮资已付的花饰邮票，想到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没有机会去“弄到”它们。）

植树节纪念邮票不同于名人肖像或名胜照片，却因体现了人类活动而魅力倍增，更重要的是，植树节是孩子们参加的活动：在这枚邮票的中央，一对看来约十岁或十一岁的男孩和女孩在栽种一棵树苗，男孩在用一把铲子挖土，女孩用一只手稳稳地抉着树坑上方的树干。在桑迪的海报上，男孩和女孩改变了位置，分别站在树的两旁，男孩画在右边，而不在左边，他穿着一条长裤，而不是短裤，他的一只脚踩在铲子上往地里使劲。在桑迪的海报上还有第三个孩子，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男孩，现在他是穿着短裤的。他站在后面，在树苗那边，拿着一把喷水壶准备浇水——就像我给桑迪当模特儿时拿着喷水壶的样子，穿着我上学穿的最好的短裤和高统袜。加上这个男孩是我母亲的主意，这样会有助于区分桑迪的艺术作品和植树节邮票——保护他不受到“抄袭”的指控——同时也赋予海报一种含有主题的社会内容，在一九四〇年，这种做法在海报艺术或其他任何艺术中还都不普遍，甚至连“尝试”这个理由也可能不为评委们所接受。

这第三个种树的孩子是一个黑人，促使我母亲建议加他的原因——除了给她的孩子灌输宽容这一公民美德外——是我的另一枚邮票，“教育家”这套邮票中崭新的、面值十分钱的一枚，这套邮票共五张，我是从邮局买来的，一共付了二十一分钱，花光了三月份我的每周五分的零用钱。每枚邮票都以在中央肖像画上方画有一盏灯为特色，美国邮政部称之为“知识之灯”，我却想起了阿拉丁的灯，因为《天方夜谭》中的男孩有神灯和戒指，还有两个魔仆，他要什么他们就给他什么。我要向魔仆要的是所有我最渴望得到的美国邮票：首先是著名的一九一八年面值二十四分的航空邮票，据说值三千四百美元，画面中央是一架飞机，一架陆军的“飞翔詹妮”[21]给印颠倒了；然后是一九〇一年泛美博览会邮票中著名的三枚，也都印错了，中间部分都颠倒了，每枚价值达一千多美元。

那套教育家邮票里那张绿色的、面值一分钱的，在“知识之灯”下面画着的是霍勒斯·曼[22]；红色的两分钱那张是马克·霍普金斯[23]；紫色的三分钱那张是查尔斯·W.埃利奥特[24]；蓝色的四分钱那张是弗朗西丝·E.威拉德[25]；褐色的十分钱那张是布克·T.华盛顿[26]，他是出现在美国邮票上的第一个黑人。我记得我把布克·T.华盛顿的邮票放进集邮簿后，给我母亲看这一套完整的五枚邮票是什么样的，然后我问她：“你认为将来邮票上会有犹太人吗？”她回答说：“也许吧——总有一天，会的。不管怎样，我希望如此。”事实上，要再过二十六年，才让爱因斯坦上了邮票。

桑迪省下他每周的二十五分零用钱（外加扫雪、耙草和洗家庭汽车挣来的钱），攒够之后就骑自行车到克林顿大道上供应绘画用品的文具店去，在几个月期间，买一支木炭画笔，然后是削铅笔用的砂纸板，然后是木炭画纸，然后是管状金属小玩意儿，他用来吹敷防止木炭模糊的细粒黏合剂。他有大钢夹，梅森奈特牌纤维板，提康德罗加牌黄杆铅笔，橡皮，写生簿，画纸——这些绘画用具他都存放在我俩卧房壁柜最下面的一只食品杂货店纸板箱内，我母亲清理东西时，他是不让她动的。他充满活力的严谨作风（得自我们母亲的遗传）和令人惊异的坚持不懈精神（得自我们父亲的遗传）只能增加我对我哥哥的敬畏，大家都认为，他将来是要做大事的，而大多数跟他一个年纪的孩子甚至都没法好好上桌吃个饭。我那时是个乖孩子，在家里和学校里都很听话——任性的性格基本上还没有动弹起来，要到后来才开始发作——总之当时我还太年幼，还不知道自己有一股愤怒的潜在力。我哪儿都不比他缺少不妥协的劲头。

十二岁生日时，桑迪得到一个用硬纸板做的大型黑色卷宗夹，它可沿着线缝折叠，附在上面的两段缎带可扎起来，为了扎牢，他把缎带打成蝴蝶结。一量这文件夹，约有两英尺长、一英尺宽，太大了，放不进我们卧室镜台的抽屉，也不能靠墙竖放在他和我合用的已经塞得满满的卧室壁柜里。家里同意他把它——连同他的螺旋芯写生簿——平放在他的床底下，他把他认为最好的图画存放在里面，第一幅就是他一九三六年创造性的大作，那幅我们母亲指着头顶上飞往巴黎的“圣路易精神号”的雄心勃勃的图画。桑迪有几张这名英雄飞行员的大幅肖像画，既有铅笔画，也有木炭画，收藏在了卷宗夹内。这些画是他集中整理出来的美国名流系列画的一部分，这系列画的侧重点是我们父母最尊敬的健在名人，如罗斯福总统夫妇，纽约市长菲奥雷罗·拉瓜迪亚[27]，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L.刘易斯[28]，小说家、一九三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她的肖像是他从她一本畅销书的封面上临摹下来的）。文件夹里有若干幅画是家庭成员的，其中至少有一半是我们祖母的，她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中唯一健在者，星期天我伯父带她到四处看看，有时就给桑迪当模特儿。在“德高望重”这个词的影响下，他画下他能看到的她脸上的每一道皱纹、她那苍老手指上的每一个疙瘩。个头小而健壮的奶奶坐在厨房里，“摆好姿势”——就像她一生跪着擦洗地板、为一个九口之家在煤炉上做饭一样忠于职守。

温切尔广播讲话后没几天，就我跟桑迪在家的时候，桑迪把文件夹从他床底下挪出来，拿到了餐厅。他在餐桌（招待“老板”及举行家庭特殊活动时专用）上打开它，小心地从保护每张画的透明描图纸里取出林德伯格的肖像画，铺排在桌面上。第一幅，林德伯格戴着他的飞行皮帽，两根未系的带子悬垂耳旁。第二幅，一副又大又重的护目镜从他眼睛上推到了前额，部分地遮住了飞行帽。第三幅，他没有戴帽子，除了那向远方地平线目不转睛地凝视的目光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飞行员。要判定此人之价值，正如桑迪画他的像，并不困难。一个有男子气概的英雄。一个勇敢的冒险家。一个力气超群、品行端正、泰然自若、毫不做作的人。他绝不是一个骇人的恶棍或威胁人类的家伙。

“他要当总统了，”桑迪对我说，“阿尔文说林德伯格会赢。”

他让我如此困惑而惊恐，我只好假装他是在开玩笑而笑了笑。

“阿尔文要到加拿大去参军，”他说，“他要去为英国反抗希特勒而战。”

“可没有人可以击败罗斯福，”我说。

“林德伯格可以。美国会变成法西斯。”

当时我们就在那具有威慑力的三幅肖像前一起站着。我在七岁之前从无如此严重的失落感。

“别告诉任何人我有这些肖像画，”他说。

“可妈妈和爸爸都已看到过了，”我说，“他们全看见了。大家都看到过。”

“我告诉他们我已把它们撕了。”

没有人比我哥哥更诚实的了。他沉默寡言并非因为他不坦率或不老实，而是因为他从来犯不上表现恶劣，所以也没有什么要遮遮掩掩的。但现在某种外来因素改变了这些肖像画的意义，使它们成了它们本非如此的东西，所以他告诉父母说他把它们撕了，也就使他自己成了他本非如此的人。

“要是他们发现这些画……”我说。

“他们怎么会发现呢？”他问道。

“我不知道。”

“对，”他说，“你不知道。只要闭上你的小嘴，谁也不会发现任何东西。”

我听从了他的话，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我拥有的年代第三久远的美国邮票——我不可能去撕掉又扔掉——是一九二七年发行的纪念林德伯格越洋飞行、面值十分钱的航空邮票。这是一张蓝色邮票，其长度约为其宽度的两倍，中间部分的图案——那架往东越洋飞行的“圣路易精神号”，在桑迪为纪念母亲怀上他而作画时成了模特儿。邮票左侧靠近白边的地方是北美海岸线，“纽约”之名突出在大西洋中。靠近右侧白边的地方是爱尔兰、英国和法国的海岸线，“巴黎”之名位于一条弧形虚线的末端，此虚线表示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航线。邮票上端，就在粗体大写的“美国邮票”白色字母下面，有“林德伯格航空邮票”的大写字样，字体要小一些，但由一个视力完好的七岁孩子来看，也肯定是够大的了。苏格兰的标准邮票目录已将此邮票估价为二十分钱。如果阿尔文说得对，那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立刻意识到的就是它的价值会继续上涨（并迅即成为我拥有的最值钱的单张邮票）。

在暑期漫长的几个月里，我们在人行道上用一个便宜的皮球和一段粉笔玩一种名叫“我宣战”的新游戏。用粉笔画一个直径约五英尺或六英尺的圆圈，根据游戏者的多少把它像切馅儿饼一样划分为一块一块，在每一块上写一个在这整个一年新闻里常出现的不同国家的名字。接着，每个游戏者挑一个“他的”国家，分开两腿站在圆圈边上，一脚在圈内，一脚在圈外，这样到时候他可以急忙逃离。此时一个指定的游戏者高举着手中的球，以一种不祥的语调缓慢宣告：“我——宣——战——向——”其间有令人紧张的停顿，接着宣战的孩子把球使劲往地下一扔，一瞬间同时高喊“德国！”或“日本！”或“荷兰！”或“意大利！”或“比利时！”或“英国！”或“中国！”——有时甚至喊“美国！”——大家都急忙跑开，除了遭到意外袭击的那个人，他要做的是在那只球弹起时尽快抓住它，并喊一声：“站住！”此时结盟反对他的每个人都得站在原地不动，这个受害国开始反击，用其最大力气向入侵国猛掷皮球，努力每扔一次就消灭一国，起初他扔那些离他最近的国家，每次致命重击后，他的位置便向前移动。

我们持续不断地玩这个游戏。除非雨天雨水暂时把那些国家的名字冲洗掉了，人们沿街走过时都不得不踩在那些国名上或跨过那些国名。那些日子里在我们社区还谈不上乱涂乱画，只有这个，我们简单的街头游戏留下的文字符号的残迹。这游戏实在有益无害，可还是让有些做母亲的气疯了，她们得从其洞开的窗户一连几小时地听我们叫叫嚷嚷。“你们这些孩子就不能干些别的事？你们就不能找别的游戏来玩？”可我们找不到。“我宣战”是我们唯一想得到的游戏。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投票就以压倒多数提名罗斯福竞选三届连任总统。我们通过无线电收听了他的接受提名演说。已经将近八年了，他一直以自信的语调、上流社会特有的清晰发音演讲。这篇接受提名演说鼓舞了数百万个像我们家一样的普通家庭，使我们在艰难时刻仍然怀有希望。演说中有某种内在的沉稳庄重，尽管有点陌生，却不仅平息了我们的忧虑，而且还给了我们家一种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当他在我们起居室内将我们视为他的“同胞公民”、向我们演说时，他十分权威地把我们的生命以及整个国家的生命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了一起。说什么美国人可以选择林德伯格——说什么美国人可以选择任何人——而不选这位连任两届、仅凭其声音即可显示其对错综复杂的人类事务的控制能力的总统……哎，那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小美国人也绝对不可思议，除了他，我可从未听见过别的总统的声音。

大约六个星期后，在劳工节前的那个星期六，林德伯格竟未参加底特律劳工节游行，举国震惊。他原定在底特律开始其竞选，以一列车队通过孤立主义美国的劳工阶级心脏地带（以及神父库格林和亨利·福特[29]的反犹堡垒），现在竟一声不吭就到了长岛机场，十三年前他就是在此开始其惊人的越洋飞行。蒙上柏油帆布的“圣路易精神号”已被运货卡车秘密运到这个机场，整个夜间藏在一个偏远的飞机棚里，可翌日早晨，当林德伯格驾机滑行在跑道上时，美国的每家电讯社、纽约的每座广播电台和每家报社却都有一名记者现场目击其起飞，这次是往西飞越美国大陆到加利福尼亚，而不是往东飞越大西洋到欧洲。当然，到一九四〇年，商业性航空服务运输横越大陆的货物、旅客和邮件已有十多年之久，而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林德伯格单飞壮举的刺激，以及他作为新建航空公司年薪百万的顾问所做的不倦努力。但那天开始其竞选活动的人不是那个鼓吹商业性航空的阔佬，不是那个在柏林由纳粹授勋的林德伯格，不是那个在全国性广播讲话中严厉谴责有影响的犹太人企图把国家驱入战争的林德伯格，也不是那个一九三二年被布鲁诺·豪普特曼绑架杀害的婴儿的坚忍父亲。而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飞机驾驶员，敢于做在他以前的任何飞行员都从未做过的事情，是备受崇敬的“孤鹰”，尽管享有多年盛誉，却稚气未脱，也尚未被宠坏。在那个终止一九四〇年夏季的劳工节周末，林德伯格驾驶那架设备比老“圣路易精神号”先进得多的飞机，却远远没有打破十年前他自己所创的东海岸至西海岸飞行时间纪录。然而，当他抵达洛杉矶时，主要由飞机厂工人——他们中好几万人是被洛杉矶市区和郊区的新的大型制造厂雇佣的——组成的一群人就像任何地方欢迎他的人们一样群情激奋。

民主党声称此次飞行是林德伯格的参谋班子幕后操作的宣传伎俩，实际上，这个飞往加利福尼亚的决定是林德伯格在几小时前独自做出的，并非由专业人员做出。共和党把给这名政界新秀首次政治竞选保驾护航的任务布置给了这些专业人员，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期待他出现在底特律。

他的演说未加修饰，开宗明义，所用语调高而平板，有中西部口音，绝对是非罗斯福的美国之音。他的飞行服装——高统靴和马裤，以及穿在衬衫和领带外的轻薄工作夹克——是他穿着飞越大西洋的那套的复制品，他演讲时没有摘掉他的头盔，也没有摘下飞行护目镜，而是把它推到前额，完全像桑迪那幅藏其床底下的木炭画上画的样子。

“我竞选总统的意向，”在闹哄哄的群众停止反复呼喊他的名字后，他讲道，“是防止美国参与另一次世界大战从而维护美国民主。你们的选择很简单。不是在查尔斯·A.林德伯格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之间，而是在林德伯格与战争之间。”

那就是整篇演说——七十四个字，如果你把代表他中名的“A”也算成一个字的话。

在洛杉矶机场洗澡、吃点心、睡一小时觉之后，总统候选人返回“圣路易精神号”，飞往旧金山。夜色降临时分，他到了萨克拉门托。那天不论他降落在加利福尼亚什么地方，这个国家似乎不知道股市崩盘和经济大萧条的惨状（或罗斯福为此问题取得的胜利），似乎连他要阻止我们卷入的战争也没有在任何人的脑子里浮现。林迪驾驶着其名闻遐迩的飞机从天上飞下来，这是一九二七年的重现。这是爽快直言、看起来和听起来都从不显得傲慢的林迪，他只是个优胜者——无所畏惧的林迪，曾经年轻而又相当成熟，一个倔强的特立独行的人，传奇式的美国男子汉的典范，完全倚仗他自己做成了不大可能做成的事情。

后来一个半月中，他接着在四十八个州各待了整整一天，直至十月下旬返回劳工节周末他飞离的长岛机场。整个白昼，他从一个城市、小镇或村庄匆匆赶往另一个城市、小镇或村庄，如果附近没有小型机场，就降落在公路上。当他飞往美国最偏远的乡村与农夫及其家人谈话时，就在一片牧场上降落、起飞。他在飞机场发表的演说都由当地和地区性广播电台转播。他在各州首府过夜，每周多次在那里向全国做广播讲话。讲话总是很简练，翻来覆去就这几句：阻止欧洲战争已经太晚。但阻止美国参加那场战争尚未太晚。罗斯福在误导国家。美国将被一个虚假允诺和平的总统带向战争。选择很简单。是投林德伯格的票，还是投战争的票。

作为新奇的航空业早期的年轻飞行员，林德伯格曾与一名年纪稍大、经验更为丰富的同事在整个中西部地区为观众表演延缓张伞跳伞或无伞步出机舱登上机翼等特技。民主党此时就很快贬损他在“圣路易精神号”中的“谷仓闹腾”[30]，将之比喻为他的那些空中特技表演。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们问及非正统的林德伯格竞选时，罗斯福已不屑于再说些嘲讽的挖苦话，而只继续谈论丘吉尔对德国即将入侵英国的忧虑，或者宣布说，他将要求国会首次在美国和平时期提供征兵拨款，或警告希特勒说，我们的商船正在横渡大西洋向英国备战工作提供援助，美国将不能容忍对这种援助的任何干扰。事情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位现任总统的竞选在于留在白宫，在那里，与内政部长伊克斯把林德伯格称为“狂欢节小丑”形成对照，他打算用他掌握的所有权力来阐明国际形势的严重危险，如果必要，他会昼夜不停地工作。

在其一州接一州巡回竞选期间，林德伯格有两次因天气恶劣而耽误行程，每次数小时之后电台就又与他联系上了，他便能让全国知道一切皆好。但在十月份，就在美国人惊悉德国人在其最近一次毁灭性夜袭伦敦中轰炸了圣保罗大教堂那天，晚餐时分一则简短广播新闻报道说，有人看到“圣路易精神号”在阿勒格尼山上空爆炸，在火焰中一头栽向地面。这一次，隔了六个小时才有第二则短讯更正第一则短讯说，迫使林德伯格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山区危险地带紧急降落的原因，不是空中爆炸，而是引擎故障。不过，在广播更正之前，我们家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朋友们和亲戚们打电话来跟我们的父母就初次报道的爆炸甚或致命事故进行推测。当着桑迪和我的面，父母没有说过一句显示其因林德伯格可能死亡而感到宽慰的话，尽管他们既没有说他们希望不是如此，也没有在林德伯格安然无恙的消息传来时欢呼雀跃。那夜十一点左右，新闻报道说，“孤鹰”根本不是在火团中坠落，而是安全走出完好无损的飞机，他只是在等一个替换的零件以便重新起飞，继续他的竞选活动。

林德伯格降落在纽瓦克机场的那个十月的早晨，在等待欢迎他来到新泽西州的随行人员中有“摩西之子”的拉比莱昂内尔·本杰尔斯多夫。“摩西之子”是由波兰犹太人组织的纽瓦克的第一个保守教会，离遍地是手推车小贩的老隔都中心只有几条街远。那仍然是该市最贫穷的地区，虽然它已不再是“摩西之子”教会成员的聚居地，而成为近来从美国南部迁徙来的穷苦黑人的社区。多年来“摩西之子”在富裕竞争中失败了，一九四〇年之前，这些家庭或者放弃保守派，加入了“热爱和平的耶书仑之子”的改革派教会——每家都神气地搬进了高街的旧大楼——或者加入另一个创建已久的保守派教会“亚伯拉罕之子”，其会堂位于一所原由浸礼会使用的教堂的西边数英里处，现与克林顿山的犹太医生和律师们的住所邻近。“亚伯拉罕之子”会堂为全市教堂中最豪华的，是一座严格按所谓“希腊风格”设计的圆形建筑，大得足以容纳犹太新年和赎罪日的千名崇拜者。乔基姆·普林兹[31]，一个被希特勒的盖世太保驱逐出柏林的流亡者，去年接替退休的尤利乌斯·希尔伯菲尔德当上教会的拉比，已以一个具有开明社会观的强人面貌出现，向他幸运的教会成员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犹太历史的视角，他不久前在纳粹罪恶的血腥现场的亲身体验有力地展现了这一视角。

本杰尔斯多夫拉比的布道每周由WNJR电台向他称之为“无线电会众”的听众广播，他还是几本神感诗歌集的作者，这些诗集通常作为礼物赠予受犹太成人礼[32]的男孩和新婚夫妇。他于一八七九年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纺织品移民商人之子，不论何时向犹太听众演说，不论是在讲坛上还是通过广播，他那典雅的南方口音，连同他那铿锵有力的节奏——以及他自己的多音节的名字——都给人以庄严而深沉的印象。例如，关于他与“亚伯拉罕之子”拉比希尔伯菲尔德、“耶书仑之子”拉比福斯特的友谊这一话题，有一次他对其无线电听众说：“此乃命中注定：正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共属古代世界，我们则共属宗教世界。”又如他的关于无私问题的布道，向广播听众解释为何像他这种地位的拉比还满足于继续留在一个衰落的教会当头头，他一开头是这样说的：“实际上已有成千上万人向我提过此类问题，我对他们的回答你们或许会有兴趣。你为何放弃一个巡游牧师的商业利益？你每天有六次机会离开‘摩西之子’到别的会堂去，却为何选择留守纽瓦克，死待在那个会堂，把它作为你唯一的布道讲坛？”他曾在欧洲的多所高等学府和美国的多所大学深造，因会讲十种语言而驰名；精通古典哲学、神学、艺术史以及古代和近代史；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在读经台或讲课桌前从不看讲稿；总是带着一套跟他眼下最感兴趣的话题有关的索引卡片，还每天在上面补充新的意见和感想。他还是一名出色的骑师，人们都知道他会勒令马儿站住，好让他匆匆记下他的思绪，将其马鞍权充临时书桌。每天清晨他都出门进行骑马运动，由其妻子、纽瓦克最富有的珠宝制造商的女继承人陪同，沿威夸希克公园的马道踽踽而行，直至一九三六年她因癌症去世。这对夫妇自一九〇七年结婚后一直住在她家的豪宅里，那宅子位于伊丽莎白大道，就在公园对面，所藏犹太文献和文物珍品据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私人收藏之一。

到一九四〇年，莱昂内尔·本杰尔斯多夫创下了美国拉比在其自己的教会服务年头最久的纪录。报纸称他为新泽西州的宗教领袖，在有关他频现于公共场合的报道中，不免要提到他的“演说才能”和会讲十种语言。一九一五年，在纽瓦克建城二百五十周年庆祝会上，他坐在雷蒙德市长旁边，并宣读了祷文，就如他每年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和七月四日游行时宣读祷文一样。“拉比颂扬独立宣言”——每年七月五日《明星纪事报》都出现这个大字标题。他在布道和讲演中把“发展美国理想”说成是犹太人的第一优先，把“美国人的美国化”称为维护我们的民主制度、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激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最佳手段。在这些布道和演讲词中，他常引用西奥多·罗斯福最后一篇国情咨文中的一段话，这位已故总统说：“这里可以没有相互抵触的忠诚。任何说自己是美国人可同时又有其他身份的人，就根本不是美国人。我们只有升一面国旗——美国国旗的空间。”本杰尔斯多夫拉比在每一所纽瓦克教堂和公立学校，向州内几乎每一个互助会、市民、历史和文化团体讲过美国人的美国化问题，纽瓦克报纸有关他演说的新闻文章都注明了请他前去就此题目给研讨会和大会演讲的全国许多城市的名字，除此题目外，还包括范围广泛的问题，从犯罪和监狱改革运动（“监狱改革运动渗透着最高的道德原则和宗教理想”），到世界大战的起因（“这战争是欧洲人的世界野心及其努力达到军事强大、霸权和富裕目标的结果”），到日间托儿所的重要性（“托儿所是人类花朵的生命花园，有助于每个儿童在欢乐愉快的气氛中成长”），到工业时代的罪恶（“我们认为劳动者的价值不是由他所生产的物质价值计算出来的”），到选举权运动，他强烈反对该运动倡议将公民投票权给予妇女，声称：“假若男人们没有能力处理国务，为何不帮助他们取得能力。怀疑从未救治过罪恶。”我的伯伯蒙蒂讨厌所有拉比，对本杰尔斯多夫，则从他童年时代在“摩西之子”教会学校当贫民学生起，就怀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憎恨，喜欢这样说他：“这狗娘养的骄子什么都知道——要是他还有不知道的事情那就太糟糕了。”

本杰尔斯多夫拉比出现于纽瓦克机场，对该市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一大批犹太人而言，乃惊恐之源。据《纽瓦克新闻晚报》头版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他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林德伯格从“圣路易精神号”座舱里出来后，本杰尔斯多夫第一个跟他握手。该报有关林德伯格短暂来访的报道所引述的他的讲话也令人惊骇。“我在这里，”本杰尔斯多夫拉比对《纽瓦克新闻晚报》说，“是为了粉碎所有对美国犹太人之于美利坚合众国的纯粹忠诚的怀疑。我支持林德伯格上校的总统候选资格，因为我的民众的政治目标与他的一致。美国是我们心爱的祖国。美国是我们唯一的祖国。除了这个伟大国家，我们的宗教不依赖于任何其他国土。作为最骄傲的公民，我们现在一如既往地将全部忠诚和拥戴献给这个伟大国家。我愿意查尔斯·林德伯格成为我的总统，不是因为尽管我是个犹太人，而是因为我就是一个犹太人——一个美国犹太人。”

三天后，本杰尔斯多夫出席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33]举行的庆贺林德伯格结束飞行之旅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当时离大选还有两周时间，尽管在传统上倾向于民主党的南方支持林德伯格的选民明显增多，在大多数保守的中西部州预示着会有势均力敌的竞争，但全国性的民意测验显示，罗斯福总统在普选中会轻易领先，在选举团选举中会遥遥领先。据报道，共和党领导人对其总统候选人顽固拒绝他人，而只能由他自己制订竞选策略的态度深感失望，为了把他从无休止的“谷仓闹腾”、没完没了的苦行中拉出来，把他笼罩于更似红火热闹的费城提名大会的那种氛围之中，便组织了麦迪逊广场花园集会，并于十月第二个星期一晚上向全国广播。

当晚介绍林德伯格的十五名发言人被说成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美国人”。他们之中有一个农场领袖谈及战争将给美国农业造成的危害，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时期至今，美国农业始终处于危机之中；一名劳工领袖谈及战争将给美国工人带来的祸害，政府部门将对他们的生活实行严密管制；一名制造商说到战时的过度扩充和沉重课税将给美国工业酿成长期的灾难性后果；一名新教神职人员说到现代战争对将要参战的年轻人的野蛮影响；一名天主教神父谈到由于战争产生仇恨，像我们这样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精神生活势必恶化，礼仪和仁慈将被毁弃。最后是一个拉比，新泽西州的莱昂内尔·本杰尔斯多夫。当轮到他上讲台时，他受到了全场林德伯格的支持者们非同寻常的衷心欢迎。他在那里细说了一番为何林德伯格与纳粹的交往可以是任何关系，可就不是同谋关系。

“是的，”阿尔文说道，“他们收买了他。这当中有贿赂。他们穿过他的犹太大鼻子给套上了一个金环，于是现在他们可以把他牵到任何地方去。”

“你不知道那些。”我父亲说，但不是因为被本杰尔斯多夫的表现激怒得失去了常态。“听那个人讲，”他对阿尔文说，“给那个人发言机会。这才公平。”讲这些话主要是为了对桑迪和我好，免得事件的惊人转折对我们俩也像对成人那样显得十分可怖。头天夜里，我在睡梦中滚到地板上，自打我从摇篮“升级”到床上后，这样的事情还没发生过，为了防止我滚下床来，父母还得把两把厨房椅子搁在床垫旁边。他们自然会设想，过这么多年之后，我这样从床上滚下来，只可能与林德伯格出现在纽瓦克机场有关系，我坚持说，我不记得做过有关林德伯格的噩梦，我只记得我在哥哥和我的床之间的地板上醒了过来，尽管我恰恰知道，其实每次我上床睡觉，总会想到藏在哥哥文件夹里的林德伯格的画像。我一直想问桑迪，他可否把那些画像藏匿到我们地下室的储藏箱里，而不要放在我旁边的床底下，但因为我发过誓不向任何人说起画像的事情——也因为我舍不得让自己跟林德伯格邮票分手——我还不敢把它们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虽然它们确实萦绕在我心头，并使我哥哥变得难以接近，他那些安慰的话我已经再也不需要了。

这是一个寒冷的晚上。暖气开着，窗户关着，可即使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你也知道这个街区的各处都开着收音机呢，各个家庭都不想收听林德伯格集会，却又都在收听，就因为预定本杰尔斯多夫拉比将要出场。在他自己的宗教团体成员中，有几个重要人物已开始要求他辞职，假如教会董事会不立刻免除其职务，大多数继续拥护他的人会试图相信，他们的拉比只是行使其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尽管他对林德伯格的公然支持令他们感到惊骇，但企图使像他这样著名的有良知者沉默下来，可不是属于他们的权利范围。

那天晚上，本杰尔斯多夫拉比向全美国透露了他所谓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德伯格前往德国的个人飞行使命背后的真实动机。“与他的批判者所散播的谣言相反，”这位拉比告诉我们说，“他没有一次是作为希特勒的同情者或支持者前去访问德国的，他每一次都是作为美国政府的秘密顾问前往旅行的。远远不是像那些误导者和居心叵测者所不断指控的，说他背叛美国，林德伯格上校几乎是单枪匹马为加强美国的战备状态而效劳，把他的知识传授给我们自己的军方，在其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去促进美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和扩充美国的空中防御力量。”

“天哪！”我父亲叫了起来，“大家都知道——”

“嘘，”阿尔文低声说，“嘘——让这个伟大的雄辩家说下去。”

“是的，在一九三六年，欧洲战争状态形成前很久，纳粹给林德伯格上校颁发了一枚勋章，是的，”本杰尔斯多夫继续说道，“是的，上校接受了他们的勋章。可这始终，我的朋友们，这始终是悄悄利用他们的赞赏来更好地保护和维持我们的民主制度以及通过实力来保持我们的中立地位。”

“我不能相信——”我父亲又要说了。

“别，”阿尔文凶恶地嘟囔了一声。

“这不是美国的战争，”本杰尔斯多夫宣告说，麦迪逊广场花园会场里的听众报以整整一分钟的掌声。“这，”拉比告诉他们，“这是欧洲的战争。”又是支持的掌声。“这是回溯至查理曼[34]时代、长达千年之久的一系列欧洲战争之一。这是他们在不到半个世纪内的第二次毁灭性战争。谁能忘记他们的上一次大战让美国付出的惨重代价？四万美国人阵亡。十九万两千名美国人受伤。七万六千名美国人病死。三十五万美国人因参加那场战争今天要接受残疾补贴。试问这一次的代价将是什么样的天文数字？我们的死亡人数——告诉我，罗斯福总统，将只多一倍或者两倍，或许要多三倍？告诉我，总统先生，大批无辜美国男儿惨死之后将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当然，纳粹对德国犹太人的骚扰和迫害，引起我和每一个犹太人的极度悲痛。在我随海德堡和波恩的德国重点大学的院系研究神学的那些年里，我结交了很多卓越的朋友、杰出的学者，而如今，只因为他们是犹太血统德国人，便被免除其久已获得的学者职位，受到那些攫取其国家控制权的纳粹暴徒们的残酷迫害。我竭尽全力反对他们遭受这种待遇，林德伯格上校也确实反对他们遭受这种待遇。但是，他们在其自己国土上所遭遇的悲惨命运，怎会因我们伟大国家与他们的迫害者交战而得到缓解呢？假如有什么结果，那就是所有德国犹太人所处的困境将恶化得难以估量——我担心，是悲剧性地恶化。是的，我是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犹太人，我以同样的敏锐感受他们的痛苦。但是，我的朋友们，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掌声又起——“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以我问你们，假如美国现在加入战争，我们新教家庭的儿子们、我们天主教家庭的儿子们和我们犹太家庭的儿子们要一道去打仗，成千上万地死在浸透鲜血的欧洲战场上，我的痛苦又怎能减轻呢？我必须安慰我自己的教会成员，我的痛苦又怎能减少呢？”

我母亲通常是我们家里情绪最平稳的一员，当我们感情外露的时候，她常常抚慰我们安静下来。可正是母亲突然发现本杰尔斯多夫带南方口音的话语是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以致不得不离开起居室。而直至他演说完毕、在会场听众一片喧闹的欢呼声中离开讲坛，我们其余的人都没有走动一下或多说一句话。我是不敢，我哥哥是全神贯注——就像他惯常在这种环境中一样——给我们大家的长相特征画速写，同时也听着广播。阿尔文因为恨得咬牙切齿而沉默不语，我父亲——大概是生平第一次没有显露那种他用来与挫折和失望相搏的强烈情绪——因过于激动而不吭一声。

像在魔窟里一样喧嚣闹腾。难以形容的快乐欢欣。林德伯格终于登上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舞台。我父亲像快要疯了一样，突然从沙发上跳下来，喀嚓一声把收音机关掉了，这时我母亲正好又回到起居室并问道：“谁要喝点儿什么？阿尔文，”她说，眼里含着泪水，“来一杯茶？”

她的职责是尽力使我们这个世界保持镇定、明智。这是使她的生活感到充实的工作，这是她一心一意想做的工作。我们谁也没有、从来没有把这种普通的母亲的抱负视为荒唐可笑的事情。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父亲叫喊了起来，“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干？讲得多愚蠢啊！难道他以为会有一个犹太人因为听了这篇愚蠢、骗人的演讲就会出去投那个反犹家伙的票？他是不是完全丧失理智了？这个家伙以为自己在干什么呢？”

“用犹太教认可的方式烹调林德伯格，”阿尔文说，“为非犹太人按犹太教认可的方式烹调林德伯格。”

“烹调什么？”父亲问道，他感到恼怒，因为在这样混乱的时刻阿尔文似乎还在胡乱说些挖苦讽刺的话。“做什么？”

“他们安排他到那儿去不是为了对犹太人说话。他们收买他不是为了这个。你明白不明白？”阿尔文问道，此刻因他自己认为的事实真相而万分激动。“他到那儿去是对非犹太人说话——他是在把他这个拉比的个人许可交给全国的非犹太人，让他们在选举日去投林迪的票。你有没有发现，赫尔曼叔叔，他们究竟要这个伟大的本杰尔斯多夫干什么？他就是要保证罗斯福失败！”

那天夜里大约凌晨两点，尽管我睡得很熟，却再次滚下床来，但这次我事后记得在我滚到地板上之前我梦见了什么。这无疑是一个噩梦，与我集邮有关。一个意外出现的梦。我的两套邮票上的图案变得十分可怕，我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的、怎样变的。在梦中，我从镜台抽屉里取出集邮本，带着它去我的朋友厄尔家，在此之前我带着它步行去他家已经有几十次了。厄尔·阿克斯曼，十岁，上五年级。他和他母亲住在一座新的四层黄砖公寓大楼里，此楼是三年前在靠近法官大道和顶峰大道街角的一块空地上盖起来的，就在小学的斜对面。以前他住在纽约。他父亲西·阿克斯曼是格伦·格雷及卡萨·洛玛管弦乐队的乐手，在格伦·格雷的中音萨克斯管旁边吹奏高音萨克斯管。阿克斯曼先生和厄尔的母亲离婚了。她把自己打扮成美丽的白肤金发碧眼女郎，生厄尔之前曾短期在这个乐队当过歌手。据我父母说，她是纽瓦克人，原是个深褐色头发、浅黑色皮肤的女子，一个名叫路易丝·斯维格的犹太女人，到南区后，在当地犹太人青年会的音乐歌舞表演中有了名气。在我认识的所有男孩当中，唯有厄尔的父母是离了婚的，也只有他的母亲浓妆艳抹，穿着露肩的上衣、有褶裥饰边的张开的裙子，里面有一条大衬裙。她和格伦·格雷在一起时，为《变成这个或那个》这首歌灌过一张唱片，厄尔常放给我听。我从未碰上过别的像她这样的母亲。厄尔不叫她“妈”或“妈妈”——他叫她，怪丢脸的，“路易丝”。她在其卧房壁柜里放满了衬裙，当只有厄尔和我两人在他家时，他会给我看那些衬裙。有一次他甚至让我在一条裙子上摸一摸，在我犹豫不决要不要摸时，他低声说道：“你想摸哪儿都行。”然后他打开一只抽屉，给我看她的胸罩，并主动要我摸摸其中的一副，但我拒绝了。我年纪尚小，从远处欣赏一下胸罩就足矣。他父母每人每礼拜给他整整一美元买邮票，当卡萨·洛玛管弦乐队不在纽约，外出巡回演出时，阿克斯曼先生会给厄尔寄来贴有航空邮票的信封，上面盖着各地城市的邮戳。有一封甚至是来自“瓦胡岛火奴鲁鲁”。厄尔并不想遮掩他不在家的父亲的光彩——对一个保险经纪人的儿子来说，似乎他有一个在有名的摇摆爵士乐队当萨克斯管吹奏者的父亲（还有一个冒充金发、当歌手的母亲）还不够令人吃惊，厄尔宣称道，阿克斯曼先生曾被领到一所“私人住宅”去看一枚一八五一年夏威夷“传教士”两分钱盖销邮票。这枚邮票发行于整整四十七年前，当时夏威夷尚未作为准州归属美国，其中央图案不过是数字“2”，却是价值十万美元的难以想象的珍品。

厄尔的集邮是这附近地区最好的。他教给我当小孩时就学的关于邮票的知识，所有实用的和神秘的知识——关于它们的历史，关于新票和旧票，关于技术问题，如纸张、印刷、色彩、背胶、加盖、长方形图案、特殊印刷，关于十足的赝品和设计错误——他可是个大学究，还开始教育我，讲给我听关于法国集邮家赫尔品先生的故事，此人创造了“philately（集邮）”这个词，他解释说，该词源自两个希腊词，第二个词“ateleia”的意思是“免税”，我则一直没有弄得很清楚。每当我们在他家的厨房里玩完了我们的邮票、他暂时收敛了他那趾高气扬的神态，他就咯咯地笑起来并说道：“现在让我们做件可怕的事吧。”这就是我怎么会看见了他母亲的内衣。

在梦中，有人叫我并开始追我时，我正往厄尔家走去，把集邮册紧按在胸脯上。我很快躲进一条小巷，急匆匆地返身跑向一个车库，以便藏在那里并检查集邮册，在逃离追我的人时，可能会有邮票从透明胶水纸中掉出来。我绊了一跤，恰巧把集邮册掉落在我们平时玩“我宣战”游戏的人行道上。我打开一九三二年华盛顿诞生两百周年纪念邮票——十二枚排好的、从面值半分深褐色到面值十分黄色的邮票——我惊呆了。华盛顿竟然不在邮票上面了。每张邮票的上端都没有变动，上面所印的我学会能认、排成一行或两行的白色罗马字是其说明文字“合众国邮票”。邮票的颜色也没有变化——二分红色的，五分蓝色的，八分橄榄绿的，等等——所有邮票都是同样标准的尺寸，肖像的边框也各自保持为原套设计的样子，但十二枚邮票上各不相同的华盛顿肖像不见了，现在代替他的是每张都相同的希特勒。而每幅肖像下的带状条纹上也不再是“华盛顿”这个名字。那带状条纹不管像在半分或六分邮票上那样向下弯曲，还是像在四分、五分、七分和十分邮票上那样向上弯曲，或像在一分、一分半、二分、三分、八分和九分邮票上那样笔直而两端向上，横贯其上的名字是“希特勒”。

正当我在接着看集邮册上对面一页有什么（如果有的话）时——原来是我的一九三四年十枚一套的国家公园邮票——我从床上滚了下来，在地板上醒了过来，这一次我尖叫了起来。加利福尼亚的约塞米蒂，亚利桑那的大峡谷，科罗拉多的梅萨维德，俄勒冈的火山口湖，缅因的阿卡迪亚，华盛顿的雷尼尔山，怀俄明的黄石，犹他的锡安，蒙大拿的冰川，田纳西的大雾山——横贯每张票面，横贯悬崖峭壁、森林、河流、山峰、间歇喷泉、峡谷、花岗岩海岸线，横贯深蓝的流水和高悬的瀑布，横贯在这些原始自然保护区得到永远保护的美国所有的最蓝、最绿、最白的东西，印上了一个黑色的德国纳粹党党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