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

德语作家中很少有人生前像克莱斯特那样，怀着一颗焦躁的心栖栖惶惶，马不停蹄，行进在寻找真理、寻找归宿的道路上，最后竟然饮弹以终；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短短的十年间写出足以警示世人，传诸后世的八个剧本、八篇小说、为数众多的轶事和美学理论著作；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世时受到百般误解，死后一百多年才重被发现，声誉日隆，可在第三帝国时代又被“加冕”为“民族社会主义（纳粹）的经典作家”。时至今日，对其定位还是分歧严重：浪漫派作家乎？现实主义作家乎？还是超现实主义作家？各个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有人将其定位于具有现代性的经典作家似乎有更多的道理。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出生于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来自古老的波莫尔的贵族之家，先人是斯拉夫人，到他这一代，其家族出了十六位将军，两名陆军元帅，可说是为数不多的普鲁士军人世家之一。这个家族还出现了两名不无名声的文人。他父亲约阿希姆·弗里德利希·冯·克莱斯特曾就读于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二十二岁时中断学业，加入了普鲁士军队，是七年战争（1756—1763）自始至终的参加者，1788年去世时军衔为少校。父亲有两次婚姻，海因里希是第二次婚姻的孩子，母亲出身下劳齐茨的贵族家庭。

年轻的神学家克里斯蒂安·恩斯特·马尔蒂尼是克莱斯特的第一任家庭教师，他认定学生是个“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的少年，遇事容易激动”。十一岁时父亲病故，克莱斯特便来到柏林，接受胡格诺式，亦即新教的教育，住在萨摩尔·卡特尔牧师家中。卡特尔是法国移民，喜爱文学，在自己创作的同时还把拉丁文和法文的文学作品译成德文，后来他又为报纸撰写剧评，如此环境的熏陶对他最终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不无影响。

1792年，克莱斯特尚未年满十五岁，便秉承家族传统从军，进入精锐部队波茨坦近卫军团。次年母亲去世，他请假回到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家乡参加葬礼，稍事停留，便前往其部队的新驻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此时普奥联军武装干涉革命的法兰西，战阵中的克莱斯特所显示出的是对和平的向往，在给其同父异母姐姐乌尔利克的信中写道：“但愿上苍降下和平，我们现在进行无耻的杀戮，让时间以人性关怀的行动加以弥补吧！”1795年随着《巴塞尔和约》的签订，他的近卫军团也回防至波茨坦。

作为未来的军官，克莱斯特整日勤务兵相随，戎装笔挺，满口法语，繁文缛节多不胜数；他对这种刻板的生活厌烦透了，决心摆脱它。他曾向他的启蒙老师马尔蒂尼披露心迹：“军人生活不适合我的气质”，“军官是训练师，士兵是奴隶”，他觉得整个军团活脱脱一座“暴政的大型纪念碑”；“军官的责任无法和人的责任统一起来”。1799年他终于获准离开军营，一身轻松自不消说。然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对其贵族臣下退出军队一直耿耿于怀，无法宽容。1800年秋，克莱斯特在波茨坦与威廉三世不期而遇，后者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冷酷使得前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不需要我，我更不需要他；对我来说找到另外一个国王并非难事；对他来说找到另外的臣仆也是轻而易举。”此后连续五年，无论是在其私人通信中还是在公文书写中都不使用其贵族头衔，表现出他对普鲁士王朝的决绝态度。

摆脱了军旅的羁绊，克莱斯特自以为能够大展人生的宏图了。他一心一意所追求的乃是真理，是自我实现，是精神家园。1799年他在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注册，学习法律，兼听自然科学的课程，要使其“所有的精神力量得到尽善尽美的培养”。此时的他，父母双亡，由姨妈照顾他的生活。与其为邻的是哈尔特曼·冯·岑格将军一家。将军的大女儿威廉米娜感情细腻，深得克莱斯特的欢心，两人订了婚。不过他很快便在内心不安的鼓动下和一个名为路特维希·冯·布洛克斯的朋友一起前往维尔茨堡，此行从1800年8月到同年10月，为期两个月。克莱斯特曾多次神秘地暗示此次的旅行，但都没有确切的说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研究康德哲学，甚至在旅次要姐姐把康德的书寄来。

维尔茨堡之行前他就打算建立家庭，找个稳定的职业。10月底他来到柏林，在普鲁士税务工商部得到一份差事。可他对普鲁士官僚机构的官僚作风实在无法适应：“对付这样的差事我太笨，我厌恶这份使我通向幸福的差事。”一年后他放弃了公职，要前往法国，在那里教授德语，完善他的法语，向法国人介绍德国最新哲学，也就是他那时热情投入的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人置于研究的中心，试图解析人所特有的认知、行动和判断的三大能力，并探索了在实现人的真、善、美三大目标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局限性。这实际上既关系到人的本性，也关系到人和周遭世界的关系；既关系到“人类头顶上运转的星球”，也关系到“人的内心世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物自体”在时空之外，是不可知的，作为先验存在的理性没有认识作用，只起调节作用。这对克莱斯特有很大的影响，很多时候他便“感性”、“直觉”挂帅，试图以此来消除假象所造成的混乱，并得出结论说，“世上无法得到真实”，这使他甚至达到“怀疑一切”的地步，这也即是他的所谓“康德危机”。为克服“康德危机”，他于1801年4月开始了巴黎之行，陪他上路的是他酷爱旅行的姐姐乌尔里克，后者女扮男装，以防不测。

此行第一站是德累斯顿。克莱斯特在参观艺术藏品时表现出极高的鉴赏力，他在拉斐尔那幅圣母像前驻足凝视，长达几个小时。本来他钟情于科学，而今萌动着向艺术的转向。1801年7月他们到达巴黎，此前他还受到卢梭的影响，认为社会的人是恶的，自然人是善的，赞扬文明前的社会。下车伊始，他便学着卢梭的口吻说巴黎是恶的。他在巴黎来鸿中详尽而富有戏剧性地描述了巴黎的社会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可看成他文学创作的发端。在他给未婚妻威廉米娜的信中表达了他要响应卢梭“回归自然”的号召，隐居山野，老婆孩子一起务农的愿景。姐姐反对这样的规划。11月底他们离开巴黎，来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姐弟二人在此分手，克莱斯特前往瑞士的巴塞尔和伯尔尼。在伯尔尼他曾造访一个名叫朝克的年轻朋友，他家门上有这样一首小诗引起他的注意，也深深感动了他：“我来，不知来自何地/我在这里，不知我为何人/我去，不知往何处去/可我还是这么快乐，这令我讶异。”克莱斯特觉得这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1802年4月初他来到瑞士图纳尔湖的德洛西岛，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戏剧《施洛芬斯坦一家》。千呼万唤，威廉米娜就是不来小岛与他团聚，这位将军的千金无意于“山野农妇”的生活。5月20日克莱斯特写信，与她解除了婚约。随后克莱斯特来到柏林，潜心钻研康德哲学。1803年初他来到魏玛，在曾以德国第一部教育小说《阿迦通的故事》而闻名的维兰德（1733—1813）家里勾留数个星期，后者盛赞他撰写有关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特》悲剧的计划，说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加在一起所创作的悲剧才能顶得上这部悲剧”，并认定他是一个“杰出的天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克莱斯特并没有完成这部剧作，所留下的仅是五百诗行的残篇。克莱斯特对维兰德视之若父，不过很快便从他家落荒而逃。原来维兰德十四岁的女儿露易丝爱上了“神奇的克莱斯特”，若干年后，露易丝坦承她那时经历了“初恋的痛苦”。

1803年，克莱斯特在莱比锡短暂停留，其作品也开始在瑞士出版；7月至10月他和朋友菲尔一起旅行，一路游览了伯尔尼、米兰、日内瓦，最后二进巴黎。他从巴黎来到法国北海岸的滨海布洛涅，试图从这里和法国拿破仑军队一起登陆英伦，可他并没有如愿。普鲁士的特使敦促克莱斯特回国，1804年初他来到美因茨，身心俱疲的他经过五个月的疗养得到恢复。此后几年的生活人们不甚了了，所知道的是，他曾反复出现于巴黎，还曾在科布伦茨做过木匠活儿，赚取生计。这期间他还在写作，戏剧也曾上演。

1807年初他从柯尼希堡来到柏林，不意被法国人当作间谍逮捕，遣送至法国，关进拘留所，享有一定自由，得以继续创作，7月被释放。他在德累斯顿生活了两年，但和朋友开家书店的计划没有实现，这时他决心做一名自由作家。1808年1月和友人亚当·米勒创办艺术杂志《菲布斯》，他的剧本《彭忒西利亚》若干章节和小说《O侯爵夫人》都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可保守的读者对这两部作品有反感，一年后杂志停刊。他曾想接近以歌德为首的魏玛圈子，然而他的喜剧名作《破瓮记》由歌德导演在魏玛上演，遭到失败，由此他对魏玛也敬而远之。

1808年年底，剧本《赫尔曼战役》完成，他似乎为那些准备举行反拿破仑起义的爱国者所接纳。1809年他在波希米亚、奥地利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几个地方周游，曾计划创办具有反拿破仑倾向的杂志《日耳曼尼亚》，但没被批准。1810年起在柏林生活，主办《柏林晚报》，抨击普鲁士当局的颟顸无能，宣扬反拿破仑起义的爱国思想，该报是当今《德国日报》的先驱。

克莱斯特生活无着，堂姐玛丽·冯·克莱斯特虽然从普鲁士王后那里为他争得一份年金，但为数太少；姐姐们将他看成是无用之人；而立之年仍是孑然一身，个人生活失败；国难当头，看不到任何希望；作品未受重视，剧本很少有演出机会；一直追寻真理真相，到头来茫茫不见。正如斯特凡·茨威格说的，克莱斯特处处无家，四海为家；穷其一生都在追逐，都在逃遁，气喘吁吁，心力交瘁，痛苦万状，最终走向了深渊。1811年11月21日，他将手稿和信件付之一炬；理好发，将费用付给理发师，把备好的礼物送给房东，也算清了丧葬费用。一切都打理停当，他和患有不治之症的亨利爱特·福格尔一起来到郊区的万湖，举枪自杀。生前连连遭遇失败，自杀却是顺利成功。

歌德和席勒所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追求的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语），歌德甚至将这一对古希腊艺术的论断扩大为对古希腊人和社会的指称，也就是说，不仅是古希腊艺术应该成为现代的典范，而且古希腊人和社会的关系也应成为现代的榜样。那就是自然与人为，存在与应该，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而这种和谐统一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人身上已经消失殆尽。而海因里希·克莱斯特正是和谐统一丧失殆尽的现代人。

特别是进入18世纪以后，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法国大革命以后平等、博爱、自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成了中心，神对人的神圣性逐日消减，压制个人利益的说教渐渐为个性的张扬所取代。山雨欲来，危机感加重。艺术上的完整统一与工稳和谐渐次让位于大开大合，短暂，过渡，偶然，矛盾，分裂和断简残篇。

克莱斯特短暂的一生在茫茫急急中度过，像是没有安顿的时刻。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和分裂，一如他作品中的人物。他退出军界，与家族传统决裂；进一步又退出公职，都因他无拘无束的个性而无法容忍程式化的生活。在他那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导致作家心灵的破碎。与歌德相比，歌德出身市民，可他“完整统一”，稳步向前，后来甚至官至宰辅，被封为贵族，他可说是一个“富贵忙人”；克莱斯特，出身贵族，所追寻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最后穷困潦倒。现代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尤其在社会转型初期。德国古典文学也写危机，像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中的麦斯特就曾遭遇重重危机，然而危机仅是“成长的烦恼”，是暂时的，是会克服的；而在克莱斯特那里，危机是固有的，持久的，常常是以绝望、幻灭、发疯乃至毁灭来探底。歌德笔下的“维特”也是具有一定现代色彩的人物，然而歌德笔下绝不会出现O侯爵夫人，她不婚而孕，却要登出寻找其子的父亲的广告，其主体性和自主性可谓登峰造极。德国著名的日耳曼学者、作家、克莱斯特专家库尔特·豪豪夫（Curt Hohoff，1913—）认定克莱斯特是德国“第一批现代作家之一”，尽管他也受到浪漫派的影响，有着现实主义的成分。德国著名的文论家汉斯·迈耶尔也将克莱斯特的作品纳入现代派文学之中，说他的作品早在霍夫曼·斯塔尔、普鲁斯特或马克斯·弗里施之前就表现出现代的特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影响的扩大，也使得德国文学批评界从实质上关注克莱斯特的现代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不少学者试图从历史哲学、认知理论、心理分析、女权主义、诗学角度来分析克莱斯特的作品。

纳粹善于寻找依托、根据和支撑，尼采的“超人”说和“权力意志”曾为其歪曲与利用。有的论者，比如克劳斯·曼，托马斯·曼之子曾指出，尼采如有在天之灵，他会提出抗议的。因为尼采主张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在地中海；而纳粹却认定在北欧，竭力推崇北欧的神话和传说。在基本点上纳粹和尼采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在第三帝国时期，克莱斯特也没有逃脱被歪曲利用的厄运。他的三个剧本《罗伯特·吉斯卡特·诺曼公爵》、《洪堡亲王》和《赫尔曼战役》，被认定是“德意志本质的完善的表达”，特别是《赫尔曼战役》，国防军人手一册，以鼓舞士气。无论怎样歪曲，无论怎样吹捧，都无改他是具有前瞻性的伟大戏剧家和伟大小说家的本色。

《米歇尔·科尔哈斯》是中篇小说中的杰作，讲一个马贩子为官府所逼，啸聚山林，劫富济贫，声势愈来愈盛，官军奈何他不得，在马丁·路德的调停下接受了招安，最后被判死刑，类似中国的《水浒传》。《O侯爵夫人》沿用了西方文学中这样一个母题：在睡梦中抑或在昏厥中怀孕。O侯爵夫人本是一位贤妻良母，丈夫死后矢志守节，乐天知命，以琴棋书画自娱，不料战争给她带来极为奇特的命运：不知而孕，得不到父兄的原谅，被逐出家门。然而她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强烈的独立精神，坚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面对社会的非难，她满怀骄傲地走向独立生活的道路，以登广告的形式公开寻找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父亲，用这样奇特的方式向社会提出挑战，充分表现了她独立的人格和高度的尊严，可说是妇女解放的先声。《智利地震》讲一对门户不当对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躲过了天崩地陷的自然灾难，却惨死于受神父教唆的暴民的乱棍之下。“神性”战胜人性，人祸猛于天灾，在这里表现出对教会的否定。《圣多明各的婚约》写出黑人反抗殖民统治的史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种族藩篱，歌颂了不同种族之间的爱情，但总使人有种这样的印象：他站在“善良正直”的白人贵族的立场，没有完全脱离种族偏见。当然对生于二百年前的克莱斯特也不可有过多的苛求。《决斗》是根据中世纪编年史中所记载的一个传说写就的，这是一个兄弟相残的故事，最终体现了善良战胜残暴，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情节离奇，很有可读性。《圣凯茜丽或音乐的魔力》是受到马提亚斯·克劳迪乌斯（1740—1815，德国诗人）所讲述的四个疯兄弟的故事的启发写成的，其中对音乐的感受描摹得极为出色。克莱斯特极富音乐天赋，当年驻扎在波茨坦时，他曾跑出军营，和朋友一起组成乐队，他吹黑管，沿街放歌，却也能够糊口。篇幅较短的《弃儿》和《洛迦诺的女丐》也都有有趣的故事，内容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

克莱斯特的小说故事性强，善于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情节发展极其自然，既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不看个究竟便不忍释卷，这和其他多有哲学思辨的德国小说大异其趣。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