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500年，静悄悄的历史转折点
马可·波罗时代，西方历史上曾经高看东方社会的发展，现在东方社会也在高看西方社会的发展。这个相互认知的历史游戏，一个小周期就是几百年。现在，美国视中国为综合性的竞争对手，而中国则将美国视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工程领域，以及对于“远方”的好奇心方面，真的需要再称呼欧洲人、美国人一声“师傅”。假设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和先辈推进的一波全球化，我们无法想象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农业社会内卷化的社会伦理及农业经济所形成产出和消耗的基本平衡，虽然是一个有序稳固的社会结构体，但几乎不会产生剩余资本。现代经济和科技能力也很难从内部生长出来。中国人的开放精神中，其实包含了几百年封闭环境中所付出的历史代价，对于封闭发展模式，只要一谈及，立即就会使人有很强的触痛感。没有创新知识导入的社会，迟早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7]，不仅仅国家要警醒，大企业也同样需要警醒。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8]认为：中国在过去的1 800年里，直到1820年，一直维系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位置，同时也是人类最大的知识生产者之一，但是在过去5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和其他大洲的国家相比，中国失去了作为主导性知识创造者的地位。马凯硕同时也说，印度和中国的角色一样，在近代欧洲崛起之前，印度也一直拥有巨大的经济总量，在全球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角色和经济角色。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9]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他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人，认为守成大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可能是一种历史的规律，这个概念在美国政坛之中抛出了一颗震撼弹。人们（包括管理者阶层）有时候并不深入分析事实，而很容易变成假想性概念和情绪的俘虏。美国政府和一些战略规划者将中国认定为“最大竞争对手”，都和这一类概念的传播相关。艾利森也意识到中国回到历史正位的概率已经很高了。在这本书里，他问李光耀：“中国会不会（在经济上）超越美国？”李光耀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说了一句话：“中国是世界历史最大的参与者。”
中国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回归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李光耀的眼中，东方超越西方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国、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要大于西方，超越是理所当然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知识创造和生产领域，东方人也具备很强的创造能力。偏见并不代表现实，假若研究“八股文”换成研究数理化，中国照样可以产生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工程师的群体。
大部分的观察者在观察社会快速变迁的时候是滞后的。正如英国有一些老的战略学者和民众到今天还沉浸在“日不落帝国”的荣光里，并且将英国看作一个全球性的领导型的大国存在。近几十年来，东西方的发展在逐步走向均衡，非西方的产出已经和西方经济逐步实现了平衡，并且稍有赶超。
当下的主要问题是，当美国在实力上和主要国家经济体之间已经在逐步均衡的时候，美国战略决策者群体还停留在压倒性力量的旧时代。对于绝对力量时代的怀念，让这些决策者还在遵循50年之前的行事原则，20世纪80年代对于日本的胜利，90年代对于苏联的胜利，让同一批决策者觉得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让中国回到被无视的配称型力量时代，让中国成为那种可以在天平两边被人拿来放置的砝码。
5G作为第五代通信技术，使中国获得了在技术整合度方面的领先优势。通信技术是人类社会半个世纪以来发展最快的技术之一，可以认为是龙头型的技术系统。美国在5G技术领域跟中国企业过不去，原因是深层次的。美国的战略规划者懂得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毕竟美军最好的指挥系统就是信息中心战模式，率先发起信息革命的组织机构最早就是美军，信息系统是美军战力的倍增器。和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不同，信息化军队对于机械化军队是一种代差式的碾压态势。
信息产业是效能型产业，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凭借先进的电子技术在战役战术行动中对日本海军占据了巨大的优势，总是能够做到先敌发现、先敌摧毁。第一次海湾战争之中，美国同样秉持了这样的优势——发现即摧毁。
在最关键的技术领域，美国失去了其绝对领导者的地位，意味着美军的战力优势也被削弱了。中国人的信息优势很快就能够转化为军事优势，迅速跟上新一轮的军事革命，从而消弭军事领域的大部分代差。“制信息权”[10]是美军必须要抢占和强占的技术高地，美军管理结构的扁平化变革，得益于其先进的信息技术优势。中国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信息技术领域的优势，意味着不仅在军用领域有一个大的进步，在企业的信息管理方面也将有一个飞速的进步。
中国著名风险投资家、洪泰基金创始人盛希泰[11]在演讲中说：“宋朝以来，中国作为知识创造大国，之后错过了所有的技术革命。300年前，英国引领了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工业革命1.0，代表产品为蒸汽机；美国引领了19世纪末的‘电气革命’和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信息革命’，即工业革命2.0和3.0；现在，全球正在进行工业革命4.0，很幸运，中国人没有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缺席，并且成为重要的引领者之一。”
盛希泰的分析框架之中，有几个很重要的点：中国人在过去的40年里有一个重要的飞跃，突破了“刘易斯拐点”，顺利地从“人口红利”阶段进阶到“工程师红利”阶段。凭借世界最大的工程师群体，中国企业能够从产业链底端逐级攀爬，进入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领域，巨大的工业工程和科学工程投资建设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具备临场知识的工程师和产业技工群体。华为就是典型的“工程师红利”的产物之一。
盛希泰相信市场的力量，他说：“十年之前，在把硅谷创业者和国内创业者比较之后，我发现一个很沉闷的问题，硅谷创业者重视硬核科技的发展，在项目展示过程中，大约有30%是技术创新领域；而国内，只有3%的创业者项目和硬科技相关，其余都是在商业模式领域的创新。现在这个数据在大幅度改变，越来越多的项目是硬科技领域的创新。在全球，48%的‘独角兽’出生在中国，位列世界第一。”
科学技术发展是静悄悄发生的，在中国一线城市的写字楼和研究实验室之中，夜灯长明。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带着问题，邀请盛希泰参与一些讨论，希望他能够用自己的数据感知来提供一些超越性、标志性的证明。盛希泰回答说：“看看2011年到2018年，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利增长了多少倍？我做了一个数据比值，是846倍。当中国人觉得模式创新的结果不如科技创新的时候，科技创新也就真的来了。”
盛希泰的意思我是理解的，飞速追赶型的现代化已经完成，但是很多领域和西方科技相比，还是滞后的，谁也不比谁聪明，谁也不比谁笨，西方出发得比较早，之前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做研发，成果多也是正常的事情。但这是一场存量竞争和增量竞争的新游戏，速度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追赶相对容易，但是超越很难，中国人引领技术革命的进程，未来还需要再观察。
在长江商学院内部也有一些讨论。我就提出过“独角兽指数”一类的分析模型，探讨东西方主要城市的创新能力。独角兽企业是由年轻企业家引导的资源整合过程，产生独角兽企业的地区，市场元素组合的效能很高；企业家精神比较旺盛的地区，往往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科技研发要变成应用科技，需要发挥企业家的核心作用。独角兽企业的密集度是足以说明地区创新能力的指标。下一代巨型企业完全有可能在这些新企业中产生，这种生生不息的机制建立起来，是社会经济运转的主导性因素，这种超越是安静的。独角兽指数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效能指数，是综合竞争能力和大规模创新元素协同能力的胜利。尽管这些独角兽企业也是生生死死，但是背后所折射出的能量体系却是雄浑有力的。有些落后地区连一个杰出的企业都没有，这也说明了经济体产业竞争力的问题。
谈吐幽默的美国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12]也提供了一个转折性的标志物。他说：“055型导弹驱逐舰是东西方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是15世纪以来的一个转变，055型导弹驱逐舰第一次和西方海洋霸权的主战兵器达到相同水平，并略有超越。这一驱逐舰的信息化水平已经占据领先地位。现在中国和海洋霸权国之间不存在整体的技术差距，主要差距体现在存量和增量转变的发展过程中。”
5G技术发展到现在，从一些企业的成就来看，那是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获得的产业优势的统称。尽管在产业生态如操作系统领域还是西方公司主导，但是在军事工程领域，这些信息技术已经开始溢出，中国能够生产出一流的军事装备，这个意义在于中国能够保护自己的核心资产，美军的“上帝之鞭”无力在中国市场内部制造动荡，只能将资本驱赶到华尔街去焚烧。这是发展的前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袁岚峰说：“如果回首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那时候我们对于高科技竞争的认知，从高层到科研人员，都是迷茫的，甚至缺失常识。但是今天，我们参与了全球高科技的竞争，其实，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就已经胜利了。”
如果说文明的融合一个周期往往就是一个千年，那么这就是千年的视野。比如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文化水乳交融，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过程的时间之长，是超越人们的想象的。东西方的文化交融，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我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告诉他们，这几百年来，我们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代人，因为我们亲历了这种信息技术带动的知识大爆炸的年代。从中国追赶到中国全球贡献的时代，中国人能够在知识领域为整个人类创造更多的知识。换句话说，我们的技术追赶型的进程已经接近完成，但从低质量量变到高质量量变之间是线性的进步，从高质量量变到质变才是真正的跨越。
我将开放精神和科学文化看成是宋朝以来最大的文化移植，在文明史上媲美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对于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这是中华文明和科学的大会师，科学创新已经进入中国人的文脉骨髓，从此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文化之一。这种影响足以向后世释放数千年。
5G科技之战，以及其他技术类的国际竞争，为中国科技发展再一次地进行了一种全体动员。
从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在超越之后的自我封闭，往往导致开放精神的缺失，继而丧失主要知识创造者的地位，这是历史教训。从企业的视角来看，彻底的开放精神，在开放中隐忍和包容，是企业在未来屹立不倒的秘籍。
5G本身改变不了世界，掌握5G技术的人和他们的决心才能够改变世界。从全球战略视野来看，5G只是全球下一波发展的“开胃菜”，更大的历史使命在于征战星辰大海，向未来千万年释放创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