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服洪水的大英雄

对于远古时期的先民来说，最大的敌人是躲不开的天灾。据记载，帝尧在位期间，曾发生过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297年，中华大地在接连不断的暴雨肆虐中迎来了一场规模空前浩大的洪水，无数的房屋、家畜、良田都被这场洪水无情地吞没，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在灾难中溺死、饿死……治水迫在眉睫。

当时，人们在应对自然界的各种天灾方面还没有摸索出完善的方法，面对肆虐的洪水根本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治理。帝尧只能把各氏族部落首领、臣子全都召集起来，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商量来商量去，大家给帝尧推荐了一个人——有崇部落的首领鲧。在当时，鲧是比较有名的“水利工程专家”。

鲧是黄帝的后人，要论辈分，他还是帝尧的叔叔辈呢。虽然有亲戚关系，但帝尧其实非常看不上鲧。当众人将他推举出来的时候，帝尧一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鲧这个人太自负了，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实在是不堪大用。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鲧，他们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于是，在众人的劝说下，帝尧只能把这治水的差事派给他。

治水事关重大，鲧尽心尽责，可惜他用错了方法，不仅未能解决水患问题，而且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鲧的治水方针说起来很简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字——堵。他让手下的人修筑了很高的堤坝，试图将洪水隔离开，以此来控制水患。如果治理的是一般的小河流，采用这样的方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鲧所面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小河流，而是滔天的洪水，不管修筑的堤坝多么高，面对猛烈的洪流都是不堪一击的，而一旦决堤，便是雪上加霜，情况会更加恶劣。因此，鲧花费了整整九年的时间，最终未能解决水患。

这个时候，姚重华——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帝舜跳了出来，对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甚至把治水失败的罪责全都扣在了鲧的头上，认为治水失败完全是因为他玩忽职守。

此时的姚重华已经是帝尧的女婿了，正领着官职，接受着来自帝尧的考验。在他的大力抨击和打压下，鲧最终被帝尧革职，被流放到了羽山，并最终葬身在了那个地方。这一次治水失败牵连了不少人，除了鲧，三苗、共工、兜等三人也被牵连其中，受到了严厉的处罚。在古书记载中，鲧与这三人被合称为“四罪”。在有关帝舜的记载中，他所立下的种种功绩里，其中有一项就是“平四罪”。

鲧获罪了，可这洪水问题还没有解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鲧的儿子禹又被推出来，接替鲧未完成的工作。

当初鲧治水的时候，禹就一直跟在他身边做助手，因此对治水一事比较了解。接替了治水的工作之后，禹就开始带着他的儿子启一块投入前线，进行考察调研，以便确定治水方针。

禹是个极其聪慧的人，比他的父亲更有才华。在亲眼见证了父亲鲧的失败之后，禹一边进行反思，试图找出鲧治水失败的原因，一边则到各地的河道去考察。最终，禹决定彻底摒弃父亲“堵截”的治水方针，而改为以“疏导”为主的方针来进行治水。

事实证明，禹的思路非常正确，他的治水方针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之后的十三年中，禹历尽千难万险，踏遍天下，亲自率领百姓疏通河流，将滔天的洪水引入河道，流向海洋。泛滥的洪水在禹的治理下终于一点点退去。

据相关资料记载，禹在十三年间率领百姓疏通了九条河流，即弱水、黑水、黄河、渭水、洛水、济水、淮河、汉水以及长江。但从地理位置上来考量，这一记载的真实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单说从黑水到长江口，其航空距离就达到了两千六百余公里，以当时的交通发展水平来说，走完这段距离需要好几年，所以用十三年的时间疏通这九条河流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不管怎么说，即便记载有夸大的成分，但禹对天下、对百姓的功绩是实实在在的，足以令他受万民敬仰。百姓们感激禹，崇敬禹，因此尊称他为“大禹”，意思就是“伟大的禹”。

十三年走遍天下的治水历程带给禹的收获是巨大的，他不仅收获了名声和天下百姓的支持，更是对当时中原大地的地形、风俗、物产等情况都有了详尽的了解，正是这些宝贵的信息，让后来的大禹在成为中原大地的新领袖之后划定了九州，并根据各个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规定了符合该地区条件的贡品物种。这也是大禹重要的功绩之一。

关于大禹划定九州的说法有很多，由于时代久远，我们已经无法确认当时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其中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认为，大禹划定的九州为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为冀州，黄河与济水之间为兖州，山东半岛一带为青州，河淮平原一带为徐州，中原地区为豫州，关中与陇西一带为雍州，秦岭以南及四川盆地为梁州，长江下游地区为扬州，长江中游地区为荆州。

十三年的治水功绩为这位降服洪水的大英雄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对于当时的古代社会而言，治水就是治国，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也更有贡献的事情了。因此，几乎毫无悬念，大禹的声望让他成了当之无愧的领袖候选人，帝舜的继任者。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脱离亲缘关系的禅让正是在帝舜与大禹之间发生的。

大禹是个不错的领袖。在成为君主之后，除了继续开疆辟土，大禹对教化方面更为重视。他经常到周边一些较为落后的部落巡视，并在这些部落中传播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礼教思想，深得人们的尊重。

大禹告诉那些部落的酋长、首领们，做事要有法度，不能恃强凌弱，要讲道理，讲礼仪。而面对普通群众的时候，大禹更多地教导他们如何把握农时，更好地进行耕作。大禹很清楚，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再多的大道理都是空泛的，他们最需要的还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技能。

当然，虽然重视教化，但如果有不尊教化的部落，大禹也绝不留情，往往直接出兵征讨。在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之下，很多周边的部落纷纷向大禹臣服，纳贡称臣，大禹的声望也与日俱增，许多百姓都将他奉为圣人。

岁月无情，即便是圣人也逃脱不了时间的桎梏。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大禹也开始面临选择继承人的问题。

一开始，众氏族部落给大禹推荐的继任者是皋陶。皋陶是个很贤能的人，声望也很高，在帝舜时期被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正直闻名天下，是“中国司法鼻祖”。

在担任理官时期，为了肃清社会风气，皋陶设立了五刑，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最难得的是，皋陶虽然严厉但并不残暴。他认为，一个人犯了罪，其后嗣是不应该受到牵连的；但如果是立了功，则应该世代不遗。对于那些因为过失而犯罪的人，皋陶一直采取从宽处理的态度；相反的，对于那些故意犯罪的人，则从严追究，严肃处理。

皋陶和大禹关系一直非常好，当初大禹能够继位，皋陶出力不小。在被选为继任者之后，皋陶就一直帮助大禹处理政务。据说在大禹刚刚继位时，江淮一些部落对他有不满的情绪，于是皋陶便数次趁着巡视江淮一带的机会，宣扬大禹的功绩，帮助他稳定民心。可惜的是，在大禹还活着的时候，皋陶就已经去世了，因此最终没能成为大禹的继承人。

皋陶去世后，部落首领们又给大禹推荐了一个新人选——伯益。伯益是颛顼的后人，和皋陶有血缘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伯益就是皋陶的儿子。

伯益这个人确实很有能力，早年还跟随大禹治理过水患，在民间有一定的声望。后来大禹成为君主之后，对周边部落实行恩威并施的策略，实际上也是伯益的献策。

从客观条件上来说，伯益的确满足成为一个继承人的条件，因此尽管大禹心中不是很情愿，但在表面上还是首肯了伯益成为继承人的事情。与此同时，大禹开始私下里培养自己的儿子启，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开始参与政事，管理国家。按照以后朝代的说法，就是将启当作皇太子培养。

启本身也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大禹治理水患的时候，他就一直跟在大禹身边，因此在参与政事之后，启也做得得心应手。自身有能力，加上父亲大禹的扶持，启很快就声名鹊起，得到了百姓和众部落首领的拥戴。

大禹去世之后，伯益成了新的君主，并按照礼教的规定，为大禹守孝三年。在伯益乖乖守孝的这三年中，政权全部落入了启的手中，启利用这一机会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伯益对此却一无所知。

三年过后，伯益守孝回来，准备继承帝位。按照惯例，这时通常要客气地推辞一下。当初帝舜把帝位禅让给大禹的时候，大禹就“客气”地推辞过，表示要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自己回老家隐居，直到氏族部落的首领们亲自去三催四请，他才最终答应继位。伯益也打算效仿大禹，也“客气”地推辞了一番，说还是让启来继位吧。

结果，伯益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一番“客气”，却成就了启。那些氏族部落的首领们也都早就归顺了启，纷纷向他表示效忠。直到这个时候，伯益才知道自己被算计了，愤怒地自老家东夷起兵去攻打启，被启打败。

解决完伯益之后，启的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撼动了。他大张旗鼓地摆下庆功宴，几乎所有氏族部落的首领都到场对他表示祝贺和臣服。在这场庆功宴上，启正式宣布自己成了夏国的第二任国君，而其父大禹则被追封为夏国第一任国君。此外，启还直接废除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虽然此时启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地位也基本稳固，但依然有不少氏族部落首领不认可他的做法，认为他破坏了传统，一部分人甚至联合起来，打着要求启把帝位还给伯益的旗号发动叛乱。可惜这部分势力根本就无法与启抗衡，很快就被启率领大军平息了。启很快就在众多部落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此后，启坐稳了江山，开启了以“父死子继”为传承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

对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而言，禅让制是中国政治历史上最美好的理想，而启是摧毁这种“天下有德者居之”的理想政治制度的元凶。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世袭制取代禅让制是一种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面对残酷的大自然，弱小的人类想要生存，就必须抱成一团，想办法壮大力量。这时候，任何人只要有能力领导人们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就有资格成为领袖。与此同时，正因为人人都有机会成为领袖，人们往往可能耗费更多资源来抢夺这个机会，这对团体的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生存已经不再是人们最迫切的需求时，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就变得至关重要。相比禅让制来说，世袭制最大的好处在于大大缩小了继承人的选择范畴，这不仅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成本浪费，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是大有好处的。

此外，“禅让”依旧建立在权力之上，并不完全受到君主的个人意愿所左右。帝尧与帝舜之间能够成功完成权力交接，是因为帝尧给了帝舜二十余年的时间去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当帝舜足够强大的时候，禅让才能顺利完成；帝舜与大禹之间同样如此。

帝舜与大禹是有杀父之仇的，但大禹治水的功绩却让他拥有了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威望和地位，换言之，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哪怕帝舜本人并不愿意让大禹成为他的继承人，这一结果也是无法改变的。

大禹和伯益之间的禅让之所以会被破坏，说到底还是因为伯益的实力不够强大，当启比伯益拥有更强大的实力时，禅让自然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可见，禅让制的产生完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启只不过正好处在了一个微妙的历史转折点上，于是成了打破“童话”的变数。不管有没有启的存在，禅让制的终结都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