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嘉庆十六年（1811），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属湖南娄底双峰县荷叶镇）一户普通耕读人家。曾国藩自幼随父曾麟书在家塾利见斋读书，后又至衡阳唐氏宗祠、湘乡涟滨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就读；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道光二十年（1840）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擢礼部右侍郎，后历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曾国藩为京官期间，受当时理学名臣唐鉴、倭仁等影响，致力于程朱理学，进德修业，笃于修身，颇有清誉。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事；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母忧回乡，太平军进犯湖南，围长沙不克，转而攻陷武昌，连下沿江府县，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会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衡阳创建湘军水师；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始率湘勇与太平军交战；咸丰十年（1860）四月，赏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六月，补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曾国荃部攻克安庆，曾国藩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坐镇安庆，指挥湘军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同治三年（1864），湘军曾国荃部攻克天京，曾国藩因功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毅勇侯。同治六年（1867）补授体仁阁大学士；同治七年（1868）补武英殿大学士，调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再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1872）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清廷为之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
曾国藩因创建湘军剿灭太平天国，号称同治中兴第一名臣；又因首倡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之先驱，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梁启超盛赞曾国藩，说：“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曾国藩以坚苦卓绝之精神，成立“三不朽”之事业，被誉为传统中国最后一个完人。其著作，亦为世人宝爱。在曾国藩的所有著作中，影响最大、传播最深广的，则莫过于《曾文正公家书》暨《曾文正公家训》。
《曾文正公家书》十卷附《曾文正公家训》二卷，由长沙传忠书局刊于光绪五年（己卯，1879），晚于光绪二年（丙子，1876）该书局刊刻的《曾文正公全集》三年。《曾文正公家训》与《曾文正公家书》的区别在于：《曾文正公家训》主要收录的是曾国藩写给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的书信（《曾文正公家训》所收，只有四封书信不是写给两个儿子的：一封是写给堂叔曾丹阁的，一封是写给侄子曾纪瑞的，另有两封是写给妻子欧阳夫人的）；《曾文正公家书》主要收录的是曾国藩写给家里长辈和同胞兄弟的书信（《曾文正公家书》所收寄给儿子的书信仅有四封，其中三封写于咸丰二年八九月间，当时曾国藩闻母讣，由江西奔丧，写信给留在京寓的曾纪泽交代善后事宜）。“家训”特指父祖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故“曾国藩家书”之名可包“曾国藩家训”，而“曾国藩家训”之名不可以包“曾国藩家书”。我们这次的做法，是遵循惯例，将《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家训》当作两部书来处理。
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家训》共收文章121篇，最后一篇《日课四则》并不属于书信性质，剩下的120篇书信，只有一篇写于咸丰六年（1856）、一篇写于同治九年（1870），其馀118篇皆写于咸丰八年（1858）至同治六年（1867）之间。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曾纪泽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曾纪鸿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48岁，曾纪泽20岁，曾纪鸿11岁；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57岁，曾纪泽29岁，曾纪鸿20岁。从年龄段来说，《曾文正公家训》基本上是一个五六十岁的父亲在十年间写给一个二十岁到三十岁、一个十岁到二十岁的儿子的书信汇编。
《曾文正公家训》的史料价值，或不及《曾文正公家书》。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是清廷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最高统帅，《曾文正公家书》所收兄弟二人的通信，是研究湘军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咸丰十年（1860）之前写给两个儿子的信中，曾国藩较少谈论军务和时事。咸丰十年（1860）之后，才涉及较多，但内容远不及写给曾国荃的信详细。唯有同治三年（1864）六、七月间，曾国藩在写给两个儿子的信里谈及讯问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及李秀成供状相关事宜，明确提到“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馀字”“供词亦钞送军机处”“李秀成供明日付回”，这些内容仅见于《曾文正公家训》，是研究李秀成供状相关问题的重要史料。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二人的湘军统帅身份，决定了《曾文正公家书》的内容偏重于军务和时事，《曾文正公家训》的内容核心则是学业教育和家风建设。
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尤其是在教育子弟和门风建设上，颇受后人重视。《清史稿》说曾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又说他“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可谓得其环中。蒋介石盛赞曾国藩，说：“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曾国藩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为国家长育人才，固不止于教育子弟之一端，但最能体现曾国藩“事功本于学问”“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的，无疑是曾国藩家书家训了。
曾国藩贵为两江总督，位高权重，却时时教育两个儿子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曾国藩将其祖父星冈公遗训概括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个字，教育两个儿子谨守先世耕读之训。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五月二十七日写给曾纪鸿的信里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曾国藩的几个女儿出嫁，奁资都是二百金（二百两银子）。自身“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女儿出嫁奁资仅二百两银子，皆可见曾国藩生活作风俭朴。曾国藩非常重视内政、内教，写给儿子的信里，时常叮嘱家中妇女要勤于酒食和纺绩二事，要求儿媳妇和女儿像寻常人家女子一样勤于纺绩和做小菜。
曾国藩一生学问根基在程朱理学，于“敬”字功夫体会尤深。《曾文正公家训》开篇《咸丰六年丙辰九月念（廿）九夜谕纪鸿儿》信里说：“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整部《曾文正公家训》，曾国藩在至少十封信中嘱咐儿子（尤其是曾纪泽）“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可见曾国藩于此何等重视。《曾文正公家训》最末一篇《日课四则》，令二子每夜以“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四条自课；倒数第二篇《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以“不忮不求”“克勤克俭”及“孝友”之道教诲两个儿子；皆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尤其程朱理学，是曾国藩一以贯之的精神支柱。
《曾文正公家训》所收书信中，随处可见曾国藩对两个儿子在学业上的指点。曾国藩在咸丰九年（1859）四月二十一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凡有所见所闻，随时禀知，余随时谕答，较之当面问答，更易长进也。”曾国藩要求曾纪泽随时向自己汇报读书心得，并允诺会随时谕答。父子之间通过书信探讨学问，是因为曾国藩长年身在军营，两个儿子不能随侍身旁。但曾国藩认为父子之间以书信探讨学问，甚至比当面问答更有益，大概是因为书面探讨，更系统化、更条理化。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七月二十一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泛读；读，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精读（曾国藩要求熟读成诵）；写，就是写字；作，就是作诗文。这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仍具备指导意义。
曾国藩在咸丰九年（1859）四月二十一日写给曾纪泽的信里说：“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其尤著者，不过顾、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而风会所扇，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这封信，可以见出曾国藩治学不局限于汉学、宋学、清学之门户。曾国藩虽宗程朱，为理学正宗，但亦重清代考据学。曾国藩多次自述好高邮王氏之学，建议儿子认真研读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著作。
曾国藩对儿子学业的指导可谓无微不至，连如何作札记、如何分类手抄词藻、如何编制分类目录，曾国藩对曾纪泽都有具体指导。曾国藩不但在给儿子的书信中指陈“十三经”注疏各家得失，还为儿子指出古人解经有内传、外传之分。对于清代学术的标志性成就，曾国藩更是对曾纪泽详细介绍。咸丰九年（1859）六月十四日和同治元年（1862）十月十四日写给曾纪泽的信，几乎可被看作具体而微的《尚书》学案和清代学术小史。
曾国藩是桐城派古文晚期第一大家，诗亦是当时名家，书法造诣亦深。曾国藩一生，醉心于古文、诗、书法，于此三者用功颇深，多有心得。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信中，随时指点儿子在这三方面用功。
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自述于训诂、词章之学颇尝用心，希望儿子在这两方面有所成就。曾国藩是古文大家，曾纪泽亦有文名，曾国藩告诫曾纪泽要兼顾词章与训诂之学。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明确指出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并明言自己有“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之志，期望曾纪泽能“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曾国藩还在书信中与曾纪泽讨论历代文家造语之圆及文章雄奇之道。
“四象”说为曾国藩晚年文论之最大发明。曾国藩在同治四年（1865）六月十九日写给两个儿子的信里说：“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说可以分配。兹录于别纸，尔试究之。”这是明确以邵子“四象”之说分别搭配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种文学风格，标志着曾国藩古文四象论的明确成立。曾国藩此后写给儿子的信里，每以“四象”论诗文风格。
曾国藩在写字方面，对两个儿子的指导也很细致，具体到如何用笔、如何用墨、如何选帖、如何临摹；还对中国书法的派别源流做了详细论述。
曾国藩还每每教导两个儿子养生之道。多次建议儿子读《聪训斋语》，以培养生活情趣。
曾国藩对儿子在学业上的指导，颇可见出他的为学旨趣和学问修养。《曾文正公家训》是研究曾国藩学术思想的重要材料，亦为后人了解清代学术提供了方便之门。
曾国藩家书家训，亦具备极高文学价值。曾国藩为文章大家，李瀚章说：“公之文章虽闳博奇玮，峥嵘磅礴，无所不赅；而出之有本，言必由衷，如揭肺腑以相告语。是故言直而不伤于激，缜密周详而不流于琐碎。”梁启超说：“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曾文正公家训》，大约最能体现曾国藩文章“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出之有本，言必由衷，如揭肺腑以相告语”这一特点。曾国藩很会给儿子讲道理，并不是枯燥地说教，而往往是结合自身的阅历对儿子启发诱导，并对儿子遇到的具体问题给以针对性回答，娓娓道来，亲切有味。
我们这个《曾国藩家训》，文字一以中华书局影印本《曾国藩家训》（底本即传忠书局光绪五年《曾文正公家训》初刻本）为依据；个别地方，参考手迹（据《湘乡曾氏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版）加以改正。对于异体字，则按出版惯例做了统一处理。对于原刻本中保留的一些个人书写习惯，如“廿”“二十”歧出，或作“廿”，或作“二十”，则一仍其旧。每篇的标题，也和中华书局影印本《曾国藩家训》保持一致。
本书的注释工作，集中在笺注僻字、语典、人名、地名、官制等典章制度以及简述历史背景方面。
《曾国藩家训》虽以浅近文言写成，但曾国藩饱读诗书，习惯化用经书典故，这是其行文一大显著特点，是以凡有语典，本书皆一一注明出处。《曾国藩家训》涉及人名众多，是笺注的难点所在。本书对《曾国藩家训》中出现的绝大多数人名加以注释，尽可能包含姓名、字号、谥号、籍贯、科名、生卒年、仕宦经历、著述情况及重大事功等信息；但仍有个别人名无从查证，只能阙疑。《曾国藩家训》中的人名，相当一部分是重复出现的。本书的体例是凡第一次出现，详注；再次出现，视具体情况，简注或不注。有一些人名，可以确定其身份是长夫、亲兵，因无事迹可考，原则上不出注。至于书中所涉及的地名，凡县级以下建置，尽可能出注。县级以上建置，若古今名称一致的，则不出注。若名称不一致，或行政区划归属发生改变的，则出注。人名注中所涉及的籍贯地名，同此标准。若古今名称不一致，或行政区划归属发生改变，则用括号的方式注明今为某地或今属某地。
另因《曾国藩家训》中部分篇章有学案或学术小史意义，本书对其所涉及的相关学术人物及代表作，注释尤详。如《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谕纪泽儿》一篇论小学三大宗，详列清代古音学代表人物，本书注释则详细列举诸贤代表作及在古音学方面重要主张及创见。
本书的写作，得数位好友帮助。刘洁女史帮助录入了全部原文，曾国藩研究会主任刘建海先生，给了我许多具体指点。谨在此深表感谢。
因限于学力，加之时间仓促，自知疏漏难免，诚望大雅君子有以教我。
檀作文
己亥仲夏于京西雒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