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中国近代纺织业的发展历程

毋庸置疑,中国是世界纺织产品最大的制造国、消费国和出口国。纺织业不仅是国民经济中的传统支柱产业,也是中国重要的民生产业,并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近代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也是五彩斑斓、波澜万丈。

中国近代民族纺织业在这一阶段虽然有了新的发展,但是整体发展水平仍然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主要还是以上海、江苏、武汉等沿海、沿江大城市和地区为主,并且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还都要依赖从国外引进。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近代民族纺织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接管了日本当时在华的69个纺织厂,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75。在当时的中国纺织领域乃至工业领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占据着绝对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但具有当时领先的工业技术,在管理上也具备一流水准。

3.1.1 中国近代纺织业兴起的背景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在整体社会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并收购国内的土特产品及工业原料,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逐渐遭到了破坏,中国也被强行拉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殖民贸易的交易特点,促使东方社会逐步进入世界历史中。市场化是推动世界历史形成发展的主要力量。资本主义不仅开拓了本国市场,而且开辟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76”在过去,中国几乎不输入英国棉织品,英国毛织品对中国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由于1833年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转到私人商业手中,这两种商品的输入便得以迅速增加。从1840年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之后,这两项输入增加得更多了。外国的洋纱、洋布成本比国内纺织品的成本低很多。另外,为了打击中国纺织业,外国商人更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这样一来,中国的纺织业的发展受到了致命的冲击。在东南五口通商的地区,由于外国机织棉纺织品的大量涌入,中国多数的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受到冲击,并面临破产。如江南的松江、太仓等棉纺织业历来比较发达的地区,随着西方机织棉纺品的大量涌入,大量洋纱充斥于市,把国内的手工纺织品挤出市场,不少以棉纺织为业的作坊纷纷倒闭。在外国高强度的竞争之下,中国的纺织业者受到极大的损害,而相应社会生活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与重建。

与此同时,欧美各国还从中国大量收购丝、茶等土特产品,中国的丝、茶等农产品的出口日益增多,逐步改变了一些地区农村的生产结构,人们纷纷放弃粮食生产,转而植桑养蚕、种植茶叶。中国丝绸、茶叶等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贸易,也逐渐走上了依赖国外资本的道路。

《共产党宣言》指出: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77

显然,殖民贸易的发展事实上支持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与进程的加快。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基本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的封建国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鸦片贸易特别是武力入侵,中国被推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封建经济开始解体,闭关锁国日益成为不可能,而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融入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1.2 中国近代纺织业的诞生

尽管中国古代在纺织生产技术方面十分发达,历代官办纺织工场内聚集了大量的能工巧匠,甚至早在南宋时期就出现了具有动力纺织机器雏形的水力大纺车,但由于传统封建等级制度的桎梏,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造成了技术封闭以及民间技术推进缓慢,难以产生17~18世纪时英国那样的紧迫感,因此纺织技术一直以来都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发生技术变革,促成动力机器纺织的发端。一直到洋纱、洋布大量从国外涌入之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纺织业从鸦片战争结束、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时起,直到洋务运动兴起后的30多年间,一直处于手工纺织相对停滞和动力机器纺织开始孕育的状态中。

(1)西方动力机器纺织业的诞生。动力机器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是世界近代工业文明的源头。由手动纺纱轮发展到走锭纺纱机的运用,走过了大约6个世纪。在随后的70年里,西方纺织工业逐步走向完全机械化。织布机可以进行织带、织布、织地毯。从最初的由水力驱动,到后来的使用蒸汽机驱动,纺织工业走在了工业革命的第一线。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后期,西欧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其标志是棉纺织机械的发明和运用。1733年英国首先发明飞梭装置,并在1764年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图3-1),此时的纺纱机可以同时纺几十根纱。随着1769年水力纺纱机的发明和1785年自动织布机的发明,蒸汽机已经开始广泛用于纺织生产。到18世纪末期,英国的纺织品生产能力已成为世界第一,并急需开拓国外市场。此后,欧、美、日等国纷纷效法英国,并相继在19世纪中后期完成了工业革命。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纺织机器的原动力逐步由蒸汽动力和电力替换了畜力、水力、人力,随之而来的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即由过去传统的单独家户式和手工作坊式的分散生产形式,逐步演变成规模性的、大型的、工厂式的生产形式,而劳动生产率在其中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相比于世界,中国动力机器纺织业的产生和发展比英、法、德、意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整整晚了一个世纪。

图3-1 开英国工业革命之先河的发明:珍妮纺纱机

(2)中国手工纺织技术的相对停滞。中国近代纺织业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本国手工机器纺织相对停滞,与之相对的是欧洲动力机器纺织迅猛发展。而这也正是中国纺织生产历史上的第二次大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00年,由原始的纯手工生产到使用人力加机器的生产方式。受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条件所限,民族纺织业的这次飞跃是在生产方式的痛苦变革下艰难完成的。

中国手工纺织技术在1840年前后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没有解决好动力化的问题。纺纱方面,纺车上还没有构造牵伸机构,因此难以实现多锭化,造成动力化问题的难以解决。织造方面,虽然大花本束综提花机、丁桥法多综蹑机、绞综纱罗织机等机型已经能织造档次较高的产品,但是,当时还未发明纹板、横针,因而无法取代线编花本;同样没有发明纹链和转子来取代多蹑,限制了动力化问题的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下半叶,中国手工纺纱普遍使用的是手摇单锭纺车,每人每天最多纺36.4特的棉纱125克。织布使用的是30厘米幅宽的脚踏手投梭织机,每人每天只能织布9米左右78。显然,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无法与西欧的动力机器纺织生产效率相比。

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机制棉纱以其低廉的成本优势就已经进入中国。因此严重冲击了口岸附近的城镇手工纺纱业,致使部分工厂停产。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在“五口通商”地区,各通商口岸附近的手工纺织业遭到廉价的洋纱、洋布的打击。然而在东南沿海城区,手工纺织业不仅受到国外的冲击,还受到国内战争的影响。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破坏了江南的蚕桑业,缺乏原料使江南丝绸生产严重萎缩。然而,整体上,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国外的进口纺织品还没有全面渗入内地,战火对纺织业的破坏也只在局部地区,全国手工机器纺织在全国还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3)中国动力机器纺织业的产生。中国近代机器纺织业的起步伴随着西方在华企业的压迫和不平等的竞争,并在这种压迫和掠夺的环境中逐步发展。

起初,资本主义各国大量掠夺原材料,廉价购买中国的纺织原料,如生丝和原棉,在运回本国生产的同时,将大量纺织初级产品,如纱线、布匹,倾销到中国市场。鸦片战争后,中国广大的纺织品市场和廉价的纺织生产劳动力,成为西方企业在中国开办动力机器工厂的动力。然而,在1895年《马关条约》之前,西方人一直没能获得在中国建厂投产纺织工业的特权。在1862~1894年的30余年中,英、德、美、法诸国在华的纺织工业以生产缫丝为主,另有轧花等初级加工企业。这些西方人开办的小型或家庭式缫丝厂、纺纱厂等初加工企业遭到清政府的制止,当地的城镇手工业者也多有抵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而《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资企业逐渐开始“合法”地进入中国棉纺织业和其他规模较大的纺织业。

1872年,中国人拉开了自办动力机器纺织厂的序幕。海外归来的陈启沅在家乡广东南海创办了继昌隆蒸汽机缫丝厂,逐步采用了法式的缫丝机。这个厂从采用近代锅炉入手,这可以算做中国民族纺织业的萌芽。1882年,第一家由民族资本所建立的纺织机器制造厂——上海永昌机器厂在上海诞生,其主要生产仿制缫丝机。缫丝机主要有三种样式:法式、日式与意式。棉纺织机器基本上是进口的。1891年,第一家由民族资本所建立的棉纺厂——华新纺织新局在上海诞生。而到了1895年,民族资本纺织厂已有纱锭8万余枚,织布机1800台79。1896年,第一家由民族资本所建立的针织厂——上海云章袜衫厂诞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894年,中国人自办近代意义上的纺织厂,全国共有制丝厂120多家,丝车3万余台,工人3万余人80。可见,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兴起,是中国社会的开明人士在西方包括纺织品在内的大量工业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挤压中国手工业生产中获得的启发,认识到只有利用动力机器办纺织厂,其民族资本和产品才能重新占有国内市场,挽回利权。但在1897年之前,无论是中国人开办的还是外国人所投资的动力机器纺织厂,或者规模很小,或者存在时间较短,动力机器纺织只能算是萌芽起步阶段。

而到了1878年之后,近代纺织业的主体转化为了洋务派。19世纪60年代,清朝的部分当权官僚以强国之名,开始兴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到19世纪70年代末,当权官僚开始逐渐关注西欧的技术,引进了相关设备和技术人员,并仿照西欧的近代工厂兴办中国自己的纺织厂。如1876年,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拨款20万两创建了甘肃织呢局——第一家近代毛纺织企业81,李鸿章相继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企业;1888年,张之洞在湖北建立织布官局。洋务派走的是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技术和人才,向西方学习技术的道路。

虽然在洋务运动中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使用动力机器的纺织企业,但其中大多数都遭受挫折。但这些企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其中不论是官办还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都是直接进行了商品生产,具备了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这些企业引起了当时的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为民族资本纺织业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3.1.3 中国近代纺织业的发展

纺织业是民族资本进入最多的行业。前近代中国纺织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并出现了类似资本主义雇佣生产关系的萌芽82。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纺织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其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近代西方工业纺织品的大量输入,如机器纺织品的洋布、洋纱,西方工业纺织品严重打击了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破产,这些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近代劳动力市场扩大;二是近代西方纺织业技术与设备的传入,改变了传统手工纺织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机器纺织品及机器纺织业得到顺利发展;三是近代纺织品市场推动了机器纺织品的生产,带动了近代纺织工业。

从民族纺织业的整体发展历程来看,1895~1931年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95~1913年初步发展阶段、1914~1936年快速发展阶段、1937~1949年缓慢发展阶段。

1897年全国共有纱锭39.5万锭,1936年增加到510.2万锭,增长11.9倍。其中民族纺织业,由1897年的23.4万锭增加到274.6万锭,增长10.7倍;外资纺织业由16.1万锭增加到235.6万锭,增长13.6倍,快于民族企业增长。织布机,1897年全国有2016台,1936年增加到5.84万台,增长27.0倍,其中华资企业织布机增长11.8倍;外资企业织布机数量从1913年的1,986台增加到1936年的3.29万台,24年间增长15.6倍,快于华资企业,见表3-1。外国资本在纺织行业投资的掠夺性还来自投资方式几乎全为贷款投资,据对1890~1932年19家外资纱厂统计,投入资金全部为贷款。1897~1936年外资兼并的22家纺织企业的资金也大都来自贷款83

表3-1 1897~1936年40年间我国纱锭、织布机数量增长情况84

(1)中国纺织业初步发展阶段(1895~1913年)。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皆采用近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纺织机械来发展纺织业,所以近代纺织工业大多产生于洋务运动后期或洋务运动结束之后的时期内。中国近代早期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及先进机器的纺织工业情况如表3-2所示。

表3-2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初期——以棉纺工业为中心

中国棉纺织业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后开始有所发展,在短短几年内设立了众多纱厂,造成棉花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加之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起,棉纱进口量激增,致使纱价受抑。因此,全国棉纺织业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起开始进入低潮,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没有新设一家纱厂,原有的纱厂也大都处境困难。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棉布销路大畅,纱价回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国人民掀起抵制美货运动,使占中国进口粗布半数以上的美国棉布大受影响。于是,各纱厂处境大为好转。在此刺激下,这一时期是近代民族纺织业的初创时期,民族资本掀起投资兴建纱厂的热潮。到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共新建纱厂11家85。这一年,全国华商纱厂共有22家(已毁或出卖给外商者除外),纱锭总数为510008锭86。1896~1913年是棉纺织业初兴和成长的时期,其中仅在1896~1899年的4年内就增加7个民族资本纺织厂及1个官商合办纺纱厂87。到1913年,民族资本棉纺厂有23家,纱锭48.4万锭,织布机2016台88。截至1913年,全国针织手工工厂共有1万多家,主要分布在江苏、广东、湖北、辽宁、浙江等省89。丝织业仍然主要靠手工旧机织造,在1915年全国有丝织厂近百家。

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与国内封建势力双重影响下,中国民族资本纺织业是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纺织业初创阶段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受外资在华纺织厂的排挤,外资纺织厂依靠来源国技术支持,采用工头制管理,生产率较高,难于竞争;第二,大量国外纺织品的输入冲击了旧的市场体系,促进了流通和新市场的发育,逐渐打破了自然经济和官营垄断的旧格局;第三,政府当局不断有苛捐杂税进行重重盘剥。民族纺织业在重重困难中毕竟站住了脚,为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基础。至20世纪初,在中国纺织品生产行业中,动力机器基本取代了落后的手工机器,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逐步解体。民族纺织业形成了完整的行业结构,主要包括棉纺织业、毛纺织业、丝纺织业、染织业、针织业、简单纺织机制造及修理业等。江浙沪华东沿海一带,由于纺织业受原料产地、动力供给、运输、市场、金融等条件影响,成为了中国民族纺织业棉、毛、丝等针织产品的出产中心地。

(2)中国纺织业快速发展阶段(1914~1936)。1914~1922年,进入了中国民族纺织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外资纺织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从历史角度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纺织业的发展是随着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动而迂回发展,总趋势是在上升成长的。而在这一时期,在纺织品生产中动力机器纺织开始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影响,中国对国外纱布的进口锐减,民族资本纺织业得以迅速扩大。但与此同时,尽管欧洲工业国无暇东顾,民族纺织业却面临着来自日本在华投资建厂的竞争,1914~1922年,日本在华建立纺织厂30余家。1914年日本在华纺织设备约30万锭、织机3500多台,而到1922年就剧增至108万锭和3969台90。截止到1919年,在中国人创办的纺织厂中,工人总数已达到约35.8万人,其中棉纺织16万人,缫丝13万人,针织3万人,其他行业3.8万人91

1923~1931年间,由于受到国内军阀混战以及洋货卷土重来的影响,民族资本纺织业陷入萧条,发展速度减缓。从1932年始中国棉纺织品销售每况愈下,逐渐失去了与日本产品竞争、对抗的力量。一开始,国产棉纺织品也不得不随行就市,靠压价与日本产品对抗,用以抵制日货。但一再地压低售价,使中国民族纺织业亏损渐累,大多无力支持。到1933年后,已经先后有隆茂、同昌、永豫、裕中4家纱厂被迫倒闭,其他纺织企业也被迫停工、减工。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被迫决定自1933年4月22日至5月21日间,每星期六、星期日停止生产,即减少工时23%92。同时呈文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财政部、实业部,陈述当时国内纺织业形势,要求采取措施,抵制日货。呈文指出,华商纱厂纷纷停业,“此系不得已救急之计,若不谋根本救济之方,恐此后全国纱厂源源停闭者不在少数。”“夫纺织业关系民生者至大。吾国现有纱锭450万,而属于日(本)人者200万,除在我国设厂,复以其本国棉货倾销于我国。近三年来,日本棉纱及人造丝之织品输入者,平均每年在2万万元以上,瞻望前途,不寒而栗。93”民族纺织业在这一时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1932~1936年间,民族资本纺织业开始了新的复苏。但其纯粹的民族资本私营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全国被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改组、租赁、拍卖甚至倒闭的民族纺织企业计35家。到1935年6月底全国完全停产的民族纺织企业有24家,减工者14家,到1936年新棉上市之前,长期停工者仍有23家94。虽然在夹缝中求成长,但民族资本纺织业在这段时期发展较快,棉纱锭增长了4.7倍;织布机增长11.7倍;毛纺锭增长4.9倍;丝织业产生了机械缫丝车、电力丝织机;增加了麻纺织厂;创办了印染厂和染料工业;仿制了进口纺织机。此间日本、英国在华纱锭均有增加,民族资本棉纺织厂的织布机、纱锭、线锭也有增长。这反映了民族资本工厂在调整品种,加强竞争,增长率方面,纱锭低于外资厂,织布机高于英资厂、低于日资厂,线锭则高于日资厂。

在经历了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1931~1932年日本入侵东三省和进攻上海引起的全国抵制日货运动等历史事件后,民族纺织业生产能力和产业扩张的总趋势还是不断增长。

(3)中国纺织业缓慢发展阶段(1937~1949年)。1937~1949年间,中国民族纺织业受到战争、社会变迁的影响,经历了从破坏、搬迁、敌占、困难逐步转变为调整、接收敌占和恢复的艰苦过程,总体发展速度缓慢,到本阶段末期,总规模仅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水平。

随着1937年7月抗日战争的爆发,位于沿海及部分内地纺织工厂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仅有少数纺织工厂内迁。在抗战前夕,国内共有纱锭500多万锭,其中中国资本的纺锭274.6万锭。在抗战时期,由于运输艰难,仅有河南、湖北等9个棉纺织厂、2个毛纺织厂在国民党政府协助下,迁至四川、陕西等后方复工。而由越南、缅甸转运入后方的约7万锭,自造及其他方法输入各种小型纺纱机约3万锭。总计后方四川、陕西、云南、湖南、广西五省有大小机型约30万锭95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日资纺织厂全部为国民党政府所接收,中国纺织工业随之形成三个系统,即官僚资本、民族资本、英国资本。全国纺织设备共有纺机400多万锭,织机6.5万台。民族资本棉纺织业占据半壁江山,有纺机250万锭,织机2万台96。当时资本雄厚、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纺织企业有:上海的申新纺织公司、永安纺织公司、诚孚纺织公司,无锡的丽新、庆丰等纺织公司,青岛的华新纺织公司,南通的大生纺织公司,常州的大成纺织公司等。

在原材料方面,1948年,由于国内战争不断,除麻产量尚可外,生丝减产严重;国产内地的棉花、羊毛等原材料运不到沿海工厂,在产地霉烂废弃;由于外汇紧缺,致使进口原料大减,大量纺织厂减产甚至停工。从1948年7月至1949年,物价飞涨导致部分民族资本纺织厂动摇不定,有的选择抽资、有的选择迁厂去香港、台湾,仅上海地区就有10家厂、30万锭南运97。但绝大多数纺织厂都留在原地迎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