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纺织品牌研究
- 郭星梅
- 5528字
- 2021-03-28 18:39:08
3.2 中国近代纺织品牌的统计分析
纺织行业是近代中国民族企业注册商标、创立品牌最多的工业门类。本书根据中国近代民族纺织企业向政府商标行政管理部门呈请注册产品商标分析统计近代纺织品牌创立的概况。据国民政府实业部商标局1933年编辑出版的《东亚之部·商标汇刊》记载:20世纪30年代,中国纺织品牌商标占全国各类产品的33.49%,其中棉纱、棉布和穿着日用的袜子、手套、针织内衣等产品种类最多,其商标品牌1835件,占全部纺织品商标总数的84.54%98。
下面将从棉纱业产品、棉布印染布业产品、毛绒线业产品、桑丝产品、丝绸产品统计。
3.2.1 棉纱、棉织品牌统计
棉纱业产品是近代中国民族纺织行业中生产量最大、品牌最多的产品之一,其主要品牌共计325种。其中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于1915年的申新纺织公司并注册的“人钟”商标棉纱品牌最为著名,并且是中国品牌史上第一件由民族企业生产的纺织产品。其早年注册使用的知名商标还有:“金双马”牌、“宝塔”牌(图3-2,图3-3)、“四平莲”牌、“大喜”牌、“双福”牌、“神童”牌等。首创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南通大生纱厂,注册使用的“魁星”(图3-4~图3-6)商标棉纱品牌,亦是我国棉纱中享有盛誉的品牌,曾获得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工艺馆金奖。
图3-2 “宝塔”牌棉纱商标(一)
图3-3 “宝塔”牌棉纱商标(二)
图3-4 20年代初,大生第三纺织公司“魁星”牌棉纱商标
图3-5 “魁星”牌棉织线袜商标
机器纺织、印染的机制棉布、印染布自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以来有所出产,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发展为大规模自产自销。1920年民族企业家王启宇在上海创办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性质的印染布厂,即上海达丰染织厂。印染布产品品牌亦较多,其中有“凤凰”牌、“双童图”牌(图3-7)和“送子图”牌(图3-8)等。中国大成纺织染公司出产的“征东图”牌商标(图3-9)的印染布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品牌,图3-10所示为“双喜”牌棉纱商标。
图3-6 “魁星”牌印染布类商标
图3-7 “双童图”牌商标
图3-8 “送子图”牌商标
图3-9 “征东图”牌商标
图3-10 “双喜”牌棉纱商标
早期在我国机制棉纱线、缝纫机线市场上,一直被西方进口线所垄断,其中以英国生产的“链条”牌(图3-11)、“铁锚”牌等洋线团为主(洋线团,是当时人们对进口机制洋牌棉纱线的一种俗称。洋线团是将棉纱线绕在一只事先准备好的圆柱状木芯之上,故人们也叫它为木纱团)。1926年,我国企业家吴麟书抱着“实业救国,振兴国货”的愿望,筹集资金创办了统一线厂,自己生产木纱团,并使用“金鸡”牌产品商标(图3-12,图3-13)。之后,企业家汤辛耕又创办了信孚制线厂,使用名牌“帆船”牌木纱团商标(图3-14~图3-17)。1929年又诞生了一家我国民族制线工业的后起之秀——中国飞纶制线厂,它是英商“链条”牌、“铁锚”牌洋线团的有力竞争对手。该厂由制线行业精英、企业家罗立群创办,使用的产品商标为“飞轮”牌商标(图3-18,图3-19)。20世纪30年代,以国货“飞轮”牌、“帆船”牌为代表的国货木纱团产品,与英商同行在我国市场上多次展开激战。抗战前夕,英商从本国运来先进制线设备,在上海筹建英商绵华线厂,生产“福桃”牌洋线团(图3-20),企图挤垮以“飞轮”牌木纱团为代表的民族制线工业。但罗立群联合国内多家民族制线厂,与英商抗争,始终未被英商击垮99。图3-21所示为“凤凰”牌布匹商标。
图3-11 英国“链条”牌商标
图3-12 五和织造厂注册使用的“金鸡”商标
图3-13 振昌袜厂注册使用的“金鸡”牌男女丝纱线袜商标
图3-14 “帆船”牌商标(一)
图3-15 “帆船”牌商标(二)
图3-16 “帆船”牌商标(三)
图3-17 “帆船”牌商标(四)
图3-18 “飞轮”牌商标(一)
图3-19 “飞轮”牌商标(二)
图3-20 “福桃”牌棉线商标
图3-21 “凤凰”牌布匹商标
我国近代企业家陈万运等人于1912年所创办的三友实业社和其使用的“三角”牌毛巾商标,其牌子最老、影响最大。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三友实业社生产的国货名牌“三角”牌(图3-22)毛巾,价廉物美,在国内毛巾市场迅速崛起,并完全打破日货“铁锚”牌毛巾在我国毛巾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图3-22 上海三友实业社的“三角”牌商标
20世纪30年代初,三友实业社又将掌控我国毛巾市场50年之久的日货“铁锚”牌毛巾,一举赶出中国市场。30年代后期,实业家李康年创办的中国萃众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和其注册使用的“钟”牌414毛巾商标(图3-23~图3-25),引领国内新潮流,并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如该厂在国内首先采用新式衬衫外包装,最早向市场推出全新的“科学软硬领”衬衫新品种等,处于同行的领先水平。在服装行业中,由金鸿翔创办的鸿翔时装公司和其注册使用的“鸿翔”牌女子时装商标(图3-26)较为知名。1933年,金鸿翔设计、制作的“鸿翔”牌旗袍产品(图3-27),参加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展览并获得奖项。另外,鸿翔时装公司还申请注册了其他的商标,如图3-28~图3-30所示。
图3-23 1941年,《上海国货商标会刊》上的“钟”牌毛巾广告资料
图3-24 “钟”牌毛巾类产品商标
图3-25 1950年11月,“钟”牌414毛巾商标注册资料
图3-26 “鸿翔”牌商标(一)
图3-27 “鸿翔”牌商标(二)
图3-28 “鸿翔”牌时装商标(一)
图3-29 “鸿翔”牌时装商标(二)
图3-30 “红祥”牌时装商标,审定注册号为12954号
20世纪30年代中国纺织企业棉纱及棉织类品牌统计表如表3-3和表3-4所示。
表3-3 近代中国纺织企业棉纱类品牌统计表(20世纪30年代)100
表3-4 近代中国纺织企业棉织类品牌统计表(20世纪30年代)101
以上的表格看起来虽然繁琐、枯燥,但其统计量巨大,资料翔实,研究价值不可估量。从表3-3和表3-4中统计可以看到:
第一,棉纺织业是近代纺织工业的主体,品牌也多。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诞生于缫丝和毛纺织业之后,但棉纺织工业后来居上,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主体。棉花的产量大,棉纺织品在明代以来成为服饰的主要面料,在生活水平较低的时代,生产大众化的产品是棉纺织业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二,棉纱的品牌数量远低于棉布的品牌数量。棉纱是棉布的初级加工产品,棉纱品种少,而批量大。较深加工棉布品种多,批量少,技术难度也相应大。按照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规律,初级产品先抢占市场,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加大时,纺织企业开始进一步提升技术,质量高的深加工产品开始替代初级产品。
第三,毛纱、毛织品和蚕丝、丝织品品牌相对棉纱、棉织品品牌的数量呈现出巨大的差距(表3-5~表3-8),说明近代中国棉纺织市场的竞争极为激烈。而其他鞋袜、针织、服饰等终端产品类品牌又多于棉织品品牌的绝对数量,这也说明品牌的塑造更需要对后期产品的深加工来实现。
第四,从许多纺织企业同时拥有棉纱、棉织品多个品牌来看(详见棉纱统计表与棉织品统计表中带星号条目的一致性),在近代已有一些纺织企业在经营管理体制方面实现纺、织、染的一体作业,这与现代纺织工业纺纱、织布、印染专业化系统生产的理念大相径庭。
3.2.2 毛纱、毛织品牌统计
20世纪初我国毛绒线市场由洋货一统天下,其中以英国的“蜜蜂”牌、德国的“鹅”牌(图3-31~图3-33)等毛绒线为主,尤其是英国博德运公司的“蜜蜂”牌(图3-34,图3-35)绒线,在我国名声最响、销量最广。而我国绒线行业中以宋粟卿创办的天津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和“抵羊”牌毛绒线商标,在社会上也有很大影响,并在当时“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爱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他还有如“绒线大王”沈莱舟创办于1927年的“恒源祥绒线号”,20世纪30年代初创办的上海裕民毛绒线厂及注册使用的“双洋”牌、“地球”牌(图3-36~图3-40)和“双手”牌毛绒线商标等,均是20世纪30年代末我国绒线行业的名牌产品商标。20世纪30年代由江苏无锡唐君远投资创办的无锡协新毛纺厂与其“丽新”牌毛绒线商标,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图3-31 “鹅”牌商标(一)
图3-32 “鹅”牌商标(二)
图3-33 五和针织厂“鹅”牌商标
图3-34 “蜜蜂”牌绒线商标
图3-35 “蜜蜂”牌手套围巾服御品类商标,美球丰记针织厂注册使用
图3-36 “地球”牌商标(一)
图3-37 “地球”牌商标(二)
图3-38 “地球”牌商标(三)
图3-39 “地球”牌商标(四)
图3-40 “地球”牌印染布类商标
20世纪30年代中国纺织企业毛纱类和毛织类品牌统计表见表3-5和表3-6。
表3-5 近代中国纺织企业毛纱类品牌统计表(20世纪30年代)102
表3-6 近代中国纺织企业毛织类品牌统计表(20世纪30年代)103
从统计表3-5和表3-6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统计到毛线类品牌18个,毛织类31个,在数量上远远不及棉纺织品牌。我国从南宋开始到明代,大力推广棉花的种植,棉类开始成为人们服饰面料的主流。近代意义上毛线类的针织产品,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毛线类针织产品主要在内衣和丝袜上,市场较小。中国并不是产毛织原料的大国,毛料一般用来生产高档面料,只有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才会有大的销量。当时销量小,市场份额自然就小。
第二,毛纱、毛织品牌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这与在原料生产地建厂的规律是相悖的,但它符合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规律。中国近代工业发端于缫丝和毛纺织业,早在1880年,中国第一所毛纺织厂——甘肃织呢局在兰州建成后投产,它标志着我国近代毛纺织工业的开端。选择在兰州建厂,也有考虑到原料供应的问题。新疆、内蒙古、甘肃以及北方边陲是产优质羊毛的重镇,但是这些地方经济一直欠发达,近代工业化的触角很难延伸到这些地方。
3.2.3 蚕丝、丝织品牌统计
我国丝绸生产历史悠久,但都局限于手工生产。而现代化大机器生产的丝绸、丝织品,还是在20世纪后。据纺织工业史介绍,我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专业丝绸生产企业,要算上海美亚织绸厂。在丝绸行业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丝绸商标,也是美亚织绸厂的“美亚”牌商标。该厂由我国近代实业家、丝绸业巨擘莫觞清创办于1920年,后由于经营不善,到第二年莫觞清决定将工厂转让给其女婿蔡声白经营。由于蔡声白学的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专业,在接下美亚厂后进行大胆改革,由此生产销售迅速发展起来。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亚”牌(图3-41,图3-42)各类丝绸产品已居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丝绸行业其他知名企业还有薛福成、薛南溟父子创立的永泰丝厂与其使用的“金双鹿”牌丝绸商标,也是行业的名牌。此外,企业家林宝琛创办的中华工业厂股份有限公司及所生产的“孔雀”牌(图3-43)各种丝绸花边产品,曾一度风靡全国,但到了20世记30年代后,因企业内部矛盾重重,对外经营不善而宣告歇业。
20世纪30年代中国纺织企业蚕丝类和丝织类品牌统计表见表3-7和表3-8。
图3-41 美亚织绸厂“永而明”商标
图3-42 美亚丝绸厂“美亚”商标图样
图3-43 “孔雀”牌商标
表3-7 近代中国纺织企业蚕丝类品牌统计表(20世纪30年代)104
表3-8 近代中国纺织企业丝织类品牌统计表(20世纪30年代)105
从以上统计表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蚕丝类品牌28个,丝织类品牌12个。明代中期,我国人民发现种棉比养蚕经济效益更高,于是种桑良田的面积开始减少。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加深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富裕阶层的人口也减少,桑丝、丝织面料一直是高档面料,自然内销市场需求也减少。中国近代在向西方出口的产品中,主要以农产品为主,包括茶叶、土特产以及生丝。生丝是桑蚕丝的初级品,出口商直接从桑农手中收购出口,基本不涉及桑丝、丝绸的机械工业化加工。另外,宫廷是桑蚕丝需求大户,随着清政府的倒台,也削弱了桑丝、丝织面料市场需求。
第二,蚕丝品牌、丝织品牌由传统的老店和新开设工厂两部分组成,在比例上几乎是1:1。养蚕抽丝,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纺织行业的最大贡献。一些绸庄、布号在近代继续经营,并保持中国桑蚕丝一贯的高贵品质。另外,一些新厂引进近代西方的纺织技术,革新桑蚕丝的生产工艺。两者形成双足鼎立之势。
3.2.4 中国近代纺织工业与纺织品牌的分布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已经形成一定气势,从既往的纺织工业史研究来看,这一时期纺织工业由沿海逐步扩散到内地,主要表现为移向和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区,从工业的地域分布来看,这种现象是合理的。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这种现象只能是微弱的,无法改变近代工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通商口岸的总体格局。例如棉纺织业,1930年仅上海的纱厂总数就占到了全国总数的48%,加上天津、青岛、无锡、武汉和通州等地,其棉纺织厂的数量达到全国总数的74%,因此,资本总额也相当可观,占到全国的82.8%,纱锭数占82.5%,线锭数几乎占到100%,织机数占93%。根据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对不包括东三省在内的22个省市工业企业所做的调查,当时这些省市拥有在30名雇佣工人以上的各类工厂2435家,其中共1229家集中在上海,超过了总数的50%。另据1935年对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及北平、天津、青岛、汉口、威海、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工业调查显示,上述地区共有工业企业6344家、工人52万余人,其中上海的工厂418家,工人将近30万人,分别占总数的85.4%和57.5%106。这表明,在历经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后,依然没有改变上海是中国工业最集中地区的地位。
我国近代纺织工业从沿海、沿江兴起,纺织品牌主要集中在这一带。民国时期,国内纺织轻纺工业的名牌产品绝大多数集中在上海地区,与之一致的名牌产品绝大多数集中在上海。据国民政府实业部商标局于1934年年底统计,全国有注册商标9224件,而仅上海一地就有7932件,占86%107。早期有些毛纺企业本着在靠近羊毛地的地方就地建厂,但是大多数不尽如人意。1880年,左宗棠在兰州建立的中国第一家近代毛纺厂甘肃呢绒局,以供用军需为主,商用明显开发不足,在1884年就倒闭了。前面提到早期中国纺织工业引进的诸多弊端,在内陆的近代纺织企业多半是夭折的命运。从棉纱产品的品牌分布看,并未显示出向内地扩散的趋势,四川、山西、陕西等地的纺织生产企业尚未引起对品牌概念的高度重视。棉织品行业由于更接近产业链的末端,品牌相对棉纱产品较多,同时内陆地区也出现一些成熟的纺织品牌。从4/5以上的毛纱、毛织品品牌聚集于上海地区这一数字可以看出,纺织产品的品牌分布更倾向于产业链终端的消费市场,而不是向原料产地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