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将亨德拉病毒分离出来，成为在澳大利亚动物健康实验室这种严格保密的实验室里工作的病毒学家需要面临的工作。“病毒分离”是指获取该病毒后，在实验室条件下增殖出更多病毒。该分离物成为能够被捕获的活体病毒种群，一旦扩散，将存在风险，但是它对现在的研究非常有用。病毒的粒子非常微小，只有通过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但此时为灭活体），所以分离出来的病毒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被观察到。先从受感染的动物或者人的身上提取一小块组织、一滴血或者其他样本，你希望它含有病毒。像添加酵母一样，你将接种物加入营养培养基中的活细胞培养物中。接下来就是孵化、等待和观察。一般来讲，什么也不会发生。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会有所发现。如果病毒大量复制，并对培养细胞造成明显的损害，试验就成功了。在理想的状态下，它会在培养物中形成斑点和大洞，每个洞代表病毒造成的一个破坏点。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和经验，以及昂贵、精密的仪器，并小心谨慎地避免感染（这可能会造成假象）或者偶然导致的病毒扩散（病毒扩散可能会感染你，危及你的同事，或者给城镇里的人们造成恐慌）。在实验室工作的病毒学家不是吊儿郎当的人。他们不会出现在酒吧，手舞足蹈地夸大他们的职业有多么危险。他们通常都很专注，爱好整洁，非常安静，就像核工程师一样。

在自然环境中与在实验室条件下发现病毒的寄居之地是截然不同的。这是项户外工作，面临着不可控的风险，有点像寻找北美洲灰熊的住所。在野外寻找病毒的人非常细心、谨慎，其谨慎程度仅次于实验室的专家，因为他们的工作也马虎不得。他们的工作环境是自然界，更加嘈杂、混乱，有更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如果怀疑某种新型病毒是人畜共患病毒（绝大多数新型病毒是人畜共患病毒），科学家就要深入森林、沼泽、农田、老建筑、下水道、洞穴或者马场去寻找。寻找病毒的人得是个有野外工作经验的生物学家，受过人类医学、兽医学、生态学，或者综合这三个学科的高级训练——通过捕捉和处理动物，他能够发现问题，并痴迷于寻找答案。所有这些特质，一个叫休姆·菲尔德（Hume Field）的人都有。他三十多岁，又高又瘦，说话轻声细语，那时正在研究亨德拉病毒。

菲尔德在昆士兰州沿海的省城长大，从凯恩斯到罗克汉普顿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小时候，他热爱自然，喜欢爬树，在灌木丛中远足，放假的时候到叔叔的奶牛场玩耍。他父亲是一名警探，这好像预示着他儿子将成为病毒侦探。菲尔德在位于布里斯班的昆士兰大学获得了兽医科学学士学位，成为学校旁边一个动物收容所的志愿者，帮助受伤的野生动物康复。1976年毕业后，他在布里斯班从事兽医工作数年，后来成为巡诊全州的临时兽医（澳大利亚人称之为“临时工”）。那段时间，他医治了很多马，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是野生动物，而不是家畜和宠物。于是20世纪90年代初，菲尔德回到昆士兰大学，攻读生态学博士学位。

他的研究重点是野生动物保护，所以需要参与一个项目来完成博士论文。因为野猫（家猫在野外的环境中也具有了野性）对澳大利亚本土野生动物造成巨大的伤害，杀死了小型有袋类动物和鸟类，并且成为疾病的一个来源，菲尔德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野猫种群及其造成的影响。维克·瑞尔的马厩中暴发疾病时，菲尔德正在从事这项研究，抓到猫后给它们戴上无线电项圈，以追踪它们的生活方式。菲尔德的一位博士生导师是农业和畜牧业部的科学家，他问菲尔德是否愿意参与其他的研究项目。他们部门需要有人研究这个新出现的疾病生态方面的情况。很久以后，当我到布里斯班农业和畜牧业部下属的动物研究所拜访他的时候，菲尔德告诉我：“于是，我把研究野猫的事抛到一边，开始寻找亨德拉病毒的野生动物宿主。”

通过回顾指标病例，他开始了寻找亨德拉病毒的过程——回顾第一匹感染的马，以及它的病史和发病地点。这匹马就是“戏剧侠”，在峡谷山的牧场发病的那匹怀孕的母马。他仅有的线索就是这种病毒是昆士兰州的另一位研究人员几年前在一只啮齿动物身上发现的一种新的副黏病毒。因此，菲尔德在牧场上建立了一个诱捕机制，尽可能捕捉每一种中小型脊椎动物，比如啮齿动物、负鼠、袋狸、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鸟类和古怪的野猫。然后从每一种动物身上采集血样，并且将啮齿动物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血样被送到农业和畜牧业部实验室，以筛查亨德拉病毒的抗体。

筛查抗体和分离病毒，就像脚印和鞋子的区别一样，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抗体是宿主的免疫系统产生的，能与相应抗原（入侵宿主体内的病毒、细菌或其他微生物）特异性结合的具有免疫功能的球蛋白。它们的这种特性和杀死入侵微生物后仍然留在血液当中的事实，使其成为现在或者过去宿主感染病毒的宝贵证据。这也正是菲尔德希望找到的证据。但是，峡谷山的啮齿动物身上没有检测出亨德拉病毒的抗体，其余的动物身上也没有检测出亨德拉病毒的抗体。这让菲尔德百思不得其解。也许他找的地方不对，或者找对了地方，但是方法不对或者时间不对。他想，也许时机不佳才是关键。“戏剧侠”是9月份发病的，而他是在次年3月到5月来这里寻找病毒的。他怀疑“可能病毒或者宿主的出现是季节性的”，现在的季节也许不对。菲尔德筛查了维克·瑞尔的马厩附近的猫、狗和老鼠，没有发现亨德拉病毒的抗体。

其中一种可能是病毒是季节性出现的，另外一种可能是从病毒出现到消失的时间跨度比较小。比方说，大量蝙蝠夜间在峡谷山的牧场上觅食，之后回到位于其他地方的栖息地休息，整个白天都不出来。里德医生听峡谷山的一名居民说过，夜晚那几个小时里，“密集的狐蝠聚集在一起，就像夜空中的繁星”。因此，里德医生向澳大利亚动物健康实验室建议应该观察这里的蝙蝠，但是很明显他的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寻找蝙蝠宿主的菲尔德和同事们的工作陷入了僵局，直到1995年10月，一个不幸的事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新线索。

一名叫马克·普雷斯顿的年轻甘蔗种植户突然发病，遭受了一连串的癫痫发作。他住在麦凯附近，距布里斯班北部大约600英里。他妻子把他送到了医院。马克·普雷斯顿的症状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因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出现了两次问题。1994年8月，他得了一种怪病，其症状为头痛、呕吐、脖子僵硬，后来又被临时诊断为脑膜炎，原因不明——后来他恢复了健康，或者说看起来恢复了健康。脑膜炎是指大脑或脊髓部位的黏膜发炎，可能是由细菌、病毒甚至对某种药物的反应引起的，也可能突然发病，不知不觉就痊愈了。马克·普雷斯顿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普雷斯顿又回到农场，过着健康的生活。他妻子是一名兽医，主要给种马治病，同时也在甘蔗田帮忙。

马克·普雷斯顿的癫痫现在是否表明以前病因不明的脑膜炎复发了？入院后，他被诊断为严重脑炎，病因仍然不明。药物控制住了他的癫痫发作，但是医生们在脑电图仪上发现情况不妙。后来的医疗报告称，“他一直昏迷不醒，持续高烧”“入院25天后不治而亡”。

在马克·普雷斯顿最后一次发病时提取的血样中，亨德拉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一年之前他第一次发病时，血样被提取与储存，如今被检测以进行回顾性研究，发现也是同样的结果。第一次发病时，他的免疫系统一直在对抗亨德拉病毒。对他大脑组织的尸检和其他检查都证实了亨德拉病毒的存在。很明显，亨德拉病毒攻击过他一次，败下阵来，在其体内潜伏一年后又重新攻击，并致其死亡。这是病毒全新的攻击方法，让人听后毛骨悚然。

他是在哪儿传染上这种病的？调查人员在回顾调查过程中发现，1994年8月，普雷斯顿的农场里死了两匹马。这两匹马突然得了重病后，马克·普雷斯顿帮助妻子照顾过它们，并在她进行尸检时从旁协助。玛格丽特·普雷斯顿从两匹马身上提取并储存的血样中的亨德拉病毒抗体检测也呈阳性。尽管自己也曾接触过亨德拉病毒，玛格丽特·普雷斯顿却没有发病——和里德医生一样，维克·瑞尔牧场的马死后数周，他也接触过这种病毒，却没有发病。这两位兽医的安然无恙让人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新型病毒的传染性到底有多强？马克·普雷斯顿发病的地方和这种病第一次暴发的地方距离这么遥远，这使专家们开始思考和担忧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病毒传播多远了？以第一次疾病暴发的地点为圆心，以亨德拉到麦凯的距离为半径画圆，所覆盖的范围作为疾病可能传播的区域，大概涉及1 000万人，几乎是澳大利亚人口的一半。

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这种病毒传播的范围有多广？由传染病专家约瑟夫·麦科马克（Joseph McCormack）率领的研究小组进驻了维克·瑞尔去世的布里斯班医院，进行了更大范围的研究。他们筛查了昆士兰州5 000匹马和298个人的血样，那些人都和亨德拉病毒的病例有过某种程度的接触。在所有马和人的血样中，亨德拉病毒抗体检测都呈阴性。可以推测，这些抗体检测呈阴性的血样让卫生当局松了一口气，也加深了科学家们脸上疑惑的表情。约瑟夫·麦科马克的研究小组总结说：“看来，这种疾病需要通过非常密切的接触才能从马传染给人类。”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只说“需要通过密切接触”不能够解释为什么玛格丽特·普雷斯顿安然无恙，而她丈夫却染病而亡。事实是：非常密切的接触、运气不佳或者一两个其他因素才能使人被感染，然而没有人知道其他因素是什么。

马克·普雷斯顿的案例给菲尔德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地图上的第二个疾病暴发点和疾病暴发的第二个时间点。1994年8月，在麦凯发现亨德拉病毒；1994年9月，在峡谷山的牧场和维克·瑞尔的马厩中发现亨德拉病毒。菲尔德动身前往麦凯，用上了他以前用过的方法：捕捉动物，采集血样，将血清送回实验室检测是否存在抗体。他还是一无所获。他还从各种受伤或者体力不支的野生动物，或者捕获后还未放归野外的动物身上采集血样。这些喂养受伤的野生动物的人是一群善良的人，平时不是以养殖为生。在澳大利亚，他们被称为野生动物“守护者”。人们通常根据他们喂养的动物将其进行分类：袋鼠守护者、鸟类守护者、负鼠守护者和蝙蝠守护者。多年从事兽医工作使菲尔德对这些人有所了解，大学期间作为动物收容所的志愿者时，他也曾经是其中一员。现在，他从这些守护者喂养的动物身上也采集了血样。

但遗憾的是，还是没有发现亨德拉病毒的踪影。

1996年1月，由于寻找亨德拉病毒储存宿主的工作陷入僵局，菲尔德参加了由其在农业和畜牧业部工作的导师发起，由相关官员和研究者参加的一次病毒研讨会。他们哪里做得不对？他们如何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亨德拉病毒下一次会在哪儿暴发？昆士兰州的赛马业面临数百万美元的损失，人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这已经不单纯是医学上的难题，更是执政部门和公共关系部门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会上人们探讨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思路：生物地理学。很明显，储存宿主（或者说宿主），不管它（或它们）是哪种动物，肯定生活在麦凯和峡谷山——每年至少有一段时间，包括8月和9月。这就将矛头指向了那些在昆士兰州分布非常广泛或者在这个州活动范围非常广泛的动物。参加会议的这些人（根据基因学方面的一些证据，发现没有病毒物种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倾向，也就是说，病毒在移动和融合）更倾向于两种可能性中的后一种：这种病毒的储存宿主移动性强，可以沿着昆士兰州的海岸移动数百英里。这种想法将人们怀疑的对象锁定在鸟类和蝙蝠身上。

当时，菲尔德和他的同事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排除了鸟类是病毒储存宿主的可能性。第一，他们还不知道有什么副黏病毒可以通过鸟类传染人类。第二，考虑到这种病毒传染人类和马，哺乳动物更有可能是这种病毒的储存宿主。宿主之间的相似性极大地增加了病原体在两者之间传播的可能性。蝙蝠是哺乳动物，也能移动。此外，蝙蝠体内至少有一种可怕的病毒，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狂犬病毒，尽管当时的澳大利亚被认为没有狂犬病。（很快就会发现更多有关蝙蝠—病毒—人类之间的联系，包括澳大利亚当地，尽管在1996年不甚清晰。）菲尔德在这次会议上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观察蝙蝠。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捕捉飞行中的蝙蝠或者在巢穴中捕捉蝙蝠可不像在草地上抓啮齿动物或者负鼠那么简单。昆士兰当地最著名、分布范围最广的蝙蝠是狐蝠，它们属于四个不同的种类，每一种都是体型巨大、以水果为食的蝙蝠，翼展达3英尺或更长。狐蝠通常栖息在红树林中、白千层属植物沼泽里或者热带雨林中巨大的树枝上。捕捉它们需要使用特殊的工具和方法。由于准备不足，菲尔德首先找到了野生动物守护者。他们手中有已捕获的蝙蝠。在罗克汉普顿靠近麦凯海岸的一个动物收容所里，菲尔德发现受伤的动物中有黑狐蝠，即食果蝠。成功了！从黑狐蝠身上采集的血样表明，其亨德拉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

但是，只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对菲尔德这样追求完美的科学家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表明黑狐蝠可能会感染亨德拉病毒，但不一定是感染马的病毒的储存宿主——更不要说就是感染马的病毒的储存宿主了。他和同事们继续寻找。几周之内，他们在其他三种狐蝠身上也发现了亨德拉病毒的抗体，它们是灰头狐蝠、眼镜狐蝠和红色的小狐蝠。农业和畜牧业部的团队也检测了十几年前从狐蝠身上采集的旧血样。他们再次发现了亨德拉病毒的踪迹。这表明，在亨德拉病毒传染维克·瑞尔的马之前，蝙蝠早已携带了这种病毒。1996年9月，即维克·瑞尔的农场暴发亨德拉病毒后两年，一只怀孕的灰头狐蝠被铁丝网缠住了。

它流产了一对双胞胎，并被实施了安乐死。它的亨德拉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也使科学家第一次从蝙蝠体内分离出了亨德拉病毒。在它的子宫液样本中发现了活体亨德拉病毒，后经证实与在马和人类体内发现的亨德拉病毒一模一样。因此，即使是在注重审慎的科学界限内，也足以确定狐蝠是亨德拉病毒“可能的”储存宿主。

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得越多，他们发现的关于亨德拉病毒的证据就越多。经过对蝙蝠的初步调查，在大概15%的狐蝠体内，亨德拉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这个参数——血清中抗体检测呈阳性的个体的百分比，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也叫血清阳性率。它是一个基于有限抽样的估计值，可以推测整个蝙蝠群体中感染的百分比。随着团队对更多的蝙蝠进行检测，血清阳性率不断上升。两年内，菲尔德和同事们总共从1 043只狐蝠身上取样，报告亨德拉病毒的血清阳性率为47%。简单地说：在澳大利亚东部飞行的几乎一半大型蝙蝠都是或者曾经是这种病毒的携带者。看起来有点儿像亨德拉病毒从天而降。

当科学家们在《普通病毒学》和《柳叶刀》等期刊上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时，其中一些内容被刊登在报纸上。其中一条新闻的标题是《蝙蝠病毒引恐慌，赛马行业有危机》。在犯罪现场才会看到的警戒线和维克·瑞尔的小院里被肢解的马成为电视工作者争相报道的焦点，而且他们对此的兴趣一直没有减退。其中一些报道客观、准确，但并非所有报道都是如此。有些报道让人们心存不安，开始焦虑起来。确定狐蝠为亨德拉病毒的储存宿主后，加上这些蝙蝠种群中的高血清阳性率，这些本来就让人们印象不佳的动物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蝙蝠在人们心中的认可度从来都不高，现在在澳大利亚，它们的认可度就更低了。

一个晴朗的周六，在亨德拉的一个赛马场，一位著名的驯马师利用比赛间隙，在一个跑道上告诉我他对此事的看法。“亨德拉病毒！”这个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暴跳如雷，“他们不能放任这种病毒的传播！”“他们”是指政府部门。“他们应该消灭蝙蝠！就是这些蝙蝠导致了这场疾病的暴发！它们倒挂着睡觉，将屎拉到自己身上！（真是如此吗？从生物学上看不太可能。）它们将屎拉到人身上！事情应该反过来——人们应该将屎拉到它们身上！它们有什么用处？将它们都消灭光！为什么还没这么做？因为那些绿色环保者不容许这么做！”他咆哮着说，“我们是马师协会的会员，马师协会是马师的职业组织，我和里德医生一起被批准成为该协会的会员。政府应该保护人们的安全！应该保护像我们的朋友里德医生这样的兽医！”这位驯马师激动地说，愤愤不平。他是澳大利亚赛马界的传奇人物，是位身材矮小的八旬老翁，头发花白，留着背头。我是他俱乐部的客人，对他心存敬意——或者说，我应当让气氛稍稍轻松一些。（为公平起见，他没有过多地谈及另外一名感染该病的人，一名叫本·坎宁的昆士兰州的兽医，他在为病马治疗的时候因感染亨德拉病毒而去世。不可否认，这种疾病对养马人的生命威胁和对澳大利亚整个赛马业的经济影响非常大。）当我礼貌地表示要引用他的话时，他的说法显得有所缓和，但是主要观点还是没有改变。

他所说的“绿色环保者”很显然包括蝙蝠守护者。随着证据不断增加，有些不是非常坚定的绿色环保者和蝙蝠守护者也逐渐焦虑起来。他们主要有两个担心，且这两点很难平衡：这种病毒会使蝙蝠更加不为人所接受，导致消灭蝙蝠的呼声（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位驯马师）高涨；他们自己在从事喂养蝙蝠这项善举的过程中也会感染这种病毒。第二种担忧刚刚出现。这肯定会使某些人重新审视自己曾经做出过的要照顾动物的承诺。毕竟，他们是蝙蝠爱好者，而不是病毒爱好者。病毒也算是野生动物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可能不是。几位动物守护者要求筛查体内是否有亨德拉病毒的抗体，这使得调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项调查由昆士兰大学一位年轻的流行病学家琳达·塞尔维迅速组织和领导起来。

塞尔维深入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野生动物守护网络，最终找到了128名愿意或者希望接受检测的蝙蝠守护者。她和团队成员一起采集血样，并请每一位参与者填写一份调查问卷。这些调查问卷显示，这128人当中有很多人都和狐蝠有过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喂狐蝠，照顾它们，经常被狐蝠抓伤或咬伤。有一位守护者的手曾经被感染了亨德拉病毒的蝙蝠咬过一个很深的伤口。塞尔维的调查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发现是，在这128名蝙蝠守护者中，抗体检测呈阳性的比例为0。尽管经过了数月、数年的培育，尽管有抓伤、咬伤、拥抱，接触过它们的口水和鲜血，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感染亨德拉病毒的免疫学证据。

塞尔维的报告发表于1996年10月。当时，她还是一名研究生。后来，她成为昆士兰州卫生部门传染病科的负责人。再后来，我们在布里斯班一家嘈杂的咖啡馆里喝咖啡的时候，我问她：“这些蝙蝠守护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塞尔维说：“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些人，我想他们可以说是一群热爱动物的人。”“男人和女人都有吗？”“主要是女人。”她温和地推测说，没有孩子的女人可能有更多时间和激情投入这样的工作。通常他们在自己的家里照看动物，往往需要准备一只舒服的大笼子，这样蝙蝠就可以在无须照料的时候在这里休息了。蝙蝠和人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蝙蝠的病毒感染率又如此之高，塞尔维的研究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例蝙蝠守护者被感染的病例，我觉得不可思议。“在128名蝙蝠守护者中，没有一个人的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我问她，“这样的事实让你如何看待这种病毒的性质呢？”

她说：“它需要某种放大器。”她指的这种“放大器”，正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