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会以后

“你们说，人自己无法分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问题全在于环境，是环境摆布人。可我认为问题全在于机遇。好哇，就拿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来说吧……”

我们谈到，一个人要做到完美无缺，先得改变生活的环境。这时，受大家尊敬的伊凡·华西里耶维奇就说了上面这段话。其实谁也没有说过人自己无法分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伊凡·华西里耶维奇有个习惯，总喜欢解释自己在谈话中产生的想法，顺便讲讲他生活里的一些事。他讲得一来劲，往往忘记为什么要讲这些事，而且总是讲得很诚恳，很真实。

这次也是如此。

“就拿我自己的事来说吧。我这辈子这样过而不是那样过，并非由于环境，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

“由于什么原因？”我们问。

“这事说来话长。要让你们明白，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的。”

“噢，那您就给我们讲一讲吧。”

伊凡·华西里耶维奇想了想，摇摇头说：

“是啊，一个晚上，或者说一个早晨，就使我这辈子的生活变了样。”

“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这么一回事：我那时正热恋着一位姑娘。我恋爱过好多次，但要数这次爱得最热烈。事情早就过去了，如今她的几个女儿也都已出嫁了。她叫……华莲卡……”伊凡·华西里耶维奇说出她的名字。“直到五十岁还是个极其出色的美人。不过，在她年轻的时候，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就更迷人了：修长、苗条、秀丽、端庄——实在是端庄。她总是微微昂起头，身子挺得笔直，仿佛只能保持这样的姿态。这种姿态配上美丽的脸蛋和苗条的身材——她并不丰满，甚至可以说有点瘦削——就使她显得仪态万方。要不是从她的嘴唇，从她那双亮晶晶的迷人的眼睛，从她那青春洋溢的可爱的全身，都流露出亲切而永远快乐的微笑，恐怕没有人敢接近她。”

“伊凡·华西里耶维奇讲起来真是绘声绘色，生动极了。”

“再绘声绘色也无法使你们想象她是个怎样的美人。但问题不在这里。我要讲的是40年代的事。当时我在一所外省大学念书。那所大学里没有任何小组^[1]，也不谈任何理论——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很年轻，过着青年人特有的生活：念书，作乐。我当时是个快乐活泼的小伙子，家里又有钱。我有一匹烈性的遛蹄马，常常陪小姐们上山滑雪（当时溜冰还没流行），跟同学一起饮酒作乐（当时我们只喝香槟，没有钱就什么也不喝，可不像现在这样喝伏特加）。不过，我的主要兴趣是参加晚会和舞会。我舞跳得很好，人也长得不难看。”

“得啦，您也别太谦虚了，”在座的一位女士插嘴说，“我们早就从银版照相上看到过您了。您不但不难看，而且还是个美男子呢。”

“美男子就美男子吧，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正当我跟她热恋的时候，在谢肉节最后一天，我参加了本城首席贵族家的一次舞会。他是位和蔼可亲的老头儿，十分有钱，又很好客，还是宫廷侍从官。他的夫人同样心地善良，待人亲切。她穿着深咖啡色丝绒连衣裙，戴着钻石头饰，袒露着她那衰老虚胖的白肩膀和胸脯，就像画像上的伊丽莎白女皇^[2]那样。这次舞会非常精彩：富丽堂皇的舞厅，有音乐池座，一个酷爱音乐的地主的农奴乐队演奏着音乐，还有丰盛的菜肴和满溢的香槟。虽然我也喜欢香槟，但那天没有喝，因为我就是不喝酒也在爱情里沉醉了。不过，舞我跳得很多，跳得都快累倒了：一会儿卡德里尔舞，一会儿华尔兹，一会儿波尔卡，自然总是尽可能跟华莲卡一起跳。她穿着雪白的连衣裙，束着玫瑰红腰带，手戴长达瘦小臂肘的白羊皮手套，脚穿白缎便鞋。跳玛祖卡舞的时候，有人抢在我前头。那个可恶之至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一见她进来，就请她跳舞。我至今还不能原谅他。我那天去理发店买手套^[3]来晚了一步。结果玛祖卡舞我没有跟华莲卡跳，而跟一位德国小姐跳——我以前也向她献过殷勤。不过那天晚上我担心对华莲卡很不礼貌：我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没有瞧过她一眼，我只看见那穿白衣裳、束红腰带的苗条身影，只看见那有两个小酒窝的绯红脸蛋和那双妩媚可爱的眼睛。其实不光是我，不论男的还是女的，人人都在欣赏她，尽管她使所有在场的女人都黯然失色。谁也忍不住不欣赏她啊。

“照规矩，玛祖卡我不是跟她跳的，而实际上我一直在跟她跳。她穿过整个舞厅，落落大方地向我走来。我不待她邀请，就连忙站起来。她嫣然一笑，以酬谢我的机灵。我们两个男舞伴^[4]被带到她跟前，她没有猜中我的代号^[5]，只得把手伸给另一个男人。她耸耸瘦小的肩膀，向我微微一笑，表示歉意和安慰。玛祖卡中间插进华尔兹，我就跟她跳了好多圈。她跳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还是笑眯眯地对我说‘再来一次’。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同她跳，但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嘿，怎么会感觉不到身体？您搂住她的腰，一定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她的身体。”一个客人说。

伊凡·华西里耶维奇顿时脸涨得通红，气冲冲地喝道：

“哼，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哪，你们心目中只有一个肉体。我们那个时候可不同，我爱她爱得越热烈，就越不注意她的肉体。如今你们只看到大腿、脚踝和别的什么，你们恨不得把所爱的女人脱个精光。可我就像优秀作家阿尔封斯·卡尔^[6]说的那样，我的爱人永远穿着青铜衣服。我们不是把人家的衣服脱光，而是像挪亚的好儿子^[7]那样把赤裸的身子遮起来。哼，算了吧，反正你们不会懂的……”

“别理他。后来怎么样？”我们中间有人说。

“好。我就这样多半跟她跳，也没注意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乐师们都已筋疲力尽——舞会快到结束时总是这样的——反复演奏着同一支玛祖卡舞曲，客厅里的老先生和老太太都已离开牌桌，等着吃晚饭，男仆们端着饭菜来回奔走。时间已是半夜两点多了，必须抓紧利用最后几分钟时间。我又一次选定了她。我们在舞厅里都转了百来次了。

“‘吃过晚饭还跟我跳卡德里尔舞吗？’我领她入席时问。

“‘当然，只要家里不叫我回去。’她含笑说。

“‘我不放你走。’我说。

“‘把扇子还给我。’她说。

“‘我舍不得还。’我说着把那把普通的白羽毛扇子还给她。

“‘那就给您这个，省得您舍不得。’她从扇子上拔下一根羽毛送给我，说。

“我接过羽毛，只能用目光来表示我的喜悦和感激。我不仅觉得快乐和满足，也感到幸福和陶醉。我心里充满善良的感情，我不是原来的我，而是一个只能行善、不知有恶的圣人。我把羽毛藏进手套里，呆呆地站在她旁边，再也离不开她。

“‘您瞧，他们在请爸爸跳舞呢。’她对我说，指指她那个体格魁伟、戴银色上校肩章的父亲。他跟女主人和另外几位太太站在门口。

“‘华莲卡，过来！’戴钻石头饰、袒露着伊丽莎白女皇式肩膀的女主人大声叫道。

“华莲卡向门口走去，我跟在她后面。

“‘好姑娘，劝您爸爸跟您跳一次吧。喂，彼得·符拉迪斯拉维奇，请！’女主人对上校说。

“华莲卡的父亲是个体格魁梧、相貌端庄的老人。他容光焕发，脸色红润，留着两撇尼古拉一世式鬈曲的银白小胡子和跟小胡子连成一片的银白络腮胡子，两边鬓发向前梳。他那明亮的眼睛和嘴唇也像女儿一样流露出亲切愉快的微笑。他仪表堂堂，宽阔的胸脯像军人那样高高隆起，胸前挂着几枚勋章。他的肩膀强壮结实，两腿匀称修长。他是个尼古拉一世时代典型的军事长官。

“我们走到门口，老上校嘴里说他对跳舞早已荒疏，但还是笑眯眯地把左手伸到腰部，解下佩剑，把它交给一个殷勤的年轻人，右手戴上麂皮手套。‘一切都得照规矩办。’他含笑说，抓住女儿的手，侧过身来等待着音乐的拍子。

“等玛祖卡舞曲一开始，他就敏捷地用一只脚跺了跺，再伸出另一只脚，魁伟的身子时而轻盈平稳，时而用靴子重重地跺了跺，两脚相碰，兴奋地在舞厅里旋转起来。华莲卡的优美身影在他的周围飘翔着，及时收缩和迈开她那穿着白缎鞋小脚的步子，轻巧得没有一点声音。舞厅里人人注视着这对舞伴的每个动作。我呢，不仅欣赏他们的舞姿，简直感到心醉神迷。我特别喜欢他那双被裤脚带绷紧的上等牛皮靴。那不是时髦的尖头靴，而是老式平跟方头靴。这双靴子显然是部队靴匠做的。我想：‘为了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带进交际场，他就不买时髦的靴子而穿部队制的靴子。’我这样想着，对这双方头靴也就更有好感了。他的舞技原来一定很出色，如今人发胖了，虽然很想跳各种快速的优美步子，但两腿弹性不足。不过他还是麻利地跳了两圈。他敏捷地分开两腿又合拢，然后单膝跪下，他的身子显得有点笨重，勾住了女儿的裙子，但女儿笑眯眯地理好裙子，又轻盈地绕着他跳了一圈。这时在场的人都热烈鼓掌。他有点费力地站起来，温柔而亲热地用双手抱住女儿的头，吻了吻她的前额，然后把她领到我跟前，以为我要跟她跳舞。我说，这会儿我不是她的舞伴。

“‘噢，那也没关系，现在您就跟她跳吧。’他和蔼可亲地微笑着，把佩剑插到武装带里。

“瓶里的水只要倒出一滴，里面的水就会咕嘟咕嘟地冲出来，同样，我心里对华莲卡的爱也使我身上蕴藏着的全部爱一古脑儿倾泻出来。我就用我全部的爱拥抱着整个世界。我爱那戴着头饰、袒露着伊丽莎白式胸脯的女主人，我爱她的丈夫，我爱她的客人、她的仆人，甚至爱那个对我板着脸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对于她的父亲，连同他日常穿的皮靴和像他女儿一样亲切的微笑，我则充满了一种热烈而温柔的感情。

“玛祖卡舞结束了，主人夫妇请客人入席，但老上校说他明天得早起，谢绝参加，接着就向主人告辞。我担心他会把女儿带走，幸亏她跟她母亲都留了下来。

“晚饭后，我跟她跳了她刚才答应跟我跳的卡德里尔舞。尽管我已感到无比幸福，可是我的幸福感还在不断地增长。我们只字不提爱情。我没有问她，也没有问我自己，她爱不爱我。只要我爱她，这就足够了。我担心的只是，别让人家破坏我的幸福。

“我回到家里，脱下衣服，打算睡觉，可是发觉根本没法睡。我手里拿着那片从她扇子上拔下的羽毛和她的一只手套。这只手套是我扶她母亲和她上车时，她送给我的。我望着这两样东西，不用闭上眼睛，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一会儿，她在挑选舞伴时猜我的代号，用亲切的声音问：‘是不是“骄傲”？呃？’说着快乐地伸给我一只手；一会儿，她在餐桌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香槟，亲热地瞧着我。不过在我头脑里浮现的多半是她跟父亲跳舞的情景，她身子轻盈地在父亲周围打转，得意洋洋地瞧着赞赏的观众。我对这父女俩不禁都产生了亲切的感情。

“当时我跟后来故世的哥哥住在一起。我哥哥不喜欢社交活动，从不参加舞会。他正在准备考副博士，过着极其严肃的生活。那天他已睡了。我瞧瞧他那埋在枕头里、半被法兰绒毯子遮住的脑袋，不禁怜惜起他来了。我对他不能分享我所体会的幸福感到惋惜。服侍我们的农奴彼得鲁施卡擎着蜡烛出来迎接我。他要帮我脱衣服，可我叫他回去休息。我看到他那睡眼惺忪的模样和蓬乱的头发，心里很同情他。我踮着脚尖走进自己屋里，竭力不弄出声音，在床上坐下来。哦，我太幸福了，我没法睡。再说，我在炉子烧得很旺的屋里感到闷热，就没脱衣服，悄悄地走到前厅，穿上外套，打开大门，走到街上。

“我四点多钟离开舞会，回到家里又坐了一会儿，大约有两个小时，所以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那是在谢肉节，天气多雾，路上积雪渐渐融化，屋檐上滴着水。老上校住在城郊，靠近田野，田野的一头是所游乐场，另一头是女子中学。我穿过冷清的胡同来到大街上。我在大街上遇到一些行人，还有在薄雪地上运送木柴的雪橇。马匹套着光滑的车轭，有节奏地摇摆着湿漉漉的脑袋；车夫身披蓑衣，脚穿肥大的皮靴，在运货雪橇旁啪哒啪哒地走着；街两边的房屋在雾中显得格外高大——这一切在我看来都特别亲切，特别有意思。

“我来到他们家所在的田野上，看见游乐场附近有一大团黑糊糊的东西，还听到从那里传来的笛声和鼓声。我的心情一直很轻松愉快，耳边老是萦回着玛祖卡舞曲。但这会儿听到的却是另一种音乐，又粗野，又刺耳。

“‘这是怎么回事？’我边想边沿着田野中被车马轧平的光滑道路往那里走去。我走了百来步，透过一片迷雾看出那里有许多黑糊糊的人影。显然是一群士兵。‘准是在上操。’我想，同时跟一个身穿油腻短皮袄和围裙、手里拿着一样东西走在前头的铁匠一起，往那里走去。穿黑军服的士兵分两行面对面持枪立正，一动不动。鼓手和吹笛子的站在他们背后，反复奏出粗野刺耳的旋律。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呀？’我问站在身边的铁匠。

“‘对一个鞑靼逃兵执行夹棍刑。’铁匠望着士兵行列的尽头，愤愤地说。

“我也往那边望去，看见两行士兵中间有一样可怕的东西在向我逼近。原来是一个光着上身的人，两手分别被捆在两支步枪上，两个士兵握住枪的一端押着他走。旁边有一个穿军大衣、戴军帽、身材魁梧的人，我觉得有点面熟。犯人浑身痉挛，两脚沙沙地踩着融雪，身上挨着雨点般从两边打来的棍子，踉踉跄跄地向我走来，一会儿身子向后倒，于是两个用枪押着他的军士就把他往前推，一会儿身子向前栽，于是军士便把他往后拉，不让他栽倒。那个身材魁梧的军官步伐稳健，大摇大摆地紧紧跟在后面。原来就是那个脸色红润、留着银白色小胡子和络腮胡子的上校，华莲卡的父亲。

“犯人每挨一下棍子，仿佛很惊讶似的，把他那痛苦得起皱的脸转向棍子落下的那一边，露出雪白的牙齿，反复说着同一句话。直到他走得很近了，我才听清那句话。他不是在说，而是在呜咽：‘好兄弟，行行好吧！好兄弟，行行好吧！’可是好兄弟并没有行行好。当这一伙人走到我跟前时，我看见对面一个士兵断然向前迈出一步，呼地一声挥动棍子，狠狠打在鞑靼人的背上。鞑靼人身子向前猛冲了一下，但被军士拉住。从另一边又打来同样的一棍，接着又是这边一棍那边一棍。上校在旁边走着，一会儿望望自己脚下，一会儿瞧瞧罪犯。他吸了一口气，鼓起两颊，撅着嘴唇，慢慢把气吐出来。当这伙人走到我旁边时，我从两行士兵中间瞥了一眼犯人的脊背。这是一块色彩斑驳、血肉模糊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人的身体。

“‘哦，天哪！’铁匠在我旁边说。

“这伙人渐渐远去，两边的夹棍仍不断落在浑身抽搐、步履踉跄的犯人身上，鼓声和笛声仍响个不停，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上校仍步伐稳健地在犯人旁边走着。突然，上校停住脚步，接着快步走到一个士兵跟前。

“‘你这不是在敷衍塞责吗？哼，我要让你知道敷衍塞责的后果。’我听见他愤怒的吆喝声。

“我看见他举起戴麂皮手套的手，猛地给那被吓坏的个儿矮小、力气不大的士兵一下耳光，以惩罚他没有使劲往那鞑靼人紫红的脊背上打棍子。

“‘拿几根新棍子来！’他一面叫，一面向四周环顾着，终于看见了我。他装作不认识我，恶狠狠、气冲冲地皱起眉头，迅速地转过脸去。我觉得羞愧难当，眼睛不知往哪里瞧才好，仿佛我犯了见不得人的大罪，被人揭穿了。我垂下眼睛，慌忙跑回家去。一路上我的耳朵里忽而响起鼓声和笛声，忽而传来‘好兄弟，行行好吧！’忽而听到上校严厉的怒吼声：‘你这不是在敷衍塞责吗？’我心里产生了一种近似恶心的感觉，不得不几次停下脚步。我觉得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在我内心造成的极度恐怖统统就要呕出来。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回家和躺下的。可是一闭上眼睛，我又听到和看到那一切，于是连忙爬了起来。

“‘他显然懂得一个我不懂得的道理，’我想到上校。‘要是我也懂得他所懂得的那个道理，我就能理解我所看到的一切，也就不会觉得痛苦了。’但不管我怎样苦苦思索，还是无法懂得上校所懂得的道理。直到晚上我才睡着，而且是在朋友家喝得烂醉以后。

“哦，你们以为我当时就明确这是一桩坏事吗？根本没有。我当时想：‘既然他们干得那么认真，并且人人都认为必要，可见他们一定懂得一个我所不懂的道理。’我竭力想弄个明白。可是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是徒然。就因为弄不明白，我无法进军界服务，当差也没有当成，我这人就像你们看到的那样，成了个废物。”

“嘿，我们可知道您是个怎样的废物，”我们中间有个人说，“还不如说：要是没有您，这世界还会产生多少废物。”

“得了，这可是十足的胡说。”伊凡·华西里耶维奇十分恼恨地说。

“那么爱情呢？”我们问。

“爱情吗？爱情从那天起就一落千丈。当她像原来那样含笑沉思的时候，我立刻想起那天广场上的上校，心里就觉得别扭和不快。我跟她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爱情也就这样消失了。天下就有这样的事，它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改变他生活的方向。可你们还说……”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话。

1903年8月20日于雅斯纳雅·波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