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得知我的《三岛由纪夫传》即将再版时，我多年来第一次打开这本书，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页一页地翻读，搜寻我不希望找到的证据：一位在创造力处于鼎盛时期选择自我毁灭的才子，在我勉力为他撰写的传记里，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读完全书，我的感觉是既释然又苦恼。我的立论看来依然站得住脚。我坚持认为，三岛切腹自杀的驱动力，源自从小就萦绕心头的对死亡的渴望，以及断断续续的对这种渴望的恐惧；而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给他提供了一份通行证，使他得以实现朝思暮想的以身殉道的愿望。
尽管如此，我还是苦恼于我的立论要求我秉持的怀疑态度。由于拒绝接受三岛言行的表面价值，我对明摆着的勇气和始终不渝的坦诚未给予肯定。此外，在叙述三岛自杀的过程中，我一味把目光聚焦于他本人的病态，看来我因此视而不见它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的可能性。从三岛将如何被纪念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更严重的失误。
一百四十年前被迫开放门户以来，日本就一直受外来文化的困扰，而三岛的人生堪称这一困扰的范例。我这里指的是，日本为了寻找真正的“自我”，努力整合两个不同的、往往难以整合的文化——一个是本土的、固有的、扎根于传统的文化，另一个是外来的、难以驾驭的文化。追求糅合两种文化的努力，用叶芝的话说，就是“昼夜交替”，不停顿地、不遗余力地、有时劳而无获地左右摇摆。在政治领域，193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集体变节，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意识形态，一开始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之后又被无情抛弃，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它不能圆满替代日本的传统价值。事后来看，三岛个人从重视对称和比例的希腊美学理想“转变”到极端民族主义的美学观，无论多么个性化和不吉祥，可以被看作同样模式的翻版。
太平洋战争时期，年轻的三岛一度感觉兴奋充实，认同由神圣的天皇所体现的崇高理想。1945年，随着战败，三岛与同时代人被赶入空虚的战后世界，传统被清空、历史连续性被割裂。在1950年代，忧心忡忡的三岛对付存在危机的方法，是购买满满一衣柜花里胡哨的衣服，不是欧洲风格，就是美国情调，穿着它们高调亮相；然而在假象背后，三岛感到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痛苦。
痛苦的何止三岛一个人。紧接着《新日美安全条约》的续签，左右两派的恐怖活动成为1960年代的特征，这说明麦克阿瑟所主导的宪法造成了后遗症，国民的焦虑不安情绪正与日俱增。如果美国式民主被证明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地取代战时价值观，那么狂热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将之奉为国家新的使命也无济于事。1960年代末，“工薪人士”感觉疲惫压抑，无暇享用为期一周的年度休假。他们开始产生疑问，自己辛勤工作，事业有成，为什么在生活中得到的满足如此有限？一定有所欠缺：新兴的消费阶层发现，获得财产和金钱并非生活中值得追求的最终目标。在此背景下，人们饶有兴致地关注着新闻媒体把当时象征经济成功的“三大件”——空调、汽车和彩电——称为“新帝国的标志”。
三岛生命的外在表现——以及他对死亡的选择——既有他个人的特征，同时又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弊端。戴上这副矫正的眼镜一看，我这个当时年龄只是现在一半的传记作者大胆写下的讽刺性断语，有时候让我自己摇头蹙额。比如，看看三岛为1967年元旦写的文章《对日本的信仰》。文章解释了他的西方生活方式和他刚刚抬头的民族主义之间明显存在的矛盾。三岛声称他采用西方生活方式，而不是“丑陋的日本主义混合体”，是因为前者能让他保持“方正气度”。他的结论是：“我作为作家的真实生活，是纯日本式的，每晚在书斋里使用日本文字。与此相比，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在传记中，我一心要揭示三岛的民族主义是徒有其表的，是他为达到死亡目的的工具，因而我要驳斥他的上述言论：“论点是可笑无力的，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揭示了新的表达愧疚的冲动。”今天，这一曾经被我嘲笑的逻辑使我信服，甚至让我感动。诚然，三岛的文字，撇开它的颓废，始终是高雅的，极具表现力的，是典型的日本风格。他每晚从半夜到凌晨孜孜不倦地使用的日本文字，在他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正是这些文字定义了他的人生，我怎么能够否认这一点！
保持一定的距离来思考，三岛的自杀现在看来是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它们接连发生在跨出1960年代的当口，标志着定义战后这个历史时期对立的两极。1970年3月，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登上国际舞台的日本举办了1970年世界博览会。政府为这个盛大的博览会慷慨花费了二十亿美元，招徕七十七个国家参展，也博得未来主义者赫尔曼·卡恩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日本世纪”。如果1970年世界博览会代表了时代的自信和乐观，那么八个月后三岛的自杀，则是从令人担忧的社会另一极发出的无归属感的呼喊。当然他的死是个人行为——唯有参照他毕生的情色幻想才能最终理解。同时，它应该被理解为极其明白无误地揭示了国家的弊病：文化传承断裂所造成的痛苦。
约翰·内森
加利福尼亚
蒙特西托
199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