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资本主义方案无力应对范式巨变

如前所述，面对这两大范式级别的巨变，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方案的自由资本主义，已无力为继。因为从本质上讲，自由资本主义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也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和运行。它或许适应于短缺年代的扩张需要，或许适应长期政治分裂、权力交错的西欧和北美，但在全球化进程接近于尽头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的短视性和不平衡性等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实际上，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巨变，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国家，靠单一的“比较优势”经济政策就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那个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虽然近半个世纪主导性的政治经济思潮是新自由主义，但其自身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巨变。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首先，在微观活力层次上，新自由主义通过强调人类的自私基因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片面强调了市场和经济利益激励对人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一整套经济、政治制度。在物质相对贫乏的状态下，商业逻辑摧枯拉朽，占据了主流地位。但如今已时过境迁，生产严重过剩、物质极大丰富，单纯强调经济激励和自私基因，已经越来越不足以成为经济行为的主要动力。

其次，在中观结构层次上，新自由主义具有先天失衡的问题。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可以自发产生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论断是成立的。然而，这种自发秩序并不天然地指向发展，更不要说平衡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即使不考虑金融、劳动力等特殊市场的影响，仅在商品和服务市场，只要存在继承关系，代际积累也必定会让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衡。再加上资本回报率结构性地高于工资增长，以及金融行业回报率结构性地高于实体经济回报率等一系列倾向，市场自发产生的，与其说是秩序，不如说是结构性失衡。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对种种失衡视而不见，或者说是无能为力，哪怕这些失衡已经将社会严重撕裂。

再次，在宏观方向层次上，新自由主义则根本回避任何宏观战略方面的问题。当今西方各国乃至国际组织，普遍缺乏对未来的战略性考量。这与当今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战略真空，反映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问题，即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缺位。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未能成为公权力的代表，而是沦为资本的工具。就像布罗代尔曾指出的，资本主义只有同国家权力结为一体，并成为国家本身时，才能赢得胜利。而当资本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背道而驰时，西方的政治家们，便在宏大问题上集体失声了。

微观激励逐渐失效，中观结构先天失衡，宏观方向完全丧失，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面对范式级别巨变的冲击时面临的严重困境。当前西方社会出现诸多问题，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贫富差距日益加大，两极分化愈发严重。私人部门把持着与国家命脉相关的工业产业，资本高度集中在少数资本家和上流社会精英手上。而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又给予私人资本家通过操纵竞选来直接摄政的机会，美国特朗普上台更是表明私人资本家甚至可以直接掌握公权力，实行国家统治。归根结底，这是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以“宪政”为目的的宪法所提供的保障。表面上看，国家的公权力被置于严密的法律管制和约束之下，以保障每个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实则给隐藏在公民之中的大资本家开辟了绿色通道。

事实上，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一直都有。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写道：“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与市场是对立的，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宣扬和鼓吹市场万能，否定市场缺陷与失灵的可能性，极力夸大‘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华盛顿共识’就是其理论和政策的集中体现。通过很多国家的经济实践证实，这种忽视政府作用，任由市场自行发展的模式并不能取得成功。因此，必须适当发挥政府作用，保证‘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互补充，必须有政府的适当干预与调节，才能让经济持久、有序发展。”

在现实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自己的非西方道路实现了经济腾飞，更加证实了新自由主义在根本上的谬误和历史局限性。但为什么这一思潮仍然长盛不衰呢？为什么能在20世纪后半叶席卷整个世界而在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仍然没有退潮呢？为什么能在屡遭批判之后仍然死而不僵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思潮不过是整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表现而已，很多重大问题的根源深植在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因此并不是一个思潮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甚至是西方文明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出在权力问题领域。

从历史源流上看，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都由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城邦政治中发展而来，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小型政体统治权力的取得和分配。在城邦之内，是分立对抗的各个政治势力（君主、贵族、教会、军阀、平民、奴隶等），在城邦之外，是分立对抗的各个城邦。局限在这样一种四分五裂的格局当中，西方人从未形成过“天下”的观念，也从不涉及人类共同价值的问题。自古以来的欧洲历史，始终都在众多政治势力的权力斗争中纠缠，每个政治势力都能够为自身的利益获取和力量扩张而挑战国家权威。他们有能力削弱王室对土地的权利主张，通过征收地方税来侵蚀税收基础。他们还成功地将其对国家权威的影响力融入政治过程当中。通常，君主依靠某些集团的支持而建立统治，并通过一些交易使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得到认可，比如容许支持者集团的政治代表参与政治过程，发出其声音，维护其利益。在这种权力格局的迷宫中，一旦精巧的权力平衡被打破，要么整个政体崩溃，要么权力关系被重组。由于不是在“天下”的范围内考虑问题，只从小政体、小组织、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西方历史上的各种权力本质上都属于私权力，而不是公权力。而且，私权力不仅获得了与公权力分庭抗礼的合法性，还因为一神教信仰而拥有了某种超越性乃至神圣性。

近代以来，形势发生了变化。表面上，随着主权在民思想观念的出现，现代国家建国运动兴起，人民被认为是一切权力的来源，政府从王室中分离出来，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权力，私权力开始失去合法性。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私权力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权力在西方社会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在一系列或和平改革或暴烈革命的运动后，大贵族和大资产者这些传统私权力的拥有者们仍然成功控制了局面，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法律行动，将他们的私权力巧妙地掩饰和隐藏了起来。一方面，尽管他们的个人财富仍然富可敌国，甚至愈加膨胀，但在法律上，他们通过放弃贵族的法定身份，将自己混身在了普通人民当中；另一方面，尽管他们的个人权势仍然难以撼动，但在政治上，他们通过放弃对政治的垄断，承认了政治上的公权力和人民的代表权，同时在其他非政治领域则进一步强化他们的私权力，使他们仍然可以通过间接的手段控制国家和社会。这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两面性。从人民大众来看，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看上去的确实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相对于等级社会时代的一切权力归贵族、人民一无所有的状况，确实是人民的胜利。但从大资产者、大贵族来看，将私权力中的政治和司法权力让渡一部分出来交给人民，并不是单纯的退却，它实际上换取了人民的满足和新贵族们的安全，并且通过继续把持资本权力、金融权力、舆论权力和文化权力等其他社会权力，又成功保持了自身的特权和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所以，真正的问题根源，在于作为自由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私权力中心主义”。只要基于资本权力的私权力仍然强大，仍然“神圣不可侵犯”，就不可能不导致社会失序和治理失灵，也就不可能不丧失在全球化时代的适应性。面对全球化当前阶段两大范式级别的巨变，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已无力为继，其主要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