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伍豪之约

伍豪约见李富春，谈左翼文艺阵营团结的事。那是1929年2月。早春，晨空中绽出一片青天，即起风，头年最后一片枯叶落下；冷雨随之袭来。至前年春起，青天白日骤乱，万象趋衰。春意心不在焉。

伍豪即周恩来。中共上海组织转入“地下”，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化名“伍豪”，谐音“五号”。李富春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

1928年6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行前，便发现左翼文艺阵营出现某些裂痕。此事上心。六大会毕。1928年底，周恩来自莫斯科到远东，入国境；在哈尔滨，见到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工作的任国祯。

“任国祯是鲁迅先生在北大时教过的学生。”伍豪对李富春说，“我在任国祯那里看到鲁迅先生给任国祯的一封信，信中谈到创造社的‘理论’；可以看出，先生对这次论争的不满。这次到上海，我联系到潘汉年和冯雪峰，又了解到矛盾有了新的发展。”

论争主要在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还涉及对茅盾的不恰当批判和错误的指责。此外，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公开反共，扼杀革命。1928年开始，国民党当局采取法西斯军事镇压的同时，亦加紧文化“围剿”；白色恐怖日益严重。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六大，确定党的中心任务为“争取与积聚广大群众势力，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

“我们应该看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强大并严密占据城市，使我党在城市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极其困难，像过去那样采取工人罢工、学生风潮、武装起义等公开的斗争方式，已经不可能。”伍豪分析，面对严酷的斗争现实，迫切需要采取适合新形势的斗争方式。他对李富春说，在文化战线上，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上海，如此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坚持革命文化活动，值得重视；应该加强党在文化战线上的力量，使初起的革命文化活动发展起来，聚集和组织进步文化力量，进而确立党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地位。

“眼下，对敌斗争的严重局面，迫切需要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伍豪提议，由上海党组织干预，停止论争。

1921年7月中旬，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1927年秋，太阳社成立于上海，发起人包括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杨邨人等。大革命失败以后，从实际斗争中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共党员，成为太阳社的主要核心成员；相似的斗争经历和共同的思想基础，使这些文学青年在文学主张与创作上，也有相近的倾向：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与斗争。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中国时代发展潮流合拍，顺应社会革命需要；在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情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方面，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精神和大方向无误。但是，其主张颇有激进之处；甚而至于，他们把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进步作家视为“革命文学”的障碍，把鲁迅作为主要攻击目标。鲁迅对此错误批判和无端攻击表达不满和愤懑；并看出，革命文学倡导者的主张中“很有些错误之处”，便著文批驳。就此发生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双方围绕“革命文学”问题进行的探索与争辩，客观上宣传和促进了中国左翼文学先驱对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影响扩大；但在论争中，一些人对待鲁迅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宗派偏见和情绪偏激，损害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团结，妨碍共同的对敌斗争。

伍豪言简意赅，表明态度，遂送李富春下楼，穿过客堂，出天井门；一边叮嘱李富春，要做好工作，团结鲁迅。伍豪说：

“先生对我们很重要。”

永安里，主弄东口，朝四川北路，临长春路、溧阳路、山阴路；西出多伦路，北与永丰里贯通。来者往往从四川北路前弄口进，出往多伦路去。或反之。永安里的门牌号，也便有四川北路1953弄和多伦路152—192号两部分。

1925年，靠四川北路一侧，永安里前半部房屋先期竣工，1930年之后，建多伦路152—192号的沿街建筑。所以，伍豪见李富春的时候，还没有多伦路沿街的街面房子。直至1945年，又建造了永安里弄内的后半部，整个永安里分三期建造完成，时逾二十年。

永安里为永安公司投资建造，因而得名。新式花园里弄住房，户户毗连，联排朝南而居。外墙立面装饰有古典英国式、西班牙式等多种风格。永安里的先期居住者，以永安公司职员为主，后渐泛化；多殷实人家。

目送李富春远去的背影，伍豪回到前楼；李富春走得匆忙，一把油布雨伞忘记在门口。伍豪至窗前，看天气；冷雨停了一歇，天色放光。伍豪陷入沉思。窗前瓦盆，栽雏菊苗，新枝待春。前年入春——4月12日，一夜腥风血雨，上海进入白色恐怖。中共力量受到极大损失，中共中央局遂迁往武汉，陈延年接任上海区委书记。

6月26日，陈延年被捕，赵世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7月2日，韩步先叛变，江苏省委机关遭破坏。赵世炎等十余人同时被捕。这日黄昏，入梅，风雨交加。中西探捕合围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今多伦路189号）的赵世炎住所——出永安里弄堂口，多伦路斜对面便是。

赵世炎外出未归，探捕便隐蔽四周，伺机而出。赵世炎妻子夏子栩和岳母夏娘娘万分焦急，暗中四处张望，当夏娘娘从窗口望见，雨中，远处赵世炎的身影，正往家里走来；急中生智，将窗台上的花盆推了下去。风大雨大，匆忙疾走的赵世炎，既没有看到花盆落下，也没有听到花盆落地破碎的声音，径直回家，一进门便被探捕合力擒下。赵世炎镇静，乘敌探忙于翻箱倒柜查找证据的间隙，悄声将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住址告知夏子栩，示意其尽快设法向党组织报告。

夏子栩找到王若飞时，已是当晚九点多钟。王若飞即组织力量营救赵世炎。无果。赵世炎先被拘押在英租界的临时法院，7月4日晚，即被解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7月19日，被杀害于沪上枫林桥畔。

中共五大决定撤销各区编制，成立省委领导各地斗争。因上海是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撤销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领导上海地方工作。先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有：陈延年、赵世炎（代理书记）、王若飞（代理书记）、邓中夏、项英、李富春（代理书记）、徐锡根、罗登贤、罗迈（李维汉）。江苏省委设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军事部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军事运动委员会、外县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自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上半年，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计30万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转移回上海。

2008年初。上海市虹口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人员得一重要信息——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曾是周恩来在沪早期进行革命活动时的一个秘密地点。

遂核实有关情况，普查队工作人员先后走访周恩来的侄子周尔鎏及其亲属、永安里44号老住户、周恩来的驾驶员祝华等相关人员，并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和书籍，召开两次专家论证会，证实此地为当年周恩来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时的一个秘密地点。

2008年5月13日，周恩来侄子、年近80岁的周尔鎏夫妇及家人重回上海虹口，寻访周氏家族居住旧址——永安里44号。周尔鎏口述，1925年至1931年期间，他的祖父母（周恩来的二伯父和二伯母）、周恩来的生父、周尔鎏的舅公、周尔鎏的父母及周尔鎏本人等，均先后居住于此。看这老弄、老房子，触景生情。周尔鎏回忆，1927年至1931年期间，周恩来经常来这里，也曾在此居住。后来周恩来亲口对周尔鎏追忆过居住于上海北四川路的往事，描述当时的情景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内紧外松、其乐融融”；周恩来还时常用乳名“爱宝”来称呼周尔鎏这位年幼的堂侄。1931年，党内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党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某日深夜，周恩来和邓颖超以商人装扮避之于此，最后便是从这里转移至苏区。

永安里旧址，是周恩来夫妇早期在上海革命活动中遇到极其危急时刻才紧急“启用”的，由于保密工作需要，长期鲜为人知。

因永安里的历史和建筑价值，2003年12月16日，被虹口区文化局公布为虹口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又于2005年10月31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地文处、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部门的专家一致认为：这一旧址的发现，增补了周恩来早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期的一段重要史料，从而使中共党史更加翔实，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着研究者和文物工作者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周恩来早年在沪居住和筹划革命活动的秘密地点。因此，永安里44号“周恩来同志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作为中共早年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活动点，有着很高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

同样在永安里，隔一条横弄的135号，是“中共中央联络处旧址”。2013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市文物局共同编辑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史迹》中记载：1928年，正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工作的黄玠然受命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中央开会联络的机关。起先由黄玠然夫妇与其父母居住于此，掩护机关。同年秋，黄玠然调任中央秘书处长搬离此处，周恩来安排张纪恩和张越霞以夫妻名义在此居住。当时，张纪恩是中央秘书处文件阅览处负责人。中央领导在这里阅办文件，周恩来、罗登贤、李维汉等都到这里开会，商量工作。以后，机关搬到浙江路清和坊。此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许白昊的妻子秦怡君曾住在三楼；1928年6月，许白昊牺牲后，陈独秀数次前来对她表示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