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行苛政”★★

实事求是地说，南方革命政府时期，是国民党的财经政策实施得比较成功的一个阶段。这是因为，广州国民政府是中山先生一手创建的，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确不是一句诳语。即以宋子文而言，当时谈不到“官倒”，更谈不到“官盗”；什么“四大家族”等等，当时还没有出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宋子文得以按照自己的抱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取得了不俗的政绩。等到蒋介石开府南京，从四大家族，到遗老新贵，纷纷窃取高位，掌控大权，监守自盗，中饱私囊，政权从本质上发生变化。所谓的“天下为公”，只成为政府的一块遮羞布了。

在统一广东财政的过程中，宋子文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诸如： 清理田赋厘捐，整顿盐务，改革印花税，整理沙田耕地，整顿筹饷机构，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等，对广东的财政税赋项目，进行了一番全面整理。整理税项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增加收入。但是，整理税项的过程，也是一个调整各阶层经济利益的过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当然不会允许加重工农阶级及市民阶层的经济压力，重点只能是放在地主、商人、小业主及为数不多的大资本家、洋奴买办、高利贷者身上。据此，比较合理地调整了各个经济阶层的税赋支出，并为现代资产阶级财经税赋项目及制度的创立，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宋子文是一个优秀的理财专家，也是一个天生的敛钱高手。虽然，他在美国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经济理论的训练，在金融管理方面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是，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并不一样，广东的情况与上海方面也不是一样，这是很多人都懂的一个道理。

宋子文面临南方的复杂局面，照样能举重若轻，玩得有声有色。对于宋子文的手段，我们不能不表示佩服!他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一方面，对旧的财政税收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以建立较为公平的新制度；一方面，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在严刑峻法的同时，辅以利权均沾，把反对改革的旧势力，诱使到新政的阵营中来。

事实上，宋子文的成功，多少得力于他的铁腕。他不像中国的旧官僚，久经官场历练之后，早已变得像沙滩上的石头，又圆又滑，处世八面玲珑，顺时俯仰；办事虎头蛇尾，外强中干，往往一遇阻力，便推诿敷衍，草草收场。宋子文成长于美国，历练于财经界，较少受中国旧官场的影响，办事认真，勇于负责，遇事一抓到底，有始有终。结果，许多看似复杂顽症，到了宋子文的手上，在重药猛攻之下，居然渐有起色。

以印花税的征收为例。历来的印花税，本是一个丰富的税源。但多年来源于衙门作风，广东印花税的征收，却是因循旧习，弊端丛生，税源近于枯竭。一方面，印花税票大多系民国初年所定，易于仿造冒充；另一方面，商民往往缴款而不粘贴，无法及时检查核实。一些不法分子借机生事，乱收滥罚，中饱私囊，致使每年的印花税收入，仅区区60余万元，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宋接手后，即通过重新公布印花税法，设立印花税总处，改革办法，统一征收。对于普通印花税，由各承销、代销点限额推销。如果不能足额销出，则立即取消其资格。烟酒印花税是一个大项，原来的办法，是在零售时自行粘贴；现在，统一改由财政部管辖的检查所，直接在总售处代为贴足，并将卷烟印花税率提高了100%。对于酒精、爆竹、汽水等原先未列入征收印花税项的商品，则新开征，以增加税源。

为了整顿征收过程中的瞒漏、作伪等流弊，宋子文痛下杀手，宣布旧式印花税票一律停止使用，启用新式印花税票。商民购存的旧票，限期交有关机构查验，如非伪票，即准调换等额新票。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通过整顿印花税征收机构，禁止非专项人员随意拦截检查，故意留难苛扰；一方面，对商民加强税法宣传，重申商民业户应依法贴足印花，不得违章瞒漏，增强纳税意识。经过一年的整顿，结果，仅印花税一项，即由年征收60余万元，猛增到年征收300多万元。

印花税的征收，只是宋子文整顿税赋的一个缩影。其他各项税赋的整顿，无不体现了他的霹雳手段。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他下令设立田赋清理处，进行登记清理。他深知中国的各级官吏，从来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据此，他责成各县县长，坚决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将旧款、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以此进行“征收考绩”，严格考核。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者，予以记过、记大过的处分，严重者摘去宫帽。于是，田赋的征收，在一年问提高了一倍，达到了302万元。

道高魔亦高。面对宋子文的高压政策，不法分子纷纷使出了看家本领，与政府进行较量。当时，煤、汽油类实行特税征收制度，并规定了一套严厉的处罚办法，以期保障足额征收。但在实施过程中，或是不法油商脱逃港澳，或是事先转移赃物赃款，政府即使查获，往往也难以追缴到相应的税款。

不过，宋子文有的是办法，规定在油商领取进口单证时，必须取得信誉良好的殷实富商的担保；一旦发现有偷税漏税情事，除货物全部充公外，另处以高额罚款。如政府特税蒙受损失，则必须由担保人补足。这样一个连环套，民间的俗语，叫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此，品行不端，信誉不好的油商，因无人担保，也就难以申请到进口单证。偷漏特税的现象，不免大为减少。如此，在宋子文的严密法网之下，煤、汽油的特税收入，半年之间便由104万元增加到216万元。又是一笔巨款进账。

然而，最大的财政收入，当是源于厘捐杂税的整顿。其时，广东的厘捐杂税之多，除了研究厘捐杂税的专家之外，没有谁能说得清楚。举其要者，有厘金、纸税、布税、蜡税、丝税、府税、典税、契税、颜料税、营业税、保险税、矿业特税、商业牌照税、屠牛牛皮税、舶来皮革税，以及房捐、屠捐、猪捐、糖类捐等；甚至在纸、布、蜡、丝、颜料等专税之外，另有附加税。至于妓女卖淫，除了要交一笔花捐，也得另交一份附加，以便为“国家”多作一份贡献。现代的人听来，不啻是一个海外奇闻了。

如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无异于杀鸡取卵，老百姓早已是不堪重负了。据此，宋子文的手段是，设立改良税捐委员会，取消一批苛捐重税，革除部分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改革为公开竞争投标制。通过公平竞争，减少官商勾结的弊端。投标过程中，对于拖宕缴纳招承底价，或原先底价定得过低的，则以果断措施，撤销承办合同，取消其投标资格，另招商承办。经过多方整理，厘捐增加之多，月平均达100万元以上，比整理之前平均增加2倍，第一年即达到1 591万元之巨，相当同期盐税、印花税、烟酒税收入的总和。

自然，宋子文的“新政”，在推行过程中不是没有遇到阻力。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原先的既得利益集团。广东的沙田，即海滨淤地，向以膏沃闻名，海澳溢坦，相生相成。但膏沃尽管膏沃，这些沙田却大都被官僚豪绅霸占。他们既不纳粮，亦不缴款，事实上，俨然成为南方政府管辖之外的“飞地”。这在宋子文看来，当然是政府的重要财源。故因此他上任之后，即要求对沙田严定考成，设法清佃，派员分头勘丈征收。

一块久已到手的肥肉，眼看着就要被“乌鸦宋”叼走，田主们当然是心有不甘。于是，百般隐匿者有之，万般阻挠者有之，清丈沙田的工作，进展竟十分缓慢。为此，宋子文不得不拿出杀手锏，调动军队，进驻沙田，专事缉拿胆敢阻挠清丈、破坏农耕者，以蛮力保护清丈工作。同时，宋发出通告，限定时间，命令田主开列地址及亩数，径行报沙田清理处呈请审理，一经逾期，不但沙田充公，且严加处罚。结果，沙田方面的年收入，由原先的27万元，增加到69万元。

禁烟收入与筹饷收入，被时论认为是“寓禁于征”的两大“恶税”。恶尽管恶，但因为是一大财源，子文自不会轻言放弃，办法是在“走私通道”西江、东兴、两阳、肇罗等地，设立缉私检查所、卡，派员截缉走私。另设药料专卖局，以招标方式投拍认销权。一堵一疏，试行5个月，竟意外地获得212万元的禁烟收入。在筹饷收入方面，通过收回由各军控制的征收机构，取消军队的附征保护费，将其归充正饷。以前由军队批准的商承一律撤除，重新招商，加额承办筹饷。运行半年，亦将筹饷收入，由204万元增加到549万元；又经过半年，再增加到926万元。一年增加3.5倍，不能不说是一个想象不到的丰收。

整理盐务，是宋子文所花精力最多，所遇阻力最大的一项税赋整理。盐税收入，历来是广东财政的一大财源。盐政领域，也是他南下之后，最早接触的财经领域。早在担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期间，他就已领教了盐务领域的重重黑幕，甚至两广盐务稽核所与两广盐运使署之间，因争夺利权而大打出手。当时，两广盐运使赵士觐因深恨盐商林丽生分赃不均，利用手中掌握的省河督运缉私大权，将林丽生的走私盐船缉获，秘密进行审讯，以获得的人证物证，向宋子文发难。其时，宋出道不久，老谋深算方面不及赵盐运使多了。在赵的大举进攻面前，差一点翻船。后多亏该案的承办人、财政部司长李承翼全力营救，始得脱离险境，反败为胜。

这样一个教训，宋子文真是没齿不忘。而他就任财长后，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将原先相互制衡的两广盐务稽核所与两广盐运使合并，成立隶属于财政部的盐务总处，“掌理盐务行政与场产运销及征税与稽核一切事宜”。并在大力整理盐税、清理积弊的同时，设立了24个盐警队，分驻全省各地，负责缉私工作。这是宋在财政系统内设立准军事力量，逐渐发展成为私家武装税警总队的肇端。经多年的苦心经营，从此盐税收入持续上升。1925年为203万元；1926年增至647万元；1927年更增至1 010万元。以个税而论，盐税收入成为广东税赋收入的第一税源。

所谓“拔出脓来，才是好膏药”。现在，南方政府的那些老成人物，不能不佩服年轻的宋部长的敛财手段了。以税额而论，1924年仅为861万元，1925年为1 630万元，1926年为6 903万元。两年增长了7倍，实在是大家此前想也不敢想的巨额财源。

宋子文俨然成了南方政府的一棵摇钱树。为了能从这棵树上摇出更多的钱来，不能不对宋子文予以表彰。1925年底，广州国民政府颁发嘉奖令，声称“该部长任事未及三月，收入较前激增，东南两路用兵，军费赖以接济，自非整理得宜，成效曷克致此。”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只是，“现在逆贼讨平，全粤统一，虽内部障碍尽除，措施较易，而此后筹备北伐，需款尤殷。望即更加奋勉，益图整顿，慎选僚属，严剔弊端，新税以次推行，苛征悉予罢免，务使军费充而革命完成，国用足而民力不惫。”这是一个希望，更是一个鞭策!宋子文不能不加倍努力，以报答老成人物的知遇之恩。

不过，宋子文清楚得很，纸币是不能滥发的，否则就要引发通货膨胀；税赋也有个限度，否则就是杀鸡取卵了。两招使完，广州国民政府还是大闹钱荒，奈何?特别是北伐在即，以蒋介石为首的“有枪阶级”，对“革命”的银子真是望眼欲穿；对子文的期望亦不断加码。好在子文究竟不是等闲人物，在敛钱术的夹袋中，还藏有一手绝招： 发行公债与库券!

其实，在一个前景不明的动荡年代，在一个缺乏经济实力的政府治下，任何公债与库券的发行，与直接从商民的口袋里抢钱，并无多大差别。但是，正因为有“空麻袋背米”的好处，宋子文的这样一个敛财术，颇得南方政府的欣赏，尤其是赢得“有枪阶级”的喝彩。

宋子文第一次发行公债，是在1925年10月，也就是担任财政部长的第二个月。总计发行短期库券40万元。3个月后加发有奖公债500万元。且强行规定所有军政及教育机关发放薪俸时，一律搭售有奖公债三成。半年后，宋再以黄埔商埠的名义，第二次发行有奖公债1 000万元。因乏人问津，不得不向商民强行推销。到北伐初期(1926年9月)，已发短期库券和有奖公债达2 428万元，相当于是年军费支出的29%。可见，公债与库券的发行，对“有枪阶级”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不过，无论是税赋厘捐的整理，还是库券公债的发行，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负担比例，但无疑是更加重了广东民众的额外负担。亦有时论认为宋的理财政策是“竭泽而渔”，为了替政府和军队筹措经费，简直是“横征暴敛”。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就曾当面指责宋子文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说得干脆：“不这样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李军长倒也表示理解，认为：“当时广东的经济来源，也亏着他用这么狠心的干法，否则真不易维持。”李并称赞：“为革命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实无法定论了。”

的确，与前任相比，宋的理财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各自为政的广东财政得到统一，腐败不堪的财政机构得到整顿，名目繁多的税赋厘捐得到整理，各个利益集团的财税负担得到相对合理的调整，一批财经改革举措得到推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等。无疑，这对于南方政权的巩固，尤其是对于北伐军费的筹措，起到重大作用。没有宋子文在理财政策方面的成功，也就没有北伐战争的如期举行。这个评价当不致是一句谀词。

当然，宋子文的成功，说到底，是那个时代的成功。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已经到了一个由失败走向成功的成熟阶段。这是宋子文能够取得成功的最大机遇。等到他坐上财长宝座，以黄埔军校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军事力量空前发展，两次东征及十二月南征的胜利，就是证明，这就为宋子文统一广东财政，推行各项财经新政，提供了最大的保证，这是他能比几个前任做得出色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与其说这是宋子文理财政策的成功，不如说这是宋子文做官恰逢顺风顺水的成功。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宋子文的成功，有其个人因素。他的特殊背景，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山先生的面子，庆龄的面子，都是南方政府的最大面子，无论是哪个老成人物，看在这两个面子的份上，都不能不买他的账，官场上那些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那些理不清的关系网，也只有宋子文才可以公然加以蔑视，这是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得以成功的基本保证。

此外，宋子文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与严格训练，他在财政经济和金融方面所拥有的专业知识，甚至他在个人气质上所具有的冒险精神与务实作风，在南方政府的高干中，都是别人无可替代的优势。宋子文就任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仍兼广东商务厅长及中央党部商业部长，都是因为在当时的政府高层，“近商人者，无政治、商业之学问”，“有学问者，又与资本家及商情如风马牛”。宋子文不但是一个专才，而且是一个通才。

宋子文的成功，有着时代机遇、家族背景及个人才干等多方面的原因，这是没有疑义的。

南方理财的成功，为宋子文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亦为他后来成为国民党武汉政府、南京政府的财经首脑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综观宋子文的一生，南方时期，既是他理财的创始阶段，也是他理财的最好阶段；随着国民党主流集团曰益背离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及蒋介石对大革命成果的篡夺，宋子文已经从早期为国民革命理财，一变而成为为蒋介石集团理财。宋子文理财的失败，已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