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版序

当这本书首次出版时，也就是在近10年前，1973年的石油卡特尔或水门事件等的冲击尚未出现，也还无法预料，甚至根本想象不到。那时，环保运动也刚刚开始。不过，即使我当时能预见这些重大事件，也未在本书中过多关注，就像我很少留意20世纪60年代越战和学生动乱的新闻标题一样。因为这本书试图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也许比预测更加雄心勃勃。尽管“发展”非常重要，但本书并不预测发展，反而试图识别和界定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因此，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大陆漂移如何形成新大陆，而不是战争如何形成新疆界。

我把这些潜藏在社会和文化现实之中的重大变化称为“不连续性”。这在当时是相当新颖的用语。不过，或许由于这本书相当畅销，之后“不连续性”便为大家耳熟能详。“革命”一词过去和现在都广为使用，其实可能被滥用了。然而，什么是不连续性呢？地质学家以这个术语表示革命的意思，地震或火山爆发会毁坏原本熟悉的地貌，创造新的地貌，这就是革命，有激烈改变之意。然而，这大多是原先根基改变带来的结果，却让革命成为必定会发生之事。这些革命源自不连续性，也就是新的潜在现实与既定制度、惯例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革命往往是激烈的、壮观的，而不连续性却倾向于悄悄地渐进发生，正如火山爆发和地震发生前，很少能觉察到一样。

让我用本书出版过程中曾发生过的一段故事说明一下。在出版前几个月，书中第10章“政府之弊”一文先发表于某杂志。当时，理查德·尼克松刚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任职后的公开演说中强烈抨击本书，他1969年对卫生教育福利部的人员演讲时表示：“德鲁克认为现代政府只能做好两件事：发动战争和通货膨胀。我的执政目标是要证明德鲁克先生的观点是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跟尼克松先生想的大相径庭，但后来他确实证明我的观点有误。尼克松政府在越南的行为表明，现代政府甚至可能不知道如何进行战争，只知道如何加速通货膨胀。不过，从尼克松意图抨击本书的观点来看，尼克松政府的所作所为，反而让人们认为本书的观点十分正确。因为水门事件爆发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大多源于不连续性——本书讨论的政府弊病与尼克松试图通过其总统身份藐视这些事实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本书首次出版后，书中所提的一个基本观点已被广为接受，即“二战”后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非开始。不过，注意到这一重大变化的人却少之又少，大多数观察家仍在回顾过去，这本书却试图展望未来。诸如此类的转变已经不可逆转，也许大家可以看见或感觉到。然而，现在流传甚广的仍然是昨天现实的口号。我担心的是，这些口号绝大多数也是不同的政府提出的政策。不过，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本书出版后的10年，情势的发展变化已经证实了我的基本分析。

本书确定了四个方面的不连续性。

·新技术，以及基于新技术的新产业迅速崛起。

·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取代了国民经济内部的阶级冲突，国民经济这一概念不仅主导了19世纪，也主导了当时的言论和政策。同时，本书也看到了世界经济成为所有经济体的动力和政策制定中心，以及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逐步发展的领域。

·新的多元化机构出现，这些机构让传统上被普遍接受的政府理论和社会理论作废，但这也会严重危及，并可能摧毁政府履行职能的能力。

·知识最终成为新资本和经济的重要资源，拥有知识的机构管理者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和领导者。正如本书所论证的那样，这意味着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可能成为政治理论和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也是重要的道德考量。

水门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连续性的结果，这类不连续性我称为“政府的弊病”。尤其是尼克松政府对这类不连续性视而不见。不过，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也可归于这类不连续性的结果：单一国家的经济转变为世界经济，成为经济动力的重心。石油危机不仅表明所有国家和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完全依赖，而且让世界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家秉持的正统的国民经济理论形成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对比。若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种族战争”情绪，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这次危机中根本无法成功。对发达国家来说，石油价格过高不仅是个麻烦，也是个政治困境。无论是在财务还是在经济上，过高的石油价格都会让政局更复杂。因为石油输出国所增加的营收部分来自发达国家，部分来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但确实只是在两方面对发达工业国有所贡献，也就是购买发达国家的商品和投资于发达国家。然而，石油卡特尔提高了石油和化肥的价格，对于发展中国家却构成了致命威胁。不过，当石油生产国1973年把油价翻两番时，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欢呼喝彩，甚至包括像印度、巴西和巴基斯坦这些立即知道高油价会给本国经济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国家。如果没有这些国家的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崩溃。这些国家即使知道高油价会危及自身的经济前景，仍然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行为看作对世界经济“阶级敌人”的打击，是对西方富裕发达国家实力和主导地位的首次成功攻击。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个错误——赌气而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却也说明了尽管这些国家采取强烈的、几乎狂热的国家主义言论，但还是试图按世界经济的原则行事。

同样，跨国公司的世界地位在过去10年发生的变化，只能解释为世界经济不连续性引发的结果。本书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或许应该是最重要也最有利的，而且跨国公司被发展中国家认为绝对不可或缺。不过，本书也指出，对发达国家及其政府而言，跨国公司将逐渐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在撰写本书时，这个主张似乎与公众的认知相反，其实跨国公司似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决心摆脱的对象，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备受认可，没有受到过多的批评和争论。10年后的今天，这些情况几乎完全逆转，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把跨国公司当成希望，至少认为跨国公司非常必要。10年前，发展中国家制定非常夸张的法律，大张旗鼓地宣布排除或至少限制跨国公司的法律，从委内瑞拉到智利的南美洲西海岸国家制定的安第斯条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现在这些法律已被废除或正在悄悄地被搁置。而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正经受最严厉的抨击。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跨国公司的地位也迅速逆转。10年前，哈佛大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就曾经谴责跨国公司，不过，他可能是当时发达国家中唯一这么做的知名经济学家。但在1977年春天，加尔布雷思宣称，跨国公司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唯一希望和最积极的力量。

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要求企业、医院及政府机构管理者负起社会责任的声浪高涨，证明了我所说的“组织新多元主义”以及“知识工作者”成为新权力中心这一类不连续性所带来的影响。

10年后这本书再版上市，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个问题：我现在还会写出同样的书吗？当然不可能第2次再写同样的书。但我在重读此书时发现，我不会对写于60年代末期的内容做太多修改，我会修改一些陈述或例证，改变这个或那个插图，或许把重点稍微变更，但总体上来说，本书的内容大多经得起考验。当时看出的主要趋势至今仍是主要趋势，只是更加明显而已。当时提出的一些主张，对1969年的读者来说似乎难以置信，好比现代政府的说法在当时相当不靠谱，现在看来却一点没错。

不过，如果我现在再写这本书，可能会增加一个新的章节，或者至少发出一个新的音符。书中几乎没有提到一个重大发现，或许跟本书所讨论的不连续性没有相同的基本特征，但这确实是一个重大转变，且在20世纪后几年应该会对经济、政府和现代人的基本世界观都产生重大影响。

这个重大发现，就是人口结构和人口动态的转变。尤其是在世界三大地区，基本人口动态正往不同的方向发展。首先是工业发达国家，从日本到与苏联交界的西德，包括日本、北美、西欧和北欧各国；其次是苏联，包括俄罗斯及其欧陆附属国、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最后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二战”后发达工业国家经历了“婴儿潮”，但各国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不一样。婴儿潮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事件，只是英国婴儿潮历时很短，当时育龄妇女所生婴儿数大增，家庭成员突然比以往增加很多。在一些国家还出现婴儿低潮期，此现象最早出现在日本，时间大约是1955年，美国到1960年才出现，而西欧国家在1955～1960年出现。几年之内，每位妇女生育数下降为原先的1/4。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急剧上升，部分原因是现在更多人达到退休年龄，且这些65岁的人似乎会比以前的人活得更长。

在人类历史上，有三个方面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首先，以前从未出现过类似婴儿潮的现象，以美国为例，1948～1953年的5年内，婴儿出生数增加近50%，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记录。其次，婴儿出生数骤降也属空前。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老年人口激增，这同样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之事。

不过，“二战”到1970年这25年间见证了发达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的人口变化，尽管这并不像出生率和预期寿命急剧变化那样史无前例。这些国家经历由工业化前期进入到工业世界的巨大转变，其中以大城市最为明显。在美国，工业化前期的农村人口，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大量涌进城市，从纽约到亚特兰大、底特律、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城市都有这种现象。在欧洲，早在“一战”前农村人口就已大量转移到城市，其中有大批来自地中海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外来劳工涌入工业化的北方国家，包括意大利北部到瑞典，特别是瑞士、比利时、德国、荷兰，甚至进入排外的英国。在日本，许多人从农场特别是比较贫穷的北方，迁往东京——大阪走廊沿线的重要工业中心。

不过，就像婴儿潮一样，这个巨大移民潮只是短暂现象。到20世纪70年代初，也就是说大约在发达国家婴儿潮退去之时，这个巨大的移民潮也刚好结束，部分原因在于劳动人口结构。日本农场没有失业人员，在“二战”后的1946年，日本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60%，现在已降至8%，其中大多为妇女及老年人。同样，在美国从贫瘠的棚户区迁往大城市的现象也已告一段落，现在棚户区都空荡荡的，以往的工作已经被拖拉机替代。尽管地中海沿岸国家仍有大量未充分就业或失业的劳动力，但西欧和北欧也无法吸纳这些人。事实上，这些国家已经容纳过多的工业化前期移民，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西欧和北欧的外来劳动力今后将不升反降，因为不论社会还是文化层面，都无法再容纳外来劳动力。

在所有这些发达国家中，60年代和70年代是大量年轻人长大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期。不过，到80年代初，这种现象已不复见。从那时起，我们可以预期20世纪后期年轻人的数量会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年轻人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会延长。因此，这些人只适合从事“知识工作”。在传统手工劳动中，特别是工厂劳动力方面，至少在后25年我们将面临严重短缺。

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转变的速度有多快。1935年，当美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保障时，每9个人扶养1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如今，尽管美国劳动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爆炸性增长，却变成每3个人扶养1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到1985年，这个比例是2.5∶1。这意味着扶养老年人日益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首要关注重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延迟退休来缓解。在美国，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考虑到老年人在身体和精神都尚可时不让工作是不人道和残忍的，我们已经朝着为延迟退休立法的方向走了很长一段路。因为这些老年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不想退休，尤其是知识工作者更害怕退休，体力劳动者因为终身从事单调且耗费体力的工作可能比较想退休。不过延迟退休只能缓解这种情况，并非根本的解决之道。

不过，当我们采取这样的解决方案时，也意味着所有发达国家都发生了巨变。实际上，这意味着员工通过养老基金成为企业所有者。美国这方面的进展最为明显，员工养老基金、企业养老基金、医院、大学等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养老基金已经拥有美国大中型企业1/3或更多的股份。预计到80年代中期，美国企业的养老金投资组合将占到其股本的绝大部分。欧洲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发生同样的变化，根据已生效或尚在立法机关审议的不同法律，只有少数中央退休基金逐渐成为企业所有者。在日本，虽然员工所有权并非解决之道，但也出现同样的情形，即终身雇佣制——企业必须为员工谋福利而运作，同时也要增加退休员工的福利。

这些基本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发展遵循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年龄结构也出现同样的趋势：人们越来越长寿，却越来越早退休。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扶养老年人将成为重点，这也是西方发达社会面临的问题。不过，一些东欧国家并未出现婴儿潮。苏联在“二战”期间婴儿出生率极低，就算在德国侵略前几年出生的婴儿，也很少能幸存下来。后来出生率只是略有回升，仍远低于西方婴儿潮退却时的出生率，并且30多年一直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在波兰周边的大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二战”时没有遭到大规模破坏。因此，这些年出生的婴儿存活下来了。但这些国家出生率一直很低，而且还在下降。所有这些国家的出生率远远低于维持人口水平所需的净生育率，也远低于国家发展所需，因为这些国家既要满足工业化的人力需求，还要征收大量成年男子充实到军队中。虽然苏联仍有相当规模的农场人口，占劳动力的1/3以上，但无法利用这些人口来弥补经济、军队的人力资源供应缺口。因为劳动力短缺正冲击着苏联，此时正是农业生产最需人力的时候，也是农业遭遇严重危机之际。

最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将是为大批年轻人找工作。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婴儿不像以前的婴儿那样容易夭折。例如，1938年出生在墨西哥的每10个婴儿中只有两三个能活到195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的出生率急剧下降，这跟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但与大多数人想象的相反。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下降（因为没有任何直接可靠的信息，这里的数据不包括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历史时期都低。然而，这些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下降幅度更大。1958年墨西哥出生的每10个婴儿中就有七八个今天还活着，身体和精神状况都相当好。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并不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被关在一个偏远的山谷。他们生活在城里，随处可见。他们拥有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权利和地位，而且非常需要工作。

与此同时，即使这些国家资本充足，也很少有足够的国内市场来吸收如此庞大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巴西和印度或许是个例外，尽管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但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国内市场来消化新增工人生产的大量商品和服务，即使这些工人效率不高、工资微薄，只够维持生活所需。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出口生产方面，也就是将产品销往发达国家，因为只有这些国家才拥有购买力。

在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唯一可用的劳动力是35岁以上的女性，她们大多是兼职，另外还有超过标准退休年龄的老年人。体力劳动和低技术工作的劳动力供应只能满足国内的需求，比如打扫街道、收集垃圾、清理医院便盆、为病人送食物以及许多其他的手工杂务必须在国内完成，而不可能外包到国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工作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劳动力供应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经济进展，既不是石油危机，也不是经济衰退，而是我所说的“生产分工”的快速发展。例如，在这个过程中，“芯片”的美国生产者，即电子半导体公司，将其产品出口到中国香港或新加坡，在那里芯片通常装入一个印度生产的钢壳中，因为印度的钢铁产能大量过剩，然后一家日本公司把品牌贴在手提电脑上，之后就销往世界各地，其中只有1/5或1/4的产品回到美国，这被美国视为“进口”。另一个例子是欧洲一家大型纺织公司，在欧洲纺纱、编织和染色，然后将布料空运到摩洛哥、尼日利亚或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布料被加工成衣服、床单、枕套、地毯或装饰织物，然后空运回欧洲市场销售。很明显，这种生产分工与所有传统的出口或进口概念背道而驰。例如，手提电脑对于美国来说是“进口”，还是美国制造的电子半导体进入世界市场的一种形态，即“出口”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经济政策都不知如何应对这一新趋势，但这很可能在接下来的10～20年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总之，人口结构和人口动态的改变，将产生新问题，创造新机会。或许这项改变与本书讨论的引发其他改变的“不连续性”并不相同。毕竟在20年内人口结构可能再度平稳，那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激增应该已告一段落，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差距缩小，死亡率不再下降，但出生率依旧大幅下降。到1990年左右，出生率和死亡率可能达到新的平衡，或许表现出与如今发达国家一样的特征。事实上，这种情况已在中国台湾和韩国发生，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不久后就会经历。未来20年，人口动态变化将是一个重要的不连续性。

然而，人口动态只会更凸显本书讨论的其他不连续性。很明显，这些不连续性将推动经济重心进一步迈向世界经济，同时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因为发达国家迫切要保护传统制造业的老龄化工人，而发展中国家却只需利用发达国家的市场就可获得工作机会。人口动态无疑将让跨国企业变得更加重要，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不过，这也会加剧发达国家的组织多元化和政府的危机，让政府无法掌控国内事件。另外，人口动态也让知识工作者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只有知识工作才让生产分工成为可能。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生产分工可能要求增加更多的管理者、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这对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把复杂的知识或者工具应用到经济过程中。

换句话说，人口动态让这本书的不连续性变得更重要。如果我今天再写这本书的话，肯定需要仔细考虑人口动态这一重要变化。

本书首次出版发行时，立即在美国和日本成为畅销书。在美国，这本书连续几周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在日本，这本书成为年度“全国畅销书”。事实上，日本翻译家创造的“不连续性”一词，在当时还没有日语词汇，现在已家喻户晓。如今的日本时尚编辑在描述裙边拉高或下降两英寸时，还会谈到“不连续性”。后来，这本书在美国和日本继续拥有广大读者，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不过，对我来说，欧洲的情况最有趣。因为在欧洲本书一开始并不太畅销，当初很快就被译成大多数欧洲语言版本发行，却被视为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只有想知道美国发展情况的人才会感兴趣。大多数人认为这本书跟欧洲发展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然而过去几年却发生了巨大转变，不仅书的销量大增，就连欧洲对本书的公开讨论及大众媒体、学术著作和文章对本书的评论也日益增多。例如，1977年夏，我受邀到一些欧洲国家演讲时，各地都坚持让我专注于本书的主题，而非新闻标题事件。

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或者只是一个奇闻轶事？我相信，《不连续的时代》这本书在欧洲受到的关注发生逆转，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趋势。

本书在美国出版时，“二战”的战后发展历程已告一段落。我确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而非越战失败、学生运动或1973年的“石油危机”。至少对我而言，肯尼迪总统遇刺为一个时代画下句点，也就是这个事件让我在几年后开始思考撰写本书。我认为肯尼迪总统遇刺也同样对美国的许多民众在潜意识上带来冲击。这件事提醒我们，在文明外表下仍然潜藏着邪恶的力量。我们还以为，这股力量在“二战”后已被纠正。肯尼迪总统遇刺也在日本引发巨大冲击，让人们意识到确实发生了无法逆转的重要事件。不过，1970年左右正是欧洲政局风和日丽的年代。事实上，欧洲在那几年里正处于安稳的幸福状态。早几年欧洲还担心“美国威胁”。20世纪60年代中期，欧洲的畅销书是《美国的挑战》，撰写这本书的法国记者让-雅克·塞尔旺-施莱伯曾表示，欧洲将成为美国大企业的殖民地。事实上，这一进程已经走得太远，无法逆转。几年前，欧洲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英国人杰弗里·克劳瑟曾直言，不久的将来美元将成为国际经济中的王者。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预测是完全错误的。当时，“美元短缺”已转变成“美元过剩”。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逐年上升，欧洲人对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病夫”深恶痛绝。塞尔旺-施莱伯认为，不用多久，由美国企业和技术接管的欧洲产业将成为欧洲出口的主流。大众汽车的甲壳虫车就是大规模进军美国市场的代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明星”货币分别是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而非美元。在那些年，政治方面也是如此。欧洲认为在稳定持续并行推进“福利国家”和“工业经济”发展上自有一套解决方案。因为原以为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会让“福利国家”和“工业经济”无法并存，但这种对经济增长和自由制度产生重要威胁的情况并未出现。

即使在当时，英国已经衰弱，但其经济优势的急剧衰退尚不明朗，而且大家都认为，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市场，将为弊病丛生的英国经济提供一个既快速又彻底的治疗方案。

当然，欧洲如同当时的美国一样还存在许多异议声浪。但这些异议声浪都是传统19世纪不可或缺之物。像《不连续的时代》这样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表达异议，在1969年的欧洲几乎必定会被漠视。现在《不连续的时代》在欧洲迅速成为普及读物，受到广泛热议，可能表明欧洲对世界及自身地位的认知发生了彻底转变。最重要的是，1969年的欧洲还没准备好认同这一事实：现代政府这个现代欧洲的特有发明，同时也是重要的制度，正陷入深度危机，但到1978年欧洲已有所领悟。

1969年出版的很多书都预言了厄运和黑暗，现在这类书籍为数更多。《不连续的时代》不属于这一范畴。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本书对未来看法非常乐观，但确实带来了一些希望，也识别并讨论了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本书把这些问题视为新思想、新政策的新机会，看作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教育思想与教育行动、经济思想与经济行动等方面创造性能量的迸发。《不连续的时代》论及人类工作与成就的机会，我很高兴这本书能再版发行。我只希望这本书能吸引许多新的读者，尤其是许多新的年轻读者，因为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不连续的时代”首先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

彼得·德鲁克

加利福尼亚州　克莱蒙特

1978年元旦

[1] 于1993 年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编者注

[2] 关于这些发展的全部影响，请参阅我最近的一本书：《看不见的革命》（纽约：Harper & Row，1976）。

[3] 已于1992 年解体。——编者注

[4] 欧洲共同体为欧盟前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