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今后仍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为了加快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了六大战略举措，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以自主创新的技术带动质量效益提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更好地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在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2018年及以后发展的根本要求，并明确相应的重点任务，推动经济朝着高质量方向努力。这意味着2018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将更加明显，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释放更大的活力，国际收支更趋平衡，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和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为此，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工作将会淡化GDP增速目标，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质增效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突破资源能源、环境等要素的瓶颈制约，并以更充分、更平衡为目标，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达到新的水平，经济增速维持在中高速水平，而经济结构得到持续优化，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

（一）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走低，2017年经济增速达到6.9%，首次呈现阶段性企稳回升态势，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基础。经济增长阶段性企稳且好于预期。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万亿元，意味着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速自2011年以来实现首次回升，全年实际GDP增速达到6.9%，按可比价计算较2016年提高0.2个百分点。

从结构上看，中国经济好于预期主要是因为在各项改革政策发力的背景下，外贸形势大幅好转，消费升级持续提速，服务业发展较快。受外需向好的影响，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不再对经济增长形成拖累，对实际GDP的贡献率达到9.1%，消费和服务业继续发挥“增长稳定器”的作用，对实际GDP的贡献率均为58.8%。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发展向好的重要引擎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保持在30%以上。可见，中国经济稳步发展不仅让中国人民受益，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从景气周期循环来看，中国经济处于1997年以来第7个周期循环的下行阶段，一致合成指数在2018年上半年之前都将处于下行走势。考虑到受固定资产投资难以有效提升的影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会有大的好转，而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外贸边际提速压力不小，而且进口增速将会快于出口增速。消费仍会保持稳中略降的势头，但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将更加显著。预计未来2～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总体呈现稳中缓降的态势，实际GDP增长仍能维持在6.0%～6.7%的合理区间。

（二）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推动经济结构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加快、质量效益提升，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内需增长已由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驱动。受技术改造政策和设备更新需求驱动，制造业投资出现回升，在严厉的环保督察形势下，高耗能制造业投资继续下降。收入增长带动消费升级加速，高质量消费驱动新零售业态快速成长。2017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2%，其中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2.2%，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0%，比2016年提高2.4个百分点，通信器材、体育娱乐用品及化妆品类等商品零售额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同比增长，未来中国经济将更加凸显消费驱动型增长。

在投资和出口拉动趋弱的情形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将更加依赖服务业带动。预计未来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8%～10%，对GDP的拉动维持在4.0%～4.5%，在PPI同比增速放缓回落的背景下，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将会走低，对GDP的拉动作用将会走弱；而新零售、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快速发展，预计未来2～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可能会稳定在6%～7.5%。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成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制造业景气度有所回升，有力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质量。“三去一降一补”扎实推进，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期，去产能与处置“僵尸企业”将进入深水区，其中重点是彻底取缔“地条钢”、淘汰落后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处置“僵尸企业”涉及职工安置，债务处理难度大，时间跨度长，而且显得更为复杂，如果调整到位，将进一步释放新动能的潜力。2017年以来，钢铁、煤炭等旧产能加快市场出清，工业产能利用率反弹至77%左右，积极稳妥地统筹推进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与国企改革。去杠杆的重点以内债为主，商品房库存水平和工业企业杠杆率持续下降，减税降费力度不减，企业成本继续走低，生态环保、农田水利和社会民生等发展不充分领域补短板投资保持高增长。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增强。2017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6年下降3.7%。未来2～3年钢铁、煤炭等重点领域去产能任务转移到严控新增和推进重组优化上来，去杠杆还会继续，但严监管的冲击边际减弱，去库存接近尾声并进入新的平台期，房地产市场逐步建立长效机制。降成本还会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成为工作重点；补短板将会加快推进，在生态环保和社会民生领域的改革将持续深入。

（四）新动能培育初见成效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四新经济”）的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创新驱动战略的指引下，2017年全国日均新登记企业1.66万户，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和新业态蓬勃发展，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保持在10%以上，工业机器人产量比2016年增长68.1%，新能源汽车增长51.1%，快递业务量保持了近30%的增长。经过各方面努力，全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PM2.5浓度大幅下降，空气质量明显好转。文化、旅游和体育等相关设施更新加快，健康、养老和教育服务有了显著改善，居民感受到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多。

（五）物价形势保持稳定

在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的背景下，市场价格信号进一步体现出来。2017年，物价涨幅重返“1时代”，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6%，比2016年度回落0.4个百分点，其中食品、烟酒的价格下降了0.4%。生产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6.3%，结束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通缩态势。

2018年消费者物价水平（CPI）涨幅稳中有升。2018年1—8月，CPI同比上涨2.0%，与1—7月持平，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7%，影响CPI上涨0.33个百分点。当月同比看，2018年8月CPI上涨2.3%，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翘尾因素影响1.0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影响1.3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4%，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46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2.0%，较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环比看，CPI当月上涨0.7%，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

生产者物价水平（PPI）涨幅出现放缓。2018年1—8月，PPI同比上涨4.0%，与1—7月持平，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5.2%，涨幅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当月同比看，2018年8月PPI上涨4.1%，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环比看，PPI上涨0.4%，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未来消费者物价虽有上涨压力但并不会形成严重的通胀状态，未来2～3年预计CPI会维持在3%左右，而PPI则可能进一步回落。

（六）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2017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提前两个月完成年初预期目标。2017年12月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8%，继续低于5%，充分就业得到有效体现。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预计未来2～3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仍维持在1000万～12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

（七）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增速

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是提高消费质量的基础。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3%，较2016年加快1.0个百分点，比经济增速快0.4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从2016年的30.1%降到2017年的29.3%，反映出居民消费结构在不断改善。预计未来2～3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将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仍有望高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将会继续缩小。

（八）货币供应和金融市场趋稳

货币供应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2017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创历史新低，同比增速回落至8.2%，这意味着资金正在“脱虚向实”。市场利率平稳略降，债市风险逐步削减，股市回归价值投资，外汇市场供求更趋于平衡，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额稳中有升，2017年底国家外汇储备近3.14万亿美元，足以应对外围经济波动的风险。

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其中，较为关键的是怎样衡量高质量发展问题，是参照发达国家发展标准，以高收入国家为参照系，还是构建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对此需要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量和结构目标，既要保证数量上发展充分，又要保证结构上平衡发展（见表1-2）。

不可否认的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是仅仅数量的增加，而是数量和质量并重，也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目标，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公正和民主，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充分发展和平衡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考察，既要看消费、投资、出口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情况，也要看劳动力、资本、土地和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情况，并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

（一）衡量经济发展质量

真正确保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次要在产业体系内提供支撑；最后在市场机制方面增强保障。以往GDP指标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指标，而以GDP为导向的考核体系往往陷入短视行为，只注重经济规模的扩张，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提升，通常会出现重复建设和投资低效的情况。从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发，注重人均GDP的考核更容易理解。从国际标准对接来看，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就是按照人均收入划分的，使用人均GDP指标衡量经济发展的数量是合适的。衡量经济发展效率的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考虑到这一指标核算的复杂性且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往往会使用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替代，从劳动投入效率角度考察经济发展的质量。尽管这一指标不比全要素生产率准确，而且与人均GDP指标有相似之处，但在反映经济发展效率方面却是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二）衡量科技创新发展质量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扩大有效供给。技术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决定着国家、行业以及企业持续发展的竞争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第一动力。单单扩大资本投入带来的经济发展是有限的，而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带来的技术进步则是具有革命性的。

从技术创新的可持续性来看，衡量科技创新的指标也有很多，其中关键的两项指标是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和百万人专利授权量。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说明技术进步需要持续的投入，提升研发强度是可以得到回报的。2001年，日本政府确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科学计划，希望“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截至2018年，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已有18位，每年都有日本科学家获奖。从获奖成果来看，他们都是依凭以往的研究成果获奖的，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在很早之前就开始重视科技研发和教育的投入，才使得后期有源源不断的成果。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尤其是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原创性的成果，需要为人类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在研发投入上需要维持高强度、保持连续性，而不是急功近利，杀鸡取卵，不能因财政吃紧而缩减研发经费。从结果导向上看，科技创新的成果往往是通过授权专利体现出来的，而百万人专利授权量是衡量一国的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体现了整个国家民族对科技创新的贡献。

（三）衡量居民生活质量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高质量发展在强调效益的同时，还要考虑将发展成果更大程度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增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

一是高质量发展也是首要突出发展，即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反映居民增收数量的变化，倘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速，其生活的高质量就难以实现。

二是更充分的就业是保障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因此高质量发展还要努力降低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合适的衡量指标，能充分反映劳动力就业的质量。

三是确保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要增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公平性和共享性，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基尼系数可以从宏观层面衡量贫富差距的大小。其中前者主要是衡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降低城乡居民收入比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基尼系数是衡量整个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降低基尼系数可以增加社会平衡与和谐，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四是确保劳动者素质提升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高质量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人的素质。为此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两项指标可以反映劳动者素质提升的程度，前者是从投入的角度说明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后者表明国民受教育程度，它决定了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

（四）衡量生态环境质量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应考虑生态环境方面的质量，确保人民群众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喝到纯净的水和吃到安全的食品，就要促进生产、生活和生态协调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在长期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累积效应反作用于人类的结果。高质量发展不能没有生态环境的高质量标准。作为重要的约束性指标，单位GDP能耗、单位GDP主要污染物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污水处理率等，可从各个侧面反映生态环境质量。

三、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的。从需求端来看，经济发展较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但投资正遭遇资本报酬递减的困境，出口正面临外需萎缩的挑战。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当前经济总体效率不高、经济结构失衡、环境约束趋紧的局面。政府主导的投资导致了目前的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经济下行和社会矛盾凸显等诸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越来越突出。以出口为导向和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带来不协调、不稳定和不可持续问题，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的长期实施造成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⁹⁾。而由高投资和高消耗带来的结构性隐患越发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更加突出。

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仍不容忽视，既包括美国发起的贸易争端，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缩，欧元区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有所抬头等外部挑战，也包括社会杠杆率仍处于高位，房地产泡沫消化难度较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在潜在风险，PPP实施中的“名股实债”，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和企业表外债务增加，推动“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实质性进展尚面临不少阻力等国内积累的风险。如果没有处理好国内外重大风险叠加的影响，就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造成一定冲击，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也会造成影响。因此，对过去高速发展阶段积累的各种问题和内外风险都不能掉以轻心，既要注重防范“黑天鹅”风险，更要防范“灰犀牛”风险。具体而言，当前威胁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和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资本“脱实向虚”问题依然严重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将流向高收益部门。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基金等筹集的资金大多在同业间流转，大量流向房地产市场和政府融资平台，较少或难以进入制造业部门。2017年3月底，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一年期同业拆借利率曾一度超过4%，货币基金年收益率也在4%左右，而同期商业银行存款基准利率只有1.5%的水平，两者相差甚大，从而造成短期套利资金规模快速膨胀，企业借贷期限错配严重，投资回报率走低的行业企业面临资金外流的压力。

由于房地产开发门槛偏低，造成资金充裕的企业纷纷进入房地产领域。保险资本在资本股权市场迅速膨胀。之前，山东高利贷逼债杀人案就鲜明地说明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造成各地高收益理财集资、地下钱庄高利贷等问题严重。

在外部市场萎缩和内部成本攀升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偏低。在此情形下，社会追求“赚快钱”的浮华，造成资金集中于炒房、炒钱、炒汇，加剧了资金配置扭曲和资产泡沫化。根据统计，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美国和英国，远高于同为制造业大国的德国和日本（见表1-3）。

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企业融资成本有所上升，进一步抑制了资金向收益率不太高的中长期项目流入。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票据贴现利率持续上行，5年期AAA级公司发行利率大幅攀升，使其难以融资参与收益率不高的实业项目。2017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继续低于整体投资增速，这意味着民间资本的投资意愿并不强烈，特别是投资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倾向减弱，更多地转向金融、房地产领域和境外投资，这意味着国内实体产业面临空心化风险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其中劳动力成本持续高企、顽固难撼的行政垄断以及烦琐苛责的审批制度等因素制约着民间投资的恢复增长。

（二）债务违约风险接连爆发、蔓延

2017年以来，中国融资环境发生改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再次爆发，引发企业资金链断裂，其中民营企业信用债风险呈上升态势。2017年3月底，国内违约债券数量已达11只，涉及债券规模90.9亿元，涉及企业7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比明显上升，民营企业债券违约数量达7只，涉及债券规模50.9亿元，涉及企业4家。受辉山乳业、齐星集团资金链断裂消息的影响，宏桥铝业、魏桥铝电、天信集团的债务风险也暴露出来，并引发市场的普遍担忧和避险反应。

在去杠杆压力下，信用债市场融资持续低迷，企业偿债压力进一步加剧，债务违约风险将会大幅增加。相较而言，2017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于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10多个百分点。据测算，全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率高达156%。倘若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控制，企业债务风险就会集中释放，形成较多难以化解的不良资产。

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激增的原因在于企业投资回报率的下滑和信贷监管的收紧，造成其既不能通过盈利偿还，也难以“借新还旧”。其根源在于目前中国的融资结构仍然是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结构，而银行提供贷款的基础是有土地、厂房、设备等抵押物。中国政府要求加速去杠杆，货币政策将会趋紧，堵住企业从银行扩大融资的渠道，使其难再寄希望于银行不停地输血。随着房地产调控趋严，今后企业资产抵押物估值将会走低，甚至出现资不抵债的现象，导致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增加。

另外，地方政府在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积累了大量债务，需要通过规模更大的财政收入进行抵补，2017年地方公共财政收支预算缺口拉大，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速呈现回落态势，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和地方主体税种不明确的情况下，地方财政的脆弱性风险持续加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政府破产，进而增加中央政府的兜底负担。

（三）房地产调控趋严引发需求下滑

2017年3月以来，全国超过40个热点城市纷纷加紧楼市限购、限贷、限价政策，出台120余项政策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同时中央部委制定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拟将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挤出。在“过街喊打”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正迅速降温，三四线城市地产需求也大幅转弱。2017年3月，64个城市地产销量增速跌幅高达24%，其中有48个三四线城市地产销量增速回落幅度较大。低迷的地产需求终会传导到供给端，引发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放缓。作为不可贸易部门，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出现“只涨不跌”的畸形发展，盖因热点城市土地的稀缺性和土地供应的计划性质。

地方政府牢牢掌握着城市建设用地的主动权，以往城市发展相当依赖土地财政，尽管住宅用地按照“招拍挂”方式出让，但土地价格并不真正由市场决定，因为土地的垄断供应造成稀缺性被夸大，长期的计划供应使市场调节失灵，引发土地炒作囤积等投机行为，造成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在现行土地供给制度下，国内房企拿地的热情不减。2017年3月底，全国50个热点城市土地出让金额同比增长近60%，拿地最多的房企拿地金额较上年同期上涨了75%。

从目前来看，抑制需求的调控政策只是暂时性的，房地产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尚未建立，仍需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随着房价持续维持在高位，住房成为投机炒作的重要投资品，扭曲了财富分配机制。高房价已引发社会焦虑，吸纳了太多的社会资源，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倘若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造成泡沫破裂，将会引发相关行业的连锁反应，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总基调，构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但应以不刺破房地产泡沫为前提。

（四）大量信息造假扭曲了市场激励导向

随着金融监管趋严，充斥于各种市场的造假售假行为会逐步暴露出来。之前，美国浑水调查公司连续揭发中国概念股财务造假丑闻，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数据造假和信息遮掩是平常事，但随着信息披露监管的加强，近年来，各种经济造假掩盖行为被一一揭开，从辽宁的统计数据造假到新能源汽车企业骗补，造假粉饰问题逐渐被暴露出来。2017年以来，证监会加大了对欣泰电气、山东墨龙、昆明机床等多家公司信息造假行为的严惩，环保部也对企业环保监测数据造假进行严查，财政部对PPP咨询机构通过捏造事实、隐瞒真相、提供虚假信息等不正当方式骗取入库资格等做法设定违规红线。这些事例说明造假行为已经不限于商品领域，而是渗透到了各行各业，尚未暴露出来的造假掩盖事项还有很多。统计数据、环保数据、就业数据、公司业绩等多领域普遍存在造假掩盖现象，很多造假行为已经成为习惯，且有一整套全产业链条。这种数据信息造假不仅影响决策的正确性，而且会危及市场的正常激励，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五）外围不确定性风险加大

近年来，全球化遭遇逆风，贸易保护主义越演越烈，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美国特朗普新政正在调整实施，其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在汇率、贸易、外资等多领域对华施压。美欧等发达国家重点对华实施贸易调查制裁和投资安全审查，特别是针对中国在技术转让、产业并购等领域实施重点调查，这将会加剧中外贸易摩擦和纠纷，甚至升级为两败俱伤的激烈贸易冲突。美欧等主导引领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可能会引发跟风反应，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贸易投资保护，并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这些都会干扰中国的经济预期。英国“脱欧”后，欧洲政治分裂风险加大，法、德、意等国家内部问题突出，无暇顾及中欧合作深化。东北亚局势仍有隐患，朝鲜半岛政治安全矛盾并未消除，日本也在涉海问题上形成干扰。这些扰动因素都有可能对中国经济走势造成短暂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