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形势与路向选择

第一节　共建“一带一路”的形势变化

“一带一路”共建倡议已经提出6年多时间，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十三五”规划等重要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一带一路”围绕“六大经济走廊”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主要经由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及部分民营机构的共同努力，取得显著建设进展。截至2019年3月底，中国政府已与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3份合作文件，共建的“一带一路”国家已由亚欧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等区域。⁽¹⁾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科技革命、中美经贸摩擦等时代背景的快速变化，正给“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严峻挑战。

一、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继续深化发展

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在“十三五”规划指引下，其将更大规模地深化发展。

所谓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就是面对异质化、快速变化的消费需求，生产流程进行生产环节或模块的专业化分解，各模块展开规模化生产，不同模块组合形成差异化产品，模块并行运作以节约整体生产时间，模块厂商相对分立，但因生产同一产品而内在联结为网络组织的生产方式（Pine，1992；Baldwin，2000）⁽²⁾。这一生产方式起初在利用模块化技术来提高市场响应能力的跨国公司内部孕育，但随着时间、竞争、专业化要求、成本等压力的攀升，跨国公司外包非核心环节而形成网络组织，由此使模块网络化成为社会生产方式。⁽³⁾随着对自身专业化及敏捷反应要求的提升，模块厂商不断向上游供应商提出越趋定制化及快速响应的需求，由此累积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典型消费特征；而当需求异质化压力上升，模块可以进一步流程分解，并且循环往复。⁽⁴⁾可见，模块网络化是有助于促使分工深化、技术创新、专业化水平提升的新兴生产方式与不断累积强化的发展机制。⁽⁵⁾它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也预示着世界经济进入新时代。

20世纪末以来，模块网络化率先在东亚兴起，短短十余年深刻改变了东亚乃至全球分工格局，中国也因廉价劳动资源丰富、加工制造环节集聚而快速跻身世界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于深处价值链低端，且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数量型增长已难以符合国家发展需要，适应、对接世界经济的时代走向、驱动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中国的必要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步提出适应“经济新常态”、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与发展理念，并被系统融入《“十三五”规划》及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其中，《“十三五”规划》勾勒出国家未来一段时间向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型的发展思路与蓝图，即利用20世纪末以来模块网络化新兴生产方式，驱动分工深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其从国内向“一带一路”共建区域延伸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二、新科技产业革命蓬勃兴起

“二战”以后，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发明，信息经济悄然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也正催生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

信息经济兴起既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大型跨国企业布局、组织全球化生产的物质技术要求，与此同时，供给、需求信息越趋快速的变化，也逐渐给大企业带来冲击。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里海大学邀请国防部、工业界和学术界代表组成联合研究组，编写了“21世纪制造企业战略”，提出全球性竞争使市场变化太快，单个企业依靠自己的资源调整赶不上市场变化的速度，建议采用可以快速重构的生产单元构成的扁平组织结构，以充分自治、分布式的协同工作代替金字塔式的多层管理结构。跨国公司开始外包非核心环节，带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重构，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快速兴起。

分工一旦细化到生产流程内部，模块网络化就成为不可逆转且循环往复越趋加快的发展机制。模块厂商为提高敏捷反应能力，需要延迟生产、减少原材料库存；真实需求一旦确定，又需要上游快速提供定制化的生产资料，由此消费市场的差异化、快速变化的需求压力不断攀升。模块厂商在真实需求的时间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自身也转向进一步模块分解。由此，社会生产系统的碎片化程度加大、供给响应的时间要求提升。为了联结越趋分散化的真实需求，以及碎片化的生产流程，需要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从而使分散于广阔空间范围的生产环节并行运作，对变化频繁的消费需求作出敏捷响应。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发展，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的新兴科技提出强劲需求；后者支撑数据驱动的社会生产、消费体系面临更深层次的重构，信息经济时代转向数字经济时代，成为必然趋势（如表1-1所示）。

2008年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后，德国提出工业4.0、美国的重振制造业、日本的产品制造革命，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寻求人工智能与制造的革命性结合，并延伸至新材料、新工艺、新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开拓与创新。更进一步，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学医疗、生态与环境科技等领域技术变革悄然兴起。第一次工业革命改变了劳动工具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机器作为劳动者体力劳动技能的延展，在此后历轮科技产业革命中不断演进，并重构整个社会生产生活体系。当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的开发与应用，再一次实质性地改变了劳动工具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智能制造作为劳动者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延展，势必进一步解放劳动力，并重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城市运行、国家运作、全球联系，及其政治与思想上层建筑。⁽⁶⁾也就是说，在模块网络化新兴生产方式基础上，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即将更具颠覆性、影响范围更为深远地转变为现实。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已经错失既往历轮科技产业革命；而当前阶段，在生产规模、消费水平、综合国力、人力资源累积等到达一定程度的基础上，中国也绝不可再次错失时代机遇。

1993年，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获批成立；1996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1998年信息产业部组建；2008年，改组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可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并且，起初信息产品制造、通信和软件业等是以相对独立的产业纳入规划与发展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成立，一定程度上表明信息化与工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管理体制得以明晰。

2012年以来，《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国云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关于实施“宽带中国”2014专项行动的意见》等相继出台，大力推动数字技术相关领域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两化融合的政策思路更趋成熟，2014年12月，工业与信息化部明确提出，“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全面提升制造业产品、装备、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应用水平”。2015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中国制造2025》《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重要规划及政策密集出台，全面指引中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走向制造强国。2016年后，国务院进一步出台“互联网+政府服务”“互联网+流通”“互联网+先进制造业”“互联网+医疗健康”等指导意见，从创造应用场景、指引创新方向等角度系统推动新科技产业革命与社会经济生态的共生演进。

面对新科技产业革命兴起的浪潮，中国已紧抓时代机遇，积极推动社会生产消费体系变革。然而，如何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基础依旧薄弱的条件下融入甚至引领新科技产业革命，对中国而言，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三、中美经贸摩擦频现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开始参与国际分工，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的兴起，使中国不仅大规模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承接各类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从而跻身东亚乃至全球的加工制造中心。发达国家作为高技术核心环节的供给方和资本输出方，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利润回报，再加上其金融市场繁荣带来的财富效应，其强大的消费能力与水平构成全球经济运转的发动机。受制于发达国家人口消费能力增长的自然约束，最终靠金融泡沫支撑的过度消费难以为继，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萧条。中美力量的此消彼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转向经贸摩擦，并不断加剧。

2008年次贷危机后，为了挽救濒危的银行系统，美国实施低利率政策，通过四轮量化宽松政策，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以鼓励开支和借贷。过剩的美元流动性也大幅涌入中国市场，2008年11月，中国官方外汇储备为1.8万亿美元；到2014年6月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99万亿美元，股市和楼市成为重要的资金流入地。在此期间，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2009年南海争端、2012年钓鱼岛争端，再到2014年台湾反服贸运动和香港占中，国家稳定与安全不断面临挑战。2014年美国开始退出量化宽松，美元币值回升，资本趋于外流。在人民币探索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的背景下，贬值预期导致资本加速外逃；2015年“8·11”汇改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机制进一步市场化，从而更加真实地反应当期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贬值压力得以部分释放；然而，2015年12月，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人民币贬值压力进一步加剧。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中国股市经历20次千股跌停，上证指数由近5200点跌至2600点。2014年6月至2016年12月，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减少近1万亿美元（如图1-1所示）。

2017年初，中国开始实行资本管制，资金外逃形势得到遏制。但随着特朗普1月就任美国总统，中美经贸摩擦频现并不断升级。2017年4月，美国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钢铁和铝发起“232调查”；5月，对从中国进口的洗衣机、光伏产品发起“201调查”；8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发起“301调查”。2018年2月，为弥合分歧，应美方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赴美访问，对双方经贸问题展开磋商。4月，美国公布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的产品清单，并对中兴进行制裁。此后，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中美展开11轮高级别磋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于2018年6月15日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于9月18日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于2019年5月9日对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于5月15日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对华为实行断供制裁。中国除分别于2018年6月16日和2019年5月13日宣布征收反制关税外，在2018年9月24日和2019年6月2日发布两个白皮书，阐述中方观点与立场（如表1-2所示）。

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所指责的对美贸易顺差是在模块网络化生产方式带来北美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深度融合基础上，西方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国作为加工制造中心及最终产品总出口方而表现出来的结果，中国并非主要责任方及受益方。美国据此对中国施压，一方面表明贸易不平衡成为被指责的借口，另一方面表明时代特征变迁背景下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将面临重构。

其一，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模块网络化初兴变革国际分工格局的形势下，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的美国通过消费、最终依赖于金融泡沫催生的过度消费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已渐趋乏力，仅仅依靠美国已难以消化中国及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巨大产能。其二，美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国家，获得收益颇丰，但主要集中于极少数跨国集团；而产业空心化、本国蓝领工人技能转型乏力等导致国内矛盾激化，以及生产制造外迁，不利于驱动以智能制造、增材制造等为核心的新科技产业革命，这使美国面临严峻考验。其三，中国具有庞大的生产制造体系、可观的消费规模、潜力巨大的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空间，以及多层次、高效率的公共治理及服务体系，这些都使中国在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中存在显著机遇，⁽⁷⁾从而构成“潜在威胁”的现实来源。美国所面对的国内外矛盾，在“美国优先”理念指引下很可能使其不会放弃对华施压，除了贸易摩擦，货币较量、资本角逐、地缘热点问题激化等都可能成为表现形式，中美关系走向增加许多变数。

可见，在国际局势快速变化的背景下，留给中国和平崛起的时间有限、环境越趋复杂，如何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成为中国的迫切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