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强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以数字、网络、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兴起，中美经贸摩擦频频带来外部环境和关系的深刻变革，为实现“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推进，转向“高质量建设”成为越趋重要的战略使命。

一、开创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要选择

目前，全球市场主要包括北美、欧洲和东亚，其中，东亚11国和地区2017年人口规模占到全球的近32%，GDP总量占比超过27%；制造业规模2016年占到世界比重的42.3%，其中，中国制造业2016年占比达25.5%，2018年继续攀升至28%；在国内，泛长江经济带的工业聚集占到全国的52%，华南地区占18%。可见，中国及东亚已聚集起全球规模效应最为巨大的生产制造群落及庞大的潜在消费能力，这为中国抓住新科技革命浪潮，充分利用北美、欧洲中心市场需求之外，更多依托东亚的市场潜力，重构生产、服务、消费体系，走上自主驱动的转型升级道路提供了可能。

在引领世界第三、第四轮长波过程中，美国快速崛起，并在“二战”以后通过主导国际治理体系建立、强化美元地位、深刻影响世界原油市场、利用军事力量控制世界运输通道等方式巩固全球首要权力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整体实力大幅下降，大量地缘空间被美国、北约、欧盟等力量挤占。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反恐行动、颜色革命等，大幅降低OPEC组织等对世界原油供应的影响力；页岩油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使美国在2013年大幅增加原油出口，2015年取消原油出口禁令，2018年从原油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并在世界原油供应市场与沙特、俄罗斯三足鼎立。美国对世界能源供应的影响和控制力进一步攀升。

在科技领域，21世纪以来，外包非核心环节使美国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发展核心环节一方面使美国仍然获得全球价值链的首要利益，但另一方面这些利益主要流向跨国公司、垄断集团，而普通蓝领成为这一国际分工方式的利益受损方。特别是美国采用吸引全球人才的方式补充高层次劳动力的供给，美国本土中低端劳动力未能通过技能培训转入新兴产业领域构成人力资源基础。由于数字、人工智能与制造、服务的结合需要基于实体经济的全球产业链融合，而缺乏一定规模的制造业基础，先进科技的融合和演进存在短板，因此，从制造业空心化到本土人力资源供给乏力，美国引领下一轮科技产业革命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经过4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虽有所提升，但主要是加工制造基地，国际分工地位仍然不高。然而，中国一方面集聚庞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另一方面是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的大规模人口支撑着可观的消费潜力。面对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技术层不具有优势，但在应用技术层、应用场景等领域已表现出一定优势；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多年累积了强大的与产业集聚、城市开发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为中国培育新兴产业创造有利条件。由此，无论是制造业基础，还是新兴科技应用规模和场景，以及政府的支持能力与协调行动力，中国在参与并融入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中，具有可观的潜力。

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实质性变迁，使中美两国关系面临考验。美国重返亚太、中美经贸摩擦、科技暗战等成为大国较量的突出表现。2018年4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2017年，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四大亚洲工业国家占世界原油进口比重的55%。

这一系列内外形势决定，中国需要在充满时代机遇、同时地缘关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创造条件，驱使转型发展与开放格局互动互促，保障国家发展大局和战略目标的顺利推进。

在国内外经贸格局基础上，中国所需要推进的新型开放，是与转型发展共生演进的、适应其所需、定制化的、逐步建构与扩展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全面开放新格局。

其实质是，聚焦北美、欧洲、东亚中心市场，国内依托泛长江经济带、华南等战略制造群落作为核心支撑平台，创新公共治理，驱动新科技产业革命，联动东西两条生产流通廊，多元化能源原材料输入和产品输出，形成东西互济、内外联动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国外依托东亚、欧洲、北美等层级区域生产网络，敏捷服务中心市场，带动新兴国家工业化，保障能源原材料安全供应，服务于国内转型发展需要。这同时构建了世界消费市场、生产国、能源国、通道国之间命运相关、共生共荣的协同发展与开放合作格局。

二、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内涵

由于中国及东亚等产业聚集区转型发展有一个过程，全面开放合作耗资巨大、挑战众多，因此，“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一个与转型发展共生联动的循序建构过程，“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驱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更大范围地区的命运联结和可持续发展是宗旨和目标所在。

在转型发展与开放协同原理的指导下，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需要更多地激发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也就是集聚市场需求、驱使生产规模化发展，继而分工深化，实现参与方的产业演进。由于再生产所需市场、交易工具、能源要素的区域分布不同，受地缘关系影响，以及中心地与分工网络具有共生演化和空间关联关系，因此，“中心市场+区域生产网络+战略制造群落核心区域+差异化支点+高速通道+定制化国际治理体系”构成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成型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第一，中心市场提供主要需求源。

第二，区域生产网络具有生产集群的规模经济效应，是服务于中心市场的重要生产支撑平台。

第三，在新科技革命趋势下，战略制造群落核心区域提供国家转型升级的基础性支撑。

第四，由于欠发达地区有可能发展异质产品产业链及关联产业链、创新内外公共服务，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并奠定自身地位，因此，主要依据所集聚产业的属性、与所辖分工网络的关联特征、在开放建设中肩负不同使命的集聚中心，属于差异化战略支点，如升级性支点、发展性支点、安全性支点。它们的建设有利于促使集聚效应形成、规避投资于过多地区的风险、辐射引领周边地区。

第五，以差异化支点作为吞吐枢纽，支撑起开放市场互联互通的高速通道，为驱动内外开放市场的一体化创造硬件设施。

第六，从差异化支点、区域生产网络、高速通道等不同层面需要出发，建构定制化国际治理体系，由此提供开放市场一体化的软件设施。软硬件设施的建设，有利于能源、要素、技术、人员、产品、服务等的双向流动。

由于差异化支点、高速通道、定制化国际治理体系等不同组成部分建构难度各异，需要由易到难、从可操作性强到可操作性弱来循序推进。首先，在地缘关系复杂的形势下，需要由内而外驱动全面开放格局的建构。也就是依托战略制造群落核心支撑区和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通过公共治理创新，强化与中心市场的互联互通，实现“中心市场—核心和主导区域生产网络平台”的一体化，由此促进新科技产业革命兴起，并通过吸纳进口，扩大外向合作。其次，依托层级区域生产网络平台和差异性支点，建构陆海联动的高速通道。差异性支点主要提供能源、产品、资金等不同要素或商品流动的门户或枢纽，由此支撑起定制化的高速通道。再次，加快推进数字网络建设，利用现代信息科技降低互联互通的成本，充分利用“长尾”市场效应，即使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均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仍尽最大规模集聚消费需求，为模块网络化新兴生产方式运转提供拉动力。最后，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签署定制化的经贸协议等，由此创新国际治理体系，为全面开放新格局建构提供软件保障。

三、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政策要点

依据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建构生态，围绕重点任务，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主要政策选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构战略制造群落核心支撑。在新兴市场开发存在难度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全球现有消费市场，驱动可推动性强的地区率先发展事关重要；泛长江经济带和华南地区是中国发展基础最好、产业与人口集群效应最为显著的区域，从公共治理创新出发，建构多式联运互联互通环境，提高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和营商便利化程度，以智慧城市群落建设为抓手，驱动战略制造群落的新科技产业革命引领功能；进而对进口吸引、出口提质增效、货币国际化等提供需求支撑，以撬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自组织建设。

第二，发展层级区域生产网络平台服务中心市场。东亚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生产聚集区，产生的整体规模效应显著；以东亚为主导，能够为中心市场周边生产网络运作提供有力支撑。由于敏捷响应的要求，具有大规模消费能力的中心市场需要周边生产网络提供快销产品和服务供给；且生产与消费的循环互动，才可能驱动生产可持续运转。由此，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为主导，对接近中心市场的区域生产网络，再联结中心市场，能够有力驱动模块网络化发展机制运作及产生分工深化和效率提升的资源配置效应。

第三，布局差异化支点。伦敦、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上海等是服务于内外生产体系转型发展的升级性支点，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和促进双向投资为首要功能；四川、重庆、陕西、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是启动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性支点，通过治理创新，聚集异质产业，促进产业集聚，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是建设的主要内容；一些地区或提供重要的能源产品，或位于关键的运输通道，它们构成支撑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的安全性支点。不同支点的建设内容与方式不同，需要差异化推进。

第四，“多式联运港区城”支点建构方式。支点建设除实现功能各异的发展目标之外，最重要的使命在于提供全面开放新格局下内外一体化大市场建设的流通支撑。只有联结消费的流通实现规模化，才能为生产聚集提供可能；在条件薄弱基础上促进规模化集聚，需要公共服务的供给与支撑；三者规模化联动是集聚系统得以建构的必要方式和途径。由此，将要素和商品规模化吞吐的平台或通道称为“港口”，促进再生产循环规模化联动的公共服务聚集平台或空间载体称为“园区”，生产及其关联行为主体——人口的规模化聚集形成“城市”，因此，需要以“港区城”联动的方式来推进支点建设。利用海港、陆港、空港等多种流通平台以提高流通能力，即形成“多式联运港区城”支点。

第五，陆海高速联通网络建设。以区域生产网络平台、支点和市场为依托，构建陆海空网多式联运高速联通网络，既提供硬件基础设施，又确保货、人、资金、信息等能够“成流”，互相累积循环，得以建构、夯实产生运输规模经济效应的“枢纽—网络”高速通道格局。其中，中欧班列是陆路联结的新兴方式，国内各班列寻求差异化定位和功能协同却有必要；陆路与海洋通道的有机整合，也能提高对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整体服务水平。

第六，开发开放联动新体制的创建。规模化集聚对全流程开发开放服务产生需求。生产涉及产前、产中、产后全部流程，其中，产前、产后环节要求要素、商品流动便利，产中环节要求要素供应、上下游对接、经营便利等得到保障，并且，全流程只有紧密连接，才能促使生产循环往复并形成集聚。由此，为了便利全流程运作及其连接，其一，需要提供开放服务，包括多式联运港系统为硬件联通设施，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及促进政策是软件联通设施，服务于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其二，需要提供开发服务，包括空间的布局合理、内部交通便利、营商环境便利化、拥有法律制度保障等优良的市场环境与设施，服务于生产经营的聚集；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为人力资源开发、要素供给提供支撑，继而促进集聚；其三，强化系统协调，以确保公共服务彼此协调，共同保障生产经营的全流程顺畅运转。即为了促使集聚规模化，有必要提供全流程定制化开发开放服务，创建开发开放联动新体制。并且，在满足异质公共服务需求过程中，有必要依据模块网络化原理，通过公共服务供给流程模块分解、网络联结的方式进行组织创新。

第七，全球开放经济治理体系的循序建构。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微观企业、社会机构、地方政府、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各层面主体参与共建，既需要切实的局部推进，又需要强化整体联结，以驱使再生产循环持续往复。从所需要的国际公共服务来看，主要包括促进支点之间市场一体化、要素与商品便利流动的硬件互联互通设施，即高速通道体系建设，以及为此提供便利化环境的软性互联互通设施，即双边或多边经贸协议及政策体系；既包括服务于市场主体跨国运作的资金融通、国际人才培养等公共要素供给，提供市场环境和条件的软硬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投资决策的信息咨询及促进服务，以及出现国际争端时的仲裁、应对和外交协调服务等，还包括服务于各层面参与主体的沟通交流、顶层设计与系统协调等。面对差异化、定制化国际公共服务需求攀升的形势，有必要根据所需要服务的国际公共性程度，由不同范围主体共商共建，通过成立正式或非正式国际协议及组织的方式，创新供给机制，促进专业化分工和合作，提高供给效率。在国际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国别政府及国际机构担任重要的协调主体角色，北京、上海、香港、西安、海南等信息发达与沟通便利的地区在国际协调实践攀升过程中，可以建构为国际治理平台或中心，成为参与国际公共服务供给的独特专业性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