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经济发展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发展时期，其长期粗放型发展模式下的产业结构问题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超标等产业结构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目前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国家鼓励民间投资发展的“旧36条”与“新36条”颁布实施，我国民间投资快速发展，目前已占据全社会投资的主体地位，那么，民间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如何？民间投资是否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这已成为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本书研究了民间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探明了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对于我国制定相关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在对民间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文献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民间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传导机理、结构效应以及综合效应；其次，着重分析了民间投资的动态运行特征与产业结构演进轨迹，并以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变系数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从劳动力水平、产出水平以及效率水平出发实证分析了民间投资的结构效应；再次，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指数，利用动态GMM等方法实证考察了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综合效应；最后，在本书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民间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本书主要结论和创新点如下：

（1）构建了民间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在分析我国民间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制度基础以及民间投资发展演变事实的基础上，基于单部门与双部门两个视角依据结构主义增长理论数理论证了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民间私人部门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外溢效应两个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第二，揭示了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结构效应。其一，民间投资主要通过创造效应与经济集聚效应促进劳动力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二，民间投资作用于产出水平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有需求效应、资本积累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其三，民间投资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渠道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进而促进效率水平产业结构升级。第三，提出了民间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效应。事实上，民间投资的劳动力水平、产出水平以及效率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综合三种子结构效应，即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效应。

（2）揭示了民间投资的动态运行特征以及民间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效应。基于民间投资数据函数性特点，绘制一阶导函数与二阶导函数的相平面图，研究发现，我国全国及东、中、西部民间投资的动能总体上均呈不断上升趋势，势能均有所波动，但近期全国及东、中、西部动能势能均呈下降趋势。同时，以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变系数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民间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效应的存在性与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民间投资的劳动力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客观存在，且该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即东中部地区民间投资劳动力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客观存在，且东部地区民间投资的劳动力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大于中部地区，但西部地区民间投资并未引起其劳动力水平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第二，民间投资的产出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客观存在，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即该效应在东部区域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第三，民间投资的效率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客观存在，且存在区域差异性，即该效应在东部区域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但西部区域该效应并不具统计上的显著性。

（3）构建了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指数，分析了民间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效应。从劳动力水平、产出水平以及效率水平三个方面设计诸多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建立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体系，并借助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各省区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指数的测算和比较发现：在区域层面，东部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在趋势层面，各个省际区域的综合指数时间趋势并非一致。同时，以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动态Diff-GMM、SYS-GMM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民间投资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效应的存在性与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民间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效应客观存在，且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并且发现民间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其中，东部区域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