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西方各自具有悠久的诗学传统，且它们都源于诗歌研究，诗学对于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都有着无可置疑的理论意义。要对中国诗歌翻译进行研究，从诗学的角度从源头探究成为必然。中国的诗歌翻译传统是在五四时期蓬勃发展的新诗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诗歌翻译一直较为零散，尚未形成体系。五四时期，中国的诗歌翻译无论在译诗数量、译诗队伍还是译诗所产生的影响上都史无前例，形成了中国诗歌翻译的第一个高潮，也构成了中国诗歌翻译系统化、规模化的源头。但是，由于五四时期的诗歌翻译活动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内对于该时期的诗歌翻译研究往往聚焦于社会文化这一意识形态视角，对于该时期诗歌翻译活动所涉及的诗学因素却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

对于五四时期的西诗汉译，如果我们绕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变革这一视角，聚焦于翻译事件中的纯文学因素，仅从诗学角度对该时期西诗汉译的主要译诗范式进行研究，一些以往被忽视的问题将得到关注，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西诗汉译范式中所存在的问题。英诗汉译是五四时期西诗汉译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对于西诗汉译范式的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对五四时期西诗汉译各主要流派译家们的英诗汉译活动展开深入系统的诗学考察与批评，将有助于还原其历史面貌，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审视和评价中国诗歌翻译活动的源头，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认识和了解中国诗歌翻译规范的形成原因及其对中国新诗的建构性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文学翻译的本质，这也正是本书目标与意义之所在。

本书以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为观照，史论结合，从诗学的角度对五四时期西诗汉译主要流派中各自代表性译家既成的英诗汉译事实进行描述、分析、批评与解释，方法论上融合诗律学、韵律学、比较文学等，使得文本内部研究和文本外部研究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构成一个整体研究。

本书共分为五个章节。绪论部分首先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然后对国内外诗歌翻译研究状况及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继而提出研究问题与目标，最后介绍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和本书的结构布局。此部分特别对“五四时期”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

第二章为本书的理论框架，主要论述诗学与诗歌翻译的关系。首先通过对中西诗学概念的溯源与梳理，指出本文的“诗学”概念立足于西方现代诗学观，涵盖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内涵，强调形式就是文艺的本质。继而，通过对翻译中诗学操纵的探讨，揭示出文学翻译中的诗学操纵实质上是译者主体的诗学操纵。就诗歌翻译而言，译者的诗学操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原语诗歌材料的选择；另一是对原诗的形式特征如节奏、韵律等核心诗学元素的处理。

第三章概述五四时期的西诗汉译活动。主要通过对五四时期西诗汉译最具代表性的社团、期刊的译诗活动进行描述，着力探讨五四时期的白话自由体译诗派、白话格律体译诗派以及文言旧诗体译诗派这三大西诗汉译流派各自的译诗概况及主要诗学主张。

第四章为本书的主体部分，主要以五四时期三大译诗流派各自代表性译家既成的英诗汉译事实为研究对象，考察诗歌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对选材及诗歌形式方面的诗学操纵，尤其是对格律诗的音律、步律及韵律等核心诗学元素的操纵，探讨译者的诗学转化自觉性以及翻译结果的诗学得失。诗学的分析揭示出：以胡适、郭沫若、郑振铎等为代表的白话自由体译诗派普遍重内容而轻形式，基本漠视原文格律，把英语格律诗译成自由诗或散文诗，译诗本身往往既违背本土诗学传统，又违背原诗的诗学规范，表现出一定的诗学缺陷，原诗的诗学价值在译诗中遭到较大损失；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为代表的白话格律体译诗派强调诗歌的形式规范，将中国传统诗学和英语诗歌特点相互融合，表现出对新的诗学规范的追求，其译诗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原诗的形式，原诗的诗学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以吴宓、吴芳吉、张荫麟等为代表的文言旧诗体译诗派的译诗主要采用文言与旧体诗形式，以归化策略对英语诗歌进行了改写，尽管译诗表现出对本土诗学规范的遵守，但往往对原诗的诗学价值有所偏离。

在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诗歌翻译不仅仅是文本事件，同时也是一种塑造力量，直接参与了中国诗歌文化的历史建构。在这三大译诗流派中，白话自由体译诗派因占据了主流地位而对中国诗歌文化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总的说来，五四时期的诗歌翻译，尤其是白话自由体译诗派的翻译活动及其译本所形成的规范，虽然推动了新诗的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干扰和阻碍了中国诗歌文化对中国几千年诗歌格律传统的继承，加速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消亡。

第五章为本书的结语，对本书进行了简要综述，同时指出了本书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文珊

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