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目标与问题

翻译的文化研究范式虽然强调将翻译置于相关的历史、社会、文化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但并不意味着翻译研究能抛开译本，而把所有注意力转向文本之外。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主将巴斯奈特（2001:16）强调，在文化的视野中，翻译的内部研究是研究翻译作为一个本体的存在，翻译的外部研究则是研究翻译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作为其中的一个个体的存在。只有两种研究相结合，才有可能揭示翻译的本质这一本源性问题。那种偏重翻译的外部研究而轻视内部研究的做法，是一种忽视本体研究的做法，将会淡化翻译研究自身的学科独立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翻译研究的学科稳定性，使其面临削隐在其他学科理论中的危险。

皮姆（1998:5-6）也指出：“通常而言，翻译史至少可以细分为三个领域：翻译史实、翻译史批评和翻译史解释……翻译史实和翻译史批评主要关注具体的事实和文本。翻译史解释则必须关注这些资料的因果关系，尤其是通过权力关系表现出来的那些因果关系；正是在这一领域中，译者表现为具备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活动者。”

作为一部断代翻译批评史，本书将以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理论为观照，以诗学为主要研究视角，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和具体文本的分析，对中国五四时期近二十年间开展英诗汉译的主要译诗家的译诗活动展开宏观历史描述与微观文本批评，进而探讨这一时期的诗歌翻译对中国诗歌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力图将翻译的描述、分析、批评和解释有机融合起来，使得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如同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构成一个整体研究，以期达到进一步揭示翻译本质这一本源性目的。

五四时期众多译家所开展的大量诗歌翻译活动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但这是翻译的社会政治意义，不在本书的主要探讨范围。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以翻译为重要职能的各种文学团体和期刊大量涌现，这是中国翻译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其中译诗成为翻译的主色调。以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创立为开端，少年中国学会、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新月社、学衡社等数十家文学社团相继创立。社团与期刊共生，也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各文学社团纷纷把创办期刊立为社团首要之事，试图通过期刊的传播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些社团既是新文学社团，又是文学翻译社团。参与这些社团的作家们大都在创作诗歌、研究理论、编辑刊物的同时翻译外国诗歌，其中重要文人如胡适、刘半农、周作人、茅盾、郑振铎、郭沫若、成仿吾、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李金发、吴宓、张荫麟、李思纯等大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既通晓外文又谙熟本土诗学，集学者、诗人与译者于一身，构成中国诗歌翻译史上最特殊的一代译家。他们活跃在各种社团流派中，尽管审美情趣、教育经历以及个性禀赋等各有不同，但他们的译诗活动总体来说还是深受各社团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其译诗主张与其所属的文学社团的主旨往往趋归一致，在当时形成了特点较为鲜明的三大译诗流派。

据郭延礼考证，在近现代诗歌翻译中，翻译数量最多的是英语诗歌，其中尤以英国诗歌为最。（郭延礼，1998:82-91）因此，本书将聚焦于五四时期这一最具代表性、数量最多的英语诗歌翻译，从西方现代诗学理论的角度，将五四时期各主要译诗流派的英诗汉译既成事实作为研究对象，既关注各流派共性，又关注各译家个性，考察诗歌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在新文化运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是如何将其诗学主张运作于翻译实践的，探讨译者的诗学转化自觉性以及翻译结果的诗学得失。通过研究诗歌翻译中的操纵现象，加深对诗歌翻译活动本体的认识，进而在目标语文学体系内考察这些译诗流派的译诗活动对中国诗歌文化发展造成的影响，试图揭示出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研究中一系列被忽视的诗学问题，以期透视中国诗歌翻译规范的形成原因及其对中国新诗的建构性影响，还原五四时期英诗汉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本来面目。本书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1）五四时期各主要译诗流派的译诗概况及其诗学主张分别如何？

（2）五四时期各译诗流派中代表性译家在英诗汉译的选材及翻译策略上表现出怎样的诗学操纵及诗学得失？

（3）五四时期的西诗汉译流派对中国诗歌文化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