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广府的闲适生活

孙蕡在其诗作《广州歌》中曾详尽介绍了广州的富庶繁华与歌舞升平，诗中写道：“少年行乐随处佳，城南濠畔更繁华。朱帘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乱鸣鼍鼓竞龙舟，争睹金钗斗百草。游冶留连望所归，千门灯火烂相辉。游人过处锦成阵，公子醉时花满堤。”笙歌夜宴、灯红酒绿、龙舟竞渡等广府地区的市民娱乐生活被孙蕡形象地呈现了出来。作为通俗市民文化典范的广府文化，注重娱乐与享受是其突出特征。“从道德类型来看，岭南文化不属于禁欲主义，而表现出享乐的倾向。”岭南享乐文化的形成与市民阶层队伍的壮大、市民文化的兴盛休戚相关。但岭南的享受并不是豪奢，“广东人精明，善于享受，却追求朴素的生活”，这种朴素并不是节俭，而是休闲与随性。老子曾说“见素抱朴”（《老子·十九章》），“恒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庄子亦认为“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老庄所谓素朴即是对自然人性的提倡，广东人的朴素生活便是这种顺情适意的闲适型享乐生活。

所谓闲适，即闲暇和适意，《辞源》谓之“清闲安逸”。闲适文化起源于老庄的“性随自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顺情适性、从容安逸的闲适生活颇为青睐，陶渊明清贫随性的田园生活是文人闲适生活的典范。在传统文人的观念中，“闲适”是对超然境界的向往，是安静平和、追求优雅趣味的文人精神的表现，是独立的、隐士式境界的体验。但通俗市民文化影响下的广府闲适文化更注重人性世俗欲望的满足，更为肯定安逸享受的世俗人生。

与北京闲适文化的超然独立、上海闲适文化的雅致诗意不同，广府闲适文化则是随性务实的。行事上，广府人同样不拘一格、随意自然、不讲虚荣、不摆花架。“工作不拘贵贱不忌陌生行当，生活中能够得闲就享受，交友时不拘小节、合分自如。”饮食上，广府人耗费的时间与精力远超其他各地。与普通的一日三餐相比，广府人的饮食类别众多，早茶、午饭、下午茶、晚餐、夜茶、宵夜，茶楼等饮食场所似乎二十四小时都充斥着悠闲享受的人群。早茶文化更是广府人随性务实的一种表现。广府人常有“一盅两件，人生一乐”的说法，在上工之前或节假日，广府人悠然地与朋友家人到茶楼饮茶、聊天、吃美味精致的早点，无疑是美妙的人生感受。虽然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但广府人仍保留了这一“叹早茶”的生活习俗。上茶楼不仅意味着美食，还代表着一种悠闲适意的生活方式与交际方式。与上海人聚会多采用正经高雅的聚会不同，广府人聚会多上茶楼，沏上一壶好茶、点上几份早点，在轻松闲适的环境中谈生意、谈工作、谈人生，既经济又享受还能使剑拔弩张的商业谈判变得轻松和谐，真是一举多得。广府人的闲适文化很明显是对市民趣味与平民文化的迎合与认同，它追求身心的彻底放松，倡导闲散舒适的快意人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影响下的高雅闲适文化亦逐渐向注重务实与享受的俗世市民文化靠拢，广府型闲适文化日益成为市民大众的普遍性需求。

广东作家对岭南民众的不拘也有强烈感受。张欣认为：“广州人的气质就是‘淡定’，它影响着所在的人群对金钱、情感等方方面面的价值观。”张梅觉得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广州女人，“讲究生活的细节和质量，喜欢闲适的生活。而我也喜欢广州女人的朴素，我自己也是朴素的，那种淡淡地、细细的朴素”。黄茵对买衣的要求仅“舒服”两字，黄咏梅笔下的广府民众淡定自适，张梅笔下的广州小民热衷于饮茶吃饭，黄爱东西在作品中详尽地展示自己的闲适物质生活……闲适作为一种消费时代下的享乐世俗文化，已渗透到广府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中，并经由新时期文学的闲适话语呈现了出来。

“岭南尤其是广东，在中国是相当典型的平民社会，粤人以平民化风范而自豪。”广府地区市民社会的形成、市井文化的兴盛、闲适生活的普遍化推动其平民化风格的形成，而平民化特征又反过来促进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繁荣，广府闲适生活更是在平民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