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与地的关系不同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每个地理区域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及其资源息息相关。相比之下，古代雷州半岛的人口数量与耕地的矛盾冲突远低于人稠地狭的闽南地区。

在隋唐中原移民大量到来之前，虽自秦汉以来不断有贬谪流放人士或戍守边疆的军士进入雷州半岛居住，但从民系构成主体来看，仍以古越族后裔为主。这些部族时而反叛，当地时局动荡不安。从气候角度而言，因受季风影响，春冬多干旱，夏秋则多台风，常发生洪涝灾害，兼之土壤多为火山喷发形成的岩石风化而成，不易储水。多种原因综合作用，雷州半岛大量土地尚未得到开发，在中原地区和闽南地区移民大量到来之前，农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中原及江浙、福建一带。根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海康县志》记载：“唐，海康郡贡丝绢四匹，田赋无。”可见在唐之前，雷州半岛农业非常落后。

自唐宋以后，大量闽南、潮汕移民迁徙而来，雷州半岛开始得到大规模开发。但重点开发的经济形式是农业经济而非海洋经济，开发的地理重点在半岛中部海康即今日雷州一带，而非徐闻。从这一点来说，徐闻港缺乏重新拥有秦汉之时重要战略地位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而且从唐宋以来，尽管不断有移民迁徙而入，但因为地处边陲，中央政权管理相对乏弱，常有战乱或叛变发生，到明清之际更成为南明抗清势力的活动地盘和三藩之乱的战场。战乱及土寇侵扰频仍，使民众流离失所，田地荒芜，经济凋敝。因此，相比其他地区，雷州半岛一直是地广人稀之地。以至于地方官员屡次请求征募移民开发雷州半岛，如广东布政使罗荣奏“高、肇、雷、廉所属州县地多抛弃，流民、土瑶易为啸集，请募民开垦，劝课农桑”（《明实录》卷101）。至清雍正五年（1727），广东总督阿克敦则言“粤东广潮之人浮于地，高雷廉之地浮于人”。所以只要政治环境稍稍稳定，政府扶持奖掖农耕，就会引发土地开垦高潮，使雷州半岛定居下来的闽南或其他地方移民与土地的关系更趋紧密。精耕细作足以供养家族生息，人们则无须走向风险更大的海洋以谋取更多生存空间。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形成“习尚保守”“民性保守”“株守旧窝”这样的集体人格。

相比地广人稀的雷州半岛，闽南地区一带从两宋开始人口增长迅猛，尤其宋朝皇室南迁，数十万官僚、军队及大批中原士民接踵而入，两浙人满为患，遂又迁往福建、江西等地。据《新唐书·地理志》载，中唐时，福建5州25县9万余户，41万余人。从唐末五代至南宋，北方每动乱一次，福建人口就显著增长一次。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宋太宗时仅福州一地就有94470户，8州合计467815户，是中唐的5倍。到神宗元丰初年（1078）又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043939户，是宋初的2倍、中唐的10倍。所以宋代文献中常常出现两浙、福建“地狭人众”的说法。清初蓝鼎元在《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中说福建“人稠地狭”，田地根本不够耕种，解决温饱只能向海洋发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因此，人与地的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闽南民众越来越依赖海上贸易往来，如蓝鼎元所言“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但明清政府推行海禁政策，“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导致清时一些闽南民众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或是远走东南亚。所以说明清之际的闽南民众及迁徙至东南亚的移民具有开拓的海洋精神实乃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