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亚太尤其东亚，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区域之一，也是多重安全竞争关系并存、中美战略矛盾高度集中的地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走向，尤其是中美战略关系⁽³⁾的基本性质与发展方向，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影响亚太安全秩序，或者进一步说，影响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某种十字路口，双边关系错综复杂，相互认知亟待厘清。与此同时，全球形势乱变交织，亚太热点此起彼伏，安全秩序危机重重，而相关战略论辩远未形成基本共识，因应之策众说纷纭。总之，中美战略关系和亚太安全秩序都处于某种调整与转型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和难以预知的未来，一个必不可少的思考环节是，诉诸历史经验以便从中获得某些重要启迪。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本文着重讨论和说明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1．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基本历史经验是：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这条经验虽然近乎常识，却未必已经深入人心，更谈不上会自动成为处理中美关系的行动准则。对于这一历史经验，如今绝不可等闲视之。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和对外战略的调整，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已今非昔比，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某种“双峰对峙”的局面。如果中美走向对抗与冲突，其代价将难以估量，后果无法想象。因此，合作是最合乎逻辑的选择。

2．历史经验同时还表明，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形成和维系需要有一个重要基础，即战略层面的基本政治共识，包括“底线共识”。

中美在1969—1989年和1989—2009年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基本合作关系，或者说以合作为基调的战略安全关系，均得益于此种战略共识。这种共识的核心，是对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和目标有一致看法，同时对彼此的战略意图、政策目标和对外行为既有基本的理解和认知，也有足够的容忍度与接受度。这种共识的存在，使两国能够确立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维持一种基本的战略信任与战略协调关系，并且一般能够压倒（即便不是克服或减少）众多其他矛盾或分歧，使这些矛盾、分歧乃至突发性危机事件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至过分激化从而走向全面对抗。

3．当前中美关系又处在一个新的转折关头，双方需要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为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确立一个新的战略基础。

中美在过去两个阶段的合作关系，其战略基础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对双方而言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权宜之计的性质，既非不可动摇，更非一劳永逸。如今时势移异，全球格局和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美战略关系也处于结构调整、信任赤字、基础动摇的十字路口，必须寻求解困之道。那就是，在原有三个公报基础上，立足现实，着眼于更为长远的未来，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确立一个新的战略基础。要确立新的基础，既有不利因素，也有众多有利条件；既有新挑战，更有新机遇、新动力。

4．未来中美关系需要“价值（目标）导向”与“利益（成果）导向”并举。

规定中美关系基本性质与总体目标的战略底线共识，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首要条件和重要基础；功能性领域的务实合作和实际成果（过去数十年来实际上一直有增无减），尽管不可或缺，但充其量只能是润滑剂或助推器，而不是保险杠或压舱石。二者不可本末倒置。

5．中美需要共同致力于构建一种更加合理、稳定的亚太安全秩序。

现有亚太安全结构并不平衡，安全关系错综复杂，安全模式与安全战略纷乱不一，已难以应付日趋复杂的安全形势与热点问题。亚太安全秩序的根本出路，是基于大国协调的多边制度合作。其首要条件，则是中美基于“关键共识”的战略协调。中美必须共同致力于争端解决和危机管控机制建设，推动多边制度合作，在亚太地区构建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富于弹性与稳定性，能够兼容多极格局、多边协商、多元议题、多层交往的复合安全体系与多边制度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