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关系的基本经验：合作共赢需要战略基础

1．中美关系的四个发展阶段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近70年里，中美战略与安全关系一直在“冲突”与“合作”两端之间摇摆。有时以冲突为主，有时以合作为主，但两者始终并存，自中美和解以来合作总体上是主流。中美关系的这种起伏变化，对亚太安全秩序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大致以20年为一个周期，我们可以把中美关系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⁴⁾

第一个20年（1949—1969年），中美是“完全敌对与冲突”的关系。其间，美国奉行对华全面遏制政策，中美在朝鲜、越南进行过两场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双方都为此直接或间接地付出了巨大代价。⁽⁵⁾中美敌对关系，集中体现甚至决定了这个时期亚太安全秩序的基本特征，即全面对抗性的安全关系。先是主要体现为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继而是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对抗，同时还有美国和中国分别与苏联的对抗。不仅如此，当前亚太安全秩序的某些隐患，包括今天仍然困扰东亚地区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美国在东亚的军事联盟与军事存在、中美在西太平洋的权力格局与战略竞争，等等，很大程度上都是冷战遗留问题，同时也与中美这20年的敌对有关。

第二个20年（1969—1989年），中美是“合作大于竞争”的关系。中美实现历史性的和解并建立起特殊的战略合作关系，体现了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与战略决心，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个时期，两国在某些领域的合作内容与合作质量甚至超过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甚至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心照不宣的同盟”。中美和解，使中国得以摆脱与美国和西方的冷战对抗关系，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国际战略环境大大改善，为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就亚太安全而言，中美和解也使亚太地区开始逐步形成以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新安全秩序，而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又为亚太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条件。

第三个20年（1989—2009年），除了1989—1992年的低谷，中美是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两者的比重在不同年份此消彼长，很难说哪方面分量更重。在此期间，中美之间各种冲突不断，如美国阻止中国申办奥运会、“银河号”事件、老布什政府大幅增加对台军售、“误炸”中国驻南使馆、2001年“撞机事件”、2009年南海“无瑕”号事件，等等。但中美并未因此完全走向敌对，官方正常关系仍然得以维系，中美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

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进程不断加快。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在面对东欧剧变、冷战结束等重大国际格局变迁时，始终奉行“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基本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⁶⁾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是由于美国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如先后经历海湾战争、“9·11”袭击并因此陷入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乃至“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以至美国国势走向相对衰退。⁽⁷⁾

在这个阶段，合作仍然是亚太安全秩序的主流。与此同时，亚太经济持续成长，绝大部分国家都依托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获得程度不一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尤为显著，不仅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领跑者，也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从中受益。

第四个20年（2009—2029年），自2009年以来，情况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新阶段，“信任赤字”和不确定性因素都在增加。到目前为止，中美仍然维持着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态势，正面冲突或对抗暂时得以避免，但两国关系没有出现不断改善和提升的理想趋势，彼此战略疑虑有增无减，强硬派观点在两国均有所上扬，在南海等问题上的暗中较劲和相互批评时有发生。这就意味着，如果出现严重突发事件，是会像第三个阶段那样得到有效控制，抑或导致较为严重的政治危机，使双边关系出现显著倒退，实在很难说。

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大概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以中国为主要代言人的“基础四国”及77国集团（实为131国），与美国带领的“伞形集团”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发生了阵线分明的正面对峙。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搅乱大会的祸首，而中国则感觉这场大会更像是“富国集团”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

2010年，美国宣布新的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美国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贸易摩擦等相继发生，引发了中美关系自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风波。

与此同时，在应对自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美无论是在发展模式还是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方面，都已出现明显差异。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可能性：中国可能不再简单认可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规则，而是试图充当一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领头羊，与美国抗衡。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防范意识急剧上升，并把维持和巩固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视为关键目标和当务之急。自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公开宣布“重返亚洲”政策以来，美国对其亚太政策做出了许多“再平衡”调整：政治上，继2009年和2010年相继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亚峰会之后，美国开始全面参与东亚现有多边国际合作机制；经济上，积极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试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泛太平洋经济合作圈；军事上，巩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同盟关系，同时寻找新的伙伴关系，包括与越南、印度、印尼、新加坡等国建立某种准军事关系。

东亚乃至亚太战略态势的上述变化，进一步凸显了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并使两国之间的战略稳定问题，尤其是看来正在增加的战略互疑问题成为一种核心关切，⁽⁸⁾同时也引发了亚洲各国对中美各自在该地区的战略动机、意图和未来角色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已超过美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但中国同某些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韩国等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也给美国提供了可乘之机。随着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加强，亚太地区出现了某种经济与安全相互隔离的二元化趋势：许多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却想利用或依靠美国。

自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逐步呈现出一种新格局与新气象，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全球治理等领域都体现出更加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则出现了一场新的对华战略辩论。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中，除了一向存在的维持现状派和对华强硬派观点，还出现了一种对华“顺应派”的观点，即认为美国应该承认、接受中国正在不断崛起的现实，主动适应或顺应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调整自己在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与中国建立更加广泛的合作关系。然而这场辩论至今尚未尘埃落定。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面临新的变数，两国政府的交往目前还处于相互磨合期。

2．中美关系的基本历史经验

如果对中美关系前三个阶段总共60年的历史做一个整体观察，不难得出两个基本结论：其一，“合作”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冲突”则使两国都付出巨大代价，正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其二，合作需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美之间的基本政治共识或战略底线共识。据此确立的战略合作关系乃至战略“互信”关系，对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个结论近乎常识，似乎无可争议，然而知易行难，或者不如说知难行更难。尽管历史的教训再清楚不过，但中美合作未必已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时至今日，在中美两国都有一些人，他们仍旧信奉斗争哲学，对合作持消极态度，甚或认为中美必然走向冲突。这说明，要让合作在认识上成为普遍共识，在实践上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和基调，还需要不断努力。

第二个结论似乎更不容易理解，需要做进一步说明。

总体来讲，自中美缓和以来，除了1989—1992年的短暂动荡外，双方先后经历了两个长期稳定的、基于明确角色定位，或者说具有明确战略基础的广泛合作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1—1972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到1989年，这个时期双方的战略基础在于共同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这个阶段的中美战略合作以及由此造成的所谓“大三角”关系，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美苏关系的缓和、亚太安全乃至全球格局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定位也很清晰，并逐步形成了某种“融入—接纳”模式。随着冷战的结束，中美关系原有的主要战略基础不复存在，“心照不宣的同盟”也基本结束，但两国都表达了继续合作、避免对抗的意愿，并很快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契合点，确立了维持合作关系的底线共识。那就是，中国努力谋求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重要标志。中方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在国内推行市场化，在外部融入并拓展国际市场。与此同时，美国则愿意接纳并试图将中国塑造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美国国内虽然经常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杂音，但大体上也还是乐见中国加入它所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体制之中。双方在这一阶段的战略合作是双赢的。中国“搭”上了美国推动的全球化“便车”（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实力与国际地位迅速提升。

由于两国在重大战略利益方面存在基本共识，各自的角色定位比较明确，自正常化以来，中美之间虽然合作与竞争并存，甚至出现一些严重的突发事件或较为尖锐的矛盾，但并未因此走向完全敌对；相反，两国关系总能够走出低谷，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的大局能够得到维持。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战略基础”的核心，并不是所谓“战略互信”，而是在重大利益或重大问题上的政治共识或战略共识。诚然，国家之间，尤其是关系原本密切的联盟成员之间，或处于合作型安全关系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非常有助于它们保持或巩固合作关系。然而在国际关系中，相互信任一般是合作的结果，而不是合作的前提或起点。中美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建立起来的某种程度上的战略信任关系，是政治共识与战略合作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中美之间不是因为彼此信任才建立了准同盟关系，而是因为在重大战略问题上找到了利益契合点，达成了政治共识，克服了重要困难或解决了关键问题（例如一个中国原则的确立），从而打下了战略基础，产生了合作动力，进而形成了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彼此才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感，而且这种信任感并不是全方位的或足够深刻的，而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这就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实则相当自然的现象：自中美和解以来，双方虽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而且摩擦不断，总体关系起起伏伏，但始终能够保持合作大局，最坏的时候也只是斗而不破。

然而，自2009年左右中美关系进入第四个20年以后，中美这对重要的战略性关系，看来已经出现了“信任赤字”问题，而基本战略互信的丧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战略基础的缺失和战略定位的模糊。一些美国人开始认为，中国已不再满足于“融入—接纳”模式，而是打算另起炉灶、“自立门户”。一些美国对华强硬派人士甚至认为，自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美国对中国的“接纳”不仅没有达到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塑造或“改造”中国内外政策行为的目的，反而使中国在力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对外政策更加“咄咄逼人”，而且，在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同时，美国变得越来越弱小。换言之，此前以“融入—接纳”模式为核心的战略基础和角色定位已经发生动摇。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关系的这种“信任赤字”日益明显，两国的民众与部分精英之间都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态度。此外，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民粹主义的力量都在抬头，只不过美国的民粹政治是产生于社会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下，而中国方面则是缘于民族自信与自尊的某种膨胀。

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各种困难，一般还被认为与崛起国家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一种结构性矛盾有关。这种矛盾过去通常被称为“安全困境”，现在的流行说法是“修昔底德陷阱”。在整体战略基础欠缺、结构性矛盾上升的情况下，中美关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权力转移”情境和语境下的战略“敏感期”，各自的合理行为很容易被对方误读为具有进攻性。西方媒体把中国外交的许多言行认定为“咄咄逼人的”；中国许多舆论则把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以及在中日等周边争端中所持的立场，视为“围堵”、“打压”中国的阴谋。两国社会中对未来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的人有增无减，华盛顿政治精英的对华立场似乎也趋于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