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初步结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处在第四个阶段。其中的基本历史经验有三条：其一，“合作”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冲突”则使两国都付出巨大代价。其二，合作需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美之间的基本政治共识或战略底线共识。据此确立的战略合作关系乃至战略“互信”关系，对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功能性领域的务实合作和实际成果虽然不可或缺，但只是润滑剂和助推器。第三，中美关系状况的好坏，特别是中美安全关系的基调是对抗还是合作，对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问题，具有近乎决定性的影响。

亚太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区域之一。亚太地区安全结构、安全关系与安全秩序模式均错综复杂。“霸权稳定”、“均势稳定”、“集体安全”、“合作安全”、“大国协调”等现有安全模式各有利弊，彼此在价值理念和目标上也有内在矛盾，有的模式甚至主要服务于个别大国的安全观念与战略目标。总的来说，现有亚太安全秩序的根本缺陷在于，力量制衡、权力竞争甚至对抗的成分较多，并且近些年来呈上升趋势；更为积极的基于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理念的要素和机制发育尚不健全，作用还不突出，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协调与安全合作还很不够，在秩序改良上未能充分发挥积极引领作用。因此在过去数十年里，原有这些模式既是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基本因素，同时也隐含着紧张和冲突的根源。

事实证明，现有合作框架已难以有效应对亚太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和热点安全问题。亚太地区迄今没有一个解决综合性安全问题的多边合作机制。由于主要大国未能发挥核心作用，现有多边机制作用有限。在安全矛盾最为集中的东亚地区，多边安全制度的缺失尤为突出。

亚太安全秩序的根本出路，是在大国协调的引领下，开展制度化的多边安全合作，逐步构建一种多边制度秩序。一个更加合理、稳定、和平的亚太多边制度秩序，大致应具备权力结构“多极化”、国际合作“多边化”、合作议题“多元化”、交往渠道“多层化”、安全合作“制度化”等特征。此外，就最重要的东亚安全而言，也许还有赖于安全合作更加“东亚化”。

亚太安全秩序的首要条件，是中美两个大国基于“关键共识”的战略合作。以中美“两国协调”为基础，在亚太地区逐步构筑一种基于主要大国协调的制度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当前亚太区域安全合作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当前全球格局和世界秩序乱变交织，中美关系处于结构调整、基础动摇、信任赤字的十字路口。当前中美战略安全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就双边关系而言，如何处理主要新兴大国与主要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地区秩序而言，则是如何处理双方对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认知和期待上的差异，如何解决塑造未来地区乃至全球秩序与规则的两大主导力量及其价值理念之间的冲突。

中美关系要避免落入传统大国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途径只能是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但中美关系是双方互动的结果，并不单独取决于哪一方。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双方都需要做出重要努力。为此，未来中美关系需要“价值（目标）导向”与“利益（成果）导向”并举，纲举目张、相互促进：一方面，双方首先必须就中美关系，尤其是战略安全关系的基本性质、核心问题和发展目标达成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贸易、投资等功能性领域或共同关心的议题上达成共识，取得具体合作成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不仅仍然需要有一个战略基础，而且需要有一个更加适应时代潮流，反映国际结构变迁与秩序变革需求的新基础。当务之急，是通过达成关键政治共识，重塑中美关系战略基石。这些共识至少应包括：确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总体目标；重申三个公报的核心原则，尤其是一中、反霸与共处原则；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厘清彼此在亚太尤其西太的战略目标；奉行责任分担与权力分享相称性原则。在实践上，倡导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理念，共同致力于争端解决与危机管控机制建设，推动多边制度合作，在亚太地区构建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富于弹性与稳定性，能够兼容多极格局、多边协商、多元议题、多层交往的复合安全体系与多边制度秩序。

中美达成政治共识、开展战略合作，并非不可想象，而是既有先例可循，也不乏许多现实、有利条件。相互尊重是中美合作的重要基础。70多年前，中美两国尽管相距遥远、国力对比相差悬殊，但两国却在平等的基础上为抗击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40多年前，在全球冷战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领导人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政治魄力，结束了20年的敌对，携手开启了两国关系与亚太地区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潮流，中美关系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中美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承担重要的共同责任，中美关系的内涵早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更加重要的全球影响。中美双方应充分借鉴历史经验，不断开辟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总之，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深刻调整、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和制约因素，使“合作”成为基调、使“合作是唯一选择”的理念和“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得到国内民众、社会精英的广泛认同，考验着两国领导人和战略精英的智慧与决心。

在全球层面，人们在过去十年里已经目睹了世界政治的深刻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塑造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再分配；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英国脱欧引发欧盟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承诺将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也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中国则努力维持一个开放的全球体系，倡导一种更有包容性和多边主义特征的全球化。总之，全球化进程遭到重创，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处在十字路口的世界向何处去？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大问题。

就亚太地区而言，历史遗留、体系变迁和秩序调整所造成的影响同样是多方面的，而安全挑战最为突出。作为解困之道的中美战略协调与地区多边制度秩序的构建远非易事，其所面临的困难很可能是巨大的。然而，困难并非无所作为的理由，变化更不是无所适从的借口。世界日新月异，变化并非意外，而恰恰是常态。困境中的人们不仅要“知变”、“适变”，还要主动“求变”。在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实践标准值得重申：“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正是在此文中，马克思写下了那句振聋发聩、脍炙人口的结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⁵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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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及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5AZD02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机遇与作用研究”（项目编号2013ZDAXM007）的阶段性成果。

(2) 作者系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

(3) 本文所说的“战略关系”，主要指具有“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总体安全关系，即“战略安全关系”，具体表现为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要领域的信任或猜疑、紧张或融洽、合作或对抗关系。“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实际上也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自开始以来的基本定位。参见“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光明日报》2011年5月11日第8版。

(4) 参见石斌：“中美在东亚的战略共识与分歧”，见石斌主编：《亚洲新未来：中外学者论国际关系与地区秩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160页。

(5) 例如，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伤亡42.62万人，战费开支达62亿元人民币，各种作战物资消耗达560余万吨（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359页）。美军战死54246人，另有8000人失踪，受伤人数为103284人，伤亡总数超过16万人（［美］莫里斯·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陈昱澍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31页）。在越南战争中，美军伤亡人数高达30余万（［美］莫里斯·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孙宝寅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6) 参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351页。

(7) Edward Luce，“The Reality of American decline”，Financial Times，February 6，2012.

(8) 关于中美战略疑虑的一项全面分析，参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3月。

(9) 沈大伟主编：《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丁超等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

(10) 金灿荣：“未来十年中美关系存在三类问题”，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25/c_124906687.htm?prolongation=1。

(11) 更具体的讨论，见石斌：“中美在东亚的战略共识与分歧”，见石斌主编：《亚洲新未来：中外学者论国际关系与地区秩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171页。

(12) 牛军：“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秩序”，《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43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16年11月30日。

(13) Aaron L．Friedberg，“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National Interest，（July/August，2011），pp.18-27.

(14) 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15) 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16) Ms．Mira Sinha Bhattacharjea's（Co-Chairperson，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India），“Speech at the Seminar on the 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of the Sino-India Relations”，sponsored by China Review （a Hong Kong-based magazine），China Review，2001.3，p.61.

(17) 有研究者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治文化逐渐从传统的共识建构型向极端对抗型转变，在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方面都体现明显。美国面临着发展轨迹的逆转，内政外交都充满不确定性。见潘亚玲：“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

(18) Zalmay Khalizad，“U.S．Grand Strategy：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Strategic Appraisal 1996，Rand，1996，pp.23-34.

(19) 关于“均势”的条件、运行机理和内在缺陷，可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王缉思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283页；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极其重大缺陷”，《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

(20) 任晓：“从集体安全到合作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

(21) 路艳丽：“东盟地区论坛在地区安全中的贡献、问题与未来”，《学理论》2016年第6期。

(22) 于铁军：“中美日协调是当前构建亚太地区复合安全架构的重点”，《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

(23) 王磊：“大国协调与集体安全的差异及其当代融合——来自欧洲协调与国际联盟的历史经验”，《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9期。

(24) 郑先武：“东亚‘大国协调’：构建基础与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5期。

(25) 牛军：“东亚安全的出路何在”，《环球时报》，2003年12月26日。

(26) 任晓：“从集体安全到合作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

(27) 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85，97.

(28) 详见石斌：“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罗伯特·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4期。

(29) 时殷弘：“安全两难与东亚区域安全体制的必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30) 参见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31) 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32) 迈克尔·斯宾塞：“全球化停滞不前，中国‘接棒’支持多边主义”，《社会科学报》2017年第1568期第7版。

(33) 早在2012年5月，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就提出了在中美之间建立“两国协调”的理念。

(34) 牛军：“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秩序”，《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43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16年11月30日。

(35) 傅莹、王缉思主编：《超越分歧、走向双赢：中美智库研究报告》2017年5月22日，第1-3页，http://www.sohu.com/a/144533497_228433.

(36) Philip Stephens，“The danger in Xi's Rebuff to Obama”，Financial Times，March 2，2012.

(37) 于铁军：“中美日协调是当前构建亚太地区复合安全架构的重点”，《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

(38) “美前总统顾问何汉理：中美有大愿景但更需具体成果”，《澎湃新闻》2017-3-29：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649901。

(39) 石斌：“重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

(40) 爱因斯坦：“人类生活的目标”，《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0页。

(41)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何汉理：中美需要新的‘战略再保证’”，澎湃新闻网，2016-3-2：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8424_1。

(42) “专家研究中美两国保持克制的关系框架”，美国《凤凰华人资讯网》。http://usaphoenixnews.com/newsshow-35845.html。

(43) “习近平就中美关系谈四点看法”，http://news.sina.com.cn/w/2012-02-15/034823934191.shtml。

(44) 详见石斌：“中美在东亚的战略共识与分歧”，见石斌主编：《亚洲新未来：中外学者论国际关系与地区秩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175页。

(45) 详见石斌：“中美在东亚的战略共识与分歧”，见石斌主编：《亚洲新未来：中外学者论国际关系与地区秩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180页。

(46) 2009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了一个与“融入—吸纳”模式相关的“战略再保证”概念，表示美国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适应中国的崛起。其内涵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应明确表示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而成功的大国的“到来”，而中国则应向世界其他国家保证，其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

(47) 详见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8) 实际上，中华文明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综合体。在明代实行海禁以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并不落后，甚至曾经居于世界前列。

(49) “专家研究中美两国保持克制的关系框架”，美国《凤凰华人资讯网》。http://usaphoenixnews.com/newsshow-35845.html.

(50) 石斌：《国际关系的历史场景与思想映像》，北京三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51) 蓝普顿：“中美关系逼近临界点，需‘第四个联合公报’”，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网，2015年06月11日，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4161；莉雅：“美中应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网，2015年5月13日，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3656.

(52) 蓝普顿：“中美关系逼近临界点，需‘第四个联合公报’”。

(53) 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就认为，2017年2月10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通话就有这种作用，因为两国元首在中美关系处于不确定和令人忧虑的时候，为两国发展建设性关系定了积极的基调，并共同强调了一个中国原则。李成：“习特通话形同第四公报”，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网，2017年2月12日，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12486。

(54)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第3版，第134、138、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