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atures：Politics and Economy
特稿：政治与经济

在“一带一路”上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¹⁾

洪银兴⁽²⁾

因为今天是有关亚太发展问题的论坛，所以我今天就专门讲一下在“一带一路”上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问题。我认为，对于“一带一路”问题，很有必要把它放在全球价值链上面去研究。

我们研究的这个课题，它的研究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一带一路”是我们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的重大战略。在“一带一路”上我们如何与相关国家互利共赢，如何提升我们国家的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其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要解决好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并且，从我们国家来讲，要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从我们国家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目标来看，我们确定了2020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到那个时候它要求有若干的重点产业达到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2030年我们要跻身创新型国家的前列，到那个时候的要求是，主要产业达到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因此，这个课题对我们现在的研究特别重要，特别是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创新型省份，也就是要求我们的产业提升到价值链中高端的地位。

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都在谈供给侧改革，但是供给侧改革究竟改什么？目标是什么？大家现在都是在想着一个“去”字，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反正以为去掉了我们经济就增长了。我认为不能这么认识。我们现在的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要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也就是说要在“去”中间来培育“新”的产能，来寻求供给侧的经济发展动力。这里面的具体内容就是，一个是要创新驱动，一个是调结构，这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对我们当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权威人士说我们现在是“L”型，要估计这个“L”型的竖线有没有到底。现在我们不能认为我们经济的下行就是新常态，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实体经济有“质”的回升，不能仅仅指望这个竖线赶快到底。这才是我们的目标。不能认为通过几个“去”，我们就到底了。应该是我们要形成新的动力、新的动能，我们才能够到底。这个新的动能是什么？我认为一个是创新，另一个是调结构。

那么关于这一点，我认为现在再讨论我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要理解现在的经济全球化指的是什么。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经济学也好，国际贸易也好，大家都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产品的国际分工，也就是我们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然后是两个国际产品交换。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是产品内贸易，是同一个产品，它的生产在不同的国家布局。就像iPhone，它是美国的技术、美国的设计，但是它的各个生产环节并不在美国，而是在各个国家。所以，现在我们谈价值链的问题，就是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来布局它的产业链，也就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价值链。所谓全球价值链，它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者是服务价值而连接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现在的全球价值链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它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形成产业的前向后向联系，一般面对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二种是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也就是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销售渠道的经济体通过全球采购和贴牌加工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一般面对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像我们现在，你不能仅仅通过到美国去买中国产品这个例子来理解。都是在商场里面，都是大型的，例如沃尔玛，它在全世界采购，然后经过一个价值链。这是两种价值链。

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就是在这个背景中间，这个全球价值链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作为一个企业，它要利用各个主要环节在全球布局，可能吸纳和整合全球最优的资源和市场。另外一个，各个环节因为它所用的资源差别而有不同的附加值，而我们现在要研究这个问题，要关注的是全球价值链的新变化为我们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同时我们要研究我们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有效路径。特别是我们现在要讨论“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在“一带一路”上来寻求价值链的合作。“一带一路”不能简单以为就是产品贸易，我们要提升我们“一带一路”的水平，应该考虑的是让我们的全球价值链走出去，也就是在“一带一路”上布局全球价值链。

大家简单看一下我所讲的“微笑曲线”，这就是全球价值链的一条曲线。附加值高的两端，一个是研发环节，一个是它的销售和服务环节。现在我们中国所处的许多价值链的环节都处于低端，主要是加工、装配，所以我们的附加值是很低的。就像我们前段时间，谈到苏南地区的引进外资问题，有多少高科技产品在我们这里生产，但是核心技术不在我们这里，销售不在我们这里。我们主要是用劳动力和劳动土地资源来进行加工、装配，这就是我们的微笑曲线。所以我这个曲线提出来，实际上就要求，我们下面的低端环节，加工、装配的环节可能要转移出去，我们逐步地向两端延伸，可能我们要达到高精密度的加工，或者要进入物流和销售，或者要进入研发。这才是我们的价值链调整的一个方向。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中国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得到了开放红利，我们要肯定这种模式。因为我们基本上是靠（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比较优势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原来课堂上学的是我们依靠比较优势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我们一个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另一个是通过代工贴牌等方式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我们也得到了红利，也就是外商的资金、技术、管理等这些优势在价值链方面和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土地成本、基础设施等优势结合。我们通过这一个途径，承接了先进制造业的转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承接机械设备、电气装配等产品的组装加工，90年代中后期大量承接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加工组装）。我们也可能边干边学来模仿创新，提升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而且，我们也通过这样的全球价值链，融入了全球的生产网络，成为面向全球的低成本的“世界工厂”。加工贸易增长迅速，高的时候占进出口贸易的比重接近50％，常年在1/3以上，其中8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所以像我们江苏，过去加工贸易的比重很大，主要是靠我们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

现在，我们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产生了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我们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高科技产品的中国制造部分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不多，中国创造部分少，品牌也是用外国的多。目前来看，问题越来越明显，以前依赖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现在不再具有竞争优势，靠这个不可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而且我们现在劳动成本在增加、土地成本在增加，因此我们过去的比较优势也不存在了。我们中国人过去主要靠勤劳致富，现在是勤劳不致富，因为处于价值链低端来进行劳动投入，附加值太低。而且过去一直说我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制造业产品世界第一，现在要指出规模优势不具有竞争优势、不具有价值链优势，它主要的特点是：产值高和附加值低。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就需要尽快地改变。现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与我国经济总量的国际地位已经不相称，同时也同我们是中等收入国家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不相称。而且，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间所处的位置，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要求也不相符。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提出要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现在有什么机遇呢？世界金融危机和欧美的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美国家经济长期处于衰退和低迷状态，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整体放慢。同时，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产业创新速度也在加快。这样，我认为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四大结构性变化。

第一，在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全球价值链由封闭转向开放，在“互联网＋”平台上不可能阻碍在价值链之外的企业进入。原来我这个企业不在全球价值链里面，但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有互联网这样一个平台，不在这个价值链里面的企业也可能进入。

第二，欧美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正在被打破，其在许多产业领域所占据的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两端的地位已经正在被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占领。我们注意到苏南地区原先是处于低端的，但现在已经把它上游的研发中心买下来了，或者把它的销售渠道占领了。这样我们就占领了欧美跨国公司原先的垄断地位。

第三，在开放式创新推动下，全球价值链在各国之间分布的增值环节的固化已经被打破，梯度性的转移和攀升成为常态。可能原来处于上游的、高端的都会被下游所打破。

第四，全球价值链在各个国家的布局的调整和重组在加快，原因是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标准是在该地获取最适合价值链需要的资源。但是研究现在这个调整可以发现，我们也有紧迫性。就像我们国家苏南地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外资要撤离，珠三角地区也有那么多外资要撤离，因为所需要的这个地方的资源发生变化了：劳动成本增加了，土地成本增加了，本来它在你这里需要用便宜的劳动力、便宜的土地，现在一增加它就要走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珠三角的许多外资企业搬走了，包括我们在苏南的，或者在昆山的，许多外资企业也搬走了。这个就反映了现在全球价值链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前不久我在重庆做报告的时候，重庆的领导就告诉我，现在引进的一大批外资的电脑企业都到我们这里来了。我说这是江苏过来的，可能你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是在江苏五年以前的时期。这也说明了我们这个价值链转移的速度很快。

这是我们现在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三个特点、三个变化。这些变化正好是我们产业进行调整的一个机会。

在讲到我们的比较优势改变的时候，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竞争优势正在显现，我们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条件也正在具备。在传统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失去的同时，新的超越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示出来。第一个，是我们巨大的市场需求规模，现在我们中国的市场已经处于世界的前列。这个优势是谁也没有的，这是任何一个全球价值链都需要追求的。第二，产品和服务的配套环境明显改善，这是攀升中高端的必要条件。第三，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开放制度和政策优势也非常明显。特别是我们现在搞了负面清单的管理以后，外资进入中国，进入我们的市场，条件基本上已经放宽。第四，尽管我们的劳动成本在上升，但是我们的人力资本在增加，这是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主观条件，这就说明我们有可能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需要更高人力资本的环节。所以，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可能改变。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全球价值链攀升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也就是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我们中国的企业不能固守过去那种比较优势来嵌入全球价值链，要谋求在一些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附加价值、竞争优势，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次G20杭州峰会提出来：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源。而这个动力源怎么体现？它可以通过“一带一路”上的全球价值链的重建来体现。为什么？因为“一带一路”上的沿线国家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对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配置和重组有着不同的需求和承接能力。现在大家都谈企业走出去，怎么走出去啊？不是说我在外面随便办一个企业，随便买一个企业，就是走出去了。不是说我产品能够出口出去，就是走出去了。我觉得应该把我们的“走出去”同全球价值链的“走出去”协调起来，一致起来。“一带一路”上的国家能够在我们全球价值链中间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同中国的企业互利共赢，这是我们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新目标。这是为什么呢？等下我要讲到我们低端的环节转移出去的问题，这些国家正好处于当年我们希望外资来的时候那样一种发展阶段。当然我这里也特别强调，有一些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我这个全球价值链转移出去的时候，它可能有的是在低端的，有的是在中端的，都有可能，要按照这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来推动我们全球价值链走出去。

首先一个问题，是价值链低端环节的转移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许多产业是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基本上是使用劳动力或土地的加工装配这样一个阶段。现在劳动力成本在增加，土地成本在增加，环境标准约束也大为严格，因此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再有了。第二个，现在我们的低端环节本来附加值就很低，现在成本增加了以后，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环节也难以为继。出路就是将低端环节向劳动和资源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带动全球价值链进入这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大家看，我们昆山的许多台资企业出去了，有的到东南亚去了，有的到重庆去了，有的到西部地区去了。这是非常正常的低端环节的转移问题。我们现在的机遇在什么地方？“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具有明显的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现在它们也步入增长阶段，它们融入全球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也具有强烈的承接我国生产能力转移的需求。就像前段时间报道的，现在无锡在柬埔寨建立工业园。这个工业园基本上是我们国内，包括我们江苏和其他地区的一些低端环节转移过去的。但是人家说希望你们把低端的转过来，我们也是走过这个阶段嘛。他没有这些，因为低端转移同时带动了全球价值链的转移，它就过去了。它本身需要这么一个阶段，所以现在柬埔寨由于我们无锡在那里建工业园以后，它的产业发展了，收入增加了，人民也富裕了。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我们转移出去以后，你腾笼换鸟，笼腾出来了，你换的是什么鸟，我们是要换凤。现在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生产制造要向中高端攀升。我们并不是说低端转移以后不再搞生产制造，像我们江苏这样的地区，制造业是我们的优势，但是你这个制造业不能仍然是低端制造业，要向中高端攀升。我们现在，低端制造（加工组装）和高端制造的附加值差别很大。苹果手机，它在各个国家配置了它的价值链，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苹果手机的批发价中间，日本、德国、韩国分别得到37％、17％、13％的价值，我们国家负责组装，只有3.6％的价值。这就是很明显的低端的问题。所以，同样是加工制造，日本、德国、韩国能比中国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原因是他们生产制造精密度更高、附加值更高的元器件。所以，我们需要靠创新，这能够使我们的生产制造环节进入中高端，进入到技术和质量要求更高、附加值更高的元器件制造环节，形成符合全球价值链标准、成本更低的元器件的国内配套和替代。这里面我们有条件，一个是创新能力的提高，一个是人员素质在提高。我们完全有条件进入这样一个攀升。

不仅仅是攀升，我们还要在全球价值链中间谋求主导地位。因为现在许多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那里占主导地位。在竞争优势有了明显改善的条件下，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间的主导地位需要培育、需要创造。占据主导地位关键是有两个环节我们要进入，一个是要靠创新进入价值链高位的两端，取得主导地位；一个就是要进入营销和服务环节，突出我们的品牌战略。这里面，前面一条我们特别强调是在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中我们要进入研发环节。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进入到营销环节，这样我们能够使我们的价值链更高。我们还要进入研发环节来突出科技创新。另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价值链不同的环节（每个生产环节都有相应的原料采购、产品制造、物流运输、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环节，在每个环节上都可以寻求最有价值的生产组合，以提高附加值），这也是我们谋求主导地位的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是要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现在，许多全球价值链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不是以“我”为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批在世界上处于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如高铁、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等，也包括服装等传统产业。现在就是要求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走出去，它指的就是价值链“走出去”，进一步开发全球生产要素，极大地释放我们的生产力。依托“一带一路”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关于这点我在国际会议上对外国人演讲时，后面专门讲了一句话：大家都要去，美国有它的价值链，中国有以我们为主的价值链。但是我有一条，我们中国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我们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全球价值链“走出去”，可能会想发展中国家所想，不是像发达国家走出去是完全要剥削它们，等等，但我们还可以想他们所想，可以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

再有就是，我们要谋求在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前面讲到，过去的采购者的全球价值链，主要是像沃尔玛这样一个大的公司，它在全球采购商品。而我们现在要解决我们中国能不能驱动采购者全球价值链。因为采购者驱动价值链的决定因素，一个是市场渠道垄断，一个是品牌优势。我们现在有什么优势呢？我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需求规模和“一带一路”的巨大的潜在市场规模，催生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中国领导者，不是美国的领导者。现在，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电商依托“互联网＋”的平台，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就可以打破沃尔玛等采购商的垄断，可能成为面向全球的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我们去年的“双十一”节，电子商务平台不仅仅面向中国的消费者，也不仅仅面对中国的生产商，是全球的生产商、全球的消费者都进入到我们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互联网＋”这个平台。所以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一带一路”上，为各个国家提供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大家在同一个平台上扩大国际贸易。就像我们江苏，前一段时间马云到江苏来签订了一个协议。这实际上也要求我们中国的企业通过跨境商务的平台走向世界。“一带一路”可以做到“互联网＋平台”来先行。这个是通过“互联网＋跨境商务平台”这个模式来推进我们的“一带一路”。

我们要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不仅仅是要靠科技创新，还要靠商业模式的创新。因为商业模式的创新是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一种核心竞争力。比如阿里巴巴，推出了支付宝模式、云计算模式、阿里贷款的模式，这些商业模式也就推动了它在价值链中间处于高端。苹果公司自己没有技术，但是它靠它的集成创新，它能够把全世界最优秀的技术集成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在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时候，仅仅有了技术还不行，必须有合适的商业模式。因为攀升全球价值链，要面对的是“在位者”的竞争。它本身已经在中高端，你要到它那里去，“在位者”就会通过各种方式阻碍你。另外一个还有竞争者，大家都要进入到中高端，所以你要攀登中高端，一是要有先进技术，另外还要有合适的商业模式。我们需要争取更多的订单，客观条件我们具备了“互联网＋跨境平台商务”这种模式的基础条件，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核心技术、品牌优势和商业模式。我们的路径，一个是要通过品牌战略，一个是要并购，不一定要自己竞争，要并购处于中高端环节的企业。再一个本地可以生产出同类的达到价值链技术标准的替代进口。这都是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些模式。

所以，最后我就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产业依靠创新驱动攀登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这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到新阶段的需要。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更多的是价值链“走出去”。这个发展机会不仅仅是给中国的产业，也是给“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和地区的。无论是低端环节的转移，还是“以我为主”的价值链的分工和延伸，都能使相关国家得到全球价值链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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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6年10月29日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整理而成。

(2) 作者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