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系统性

任意性原则，会引出一系列重要结果，其中最主要的是系统问题。索绪尔本人并没有预见到他的语言符号学会发生如此大的影响，他甚至没有把自己的讲课稿写成文，但是他预感到“符号学的主要着眼点，是立足于符号的任意性基础上的整个系统集团”⁽⁸⁾。这个观点成了整个结构主义大潮的出发点。在上引这句话中，索绪尔已经提出了关键词“系统”（system），而且指出系统“立足于任意性基础上”。系统性是任意性原则的必然后果，是看来散乱的符号单元之所以能表达明确意义的关键。

结构主义的核心问题，不是“结构”，而是“系统”。⁽⁹⁾一个系统是各成分关联构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各成分的简单累积，系统大于各成分之和。也就是说，一旦进入系统，组分除了自身的功能，还获得了“系统功能”，例如一件衣服，配合成一套装，或配合成一款时装系列，此时一件衣服不再是一件衣服，而是时装系统的一个组分。

系统能超过成分的总和，是因为系统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其“全域性”（wholeness）。例如在一种语言中，其符号单元（例如词汇）的意思是任意的，如何保证语言之间能翻译？因为每种语言覆盖的全域大致上一致，一种语言能覆盖的意义面，另一种语言大致上也能覆盖，只是每个词汇或短语的意义划分不一致。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两个系统的全域覆盖，翻译的困难在于两个系统的组分覆盖区域不一样，就像两个拼图游戏，拼出来的全图相同，每一小块的覆盖面不一样。例如中文“桌子”，英文分成desk与table，每个地方要根据上下文和使用语境判断对应方式。例如交通警察的指挥，与红绿灯自动指挥，形式不同，分节也不同，“全域”却一致，系统之所以能互相替代、互相变换，正是符号的这种“全域系统性”。

结构观念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分析悲剧的六个因素，李渔讲戏剧结构“密针线”，这些都是结构分析，但与符号学的结构没有关系，因为其中没有全域覆盖与变异重组的讨论，并不是任何“结构”都符合系统的要求。

一个系统的符号组分能覆盖“全域”的意义，条件是在组分之间能互相区别。索绪尔认为“区分”是系统与各成分关系的主要维系条件。“狗”之所以为这个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发音和写法本身，而是在于与其他词发音上、写法上的区别，这种区分保证了这个词在汉语这个系统中，独占一个特定的意义。

对这种区分原则可以做个简单的实验。一盘象棋丢失了一个“将”，可以用任何一个木块替代，但是为了保持系统性，要满足两点要求：第一，此木块与其他棋子不同（棋盘上不能有相同木块）；第二，这个木块的走法（使用）与“将”相同，目的是让整副棋子覆盖象棋的全域。这样，整个系统依然起作用，而这枚棋子作为系统的一个单元也依然起作用。这块东西本身是什么物质，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给人什么感知，并非至关重要，因为“将”之为“将”本来就是任意武断的。

符号系统之所以能够服务于“全域”，在于它是动态的，可变的。系统的任何状态都只是一种暂时的显现方式，系统保证了动态变化中的延续。例如下棋，从开局下到面目全非的任何阶段，都在系统规则能处理的范围内。系统的变化服从一套规律（下棋规则、“棋路”），这套规律控制了系统的全部运作。索绪尔称这套规则为“语言”（langue），而系统的任何一次显现形态为“言语”（parole），更正确的说法是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与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深层结构是任何系统能发挥作用的关键，因此索绪尔对符号学发展的贡献，往往被称作“系统论”（systematics）。

后来出现的控制论，把系统的这种能力，称为系统的“自行组织”（self-organizing）能力，或“抗扰乱”（counter-perturbation）能力。结构的这种能力，是因为可以变换的表面结构，受深层结构控制。由此，凡是承认深层结构为系统控制与重组力量的人，都是结构主义者。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以经济基础控制上层结构）、弗洛伊德（以本我控制自我）、涂尔干（以集体意识控制个人行为）等思想家，都是结构主义的前驱。甚至有人认为托勒密体系是结构天文学，哈维的血液循环论是结构生理学，居维叶的古生物重建是结构古生物学，林奈的物种分类是结构生物学等等。⁽¹⁰⁾这些体系的确都是符号表意体系，但是作为一个“系统”起作用，就不再是个别的累积。十九世纪末涂尔干与塔尔德关于社会学中社会规律关系与个人行为的辩论，给了索绪尔很大启发。⁽¹¹⁾

列维-斯特劳斯从“系统性”出发，给了结构一个定义：“首先，结构展示了一个系统的特征，系统由若干组分构成，任何一个组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变化；第二，对于任一模式，都应有可能排列出同类型一组模式中产生的一个转换系列；第三，上述特征，使结构能预测，如果某一组分发生变化，模式将如何反应；最后，模式的组成，使一切被观察到的事实都成为可以理解的。”⁽¹²⁾

这个定义听起来复杂，实际上是强调符号表意必须依靠系统。不能纳入系统的东西，无法存储，无法传送，也无法解释，而符号恰恰需要这些功能。因此，一旦承认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符号与意义就无自然联系，符号就不得不依靠系统才能表意。

皮尔斯没有讨论系统性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恰恰是皮尔斯的优势所在。后结构主义坚决攻击结构主义的系统观念，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系统性并非一点没有道理。目前符号学界对皮尔斯符号学的极高评价，以及对索绪尔的系统模式符号学的贬低，是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结构主义极盛期过高名声的反拨。反拨是必要的，但反拨矫正不等于必须完全漠视。要破解系统性，首先必须理解系统性。在本书的讨论中，尤其在下半部分讨论艺术与文化符号问题时，我们依然会感到系统性的重要。俄苏符号学派把普利高津的耗散系统观用于文学，发展了开放系统观，证明系统性在一定条件下依然是个重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