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学术研究回顾

（一）关于东北沦陷区与伪政权的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并炮制出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日伪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20世纪3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东北沦陷区与日伪政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自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该方面的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成果颇丰。

初始阶段（1931—1949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昭然若揭，引起国内外关注。一些中国作家和记者，发表了一系列揭露日本侵略东北及日军侵略罪行的文章，分析和研究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和东北沦亡对中国的影响，由此形成此方面的著述和回忆录，如《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还我河山》等。

发展阶段（1949年至今）。新中国建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此方面研究的缓进时期，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的罪行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一些学术团体先后成立，推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1986年10月，东北三省合作组织“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成为研究日本侵略东北罪行工作全面展开的重要标志。编纂委员会初期研究主要侧重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随后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发表了一些论著。1990年以后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东北沦陷14年史》丛书的出版，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日本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罪行。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逐步转向综合及专题研究，其重点为，进行罪行调查，注重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结合，尤其是关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并陆续问世了一些专题论文和专著。在对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罪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记述了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或口述由别人记录下来的日军罪行资料，弥足珍贵。后来又出版了资料汇编《伪满洲国史料丛书》以及根据实证调查研究的《日军侵华新罪证系列丛书》，等等。

下面仅就中国大陆与台湾学者对东北沦陷区伪政权研究的主要论题及观点加以评述。

1．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罪行研究

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而且也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转折点性质的重大历史事件。

关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时机问题，如沈一言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与国际形势》（《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除日本自身的经济根源、政治因素，即为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而从侵略战争中寻求出路外，“从被侵略的中国当时的国情来看，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抓住了对其有利的时机”⁽¹⁾。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认为，九一八事变前，一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这是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中国东北能够得逞的重要方面。

日本关东军是有预谋、有准备地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沈予《评九一八事变起因的“外部压力”说》（《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就针对有人把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归咎于中国“外部压力”说指出，并不是中国的“排日”和“压迫”给日本造成“满蒙危机”，并使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和地位陷于“动摇”，而是日本步步进逼不断加强扩张和掠夺活动，才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易显石等的《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阴谋策划和准备活动概括为：制造侵略舆论；策划政治阴谋；扩军备战；制造进攻东北借口。日本关东军是有预谋、有准备地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易显石等的《九一八事变史》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使东北130万平方公里国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新阶段，这次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2．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研究

姜念东等人的《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关于东北沦陷史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通过扶植伪帝溥仪建立“满洲国”，达到统治东北人民的目的；阐述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出笼，政治、军事等领域的殖民过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及傀儡政权的覆灭。在阐述伪满洲国国家机构时突出了其殖民政权罪恶统治的重要特征。解学诗的《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承礼主编的《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3卷本长篇著述，在梳理出伪满洲国历史过程的基本脉络的同时，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及伪满洲国政权对东北人民的政治压迫，是东北沦陷历史的总结性研究成果。王希亮的《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分析了日本殖民统治的特点，论述了“满洲国”的傀儡性，剖析了伪满洲国推行的“王道政治”、愚民奴化政策。张辅麟的《伪满洲国政权面面观》（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认为，伪满洲国政权外表上打扮成“独立国家”，实际上是日本关东军的掌上玩偶。车霁虹的《伪满洲国基层政权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把伪满洲国基层政权与东北旧的封建基层统治制度、伪满洲国警察制度、日本国基层组织及日本在其他殖民地建立的基层组织进行比较，揭示了伪满洲国基层政权的实质及其罪恶。霍燎原等的《日伪宪兵与警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对伪满洲国警宪及军事统治的历史进行了探讨，揭露其镇压和统治东北人民的罪行。傅大中的《伪满洲国军简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论述了伪满洲国军作为关东军的附庸军，在配合关东军镇压东北人民并与抗日武装的作战中充当了鹰犬的作用。

3．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掠夺与统制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主要通过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来实现。“满铁”实际上是日本设在中国东北的殖民侵略机构和垄断性经济组织，从1906年到1945年，满铁在中国东北从事侵略活动达40年之久。中国大陆研究满铁历史的代表性著作有苏崇民的《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年版），解学诗的《满铁史资料》第2卷（路权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满铁史资料》第4卷（煤铁篇）（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述著作认为，满铁历史以九一八事变为分界线，九一八事变前26年为满铁的经营阶段，其将旅大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变成日本殖民地，并作为向全东北扩大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侵略的基地，侵略和掠夺是满铁一切活动的动机和目的。满铁长期把持东北经济命脉，掠夺东北资源，并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制造七七事变准备了条件。九一八事变后，满铁的地位和任务都有重大变化，主要进行全面垄断东北交通，掠夺东北煤铁、石油等经济资源以及其他各项侵略扩张活动。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战时经济体制，日本侵略者又在东北成立了“满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它是又一个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的重要经济侵略机构，标志着日本军阀与财阀相互勾结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经济掠夺的开始。张传杰等著《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史》记述了日本占领东北时期对东北农产品、林业、矿产、人力等资源的掠夺，剖析了日本殖民者在东北开矿建厂的目的，揭示其“发展”东北经济的实质和险恶用心。对日本在东北经济侵略罪行研究不仅有专史研究，同时也体现在通史研究著作中，如孔经纬的《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全书共三篇，其中一篇记述了东北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和推进过程。

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乃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日本从1905年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移民中国东北，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为止。左学德的《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史》（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探讨和研究日本移民东北的史学专著，该书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经过1932—1936年间向中国东北4次武装移民的“试验期”，取得移民侵略的经验后，制订了“20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开始大规模移民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日本当局强化移民侵略机构，实施“分村分乡”移民运动，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中国，变中国东北为日本领土的野心。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既不是单纯的经济移民，也不是促进“满洲现代化”，它给广大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近年来学术界针对日本移民提出了“被害”和“加害”的问题，孙继武、郑敏主编的《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调查与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以翔实的资料证明日本移民大多是贫苦农民，由于侵占了中国的土地，奴役和剥削了中国人民，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客观上他们是加害者；但同时日本移民大多是被欺骗强征和受生活所迫来到中国，为侵略战争生产粮食和充当炮灰，他们又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4．日军在东北沦陷区的“讨伐”、屠杀、逮捕等暴行研究

由东北沦陷十四年编委会总编室编写的《日军暴行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揭露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揭露了日军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犯下的烧、杀、淫、掠等种种罪行，指出残酷的“大讨伐”、“大屠杀”、“大逮捕”构成一部日本侵占东北的血泪史，日本统治在中国东北屠杀镇压的涉及面广，屠杀手段极其残暴毒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辽宁、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不能忘记的历史》，历数日军在东北制造的各种罪恶事件，血淋淋的记述，给读者以震撼。傅波主编的《罪行、罪证、罪责》（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记述了1932年日军在平顶山制造的惨案，并且通过遍访当年曾在抚顺煤矿当过“特殊工人”的幸存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迫害中国战俘的滔天罪行。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用历史档案和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进行“三光作战”的罪行和中国军民抵抗“集家并屯”的艰苦斗争。⁽²⁾此后，陈平、申玉山、邓一民等又发表多篇论文，研究长城沿线“无人区”问题。但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对档案资料特别是日伪档案的使用相对不足。

记述日伪在东北沦陷区暴行的史料性著作，有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1988年后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东北历次大惨案》等；1993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孙邦主编的“伪满洲国史料丛书”——《日伪暴行》、《伪满洲国社会》、《伪满洲国军事》等。

5．强制和奴役劳工罪行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东北劳工问题较为关注。《劳工的血与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劳工血泪史》（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伪满洲国劳工血泪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等，揭露了日伪劳工统制政策下东北劳工的苦难生活及悲惨境况；日本殖民统治下东北工人数量迅速扩大是与日本掠夺东北战略资源、进行“产业开发”等背景密切相关的。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期间诱使大批劳工进入东北，在战时劳务体制下采用种种手段与措施，加强对中国沦陷区劳动力资源的掠夺和对华工的奴役压榨。

“万人坑”是埋葬着成千上万名死者的大规模的丛葬地，是一种非正常的墓葬形式。日本侵略者为扩大侵略战争，掠夺东北的丰富资源，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压榨极其残暴，尤其对劳工的迫害更甚。中国东北现存的“万人坑”，几乎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时形成的。东北地区的“万人坑”“可以分几种类型。一是由于日军对东北人民大规模的屠杀形成的‘万人坑’；二是在大型军事工程或其他工程中由于残酷奴役和秘密屠杀造成的‘万人坑’；三是对煤铁等矿产资源疯狂掠夺时迫害中国劳工而形成的‘万人坑’”⁽³⁾。张凤鸣等的《残害劳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就是作者通过实证调查，采访了70余名当年曾做过劳工的老人，考察了鸡西“万人坑”、鹤岗东山“万人坑”等完成的。李秉刚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对辽宁地区各种类型的“万人坑”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回击了日本右翼不承认战争期间日本军队迫害中国劳工所留下的“万人坑”，污蔑说是中国人所“捏造”的谬论。

6．细菌战和化学战罪行研究

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而使用活人进行人体实验更是残忍和非人道的。众所周知，日本细菌战的研究和实践是以设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的日军731部队为中心进行的。中国对细菌战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后，此方面的研究文章和著述不断发表。韩晓、辛培林的《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国内较早的关于研究日军731部队的专著之一，该书指出日军用活人进行各种试验，至少有三千人在试验中被杀害，这为全面揭露731部队的罪行提供了难得的证据。研究者对细菌战的研究更加注重实证性，如佟振宇《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解学诗等《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郭成周等《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等，从不同角度对细菌战进行研究并通过作者调查采访及利用档案材料等方式，较全面地介绍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最近几年，自吉林省、黑龙江省所存日军档案资料“特别输送”被陆续发现后，更加推动了对细菌战的研究。杨玉林等《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作者以档案为线索，深入黑龙江偏远地区和辽宁、山东等地获得的丰富翔实的实证资料，在证实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人体实验方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证据。对细菌战的理论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论述的有辛培林《论日本侵华期间进行细菌战的几个问题》（载《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该文认为日军细菌战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1916—1933年是细菌战活动的初期准备阶段，此期间“主要是石井四郎等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鼓吹、设立研究机构、进行各种细菌的培养和使用方法及防疫的研究”⁽⁴⁾；1933—1939年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大规模实验阶段；1939—1945年是日本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实战阶段，此期间日军细菌战的研究和准备均已完成并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在诺门坎、宁波、常德和浙赣战场等地陆续使用了细菌武器”⁽⁵⁾。

化学战也称毒气战，东北沦陷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齐齐哈尔建立了一支与731细菌部队性质相同，以化学战研究、活人人体实验为目的的化学部队——日军516部队。日本在中国研制和使用化学武器也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但是在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时，化学战罪行被有意掩盖，日方因此也一直否认其化学战的罪行。在对东北沦陷史的研究中，步平等学者通过对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证调查，发现了遗留化学武器及对中国平民伤害问题，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日本化学战的情况进行深入探究，同时开始在日本搜集第一手资料并寻找证据、证人，随着《日本侵略中国与毒气武器》一书在日本出版发行，把中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推向了国外，同时也得到日本方面追究日本旧军队使用化学武器问题责任的进步学者的支持。经查证，在中国有近三千人受到日本遗留化学武器的伤害。对于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以及日军在战败溃逃之时把大量化学武器丢弃在中国的领土，从而在战后造成无数起伤害的历史事实，步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对这一史实，特别是对集中埋葬在吉林敦化巴尔哈岭日军遗留毒弹情况进行了论述。

7．日军在东北军事要塞研究

日本占领东北期间，东起吉林珲春的中俄朝边境，中经黑龙江省中俄边境，西至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阿尔山中俄蒙边境的17处日本关东军要塞，绵延5000余公里，战后深埋地下被荒草淹没，其历史真相鲜为人知。很长一段时间，日军军事要塞没有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向世人公布。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家有关部门曾组织过对日军要塞的调查，但没有公开，因此也很少有人了解要塞情况，更少有人对日本关东军要塞进行系统研究。

日本关东军要塞的神秘面纱被揭开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方面，在对东北沦陷史研究中，一些学者为深入揭露日军的罪行，通过对日军大屠杀、细菌、劳工、开拓团等问题的研究，涉及了日军要塞并亲临要塞进行实地考察。另一方面，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原日本关东军的一些老兵到中国东北旅游并重访他们曾驻扎的地方，通过写回忆文章及出版有关书籍，逐步揭开了要塞的真相。

国内对日本关东军军事要塞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为首的学术团体，组织有关部门，或联合日本有关团体开始对要塞进行了调查，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和专著。《中苏边境侵华日军军事要塞罪证展》在俄罗斯和日本进行了巡展。21世纪初，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东宁文管部门联合出版了高晓燕主编的《东宁要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此外还有周爱民的《“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侵华日军伪满洲国境要塞群实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宋吉庆等《侵华日军要塞调查与研究——东宁要塞阵地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陈云来等《侵华日军要塞调查与研究——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阵地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在黑龙江边境县市，一批对要塞感兴趣的业余史学爱好者自2002年3月起自愿组成课题组，在对日本关东军要塞进行实地调查后，编纂了由徐占江主编的上下卷220万字的《日本关东军要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综合研究日本关东军要塞的专著，包括总述、日军17处要塞、修筑要塞的劳工、日本开拓团和要塞“慰安妇”、苏军攻克要塞等篇章，它不仅是东北沦陷史、日本侵华罪恶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军事史和文博历史遗迹方面的著作。

8．日本对东北人民奴化教育罪行研究

日本对中国东北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继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于1951年编印《伪满洲国奴化教育》一书后，近20多年来此方面的研究得到深入发展。吕元明《论伪满洲国的文化》一文记述了日本统治东北14年间对东北文化实行的广泛而又全面的专制与垄断，以及疯狂镇压东北爱国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罪行，讴歌了文艺界与白色恐怖进行的不屈斗争。郭君等《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洲国新闻报业的垄断》一文，阐述了日本对伪满洲国新闻报业的高度垄断，指出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伪满洲国新闻报纸摧残和麻醉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是日本侵略政策的号角和工具。赵家骥的《东北沦陷时期的殖民主义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文，对日本在东北沦陷区实行殖民主义教育进行了深刻批判，同时歌颂了沦陷区反对殖民教育的斗争。还有一些著作揭露了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在教育界推行奴化教育的罪行。研究者普遍认为，日本的奴化教育是随着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加剧而展开的，“新学制”的颁布彻底破坏了东北原有的学制，强化日语学习则是日伪当局泯灭民族意识，培养为日本统治者服务的忠实奴仆的手段。以往研究者在论述伪满洲国殖民地教育问题时，多把研究重心置于学校教育上，而忽视了日伪殖民地的社会教育。日伪统治者把奴化民众的社会教育视为维持其殖民统治的大事，不仅提出了社会教育的方针，而且设立了社会教育机构，建立了实施社会教育的设施，如民众教育馆、民众讲习所、图书馆、博物馆等，以达到欺骗、愚弄和奴化东北人民的目的。

9．学界对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罪行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对日本在东北罪行研究，首先是在史料收集和研究成果上取得长足的进步。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是其研究的一大成绩，尽管此方面的日伪资料在日本战败后基本销毁，但学者们还是充分挖掘和利用档案资料、回忆录等，使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研究更加清晰、准确。其次，通过对日本在东北罪行开展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在研究中出现和形成重点和热点问题，这无疑反映出这一研究的深入和繁荣。一批学术论著带有填补史学空白和理论突破意义。三是加强了与国外学者的交流和合作，拓宽了研究领域。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抗战胜利等学术研讨会的举行，使这项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近年来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的罪行研究已不局限于一个个具体的历史问题，而是扩展到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上。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日本政界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或由教科书公开篡改历史，或由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或由‘学术团体’的学者撰文，形成一股‘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逆流。战后，由于东京审判的不彻底，以至时到今日，日本对亚洲各国民间受害赔偿问题、慰安妇问题、战俘劳工问题、细菌化学武器问题、重大惨案暴行、经济掠夺等等问题都未能澄清和彻底解决，因而形成了战争遗留问题。日本在东北罪行研究的热点往往与现实的问题相关，比如化学细菌武器伤害问题，劳工问题，由于日本移民侵略东北在战后形成的‘在中国的日本人残留孤儿’问题等等，成为研究者重要的研究课题”⁽⁶⁾。

虽然，对日本在东北罪行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理论建设、研究手法、专题细化、个案精确等问题上还存在差距和不足：一是有些问题探讨不够深入，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也较少见；二是对日本在东北罪行研究口述资料的挖掘和抢救动手迟，差距大；三是在实证性研究上略显不足。实证性的具体准确的人证、物证、书证等还很不够，因此，搜集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罪行的铁证，这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二）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研究前沿及有关问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华北沦陷区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研究者在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基础上，开始注意对日本侵华历史进行专题性的探讨。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沦陷区和华北日伪政权研究成为学术“禁区”。“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得以恢复。历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逐年增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理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档案史料。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后，对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学术探讨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史学工作者深入挖掘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以实证的方法多层面地研究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

中国大陆学者关于沦陷区日伪政权的研究是总体上对汪伪政权研究较多，对伪满洲国研究也有不少成果，而华北伪政权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到目前为止，从政治和政治制度史和社会史层面，对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甚少，研究论文也不多。现将已有研究略作回顾与综述。

1．研究历程回顾

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社出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下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对研究沦陷区的重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意义作了深刻而明确的阐述。

毛泽东指出，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⁷⁾，是“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⁸⁾。利用伪政权经营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注重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现，因此，“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⁹⁾。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¹⁰⁾。“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问题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¹¹⁾毛泽东还强调，鉴于抗战干部中“十人而九”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¹²⁾。在中共中央的倡导和支持下，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很快编辑出版了一套“时事问题丛书”，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问题等几个方面。这套丛书出版后，对抗日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了解日伪的统治政策和罪行颇有助益。与此同时，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各种报刊也加强了对沦陷区日伪统治状况的报道，揭露和抨击日伪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罪行，激励民众的抗日斗志。可以说，从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抗日区域有关部门对沦陷区、伪政权的研究即已开始，成为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今认识和研究沦陷区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北京联合书店和上海大东书局于1951年分别出版了郭士杰的《日本侵华暴行录》和储华的《日寇的滔天罪行》。这两本书虽然只是一般的通俗历史读物，但书中已触及华北沦陷区研究这一课题。作者对侵华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谴责，显示了新中国史学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后还发表有关研究沦陷区的论文30余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华北沦陷区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研究者在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基础上，开始注意对日本侵华历史进行专题性的探讨。《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发表了吕明灼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这篇论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研究华北沦陷区和华北伪政权的早期成果，带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在史料整理与出版方面，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翻印了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1939年编写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该书汇集了有关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部分报刊文稿，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资料。总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有关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主要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而且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沦陷区和华北日伪政权研究成为学术“禁区”。因为在这个研究领域内，不少研究是针对日伪的，“而日伪政权、汉奸等早有权威定论，何须为民族败类树碑立传，加以研究？”再则，在当时的历史局限下，有关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被定性为写“挨打受气史”、“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等等。随着“左”的思潮肆虐，有关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基本陷于停顿。台湾地区学者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少量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著。

“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得以恢复。历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逐年增多，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史料主要有：北京市档案馆选编的《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上下（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同时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也开始由单一揭露侵略罪行走向深入的学术探求，由感情色彩浓烈的批判向冷静的科学探讨过渡。研究者试图摆脱感情的因素，在挖掘翔实史料基础上，进行冷静的科学分析。正是这种“冷静”科学的治史精神，激励后人逐步摆脱“应景文章”或“标语口号式的骂倒作品”⁽¹³⁾，从更加注重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的视角，审视过去，为不让那段屈辱的历史重演而不懈努力。在此阶段，日伪政权研究的主要成果还集中于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这两个课题，其他大量研究论题，或稍有涉及，或根本无人问津，发展很不平衡。“沦陷区研究显得单薄和沉闷……在现有的百余篇文章中，大多数仅仅停留于史实陈述，缺乏理论分析，有些甚至只是资料堆砌，实难称之为论文。更为突出的欠缺在于，有关建立沦陷区研究的理论体系问题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¹⁴⁾这是当时研究水平不高的主要症结。

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后，对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学术探讨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史学工作者深入挖掘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以实证的方法多层面地研究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其中资料性成果有：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市档案馆选编的《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选编的《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等选编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章伯锋、庄建平选编的《抗日战争·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1997年版）、《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7年版）、《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版）、《华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2004年版）、《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附录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季啸风、沈友益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1—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

随着史料的发掘，出现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和著作。如曾业英的《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和《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居之芬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和掠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费正、李作民、张家骥的《抗战时期的伪政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朱德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桧林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的有关分册中，也涉及华北伪政权研究，如冯崇义的《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张利民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张洪祥主编的《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谢忠厚等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王强的《汉奸组织新民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刘敬忠的《华北日伪政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郭贵儒、张同乐、封汉章的《华北伪政权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江沛的《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士花的《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岳谦厚的《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张同乐的《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郭贵儒的《河北沦陷区伪政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2．关于日军和伪政权在华北沦陷区暴行的研究

论者主要关注于日伪在华北进行的“大扫荡”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吕明灼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使用《解放日报》、《实报》等报刊资料，首先对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分阶段评析，接着从政治、思想、经济三个横断面加以概述。其认为，日伪在华北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经过了“治安肃正”（仅限于政治）、“治安强化”（范围扩展到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新国民运动”（“治安强化”的回光返照，特别着重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个阶段。“治安强化”集中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野蛮、卑鄙手段，“在华北绘涂了一幅率兽食人的血腥图画，在人类文明史上积下了最为可耻的一页”⁽¹⁵⁾。王国华的《从档案资料看日伪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3期），着重说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的基本方针是发挥华北伪政权的作用，以达到掌握“民心”，开发和掠夺经济资源的目的。由于中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日斗争，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谢忠厚的《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认为，七七事变后日军迅即组建起来的华北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其本部隐蔽在北京城内，是侵华日军继第七三一部队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这支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除其本部外，先后在天津、石家庄、张家口、济南、青岛、太原、郑州、开封、徐州、包头等16个城市设立了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的分部，在野战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细菌战班，并与陆军病院配合行动……在北京和各地的细菌武器工厂中，使用数千名抗日军人和居民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在华北战场上，以极其隐蔽的方法大量使用细菌武器，并与‘三光’政策相结合，残忍之极，仅1943年日军在鲁西使用霍乱菌作战，就致使中国军民死亡20万人以上”⁽¹⁶⁾。徐勇的《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认为，“日军驻北平甲一八五五部队及其分部是一支反人道、反国际法的，担负研制、生产与使用细菌武器作战任务的侵略部队。在战败投降后的两个月内，日军充分利用北平地区行政过渡与力量真空状态，彻底疏散其人员，充分销毁其罪证。50年代和90年代中日双方学术与社会各界对其揭露与研究出现明显的高峰，有关甲一八五五部队的资料发掘与研究论著等方面均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其设置、活动、性质及其‘活体解剖’等罪行已经被学术与社会各界确认。但与关于七三一部队研究的丰富成果相比较，甲一八五五部队研究还显单薄”⁽¹⁷⁾。张同乐的《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以1940年华北蝗灾为背景，论述和对比了晋冀鲁豫、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沦陷区的蝗灾情况，认为：“不同政权控制区的治蝗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效果；蝗灾监控与治理检验不同政府的管理状况，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民心向背和政权兴衰。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群众性治蝗运动，预示着中国救灾体制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¹⁸⁾

另外，研究日伪政权在华北暴行的成果还有：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编的《华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95年版），李秉新主编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何天义主编的《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何天义主编的《石家庄集中营》（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何天义主编的《中国劳工在日本》（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江沛著《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1—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谢忠厚主编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并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资料《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1—10册，分为损失调查、战犯供述、大屠杀、无人区、细菌战、毒气战、集中营、奴役劳工、性暴力、文化侵略等专题资料，系统研究了日军国侵略华北地区的罪行，探讨了战后遗留问题。该书把日本侵略华北的罪行，作为日本侵华史和中日关系史的一个典型来考察，运用新挖掘的档案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从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的视角，阐述日本侵略华北的历史，分析其特点，论证其罪行、罪责，揭示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研究亟待解决的遗留问题。居之芬、庄建平主编《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汇集了侵华日军和伪军关押战俘和被抓捕平民的劳工集中营的历史资料，其中对比较大的石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劳工集中营、天津塘沽劳工集中营、山东省济南新华院、北平劳工集中营（西苑）等有较多反映。此外还有李恩涵的《日军在山东的“扫荡战”与“三光作战”（1937—1945）》（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册，1995年6月），台湾学者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1985年出版发行），李恩涵的《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政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涉及日军在华北暴行的综合性著作有：魏宏运主编的《民国史纪事本末》1—7卷（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桧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

3．关于华北伪政权建立到解体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有论文探讨华北伪政权的历史，80年代以后，对华北日伪政权的研究呈现出侧重“中央”伪政权和注重地方基层日伪政权结构研究两种走向。对华北日伪政权与侵华日军以及与其他日伪政权的关系，也有一定的研究。这些成果中有一些是亲历者带有回忆性质的探讨。

关于日伪“中央”政权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张炳如的《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较为系统地叙述了华北日伪政权的历史。此后，尹冰彦的《对“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的补正》（《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20世纪90年代，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市档案馆编著的《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则对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和殷汝耕为首领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进行了研究。费正、李作民、张家骥的《抗战时期的伪政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辟专章对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进行了论述。蔡德金的《历史的怪胎——汪伪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也在部分章节中对平津地方维持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历史作了介绍。张洪祥主编的《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则对华北伪政权进行了专题研究。张同乐的《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首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21世纪初有关华北日伪政权的学术研究进行了专题性评述。郭贵儒、张同乐、封汉章合著的《华北伪政权史稿——从“临时政府”到“华北政务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系统研究了华北伪政权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是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记述华北伪政权历史的通史类著作。刘敬中著《华北日伪政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认为，华北伪政权的当政者以北洋政权的延续自居，用儒家经典中的只言片语炮制的“新民史观”，鼓吹“王道政治”，宣传中日两国“同种同文”，要人民如服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政权那样，屈从于侵略者的统治。因此，华北伪政权在卖国宣传方面，比其他伪政权更有其“独特”之处。该书主要依据京、冀等地的档案资料，分几个专题对华北的两个伪政权（伪华北临时政府、蒙疆伪政权）进行初步透视，为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力补充。王琳的《对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伪政权的考察》（《延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对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伪政权的出笼、延续到最终崩溃的过程，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这一政权的幕后操纵、控制的真实意图进行了概略考察。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台湾学者司徒重石的《抗战时期华北伪组织内幕》（《春秋》，1968年第6期）、《抗战时期华北伪组织内幕》（续）（《春秋》，1968年第7期），王仰清、许映湖的《日本在华傀儡政权述要》（《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2期），田苏苏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始末》（《河北文史资料》第28辑，1989年），孙武存等的《日本侵占中国时期的傀儡政权》（《党史文汇》，1995年第9期）。

关于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四省、三特别市等地方伪政权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主要有：李安庆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的伪政权简介》（《中学历史》，1984年第6期），邵云瑞等人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的前前后后》（《南开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王第荣的《日伪时期青岛见闻之点滴》（《文史资料》第4辑，山东青岛，1983年），傅清沛的《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青岛的殖民统治与掠夺》（《山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王士花的《日伪时期华北农村的县级政权》（《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吴根樑的《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朱德新的《略论日伪对冀东农村基层行政人员的控制》（《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张宗平的《日伪在北平沦陷区的残暴统治》（《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赵红的《北平沦陷时期的地方维持会》（《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李铁虎的《北京临时政府辖区沿革述略》（《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3期），北京市政协编写的《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7月版）和《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朱德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大可等人的《日本侵略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荣国章等人的《北平人民八年抗战》（中国书店，1999年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牛新田的《山西日伪政权的建立和覆灭》（《山西文史资料》第41辑，1985年9月），邢汉三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天津市政协编写的《沦陷时期的天津》（津新图准印号：001542，1992年），郭贵儒等的《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等等。

对华北伪政权与侵华日军以及与其他日伪政权关系的研究主要有：房建昌整理的《日文档案中的1939年3月10日—1942年11月1日驻北京的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1期），徐立刚的《伪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政治关系演变浅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11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编的《抗战时期南北两伪政权合流档案选》（《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等。

4．关于华北伪政权主要人物的研究

关于华北巨奸的生平、思想、卖国罪行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甚至一度出现了所谓的周作人“风波”。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研究所涉及的华北巨奸主要有王克敏、王荫泰、缪斌、周作人、汤尔和等。主要研究成果有黄美真的《抗日战争时期三个伪政权及其主要头目》（《人物》，1984年第3期），对华北日伪政权的主要头目王克敏、王揖唐作了简介。王春南的《汉奸王克敏生平纪析》（《学海》，1995年第2期），对王克敏充当汉奸的历史作了介绍，探讨了其投敌的经过与心态。王春南的《巨奸王荫泰与华北伪政权》（《学海》，1996年第6期），对王荫泰从附逆到病死狱中的经过进行了论述。冯崇义的《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汉奸心理进行了较为透辟的分析。论者认为大小汉奸的心理大抵可分为四类。第一，升官发财心理。如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王荫泰之流。第二，悲观绝望心理。如周佛海等。第三，投机心理。如汪精卫、庞炳勋、石友三、孙良诚等。第四，苟且偷生心理。这在汉奸文人和小汉奸中常见，如周作人、张资平等。“但实际上许多汉奸往往是几种心理兼而有之。”⁽¹⁹⁾

另外，研究华北日伪政权人物的论著还有：樊瑛华的《缪斌的“新民主义”理论》（《唐都学刊》，1995年第4期），吴江的《从胡适说到周作人》（《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姜德明的《周作人谈汤尔和》（《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6期），黄美真的《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菊香、张铁荣的《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孙玲玲的《抗战时期汉奸伪军集团形成的社会因素探析》（《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台湾学者窦不敏的《华北沦陷前后的王克敏梁鸿志与汪精卫》（《春秋》，1973年第10期）和罗久蓉的《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1941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册，1995年6月），刘景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人物大词典》（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台湾学者洪桂己的《近代中国外谍与内奸史料汇编》（1986年6月）等。

5．关于华北日伪统治区经济的研究

关于华北沦陷区经济研究方面，不少论者认为，“经济统制”是日本在沦陷区的基本经济政策，实施这一经济政策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资源，以达“以战养战”的目的。所谓的“日、满、华一体化”以及对沦陷区的工业、农业及其他产业的开发，也完全是以掠夺为唯一目的。对于那种认为沦陷区人民生活水平要高于其他地区的观点，不少中国学者进行了批驳。还有的研究者对华北日伪政权实行的金融控制和掠夺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中联银行”通过独占货币发行权、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统制汇兑等方式，对华北沦陷区进行金融掠夺，造成了华北民众贫困化、民族工业凋敝衰退、农村经济破产等严重后果。论者主要依据日伪档案史料，对华北沦陷区农村经济进行了考察，指出日、伪是华北农村经济破产的罪魁祸首。如曾业英的《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和《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居之芬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和掠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和所编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章伯锋、庄建平选编的《抗日战争·日伪政权与沦陷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高德福的《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南开史学》，1982年第2期）等。陈静在《沦陷时期北平日伪的金融体系及掠夺手段》（《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北平沦陷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北平金融强行“统制”。这种统制和掠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加剧了北平经济殖民地化的过程，给北平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居之芬在《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以下简称《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中，对日本在战争期间使用中国强制劳工总数做了初步考证及分类。她的另一篇论文《关于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体系与强制劳工人数若干问题考》（《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运用国内新发现的重要日伪档案文献，对关于“日本在华北的劳务掠夺体系”、“1942年后日本向东亚各地输出华北劳工之政策手段”、“日本在华北本地矿山企业使用强制劳工人数”、“在华北修军事工程使用强制劳工人数”以及“在蒙疆使用强制劳工人数”等，分别进行了详实考证，使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向前跨进了一步，并且为当前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日本强制掳掠中国劳工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研究日伪在华北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论著还有：任兰云的《东亚经济恳谈会与日本对我国华北的经济统治》（《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王乃德的《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华北资源述评》（《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王士花的《“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合作社》（《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台湾学者林明德的《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1933—1945）》（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80年6月）、陈慈玉的《战时日本对华北煤矿的统治（1937—1945）》（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册，1995年6月）等。

6．关于华北伪军、警察、监狱的研究

关于日伪华北军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华北伪军，伪华北治安军，日伪北京等地的警察局、监狱等方面。研究者通过大量的历史实证材料，分析和揭露了日伪华北军警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罪行。如马重韬的《齐燮元与华北伪军》（《中华文史资料库》第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研究探讨了齐燮元与华北伪军的组建，文章认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相当于伪满洲国“国防部一类的军事机构”，内设参事、秘书二室，下有总务、保卫、警政、建制、教练、经理、司法、医务等八个局处。为编练伪军，自1938年起，日伪先后组织了各种军事教育机构，包括伪陆军军官学校、伪宪兵学校、军士教导团、军官队等。1939年10月组编第一期治安军，共三个集团，实际是步兵8个团。1940年成立了14个团。1942年又收编一部分伪军，总兵员数一度达37000人左右。1944年兵员整备后，总额不超过34000人。⁽²⁰⁾这些伪军在助敌“剿共”中犯下了种种罪行。陶广仁在《伪华北治安军概述》（《河北文史资料》第16辑，1985年）一文中认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华北日军主力向各地开去，留在华北的部分日军不能保证后方安全。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以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日军。日军鉴于在华北各地特别是冀东一带八路军非常活跃，难以应付，更恐八路军牵制而影响其侵华军事计划的实现，“于是指使伪政府建立了治安军，总司令由齐燮元担任，配合华北日军的‘讨伐’行动，消灭抗日力量，解除后顾之忧”⁽²¹⁾。向风的《日伪时期的北京警察局》一文（《中华文史资料库》第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版），对伪北京警察局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考察，认为北京的警察局实际被日本政治特务冈野控制，组织机构基本承袭旧制，“在局长室、顾问室之下，设四科、一处、一室、七个直属队所”⁽²²⁾。此外，邵青的《伪华北治安军的组建活动情况》（《唐山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以及有关华北日伪政权的综合性著作和历史档案资料集中，也有一些关于华北伪军、警察、监狱方面的研究。

7．关于日伪统治下的华北文化教育研究

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新闻统治、出版，以及日伪在华北沦陷区推行的“东亚联盟运动”、“新国民运动”等。在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研究方面比较充分一些。如对华北伪政权统治下的教育机构、教育体制、北京等地大中小学课程内容等研究，都有不少成果。论者认为，日伪统治下的华北教育是殖民地性质的奴化教育，其目的是培养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奴才，使沦陷区人民丧失抗日的民族意志。孙新兴在《日本在青岛的殖民奴化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中，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1938年至1945年间，在青岛实施的殖民教育和奴化归附教育，论述了日本侵略者以教育为侵华的精神武器，在青岛培养为殖民统治服务者，并且妄图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民，最终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钟春翔的《抗战时期的山东日伪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日军侵占山东期间实行了服务于侵华战争的教育方针，在山东沦陷区强化日语教学，片面鼓励留学日本，严密控制师生的抗日活动，并通过伪新民会把奴化教育的触角伸向全社会。日伪统治使山东教育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是近代山东教育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徐迺翔、黄万华著《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辟专章对华北沦陷区的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出版和报刊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日本为强化其在中国沦陷区的统治，以强权政治为后盾，推行殖民文学，在此过程中曾产生过三种文学：“第一类是由日伪统治阶级直接策划和操纵的汉奸文学；第二类是在日伪殖民文化政策的压迫和引诱下，不同程度地丧失了民族气节的粉饰文学；第三类是由当时侨居中国的右翼日籍文化人创作的文学。”⁽²³⁾“日本统治者力图使文学成为其殖民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²⁴⁾陈言的《抗战时期沦陷区“色情文学”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以华北沦陷区名噪一时的“色情文学”为例，论述和分析了在抗战大背景下的沦陷区“色情文学”的形态、性质和成因。文中指出，沦陷区的“色情文学”表现出了沦陷区生态和心态的双重贫瘠；沦陷区的末世颓风和桃色环境刺激了色情文化的滋长，但“色情文学”的泛滥与消退，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伪政权殖民文化政策调整的影响。该文还提出，沦陷区的“色情文学”实际上并不是作为文学艺术一个门类的真正意义上的色情文学。汪朝光的论文《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认为，抗战时期，日本扶植的沦陷区伪政权实行的不同形式的电影检查，实质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是为了禁止可能出现的反映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独立精神和民族感情的影片。

该方面研究的其他论著主要有：夏潮、史会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封建礼教泛滥现象分析》（《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奴化教育》（《光明日报》，1995年7月25日），朱德新的《日伪对冀东农民的精神侵略》（《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郭贵儒的《日伪在华北沦陷区新闻统制述略》（《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日伪在华北沦陷区的新闻统制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华北沦陷区日伪奴化教育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杨晓娟的《伪新民会在华北沦陷区的奴化宣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等。

8．关于日伪华北“民众”团体（包括“红”、“白”团体）研究

这方面研究主要涉及“天门会”、“中华民国新民会”等，如乔培华在《日军对天门会的怀柔政策及其破产》（《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豫北地区农民团体天门会先受日本伪化，后经中国共产党做工作而暗中支持抗日的转变。论者指出，豫北天门会是浚县、滑县、汤阴一带农民自发的抗匪保家的自卫团体，1938年春，曾有十几个村的会众抗击来抢粮的日伪军，其后日军以允许建立常备武装的“怀柔”手段使天门会伪化。此后，中共首先争取天门会首杨贯一，然后派共产党员打入天门会，使之成为外圆内方、皮白心红的“灰色组织”。天门会不仅帮助中共建立武装，而且还利用合法机会伺隙打击日伪军。曾业英的论文《略论日伪新民会》（《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考察了日伪在沦陷区组织的“新民会”，分析了伪新民会开展的“剿共灭党（国民党）”、“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等活动的历史，认为这个所谓的民众团体，与其说是“中华民国新民会”，倒不如说它是“大日本新民会”。新民会在协助日本侵略者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把“精神工作”放在首位，又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云章的《日寇卵翼下的“新民会”及其活动》（《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8期）则认为，新民会是搬用日本大政翼赞会模式建立的，它是一个“既不像纯粹政党，又不像民众团体的非驴非马的法西斯傀儡组织”⁽²⁵⁾。

9．外国学者的研究

外国学者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对华北伪政权有一些概括性和连带性的研究，也有一些论文发表。但是，专门研究华北伪政权的学术专著则不多见。

20世纪70年代初，欧美出版了两本研究战时中国日伪政权（包括华北日伪政权）的著作：美国学者John Hunter Bolye，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dford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中译本：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译：《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Gerald E．Bunker著《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1937—1941年》一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1975年，黎令勤（Lincoln Li）著《华北的日军，1937—1941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特点是把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区作为研究对象。1980年，入江昭主编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政治与文化交流》论文集出版。论文收入了易劳逸所写《一项暧昧关系的诸面相：战时的走私、傀儡与屠杀，1937—1945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沦陷区和国、共、日三不管的“灰色地带”。入江昭的论文《建立新文化秩序：新民会》，认为侵华战争中日本企图利用“新民会”和所谓“东方王道思想”，来为它侵略和占领中国寻找合理化的借口。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欧美学者对华北沦陷区的研究表现出区域化的趋势，形成城市史和农村史两种走向。其中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华北农村1900—1942年》，考察了河北省几个村镇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变迁。Peter J．Seyboltd也出版了有关河南省内黄县的一系列论著。其中Seyboltd运用了大量的地方资料，研究所谓的“灰色地带”，得出了与一般史籍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情景颇不相同的结论”⁽²⁶⁾。

日本学者则整理出版了一些有关华北伪政权的档案资料，发表了不少研究著作和论文。这些研究论著有的已经出版中译本，如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等翻译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1—3卷（中华书局，1979年7月—1981年11月版），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中、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2009年5月，日文杂志《中国21世纪》第31期发表了中日学者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伪政权的一组论文，其中日本学者广中一成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对日满“外交”》等，利用馆藏未刊档案对华北伪政权的组织机构及其演变进行了考察，论述了华北伪政权与侵华日军的关系，剖析华北伪日政权的傀儡本质。

总体上看，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傀儡政权的研究，起步较晚，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步兴起，而它的整体进展目前还远不如中国国内。首先，欧美学者在考察沦陷区城市和乡村的状况时，多半强调所谓“灰色地带”（grey area）的存在。其次，欧美学者在分析华北沦陷区的傀儡政权时，一方面承认中国的伪政权受制于日本而缺乏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却也强调日伪傀儡政权为争取较大自主性的努力。西方学界不太接受汉奸群体一概是“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简单化分析，而尝试探讨通敌者的复杂心态和微妙处境。第三，欧美一些学者对“傀儡政权”、“汉奸”等概念颇持异议。这些论者提出了对于日本的“合作者”、“不合作者”的概念。第四，“无论是讨论地方经验还是傀儡政权，欧美学者都尝试将战时中国沦陷区与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各国加以比较”⁽²⁷⁾。

（三）关于汪精卫伪政权的研究

1．中国大陆学界关于汪精卫伪政权的研究

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汪精卫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步走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相关成果大量涌现，对汪氏的评价也日趋全面、客观、公允。此项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

（1）档案文献史料的整理与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整理和出版的关于汪精卫及汪伪国民政府的研究资料主要有：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的《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版），编入该书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和建立伪政权的一些基本资料；蔡德金、李惠贤编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是一部全面记述汪伪政权历史的编年体著作；余子道、黄美真主持选编的大型资料丛书《汪伪政权史资料选编》，选辑了汪伪政府档案、日本政府内阁和军部档案、亲历者忆述记录、审判汉奸档案，以及当时的报刊和国内外有关资料等，出版的有黄美真、张云编的《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余子道等编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蔡德金编的《周佛海日记》上、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黄美真选编的《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则收录了汪伪集团要员罗君强、陈春圃等人的狱中供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汪伪国民政府公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南京档案馆编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1995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季啸风、沈友益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63—6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等。

上述档案文献史料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汪精卫及汪伪国民政府奠定了基础。

（2）关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汪精卫生平传记，其中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有：黄美真主编《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辑录了汪精卫等十大汉奸的传记。而黄美真在其前书基础上出版了《汪精卫传》（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闻少华著《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初版，团结出版社，2007年再版），蔡德金著《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理、夏潮合著《汪精卫评传》（武汉出版社，1988年初版，1996年再版），蔡德金、王升编著《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王关兴著《汪精卫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谭天河著的《汪精卫生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另外，林阔编著的《汪精卫全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此外还有经盛鸿的《南京沦陷八年史》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潘敏的《江苏日为基层政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是第一部完整论述汪伪政权历史的著作。

此外，中国大陆召开的以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两次。一是1986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汪伪政权问题学术讨论会。与会的有中国大陆和日本学者，共有30余人。会议主要讨论了日本的诱降政策与活动、汪精卫集团叛逃的原因、汪伪政权的特点及本质、重庆国民政府与汪伪政权的关系等问题。二是1998年9月在北京怀柔召开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问题研究”学术座谈会。会议由中国大陆《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共同主办，海峡两岸30余位学者参会研讨汪精卫及汪伪政权有关问题。这次座谈会的主要发言稿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其中主要有中国大陆学者蔡德金的《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张振鹍的《日本与汪精卫》、曾业英的《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等论文，台湾学者主要有胡春惠的《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蒋永敬的《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许育铭的《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等。

关于汪精卫伪政权研究中的主要热点问题为：汪精卫叛国投日的原因、汪精卫的人际关系、政治思想、汪伪国民政府的兴亡等。其中关于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主要有：蒋汪合演“双簧”说；蒋介石设置“陷阱”说；个性心理因素说；内外因共同作用说；综合因素说。研究成果如黄美真、张云的《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的投敌》（《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6期），蔡德金的《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柳蕴琪的《汪精卫通敌卖国原因初探》（《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吴德华的《论卖国贼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6期），梁士刚的《试析汪精卫叛逃的原因》（《历史教学》，1989年第6期），张天社的《再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叶岗的《汪精卫到底为何从重庆出走》（《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罗玉明的《汪精卫集团投敌卖国的反动理论》（《怀化师专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3期），张学俊的《汪精卫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理论》（《唐都学刊》，1994年第1期），史潮的《试论汪精卫集团投降主义理论之发展》（《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李德明的《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陈戎杰的《汪精卫降日卖国的“东亚联盟”理论剖析》（《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蔡双全、杨秀林的《不折不扣的卖国降日的汉奸理论——评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周绍英的《评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重庆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张殿兴的《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等。

汪精卫伪政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是：学术界对汪精卫与日本的关系研究不够，特别是大量的日文资料没能充分利用；学术界对汪精卫的研究多重于其活动，轻于其思想理论；对汪伪政权统治时期基层控制的研究、京沪杭沦陷区民主生活的研究等相对薄弱。

2．台湾学界关于汪精卫伪政权的研究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史学界对许多历史课题的看法往往南辕北辙，但也有少数议题是具有高度共识的。譬如，对于抗战时期日本在占领区扶植的傀儡政权，两岸受传统中国正统思想的影响，均将其视为“汉奸”、“伪政权”，看法相当一致。因此，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相关课题，一直不被台湾学术界认真看待，甚至形成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的一个禁区。而仅有的一些研究，则多从批判、谴责角度出发，对于意图理解战时沦陷区（超过三分之一中国版图，约有两亿人口）的政经发展及民众生活，建构中国抗战史的全貌，这毋宁是一重大缺憾。⁽²⁸⁾所幸自1980年开始，两岸档案史料陆续开放，吸引一些学者投入沦陷区研究，逐渐累积相关成果。不过，就台湾学界目前研究成果而言，仍大多集中于汪精卫及其南京政权方面，要想全面了解沦陷区的发展，尚待更多的努力。

（1）关于汪精卫政权从建立到瓦解的研究

关于汪伪政权从建立到瓦解的研究，最重要的当推政治大学图书与档案研究所副教授邵铭煌1990年的博士论文《汪伪政权之建立与覆亡》⁽²⁹⁾。邵铭煌在任教政大之前，长期任职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党史馆），对党史会典藏的相关档案史料极为娴熟，该篇博士论文充分利用了大溪档案、党史会典藏国民党相关档案等，故能成为台湾学界相关研究中，最详细、最具代表性的论著。尔后，邵铭煌又陆续发表了《汪精卫政权参加日本大东亚战争之经纬——从同甘苦到共生死》⁽³⁰⁾、《抗战胜利与汪精卫政权的覆亡》⁽³¹⁾、《汪精卫政权中日本顾问之聘用》⁽³²⁾等学术论文，奠定了其在台湾学界研究汪精卫政权的重要地位。

研究汪精卫政权的名家王克文（Wang Kewen），自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起即开始研究汪精卫，后赴美攻读博士，尔后任教于美国佛蒙特大学，是研究汪精卫及汪政权的国际著名学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返台获聘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与台湾学界有较多的交流，曾在台发表《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³³⁾、《汪政权党政军结构初探》⁽³⁴⁾等文，由于持论对汪精卫及其政权多带有同情的倾向，与传统论断有较大的差别，台湾学界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其后台湾学界年轻学子相关论述相继问世，王克文颇有引领之功。

（2）关于汪伪政权主要人物的研究

毫无疑问，汪伪政权主要人物当然首推汪精卫。在关于汪氏的既有研究成果中，2001年出版的王克文的《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堪称最具代表性。⁽³⁵⁾该书11篇文章中，与汪精卫个人直接相关的有七篇：《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与辛亥革命》、《孙中山、汪精卫与三次广州政权》、《宁汉分裂前后之汪精卫》、《分共以后——汪精卫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与战前中日关系》、《西安事变前后之汪精卫》、《最后之心情——汪精卫与南京政权》，对汪精卫一生的政治历程作了较完整的刻画，尤其最后三篇更为汪日后走上投敌叛国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许育铭也是台湾学界研究汪精卫的专家，其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经增补出版的《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³⁶⁾一书，至今仍是研究抗战以前汪精卫政治生涯的权威著作。其后，许育铭陆续发表《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概况》⁽³⁷⁾、《汪兆铭革命生涯的崛起》⁽³⁸⁾等文。旅日台湾学者伊原泽周（彭泽周）多年专研中日关系，著有《汪精卫与近卫首相——河内的滞留与苦恼》⁽³⁹⁾一文。其他还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陆宝千的《论汪兆铭之叛国事件》⁽⁴⁰⁾，政治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蒋永敬的《汪精卫从“和平”运动到投日——“王世杰日记”中的史事与人物之四》⁽⁴¹⁾等。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当然也是研究重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罗久蓉的《中日战争时期蒋汪双簧论述》⁽⁴²⁾，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陈木杉则利用汪伪政权档案，先后撰写出版《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的蒋汪关系》⁽⁴³⁾、《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治粤梗概》⁽⁴⁴⁾等书，充实了对汪精卫的相关研究。

汪伪政权次要人物中，关于陈公博的相关研究，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张顺良著有硕士论文《陈公博在北伐前后的政治活动》⁽⁴⁵⁾，王克文于1997年发表《陈公博与国民党“改组派”》⁽⁴⁶⁾一文。至于对周佛海的研究，则有2011年罗顺益的硕士论文《抗战前期之和平运动：以周佛海为个案》⁽⁴⁷⁾一文。“高陶事件”的主角之一高宗武，也是汪政权人物研究的重要焦点。高宗武战前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中日开战后，秘密从事“和平运动”之奔走，后因不满汪精卫与日本缔结极苛的“和平条约”，乃与陶希圣携日汪密约出走，公开弃绝“和平运动”，是为“高陶事件”。后来陶希圣重返重庆，高氏则在国府资助下，于1940年移居美国，从此不问政治。20世纪70年代关于汪政权两部最重要的英文专书China and Japan at War，1937—1945⁽⁴⁸⁾及The Pease Conspiracy：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1937—1941⁽⁴⁹⁾，均曾访问过高宗武，获得宝贵的第一手数据。高氏在美曾写过一部英文回忆录，题为《身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这部回忆录完成于1944年，一直没有正式出版，现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但自1980年后期开始为学界所知，并用于许多论著中。如土屋光芳《汪精卫“和平运动”——高宗武视点》⁽⁵⁰⁾、王克文《高宗武“身入虎穴”——一份有关汪精卫谋和的珍贵史料》⁽⁵¹⁾等文。邵铭煌参考国民党党史会数据，著有《高宗武对日谋和活动》⁽⁵²⁾，亦值得参考。另有窦不敏《华北沦陷前后的王克敏梁鸿志与汪精卫》（《春秋》，1973年第10期）。

（3）关于汪伪政权外交与华侨政策的研究

汪精卫政权虽在日本的扶植下成立，但其国际法人地位及资格仍须借由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而获得，故汪政权的外交关系乃成为外交史学者关注的研究议题之一。1980年吴学诚的硕士论文《汪伪政权与日本关系之研究》⁽⁵³⁾，应是台湾学界对日汪关系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萧李居研究战时中日关系，因其硕士论文《日本的战争体制——以兴亚院为例的探讨（1938—1942）》⁽⁵⁴⁾中有牵涉汪政权成立过程，乃于2009年撰写《变调的国民政府：汪、日对新政权正统性的折冲》⁽⁵⁵⁾一文，专论汪伪政权成立前后与日本关系的发展。专研中德关系的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惠民，于2005年发表《德国对“满洲国”及“汪政权”的外交态度》⁽⁵⁶⁾，对于德国外交承认“满洲国”及汪伪政权的来龙去脉，做了清楚的探讨。

由于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及妻弟陈昌祖为南洋华侨出身，汪与海外侨界渊源甚深，对于华侨有一定的号召力。陈昌祖参加“和平运动”后，长期担任汪伪政权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运用其在侨界的人脉与资源，故重庆国民政府与汪伪政权对于海外华侨的争夺甚烈。这方面有陈昌祖的自述《参与汪伪“和平运动”始末——汪精卫妻弟陈昌祖回忆录》⁽⁵⁷⁾，可供参考。对于汪伪政权的华侨政策，当推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盈慧的相关研究最为集中，先后发表《战时国民政府与汪政权的侨界宣传战》⁽⁵⁸⁾、《汪政权与南洋华侨》⁽⁵⁹⁾等论文。2004年杨韵平的硕士论文《汪政权与朝鲜华侨（1940—1945）——东亚秩序之一研究》⁽⁶⁰⁾，针对朝鲜华侨与汪政权的关系进行探讨，对于了解汪政权如何经营南洋以外的侨务做出重要补充。

（4）关于沦陷区经济的研究

关于沦陷区经济议题，任职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林美莉堪称台湾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学者，自1996年其出版博士论文《抗战时期的货币战》⁽⁶¹⁾后，又陆续发表《抗战时期的走私活动与走私市镇》⁽⁶²⁾、《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兑汪伪中储劵问题》⁽⁶³⁾、《特券：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日货币战的个案研究》⁽⁶⁴⁾、《日汪政权的米粮统制与粮政机关的变迁》⁽⁶⁵⁾等论文，研究主题跨越货币、走私、米粮等领域。另有陈慈玉的《战时日本对华北煤矿的统治（1937—1945）》（台北，1995年6月），林明德的《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1933—1945）》（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80年6月）等。

（5）关于汉奸审判的研究

关于汉奸问题及战后汉奸审判议题，罗久蓉先后著有《忠奸之辨与汉奸的迷思》⁽⁶⁶⁾、《抗战胜利后中共惩审汉奸初探》⁽⁶⁷⁾、《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1941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⁶⁸⁾、《军统特工组织与战后汉奸审判》⁽⁶⁹⁾、“Survival as Justification for Collaboration，1937—1945”⁽⁷⁰⁾等文，对汉奸审判及其相关议题颇有开创之功。吴淑凤则于2000年发表《抗战胜利后匿港汉奸的引渡》⁽⁷¹⁾，对匿港案汉奸引渡审判作了初步的研究。

（6）其他研究

此处所谓其他研究，是指其研究成果虽不算太多，却有关键意义或重要性的课题，譬如汪精卫政权军警特的研究就颇值得注意。在所谓“伪军”方面，刘凤翰有《日军侵华期间伪军的兴起与蜕变》⁽⁷²⁾一文；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博士刘锡明则将1997年的博士论文《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5》增补出版，并发表《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⁷³⁾、《战后国民政府整编伪军对国共内战的影响》⁽⁷⁴⁾等文，为伪军的相关研究奠下基础。至于战时军统人员与汪伪政权特工的交锋，有2004年徐吉村的硕士论文《地下战场：战时重庆国民政府与汪政权的暗斗》⁽⁷⁵⁾。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研究，主要有司徒重石《抗战时期华北伪组织内幕》（《春秋》，1968年第6期）、《抗战时期华北伪组织内幕》（续）（《春秋》，1968年第7期）。又如战时妇女在战争暴力压迫下，其处境要比男性更为艰难。罗久蓉于2003年发表《战争与妇女：从李青萍汉奸案看抗战前后的两性关系》⁽⁷⁶⁾，这是对战时女性议题的重要先行研究，值得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期待。总之，台湾学界对沦陷区的研究虽自1980年代以后方才开展，研究成果多偏重于汪精卫政权的性质、成立经过、主要人物、经济等议题。但近年来新兴课题不断出现，并有不错的基础。随着档案数据不断的开放，以及两岸、海外学界的频繁交流，未来的发展前景颇值得期待。

二、重要史料评论

20世纪90年代后，史学工作者深入挖掘整理出版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以实证的方法多层面地研究华北沦陷区与日伪政权。其中有：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市档案馆选编的《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5月版），北京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选编的《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等选编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章伯锋、庄建平选编的《抗日战争·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1997年版）、《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7年版）、《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版）、《华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2004年版）、《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附录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季啸风、沈友益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1—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以下选择其中一些重要史料进行评介。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抗日战争》“是一部综合性的多卷本资料汇编，全书涉及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对外关系、日伪政权与沦陷区、日军暴行等诸多方面，所收资料包括文献档案，政府公报，有关专著，回忆录，各地文史刊物中的‘三亲’史料，各专题资料汇编或选编（包括台湾出版的资料集或档案汇编），报刊中的文电记载，外文资料中的有关著作、回忆录、日记、私人档案等，以及美、英、日、苏、德、法等国外交文件（包括已刊、末刊的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档案资料期刊或者专刊全书共分7卷”⁽⁷⁷⁾。该套资料的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则精选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日伪政权的文献档案、伪政府公报等资料。

（二）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1997年版）、《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7年版）、《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版）、《华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2004年版）、《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以下简称《选编》）是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中国第一部反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大型档案史料集。《选编》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及伪满洲国汉奸档案和其他有关的历史档案为主，兼收散落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同类档案资料。其选材的基本原则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档案资料进行严格筛选、鉴别、校核，以期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虽然选材只是史料编纂工作总程序中属于初始阶段的一环，但是它是编辑的基础，具有决定《选编》质量的关键意义。由于《选编》是一部大型的史料集，在选题上不仅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专题，而且有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专列，范围比较大；《选编》的读者，主要是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但同时也兼顾到社会各界，以及海外，有一定的广泛性；在材料上，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材料基本上反映了日本侵华的全貌，但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夕烧毁了大量的档案，缺乏许多内幕性材料，有一定的局限性。从以上情况看，《选编》的选材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比较广泛的特点。在严格掌握选材标准的基础上，《选编》辩证地处理好各种材料的关系，并能根据所编专题的特点，注意寻求比较科学的处理材料的方法。

在《选编》工作中，首先全面查阅了中国政府审判日本战犯、伪满洲国汉奸的档案及其他有关历史档案，把握全局，这样才能从反映其罪行的大量材料中，选出能够反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基本政策性和基本策略性的材料，而不致使眼光仅仅局限于日本帝国主义杀人、放火、抢掠、强奸等方面的罪行。其次，对所涉及的问题，尽可能进行了深入的科学分析，从资料对比中，捕捉到说明本质问题的材料。在选材中，也能辩证地处理好各种不同材料的关系，如《选编》不仅选编了中国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和边区人民政府在内）和人民群众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形成的文件、电报、报刊资料，也选了日本战犯、伪满洲国汉奸的审判档案，以及由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操纵的伪满洲国政权、汪伪政权所形成的档案史料。适当地注意正、反面材料的对应，更使其所反映的问题达到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三）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末次资料”的全称是“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其主要来源是1913年至1940年7月间该所收集的中文、英文及日文报纸，总计采集于50多种报纸。这些报纸中的大部分现在已不可见。日本曾在中国大陆设立了不少情报机构，末次研究所便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现在人们几乎不知道有关这个机构的任何情况，而且，现存的这批资料最晚截止到1940年7月，当时正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高峰期，“末次研究所”应该不会停止情报收集工作，因此而推论，在1940年7月以后，应该还有资料专辑，有可能失散了，也有可能还藏在某处。

末次资料现存775辑，151000多篇，2.2亿字，包括电讯、社论、特稿、文件、译文、传记、史话、调查报告、专案报道、调查统计、论著、秘闻轶事、漫画及画片资料等。所有的资料按专题整理成辑，装订成8开的精装本，封面套金。“末次资料”的专题内容极为丰富，除中日关系上的大事无一不包外，一些选题也极具体细致。如《招商局工作》、《罢工问题》、《治外法权问题》、《鸦片》、《排外与人民度基督教运动》、《满洲驱逐朝鲜人事件》、《通化大刀会暴动事件》、《天灾与救济》、《银问题》、《中国黄河历代变迁史》等等。在一些重要的剪报资料旁边还加有收集者的批语，如“这条新闻可疑”，“这两个带头抗议二十一条的议员是张某某和刘某某”。有时剪报文字边划有着重线，以引起特别注意。因此，把这部资料看做“日本侵华的罪证”，应该是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上说的。抗战胜利后，这部资料由国民政府国防部接收。国民政府从大陆溃败时，准备将其运往台湾，但途经福州时，引起了时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章振乾和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的关注，设法把最有价值的“末次情报资料”留下。随后“末次资料”移藏厦门大学。20世纪60年代，因“战备”形势紧张，“末次资料”和另外重要资料一度移至闽西的长汀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中央文革小组”曾下令封存“末次资料”。

1997年5月，“末次资料”中文部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定名为《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共计100册，其中包括国民党政府接收“末次资料”以后，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收集整理的1944年到1947年的7辑剪报。第100册是检索全套资料的篇名索引。

“末次资料”中有关沦陷区与日伪政权的史料数量之巨，即使是中国人自己收集史料的汇编，都很难达到如此的规模。而在这部几乎涉及抗战时期中国一切方面资料背后，隐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觊觎之心。

（四）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国上下强烈要求严惩腆颜事敌、为虎作伥的汉奸。国民党政府遂于1945年11月、12月先后颁布了《处理汉奸条例》、《惩治汉奸条例》，并开始了对日伪汉奸的审判。……从馆藏的档案中选择了22个日伪汉奸的审讯材料汇编成书，……对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汪伪政权的性质以及日、汪、蒋的关系均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⁷⁸⁾。《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所涉及的汉奸多为直接参与叛国投敌活动的日伪头面人物。有些人地位虽不显赫，但其档案史料具有一定价值。其中，汇编有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温宗尧、江亢虎、陈璧君、梅思平、林柏生、李圣五、丁默邨、陈春圃、罗君强、王荫泰、蔡培、袁愈佺、邓祖禹、伍澄宇、杨煋华、殷汝耕、刘玉书、汪时璟、周作人等22个日伪汉奸的审判材料。

（五）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1985年出版发行）。

本书为台湾国民党党史馆编撰，是目前进行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日伪政权学术研究的重要史料。

三、本书研究的思路与领域

本卷研究的对象是1931—1945年即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中国沦陷区的日伪政权。

侵华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实施“以华制华”的政策，通过扶植傀儡政权来统治中国沦陷区。因此，每当日军侵占一地之后，就立即寻求当地中国人合作，组织傀儡政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占领地区扶植了溥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政权。1933年侵华日军占领了长城一线，于1935年11月扶植成立殷汝耕为首领的“冀中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又先后扶植了王克敏为首领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德王为首领的伪蒙疆自治政府、梁鸿志为首领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40年3月，侵华日军还扶植了带有“中央政府”色彩的汪精卫伪中华民国政府。

本卷在总体上采用专题性研究，通过板块型布局，同时将各个专题有机统一起来。分为以下六个专题：

第一章　日伪政权对沦陷区的基层控制

本章以沦陷区日伪基层政权的组建及其活动为主线，探讨日伪对沦陷区基层社会的控制。

1．在东北地区，日伪通过严刑峻法控制基层民众，并通过“清乡”、“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制造长城沿线“无人区”，对沦陷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

2．在华北地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依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逐步建立起省、特别市、道、县的地方伪政权。1938年3月，伪临时政府制定了《省公署组织大纲》。1942年10月22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229次常会主席提出《省公署组织大纲增订案》、《道公署组织大纲增订案》、《县公署组织大纲增订案》，并经会议议决通过。

省公署。1938年3月23日临时政府临字第45号令公布《省公署组织大纲》，对省级伪政权的行政职守作出规定。省设省公署，省公署为全省行政机关。省公署在不抵触中央法令范围内可以发布省令并制定省单行规则，但关于限制人民自由增加人民负担者须经中央政府核准。省公署设省长1人，简任，综理省政府，监督所属机关与道市县及其职员。省长对于全省之警团各队可以节制调遣，为处理或防卫非常事变需用兵力必须函请驻扎邻近的军事长官派兵，会同办理。省公署设下列各厅处：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警务厅。

特别市公署。华北伪政权统治华北时期，设有北京、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1938年4月25日临时政府临字第62号令公布了《特别市公署组织大纲》。该大纲规定，凡人民聚居地方人口达百万以上或政治上经济上具有特殊情形者，设特别市直隶于临时政府。

道公署。1938年3月23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字45号令公布《道公署组织大纲》。1940年3月30日临时政府临字45号令修正公布了《道公署组织大纲》。1942年又公布《道公署组织大纲增订案》。

在华北伪政权统治时期，省下设道。道公署为所辖各县及普通市之行政监督指导及省长委任事项之执行机关。道公署在不抵触中央及省法令范围内，对所辖的机关可发布行政监督指导性的单行规则，但关于限制人民自由增加人民负担者，须经由省长呈请华北临时政府以及其后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核准。

道公署按其所辖县数的多少及政务的繁简分三等级，其等级由省公署酌定。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时期，又增加了“呈请华北政务委员会核准”的规定。

县公署。1938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的《县公署组织大纲》规定伪县公署设知事1人，秘书1人或2人；伪县公署下设警务局、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四局、科，各局、科设局长、科长1人，科员1人或2人；此外还在伪县公署内设立县政会议，实行县政议会制度。县政会议通过县预算、决算事项，县公产处分事项，县公共事业之经营管理事项，其他经县知事认为应行议决事项。1942年10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增订公布的《县公署组织大纲》对1938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的《县公署组织大纲》进行了部分补充与调整。在伪县公署下设民政科，“掌理户藉、民生、宗教、灾害、救济、社会及慈善团体之指导，监督地方自治及土地行政等事项”⁽⁷⁹⁾。

3．在华东地区。日伪政权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手段除效仿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外，特别是加强军警宪特的恐怖统治。由于日军内部的矛盾以及伪维新政府自身的弱小，名义上“中央”、省、县是隶属关系，实际上其政令难以畅通，县知事与维持会会长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县以下基层社会则分由国民党军队、新四军以及各色各样的“游击队”控制着。汪伪政府成立后，通过“清乡运动”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为强化对基层农村的统治，日伪在东北实行“街村制”；在华北地区推行保甲制，进行所谓的“村政建设”；而汪伪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主要方式则是编制保甲。

第二章　日伪在东北、华北的掠夺与开发

本章探讨伪政权如何配合侵华日军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的经济掠夺与开发。

1．日伪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本部分主要探讨日军及其扶植的伪政权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和统制。以翔实的档案资料，从沦陷区的金融业、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物资诸方面，分门别类地、深入地探讨日本侵略者的经济侵华史，以及它给沦陷区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恶果。

2．日伪在沦陷区的经济开发

侵华日军和伪政权为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在经济掠夺的同时，又在沦陷区进行了一系列经济项目的开发和经营。本部分主要分经济部门、行业来对侵华日军和伪政权进行的经济开发进行考察，对日伪进行的城市规划、河渠疏浚、交通建设、矿业开采、农作物良种推广等进行深入探讨和个案研究。

在资料运用上主要使用日伪档案、日伪报刊等一手史料，客观公允地评价日伪在沦陷区的经济开发活动。其创新之处在于探讨了侵华日军和伪政权进行的经济开发对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第三章　日据时期京沪杭地区的经济衰变

自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开始，苏、浙二省大部沦陷，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整个上海以及苏南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和浙北的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湖州等京沪杭地区全部沦于战火，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日伪掠夺，历史上曾是富庶之地的宁沪杭农村经济急剧衰落。本章主要利用伪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以及抗战后国民政府的调查资料和新编的方志中的损失统计，并对这一地区的沦陷区农村经济状况进行研究。

第四章　日伪政权之间的“外交关系”

主要利用大量的馆藏日伪档案，研究1931—1945年期间各个伪政权与侵华日军，以及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和“外交往来”。具体分为：“满洲国”的对日外交、“冀东防共政府”的对日关系、“蒙疆自治政府”的对日“外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对日“外交”、“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对日关系和汪伪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

伪政权中“聘请”了大量的日本“顾问”，事实上，这些“顾问”的职责根本不是“顾”和“问”，而俨然是“太上皇”。日本“顾问”不仅是提供咨询，而且直接参与伪政权的决策，并具有指导伪政权的职责。在研究日伪外交关系时，对日本顾问的研究将是本部分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五章　沦陷区的日本居留民生活

本部分对不同沦陷区日本人的生活状况进行考察。研究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蒙疆沦陷区以及华中沦陷区的日本居留民。

运用层级理论对沦陷区的日本人、团体组织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沦陷区日本居留民的生活状况、社会活动等。

在资料运用上主要使用日伪档案、日伪报刊等一手史料，还使用了大量的日记、回忆录、口述资料。

第六章　沦陷区的中国民众生活

本部分主要从沦陷区的民众负担、民众生活，沦陷区与抗日根据地民众生活比较等层面进行探讨。同时对沦陷区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生活加以比较。

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地区无论沦陷区、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的生活都是非常困苦的。尽管各个区域之间有所差别，但根本不存在沦陷区民众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地区的问题，沦陷区也根本不是民众安居乐业的“王道乐土”。真正生活水平高的是那些认贼作父的伪政权的军政要员，诸如王克敏、王揖唐之流，他们卖国求荣，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哪管沦陷区民众的死活。所谓“沦陷区民众生活高于其他地区”的种种论调，一是当时汉奸为自己的投敌叛国行径寻找借口，开脱罪责；二是后世一些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或不顾事实、或别有用心的胡言乱语。他们捕风捉影，甚至以偏概全，千方百计为殖民主义贴金。

四、学术展望

近年来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新进展，但是仍有许多方面的研究不足甚至是空白，现就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谈些初步的想法。

（一）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史学界对汪精卫伪政权、伪满洲国研究较充分，有不少研究成果和相对独立、比较系统的档案史料。但是，在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研究方面，虽有一些研究著作发表，但独立、系统的历史资料的编写，尚未真正进行。与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研究比较，华北日伪政权的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相对薄弱。

（二）沦陷区伪政权的研究，目前尚处于零散性探讨和整理资料阶段。缺乏系统性、专题性、综合性的学术研究；大量的一手的日伪档案、从多的报刊史料尚未被史学研究者整理和利用；口述史料的整理和留存还不够重视。

（三）关于日伪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虽有一定研究，但对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的探讨相对薄弱。

（四）关于日伪在沦陷区政治统治方面的研究，虽然对日伪殖民统治罪行已经进行了不少揭露，但在个案实证方面的深层次挖掘不足。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甚少，研究论文也不多见。从政治体制、政权结构和政权运作视角，从政治制度史层面，对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则相对不够。对华北日伪基层政权的研究也处在起始阶段。

（五）沦陷区的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史学界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研究较多，而对东北、华北、华东等沦陷区的抗日活动研究相对薄弱。利用馆藏档案资料对国共两党地下组织和各沦陷区民众的抗日活动进行研究，一定意义上可弥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六）关于日伪统治下沦陷区社会的研究更显得欠缺，微观性或个案研究甚少。运用社会史的方法，通过大量调查、统计、抽样分析等，剖析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社会，分析日伪统治下的社会心态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课题。对“华北地区天门会、‘新民会’以外的其他‘民众’团体（包括民族的、宗教的）研究则不多见。如对华北日伪组织的‘回教联合会’、‘红卍字会’等都缺少深层次的研究”⁽⁸⁰⁾。

总之，尽管近年来中外史学工作者对沦陷区伪政权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有许多领域和课题相对薄弱。很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档案馆藏的日伪档案、日伪报刊史料，从微观的角度对各沦陷区伪政权进行专题性的深入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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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一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与国际形势》，《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页。

(2)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3) 车霁虹：《日本右翼宣扬“满洲国”是“王道乐土”之剖析》，《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3期。

(4) 辛培林：《论日本侵华期间进行细菌战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5页。

(5) 辛培林：《论日本侵华期间进行细菌战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7页。

(6) 车霁虹、辛巍：《东北沦陷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第252页。

(7)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页。

(8)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页。

(9)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页。

(10)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页。

(11)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页。

(12)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页。

(13) 金光耀、张济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研究述评》，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05页。

(14) 金光耀、张济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研究述评》，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20页。

(15) 吕明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第73页。

(16) 谢忠厚：《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第66页。

(17) 徐勇：《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第92页。

(18) 张同乐：《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第141页。

(19) 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20) 马重韬：《齐燮元与华北伪军》，《中华文史资料库》，第5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21) 陶广仁：《伪华北治安军概述》，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9页。

(22) 向风：《日伪时期的北京警察局》，《中华文史资料库》，第5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23) 徐迺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73页。

(24) 徐迺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78页。

(25) 云章：《日寇卵翼下的“新民会”及其活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8期，第642页。

(26) 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75页。

(27) 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79页。

(28) David P．Barrett，“Introduction：Occupied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in David P．Barrett and Larry N．Shyu（徐乃力）ed.，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1932—1945：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7.

(29) 邵铭煌：《汪伪政权之建立与覆亡》，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0年。

(30) 邵铭煌：《汪精卫政权参加日本大东亚战争之经纬—从同甘苦到共生死》，《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一届讨论会论文集》，台北，1992年。

(31) 邵铭煌：《抗战胜利与汪精卫政权的覆亡》，胡春惠主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

(32) 邵铭煌：《汪精卫政权中日本顾问之聘用》，《近代中国》第119期，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1997年。

(33) 王克文：《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台北，1997年6月。

(34) 王克文：《汪政权党政军结构初探》，《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8年。此文后收入《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一书。

(35) 王克文：《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北，2001年。

(36) 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台北，1999年。

(37) 许育铭：《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概况》，《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

(38) 许育铭：《汪兆铭革命生涯的崛起》，《东华人文学报》第3期，花莲，东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2001年7月。

(39) 伊原泽周（彭泽周）：《汪精卫与近卫首相—河内的滞留与苦恼》，《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台北，1991年。

(40) 陆宝千：《论汪兆铭之叛国事件》，《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1937—1945）》，台北，1985年。

(41) 蒋永敬：《汪精卫从“和平”运动到投日——“王世杰日记”中的史事与人物之四》，《传记文学》，第62卷第2期，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93年2月。

(42) 罗久蓉：《中日战争时期蒋汪双簧论述》，《新史学》，第15卷第3期，台北，新史学杂志社，2004年9月。

(43) 陈木杉：《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的蒋汪关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

(44) 陈木杉：《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治粤梗概》，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

(45) 张顺良：《陈公博在北伐前后的政治活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年。

(46) 王克文：《陈公博与国民党“改组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14期，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7年。

(47) 罗顺益：《抗战前期之和平运动：以周佛海为个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年。

(48) John Hunter 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1937—1945：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49) Gerald E．Bunker，The Pease Conspiracy：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1937—194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50) 土屋光芳：《汪精衛と“和平運動”——高宗武の視點から》，明治大學《政經論叢》，第57卷第1、2號，1988年8月。

(51) 王克文：《高宗武“身入虎穴”——一份有关汪精卫谋和的珍贵史料》，《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第263—303页。

(52) 邵铭煌：《高宗武对日谋和活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1993年。

(53) 吴学诚：《汪伪政权与日本关系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0年。

(54) 萧李居：《日本的战争体制——以兴亚院为例的探讨（1938—194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

(55) 萧李居：《变调的国民政府：汪、日对新政权正统性的折冲》，《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32期，2009年11月。

(56) 周惠民：《德国对“满洲国”及“汪政权”的外交态度》，《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23期，2005年5月。

(57) 陈昌祖著、薛纪国译：《参与汪伪“和平运动”始末——汪精卫妻弟陈昌祖回忆录》，《传记文学》，第66卷第2—4期，1995年2—4月。

(58) 李盈慧：《战时国民政府与汪政权的侨界宣传战》，《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8年。

(59) 李盈慧：《汪政权与南洋华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台北，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

(60) 杨韵平：《汪政权与朝鲜华侨（1940—1945）——东亚秩序之一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

(61) 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

(62) 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走私活动与走私市镇》，《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63) 林美莉：《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兑汪伪中储劵问题》，《一九四九：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2000年。

(64) 林美莉：《特券：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日货币战的个案研究》，吴景平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65) 林美莉：《日汪政权的米粮统制与粮政机关的变迁》，《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7期，台北，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6月。

(66) 罗久蓉：《忠奸之辨与汉奸的迷思》，《传记文学》，第65卷第5期，1994年5月。

(67) 罗久蓉：《抗战胜利后中共惩审汉奸初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下册，1994年6月。

(68) 罗久蓉：《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册，1995年6月。

(69) 罗久蓉：《军统特工组织与战后汉奸审判》，《一九四九：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70) Jiu-jung Lo（罗久蓉），“Survival as Justification for Collaboration，1937—1945”，in David P．Barrett and Larry N．Shyu（徐乃力）ed.，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1932—1945：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pp.116-132.

(71) 吴淑凤：《抗战胜利后匿港汉奸的引渡》，《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0年。

(72) 刘凤翰：《日军侵华期间伪军的兴起与蜕变》，台北，1995年6月。

(73) 刘锡明：《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近代史研究所编：《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

(74) 刘锡明：《战后国民政府整编伪军对国共内战的影响》，《一九四九：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75) 徐吉村：《地下战场：战时重庆国民政府与汪政权的暗斗》，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

(76) 罗久蓉：《战争与妇女：从李青萍汉奸案看抗战前后的两性关系》，吕芳上编：《无声之声（1）：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500—1950）》，台北，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77) 《编辑说明》，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1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78)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页。

(79)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汪伪政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0页。

(80) 张同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