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珠宝巷
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杭州是因西湖而出名，还是因地处杭州才使西湖显耀，这里的是非功过无法说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杭州，还是西湖，它们之所以能使人回肠荡气，这和名人的诗酒流连、文人的捧场分不开。白堤、苏堤、孤山、苏小小墓……无一处不与名人有关。就连那一坊、一弄、一巷，也多是与名人有着诸多的牵连。它们的命名，各有所由来。
那条北出丰乐桥街、南出笕桥街的一条小巷，曲曲弯弯，看起来没有什么特殊，却有着一个极为富贵的名字：珠宝巷。这样一条小巷，自有它悠久的历史，宋代叫中沙前巷，因茅山河得名。茅山河在唐代称中沙河。到了元代，这条巷子里住的多是西域的客商，这些巨商大贾，在巷中设珠宝金玉古玩铺子甚多，由此而改为珠宝巷。
这条巷子是住过不少名人的。宋代就有司马渡、萧家渡、盖王府，因历史湮没，无从查考。忠肃公于谦曾经在这里住过，当时还有人写了诗：“贡玉论珠席上珍，不贪夜气识金银。景行故里明忠肃，所宝唯思社稷臣。”忠肃公曾在这里做了什么德政，我们是无从知道的，这首诗带有点捧场的意味。这当然是明代的事了。到明末的崇祯年间，这里是古董商人献珠斗宝之所在。有一次，一位古董商人寓居在珠宝巷，携带着一只锦盒，盒中藏有一珠碧草，上有生就的小龙，像手指那样大，淡黄色，鳞角牙爪都齐全，循枝盘绕，气色如新。当地博物竟无人能识透它。当时末代潞王正在杭州监国，便把它买进府中。这位潞王利用居住珠宝巷之便，家中收藏着许多奇异的古物，佛水盆、竹节石、纯阳像、四面观音、夜里放光的舍利，在杭州是名噪一时的。到了清代，道光丙戌进士项达居此。嘉庆丙子年，一位老先生考取国子监学正，放任知县，他“舍花封之烂漫，甘槐市之萧条”，隐居在于忠肃公故宅，主讲紫阳书院，当起教书匠来了。
就是这么一条巷子，竟有如此显赫的历史，至于整个杭州和西湖更可想而知了。杭州毕竟有着湖山之盛美，所以苏东坡老先生的那首诗把西湖写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人，使后人为之折服，都说他把西湖写绝了，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来。正因为杭州有着那么好的湖光山色，才使那些客居杭州的外乡人，唱着“游人只合江南老”的调子，做着终老在杭州的梦。在外地的杭州人，因为自己出生在西子湖畔，都是以杭州人自居，那是带着几分乡情几分自豪的。
画家唐云也是这样，在他的画幅上，总是忘不了题写“杭人唐云”的落款。这一方面是他要区别于姑苏的唐寅，因为曾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姑苏的唐寅，因为追求秋香跑到杭州去了。更重要的是唐云在画上寄托着他缕缕的乡思，他忘不了自己是杭州人。
当年，唐云带着父母的骨血降临到这个世界，就是出生在杭州珠宝巷这片土地上。
满月酒和抓周儿
杭州的阴历七月，暑气虽然还未消尽，却是很有诗味的。七月初七，牛郎织女银河相会，市井坊巷，家家户户都备以莲藕茜鸡之类的果品，向这对小夫妻祝福。还有一种泥塑的魔合罗，就成了孩子们最时髦的玩具，他们身披荷叶，手持荷花，学着魔合罗的各种姿态。到了夜晚，妇女们对月穿针，女孩儿用凤仙花染红手指甲，男人们则面对着饾饤杯盘，饮酒为乐。诗书人家就更雅了，他们把五色诗签悬挂在竹竿上，写着自己作的诗，作不来诗的也要写上唐诗宋词的句子，掷付清溪或投入西湖中去，让那雅人雅事随水流去。
按照杭州的习俗，孩子将要出世之前，外婆家须备花红礼品前来催生。不知是送子观音的勤奋，还是唐云要赶七月初七的热闹，没有等外婆家来催生，他就于1910年（庚戌）8月10日（阴历七月初六）来到人间。他的到来，使唐家的七月初七乞巧节更加热闹。不久又是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和七月三十的放河灯。在他出世的这一个月里的好日子都被他遇上了。
在珠宝巷内，唐云家虽然算不上名门望族，却也是有些身份的。祖父唐光裕创办的参店，兴旺发达的时期虽已过去，由于父亲唐景潮对参店的惨淡经营，还是能维持家计的。不过唐记参店的名望在外，倒不在于参药鹿茸之类，而是唐景潮的广交朋友，乐善好施，扶贫济危，当地人对这位参店小老板都尊称之为唐菩萨。像这样的家庭，对长孙长子的降临，自然是要隆重庆贺一番的。
吃满月酒，唐家发帖宴请。这时末代皇帝还坐着龙廷，一切风俗都没有变更，家人照例要给唐云剃头。在杭州，满月酒也叫剃头酒。亲友送礼，一顶帽儿是少不了的。那黑色的缎帽上，缀着红顶银饰，有寿星、兽头，还有金玉满堂及长命富贵的字样。剃下的头发不得随便乱扔，必须搓成团，用红丝花线扎好，挂于厅堂的高处，表示孩子长大之后有胆量。
此时的唐云虽然被打扮得像个小寿星，与一般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在客人将要入席就座时，他哇哇地大哭起来。母亲喂乳他不吃，祖母抱着拍着走着，他仍然是啼哭不止。好事的客人斟上一杯状元红送到唐云的嘴边，让他闻闻酒香，又放在他的嘴边让他吸吮一滴，他竟然张开小嘴，把一杯状元红给喝下去了。
唐云的此举，博得满座喝彩。他喝下那杯酒后，安安静静地入睡了。
杭州人对一个人的出生十分重视，习俗礼仪也特别多。吃了满月酒，到了三个月后，便要过百禄。这时自然又要庆贺一番。到了六个月，那是中等规模的庆贺，最隆重的要算周岁的庆典了。
唐云坠地，本就健康壮实，到了周岁，长得胖墩墩的，不只是牙牙学语，而且可以自由走动了。当然，他的那点自由还是有限的。这时唐云要经受一次预卜自己未来的测验。
杭州人的习惯，孩子长到周岁的时候，家长要用一只托盘，把文具、算盘、书本、赶牛鞭……放在一个托盘里，让孩子自己去取这些东西，看他先拿什么。先拿赶牛鞭的要种田，先拿算盘的可能会经商，拿书本和笔砚的可能会成为读书人，先拿印的可能要做官……唐云周岁的那天，老祖母早按旧例，在托盘里放好一切她认为应该放的东西，把托盘放在桌子上。
唐云走到桌子前，看看这，看看那，就是不伸手去拿托盘里的东西。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带着各自的希望祈祷着，焦急而紧张地等待着，似乎唐云此举真的要决定他的终身。唐云似乎并不理会这一切，他伸手去摸那托盘，什么也不拿，只是使上一股劲，把托盘翻得底朝天。托盘旁正好有一只空酒杯，他顺手拿起，放在嘴里吸吮着。
“哎呀，这孩子——”全家都惊呼起来。这可是一个不祥之兆啊。
古人曾认为杭州山水太秀丽，加上苏东坡老先生那首咏西湖的诗，使人感到西湖就像是一位风骚迷人的狐狸精，所以杭州绝出不了好子弟来。这话虽然不包含什么必然的真理，还是有些人相信的。何况唐云的这一非凡的举动，怎能不使全家人的心都蒙上一层阴影呢？
祖父的烟枪和父亲的算盘
在历史上，“杭州人”的确是个有趣的话题，引起过人们的议论和研究。正如现在讨论“海派文化”这个时髦话题一样，为谁是上海人争论不休。唐云出世的那个年头，讨论谁是杭州人、杭州人有什么特性也是热闹过一阵的。什么杭州的沿革、杭州通考之类的书籍也应运而生，向上一直考到杭州的出现是在大禹时代。柴虎臣著的《杭州沿革大事考》就说：“禹末年，巡会稽至此，舍航登陆，乃名杭，始见于文字。”后来，杭州的名气也就渐渐地大了起来，为越为吴，也是吴越争霸的战场。东汉时曰浙江，三国时曰富春，东晋时为吴郡，隋唐时为杭州。杭州的名气真正显赫时是在宋代南迁成为小皇帝偏安时的国都。
人们研讨了杭州的变迁，由此而得出结论，杭州人的性格也是随着杭州的变化而变化着的。渔猎时代无从说起，当他们还是吴越国人，杭州人有着好战、坚忍、刻苦、猜忌的性格，并且富于巧智。自从以西施作美人计征服了吴国，兵事上虽然打了胜仗，但民俗上却每况愈下，喜斗、好勇、坚忍、顽强的性格消失了，猜忌式的小心眼却逐渐地发达了起来。以后的历史，杭州人就处于被征服的地位，隶属于北方人的胯下。东吴时孙家父子的崛起，杭州人虽然扬眉吐气了几天，历经隋唐，到了南宋，杭州人就不怎么样了，因为他们的骨子里，混入了汴京人士的文弱血脉，变得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而自命了。终日过着只求欢娱、不思振作的日子，当然就是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了。看上去杭州人的性格是蛮硬的，他们自己也常以“杭铁头”而自慰，那只不过是在阿Q精神支持下摆出的大少爷的架势。
唐云的先人是从汴梁迁来还是西域的回人，已经无从考证，但他祖父唐光裕却有着贵族的疏懒习气。鸦片战争的炮火枪声并没有使他觉醒，而虎门烧鸦片散发出来的缕缕香气却把他熏得晕头转向，他把唐记参店交给儿子管理，自己躺到床上，抱着一杆烟枪，每天只是腾云驾雾，不问家事了。对长孙唐云，祖父是倍加爱护的，经常把他抱在烟榻上，吸上一口大烟，慢慢地向他的鼻尖上喷吐着，让孙子也闻闻那股香味。更甚者，祖父有时也叫他吸上几口，一解自己在烟榻上的孤独。
在唐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留下的印象就是祖父的烟枪，他常把那烟枪当作自己的玩具。
既是儿子又是父亲的唐景潮，对这些是看不惯的。作为儿子，他无法去劝阻老子不吸鸦片，但是作为老子，他可以教育儿子不要沾染那种习气。他常常以算盘代替烟枪，给儿子灌输一些生财之道。然而唐景潮虽身为参店小老板，却不懂经营，也不善理财，而是以清高文雅而自诩的。他爱好文学，又是一位书法家，写得一手漂亮的颜真卿。在杭州城里，他的参店并不像他的书法那样有名，更不像他的诗那样俊逸古朴；广交朋友，又使他具有名士派的风流。这位带着大少爷习气的参店经营者，生意做得并不怎样，到唐云懂得玩耍的时候，真的有点家道中落了。虽然自己没有把参店经营好，但想到儿子抓周儿掀翻了托盘，他担心儿子将来还不如自己。
对唐云的行为，祖母钟氏是从来不表态的。她觉得祖母与孙子毕竟是隔了一辈的人，教育孙子是儿子的事情，何况自己娘家的人也是中过状元的。中过状元又怎样？后辈还不都是纨绔子弟，把一个好端端的富有的家庭败得差不多了，并没有因为祖祖辈辈居住在状元弄就能挽狂澜于既倒。她只是照样念她的佛，照样到灵隐寺烧香。
人生第一位老师还是母亲。唐云稍微懂事，母亲汤素贞就以钟家的衰落来告诫他：“不要学状元弄的钟家样，一个个都是败家子。”祖母听了这话，心中虽不甚愉快，但从来不和媳妇争论，她是一位很重事实的老人。汤素贞虽不懂得书画，但她能教唐云读书识字。像中国所有的诗书人家那样，给孩子启蒙时，总是从教孩子读唐诗开始的，又总是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作为第一课。
与祖父的烟枪和父亲的算盘相比，对母亲教的唐诗，唐云有着特殊的感受。母亲教的诗，他一听就能背诵，学会了一首还想再学第二首。
金鱼缸、裱画店和插图本《千家诗》
人是有天赋的。这种天赋就是生物信息，表现出来的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反应和接受能力。
唐云的天赋中蕴藏着爱自然、爱小生命的因子，直到白发老翁，他的这种童心仍然在时时流露着。每年的冬天，都有一个小小的金铃子在他那宽厚的胸脯上越冬，他用从肌体内散发出来的热温暖着那个小生命。他给它饮水，他给它食物，它也似乎在给他欢乐，消解他老年的寂寞。自然界的小生命，在他童年时不就给过他很多的欢乐吗？
杭州有些有名望的人家，院子里都有一面照壁，遮挡着行人的视线，照壁的后面却藏着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有花草，有假山，有曲曲小径，还有养鱼养鸟的情趣。唐云家中照壁后面有一只很大的金鱼缸，缸里养着各种各样的金鱼，泛着各种色彩。这只金鱼缸就是唐云的世界，他经常趴在缸边看金鱼，用草棒同金鱼嬉戏，金鱼是他的朋友。
有一天，家里人突然发现唐云不见了，四处出动找他，结果发现他蹲在金鱼缸里，在那里捉金鱼。八十岁的唐云，听到胸前金铃子的清脆的叫声，童年捉金鱼的情绪就回荡在胸中，还说：“那次最得意，伸手就能抓到一条金鱼，抓了很多，觉得自己的本事很大。”人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到了老年，就会觉得自己无所为，而且在衰退，就会想到童年的壮举，就会觉得那时的本事很大，一种自豪的情绪油然而生。
唐云的童年，珠宝巷的珠宝铺虽然萧条了，但是裱画铺子还在。裱画铺也是唐云的娱乐场所。每次他带着弟弟妹妹上街，走不上一段路，他就钻进裱画铺内，聚精会神地看贴在板上的大大小小的画，再也不管弟弟妹妹的事了，害得弟弟妹妹只有哭着回家。他自己有时是忘记回家的。有一天傍晚，裱画店要关门了，他就躲在裱画的大案子下，在裱画店过了一个通宵。这一次，家里的人无法找到他，急得有些发疯了。但唐云并不以此为戒，反而觉得很痛快。
唐云长到六岁，父亲要送他入塾读书，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侠尘。上学的那天，父亲还对他的名字作了一番诠释，要他像侠客一样，做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气有正义感的男子汉。
启蒙老师是一位老先生，名字叫萧也牧。唐云很快就发现这位老师只懂得做诗，不懂得画画，心中总感到有一种遗憾。萧也牧教学很懂得孩子的心，他不让孩子们读那些有很多注释而没有插图的唐诗集子，而是用《千家诗》当课本。《千家诗》上有许多插图，都是山水画，书页的下半部是诗，上半部就印着插图，那山水画又是一页一页地连绵不断。唐云对读诗有兴趣，对书页上的插图更有兴趣。白乐天、苏东坡、林和靖咏西湖的诗，画的也都是西湖景色，唐云看了感到特别亲切。他用小纸片把《千家诗》上的插图描绘下来，送给他的小朋友。这样，就有许多想要画片的小朋友围着唐云转，使他很自鸣得意。
唐云长到八岁，就从私塾转入珠宝巷紫阳小学，插班读三年级。这时，老师教的已经不再是《千家诗》，规定读《古文观止》。唐云对《古文观止》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只是那写景的散文他能熟背，就连那些策论、杂说，他也背得很熟。读到《陈情表》、《祭十二郎文》等富有感情的文章，他读得声泪俱下，那是很动情的。
读古文，背古诗，唐云在紫阳小学生活了三年，到十一岁时，他考入了杭州第二高等小学。这个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们都要做礼拜，这对欢喜自如随意的唐云，就像紧箍咒套在头上，感到极大的不自在。他想逃脱做礼拜，要再考别的小学。但是这所学校里有图画课，对唐云富有吸引力。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为学画画，他就硬着头皮留在第二高等小学，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忍受做礼拜的痛苦。教图画课的教师是王松林，他看到唐云能背那样多的古诗，对画图又特别敏感，便对唐云进行精心指导，使唐云懂得画画的许多道理，不再像描绘《千家诗》的插图那样依样画葫芦地东涂西抹了。
十三岁的唐云，已经长得像毛头小伙子了。这一年，他考进了惠文中学。真是冤家路窄，唐云越是怕做礼拜，偏偏又考入要做礼拜的教会学校，不但如此，惠文中学还特别重视英语。不知为什么，唐云对语言的接受能力特别差，对英语不但没有兴趣，甚至还感到讨厌。看来，唐云对语言缺乏敏感，那是天生注定的，八十年的岁月，他走南闯北，不要说英语，就连普通话也不会说，在上海生活了五十年，不会说上海话，仍然是一口浓重的杭州话。语言讷讷，有时连杭州话也说不好。
屋漏又逢连夜雨，船迟偏遇顶头风。唐云对英语极为讨厌，而他的父亲偏偏要他到英语专科学校去读书。英语本来就不好的唐云，怎能考上英语专科学校呢？还是父亲托了人情，走了门路才使唐云进了这所专科学校读书。这一年，唐云恰好是十五岁。可怜天下父母心，做父亲的对孩子的了解是那样少，又总是主观地把自己的希望加到孩子头上，变成孩子的希望，往往还带有专制性。
在这个学校里，不但要读英语，不但要做礼拜，更有一个令唐云头痛的是还要学数学。直至如今，唐云回忆起这段生活，还感到苦不堪言。他说：“英语、礼拜、数学，像三把刀子压在我的脖子上，使我透不过气来，虽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数学学得最差，总是考最后一名，英语也总是考最后一名。”
唐云也有他的撒手锏：语文是全班最好的。如果以单科成绩计算，唐云的语文总是考第一名。有时别人问他学习成绩怎样，他跷跷大拇指，含糊其辞地说：“第一名！”这颗带着一点虚荣的心，也有着最大的安慰，他遇到了一位中国文学特别好的老师——查猛济。查猛济是位多才多艺的老师，他不但教学生读《史记》，也教学生如何欣赏音乐，还教学生做诗，他自己的诗有着宋诗的特点，清峻而富有哲理，带着淡淡的禅味。有一次，唐云想自我标榜一下，作了两首诗给老师看，老师以为他是从哪里抄来的，也可能是年岁大的学生代笔。唐云不服气，就少年气盛地当场作了两首诗给老师看。
“是有点诗才。”查猛济看了直点头。
“本来就是我作的嘛。”唐云自有些得意。
“你作诗是从哪里学来的？”查猛济问。
“老师，是你教的。”唐云说。
“噢，你领会得很快，还要在格律上下些功夫。”查猛济送给唐云一部《清诗别裁》，要他多背诵几首。
查猛济也懂得一些绘画。他教唐云欣赏音乐和赋体韵文时，就告诉唐云：“音乐、韵文和绘画都是相通的”。以当时唐云对绘画的体会和绘画水平，还无法理解老师的话。直到若干年以后，他才把对音乐和韵文的感受引入画中。他说：“听音乐，读韵文，可以体会到艺术的节奏，理解艺术是如何转折而有波澜，艺术要活泼，转折的地方要接得上，画画也是这个样子。”
在当时，唐云是说不出这番话的。可以想象，在当时，如果没有查猛济老师的教导，学做诗，听音乐，读韵文，在“三把刀子”下的唐云，不知道在这个学校里将如何生活三年。
违抗父命走自己的路
唐记参店倒闭了。
这是唐云意料中的事情，并没有为此事感到震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唐云就知道父亲不会打算盘。
这件对唐家不幸的事却救了唐云，他在英文专科学校只读了一年，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便辍学在家，要帮助父亲把参店维持下去。唐云同样不会打算盘，对经营参店和读英文一样没有兴趣，大部分时间在练字学画。
唐景潮的朋友中有两类人，一是中医，一是书画界的名人。当时杭州的书画界是萧山派的画家占主导地位，画山水的陈朴，画人物的陈梅舟，画花卉的赵叔英都经常到唐家来，又会作诗又能写郑板桥书体的周子雯，学金冬心书体的王鹿春，也都是唐记参店的座上常客。唐景潮以书画会友，和这批人交上朋友，但他们的经济都不怎么好，实际上是唐家的食客。唐云是很欢喜这批老年人的，从他们的绘画艺术上，他得到了许多教益。何况唐云这时正在临颜真卿的《南城小麻姑仙坛记》，练得功力很不错了，深受这批书画家前辈的称赞。
前辈们称赞唐云的书画，作为父亲的唐景潮是不以为然的。他自己对书画虽然极为喜爱，而且又是下了海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深知下海的结果，使唐记参店倒闭。这就使他更直觉地认为，那些搞书画的朋友大多穷困潦倒，而行医的朋友生活都比较安定富裕。一种功利心态使他反对唐云学画。
“你去学中医，济世救人。”父亲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
“我不学，眼泪鼻涕的，脏得很。”唐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听话了。何况这时他的绘画刚刚入门，兴趣正浓。
“不学医也好，到邮局找个事情干干。”父亲虽是向儿子作了让步，仍然不希望儿子画画。
“我见到钞票就头痛。”唐云说。
“没有钞票，谁给你饭吃。”父亲说。
“就是饿肚子我也画画。”唐云和父亲顶撞了起来。
“没有出息——”父亲很不高兴，没有把话说下去，大概他又想到抓周时唐云将那测定命运的托盘打翻的事情了。
这几乎成了美术史上一个共同现象，有不少艺术大师，在他们决定献身艺术的时候，往往得不到家长的支持，有的甚至遭到暴力的干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三杰之一的米开朗琪罗的艺术生涯的开始就是这样。他那贵族出身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要和石头泥土打交道时，竟是如此的愤怒，他认为那不是艺术，他发誓不容许波那罗蒂家族中出现摆弄凿刀和画笔的人，他要让五个儿子都成为银行家。被誉为西方现代艺术之父的塞尚也有着同样的遭遇，童年时，父亲就给他买来一盒颜料，塞尚开始了艺术上最初的涂涂抹抹，父亲以为是游戏，感到很好玩。但是，当塞尚越画越认真，并在学校中获得二等奖时，老塞尚大吃一惊，把儿子叫到面前，大声怒吼道：“你要想想将来，有天才就会饿死，有金钱才能活。”在中国，情况稍有不同，由于绘画一直受到历代统治帝王的重视和扶植，有的帝王就是书法家或画家，书画被认为是一种高人雅士的行为，有些人甚至因画而平步青云，所以遇到的阻力要相对少一些。但也不会一帆风顺，同样会被望子成龙的父母看成是“不务正业”，是玩物丧志，没有远大理想的表现。唐代画家阎立本不就告诫人们不要再走他的道路吗？但有意思的是，这种较量的结局，多半是孩子获胜，再严厉的父亲，最后也只能认可孩子们的选择，报之一声叹息而已。究其原因，大概就是起源于爱的热情是任何力量也禁锢不住的，它是一团烈焰，可以熔化坚冰；它是一颗种子，可以穿透磐石。这时的唐云热爱艺术之火刚刚燃起，还不知道会烧到哪里。
唐云果然是唐家的一把烈火，而且是一把不祥之火。他在家帮助父亲维持唐记参店，经营了一年，不但没有起色，到了他十八岁那年，不知从哪里来了一把天火，唐记参店的参丹丸膏，顿成灰烬。
清理参店废墟，从地下室里挖出两缸黑黝黝的膏子。唐云以为是参膏之类的贵重药物，想把这两缸膏子卖了，也可以维持家庭生计。仔细一闻，不料是两缸鸦片膏子。原来是祖父把它藏在地下，以备救急之用的，但两缸烟膏连动也没动，祖父就归天去了，遗嘱上没有写明此事，谁也不知道还有这两缸宝货。也许是老人家在弥留之际，对吸鸦片突然有了悔悟，为了不让后代再吸上这种东西，所以才秘而不宣。在当时，鸦片也是贵重的东西，如果把两缸鸦片烟膏卖出，所得的钱也足够维持家庭一个时期的生活的。
唐景潮不但没有把这两缸鸦片膏子卖掉，反而和唐云的姑丈一起，腾云驾雾地抽起鸦片来了。
对姑丈和父亲一起抽鸦片，唐云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情绪，烟榻之旁，于是就常常出现一些小小的口角。
“读书有啥好，活着就要随人的兴趣。”姑丈说。
“你这有什么兴趣可言，是没趣。”唐云对姑丈从来是不客气的。
“画画有啥好，我的朋友都是画画的，穷得要命，每天一菜一汤，连家都没有，住在旅馆里。”父亲极力反对唐云画画。
“那也比有人有家而不能归好！”唐云这话是针对姑丈说的。因为姑丈抽鸦片，姑母不让他回家，只得每天和唐景潮混在烟榻上。
“我现在才知道，抽鸦片快活如神仙。”父亲这样说，鸦片使他和姑丈粘在一起了。
“爷爷就是抽鸦片抽死的！”唐云也气得跳了起来。
“你给我滚！”父亲要把唐云赶走。
家里的房子被烧了，又和父亲发生了冲突，唐云便搬到姑丈家去住了。他的两位善良的姑母同嫁给一个丈夫。唐云想，姑丈在我家抽鸦片，我就住到他的家里去。两位姑母当然很欢喜唐云去住的。这时的唐云搞不懂，两位姑母为什么钟情于一个男人，而且又是一个鸦片鬼。
姑母家的住宅也是庭园式的建筑，有两个花厅。东花厅是两位姑母起居会客的地方，西花厅则是一处清静所在，有假山、喷泉、奇花异卉，是一栋三层楼，唐云就住在二楼。偌大的花厅，只住着唐云一人。唐云不知道，这个花厅正在闹鬼，两位姑母白天也不敢到这里来。
“那里住不得的，有狐狸大仙，经常要显灵的。”姑母说。
“什么仙，什么鬼，你叫他们来好啦，我来对付他们。”唐云说。
这时正是夏天，杭州热得像一只火炉。唐云赤膊露体，只穿着一条大腰短裤作画。晚上就到假山旁去乘乘风凉，想看看狐狸大仙的真容。
等了两个晚上，没见什么动静。唐云想，可能是姑母的疑神疑鬼，根本没有什么大仙。第三个晚上，唐云就不到假山旁去了，留在楼上画画。
这天晚上，唐云画了一幅山水，是临南宋画家马远的《踏歌图》，两棵柳树画得特别得意。他自我欣赏了一番，然后又蘸饱了水墨，横笔一扫，又画出了一块坡石，那淋漓的墨韵使唐云喜不自胜。正当唐云陶醉于水墨之中，突然有一股奇怪的味道随风飘了进来，那味道又特别强烈。唐云拿着笔抬头一看，一只花狐狸正趴在窗台上，瞪着两只眼睛，也在入神地看他画画。唐云没有去惊动它，心想它会不会像聊斋中的那些小狐狸，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少女走到他的画案上来。
花狐狸和唐云对看了一阵，用前爪洗洗脸，就慢慢走开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向唐云看了一眼，然后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第二天，唐云把看到花狐狸的事和做饭的师傅说了。
“要除掉它，已经闹得全宅不得安宁了。”做饭师傅说。
要除掉花狐狸，唐云是有些不大愿意的。他觉得花狐狸的两只眼睛特别动人、特别传情。但他想到两位姑母担惊受怕的样子，也就不好意思反对了。
当天晚上，唐云和做饭师傅利用花厅旁的一个泉水池，在池子里放上食物和捉狐狸的夹子，等待狐狸的到来。到了半夜时分，只听得水池里滴格响了一声，随着传来狐狸的尖叫声，那叫声尖利阴森凄惨，使人毛骨悚然。
做饭师傅当场就把狐狸的皮剥去，把它提回家烹煮。第二天清晨，做饭师傅把烧好的狐狸肉带来，又搬出一缸绍兴加饭，和唐云对饮起来。
“什么好的下酒菜，使你们一大早就喝酒。”姑母问。
“你家的狐狸大仙被捉住了，你尝尝它的肉，很香。”唐云说着就把一块狐狸肉送到姑母面前。
“哎呀呀，你们作孽啊，狐狸大仙要显灵的。”姑母说着，那肉是绝对不敢吃的。
“吃到肚里，看它还显灵不。”唐云说着，又很香地吃了起来。
在生活中，唐云不信邪；在艺术上，唐云同样不信邪，血气方刚的十八岁小伙子，正是处于不信邪的年龄。不过，对那只小狐狸，唐云总是带着隐隐歉意的。每忆及此，唐云总是说：“那只小狐狸很通人性。”他曾经多次为小狐狸写真，都写得那样传神，注入着自己的感情。这可能是“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心态，使他对小狐狸之死始终是内疚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