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1958年10月31日）

林晖　译

……（我们必须）回归理性主义的源头，因而回到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是关于苏格拉底最古老的文献。为了对《云》有充分的理解，有必要对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总体的思考，亦即必须理解喜剧精神。我重复一遍上次讲的几个要点。阿里斯托芬式的喜剧有双重功能：使我们快乐，教给我们正义；前者令人笑，后者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但同时，阿里斯托芬式的喜剧乃彻头彻尾的喜剧，其喜剧性渗透于整体。因而，不仅不义之事，或当时的公众愚行，而且正义本身亦以此种方式显现，以引人发笑。阿里斯托芬是如何来实现这一壮举的呢？诚如他所见，正义生活乃一种退隐之生活：在农庄中享受田园之乐，享受肉体之快乐，尤其享受爱欲之乐。在喜剧中，这种乐有非常坦诚、无约束的表现。我常看《美国社会学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现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人物所使用的语言，在这个国家［按：指美国］中被称为纯男人聚会时的语言。因此，从嘲笑公众愚行，走向赞美公众之稳健，亦即从嘲笑公众之愚行，走向嘲笑无礼之举（虽说不上是淫秽）。如若分析这一事态，便可认识到，阿里斯托芬思想的基础是一种极端的对立（polarity），一端为城邦，一端为家庭，在此情景下，家庭看来比城邦更自然。喜剧可以说是一种从城邦到更自然的家庭的一种伟大的诉求。换言之，阿里斯托芬假设了自然与礼法（law）或约定（convention）之间的根本区别。以此为基础，阿里斯托芬不仅质疑城邦，而且质疑家庭。例如，揍父亲，从家庭的角度来看，便是罪恶，而在阿里斯托芬的一出喜剧《马蜂》（ Wasps）中，却并未表现为一种绝对的错。因此，对于他的这种根本的极端对立更恰当的表述兴许就是：一方为快乐，另一方为正义与高贵，这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冲突。根据阿里斯托芬的呈现，找乐子、祈求太平、享受生活（亦即自然的生活），需要成功地反叛诸神，因为诸神是严酷无情的。这一点在《鸟》和《和平》这两出喜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这也是在阿里斯托芬那里有名的亵渎神灵的地方。

我在上次演讲结尾处，把自己对阿里斯托芬喜剧的概括阐释和一个最伟大心灵对它的阐释做了一番对比。这个伟大心灵在现代致力于阿里斯托芬研究，他就是黑格尔。在阿里斯托芬式的喜剧中，黑格尔看到了主体性（subjectivity）对每一个客观和实在之物的胜利，亦即对城邦、家庭、道德和诸神的胜利。主体、自律的主体，意识到自身乃一切客观之物的源头，并且把客观之物带回（take back）自身。这句话对阿里斯托芬的阐释基本上合适，只有一点除外，而这一点又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带回（不管如何来称呼） 基础，这种主体主义（subjectivism）的基础，在阿里斯托芬那里并不是主体的自我意识，而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而这恰恰是自我意识的反面。阿里斯托芬在《鸟》中的一个场景中将这点表现得最为清楚：一个自然城邦（natural city）的奠基者遭遇到一位天文学家，一位向自然学习的人，这位依自然建立城邦的人仰慕并爱上了那位向自然学习的人，那人却无法保护他免遭公民或者说民众的敌视。在这里，民众就是鸟，不过，将这一场景运用于人类，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力或超常的想象力。阿里斯托芬喜剧的基础是有关自然的知识，对古人而言，后者就意味着哲学。但哲学是一个问题，哲学不是一种政治的或公民的存在。这就是《云》剧的问题所在，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云》。

我重复一下在上次讲座结尾时谈到的几个问题。《云》剧开场时正值茫茫黑夜。这部喜剧的男主角斯瑞西阿得斯（Strepsiades ），这个后来使苏格拉底身败名裂的人，正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他盼望白天的来临，盼望着光（就其字面义而言）。可以将此看作本篇喜剧的线索。使苏格拉底身败名裂的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盼望着光（就其最严格的意义而言），使苏格拉底身败名裂的是桑丘·潘萨式的人物，一个失魂落魄或者说误入迷途的村夫。倘若这一比较让人想起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与堂吉诃德之间有某种相似性，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斯瑞西阿得斯并非那种老派、死板的正义化身；相反，他是一个骗子，一个村夫，是个娶了高贵门第的女人的普通人。作为这场婚姻的果实，他的儿子斐狄庇得斯（Pheidippides），遗传了母亲一脉奢侈铺张的品性。斐狄庇得斯是一个有激情的骑手。很快，他让自己的父亲陷入巨额债务。为逃避债务，斯瑞西阿得斯决定把他这个挥金如土的儿子送到苏格拉底那里去，让他学会如何在法庭上讲话来逃避债务，当时苏格拉底拥有并经营着一个思想所。斯瑞西阿得斯对苏格拉底的了解仅限于：苏格拉底谈论天体，此外，还收费教人如何打赢官司——不管用的是正大光明的手段，还是无赖邪恶的手段。但尽管他们是近邻，他却不知道苏格拉底的名字，而这些，他那精怪的儿子无疑是清楚的。他的儿子拒绝做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个时髦的青年骑手对苏格拉底及其同类有的仅仅是蔑视：“那些脸色苍白、穿着破衣烂衫的自以为是要饭的” （102-103行）；因此，斯瑞西阿得斯不得不自己去做苏格拉底的学生。

让我们回过头来对《云》剧开头时出现的情形略微作一下思考。普通人对苏格拉底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贵族是知道苏格拉底的，但他们轻蔑地称他为可笑的臭要饭的。这两个最有势力的社会阶层对苏格拉底并不会有什么危险。倘若斯瑞西阿得斯依然呆在自己的地位里，苏格拉底就不会陷入麻烦。由于这一特殊的中间派（inbetween type of man），苏格拉底陷于麻烦，诚实不是那种人的特征。讲到这里，我们想起了一个事实，《马蜂》中的老陪审员是一个野蛮的判决者，因为他认为神不喜欢看到无罪宣判，这种人在社会中也属于中间派。不消说，蛊惑人心的政客也属于这一类型。

然后，斯瑞西阿得斯送儿子到苏格拉底那里，目的是让他学会欺骗的技能。斯瑞西阿得斯终究是要为他儿子可能的堕落承担责任的，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把责任全部推到苏格拉底身上。

关于苏格拉底的思想所或学校再作一语。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面对雅典人民的申辩中讲，他所有时间都耗费在市场上，这有一个误导，于是人们就以为，苏格拉底的学舍多多少少是阿里斯托芬的虚构。然而，色诺芬的证据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印象：苏格拉底曾与其朋友一起坐而研读古贤哲之书（《回忆录》［Momorabilia］，1.6.14），且他也从未停止与他们一起思考万物之所是（前揭，4. 6. 1）。设想苏格拉底是这些聚会的领袖，而且，这里提到的活动，难以在市场上进行，那末，从色诺芬的话便可推断：苏格拉底是一位教师，一位完美的教师。是教师就有学生，那么，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不是房屋，而是学校。

斯瑞西阿得斯跑到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去，是想做他的学生的。他受到苏格拉底的一位学生的接待。他见到苏格拉底，还颇费周折。倘与《阿卡奈人》中的一幕相比较，则苏格拉底不像欧里庇得斯那样容易接近。这位学生对斯瑞西阿得斯说，思想所里的事是不能泄露给学生之外的人的。但斯瑞西阿得斯仅仅表示了他是来求学的，这位学生便冒冒失失地将自己所知道的秘密全盘托出。苏格拉底的保密措施很不可靠。由这位学生，我们知道了苏格拉底及其学生研究数学与自然科学。譬如，他们研究跳蚤跳的距离相当于它的脚长的多少倍。他们不必离开思想所去抓个跳蚤。然后，斯瑞西阿得斯得知苏格拉底坐在高高在上的悬浮着的篮筐里，在空中行走，逼视太阳或俯视太阳。在斯瑞西阿得斯的央求下，苏格拉底屈身下降，知道斯瑞西阿得斯一心想学的，不过是能赖掉他的债务的技艺。苏格拉底马上接纳了他，丝毫没有考虑到学费的事情。事实上，在这出戏里，自斯瑞西阿得斯敲开苏格拉底之门起，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有涉及苏格拉底为其教育收费之事。唯一的一次，是在一个极不经意之处，提及斯瑞西阿得斯出于感激，送了一些礼物给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并不是一个智者。苏格拉底不是一个挣钱的人，而是一个使他的同伙都像他一样穷的穷光蛋，他对自己的穷与他同伴的穷都毫不在意。苏格拉底开口向斯瑞西阿得斯讲的第一句话是：“朝生暮死的人啊，你叫我做什么？”（223行）苏格拉底表现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全然蔑视一切朝生暮死的东西，尤其是金钱。促使他与斯瑞西阿得斯谈话的，不是贪欲或自负，而是一种讲话的欲望，这种欲望或者受到了想减少世上大量愚行的欲望的激励，或者出于对他所嗜好的东西的纯粹的热情。

苏格拉底教授两项东西：自然科学和修辞术。 自然科学和修辞术这两样东西正好对应于两项原则。第一项原则是以太（aether），原初的旋转或者说混沌，宇宙的最高原则；第二项原则是云，赋予言说以理解与力量，感兴歌舞（choruses）。云对应于修辞，因为云随意变化形态，或者说，云能摹仿一切，或者说，云能够显示万物之自然——同时还因为，云能遮蔽天空，能遮蔽以太或苍弯或最高之实在。修辞本质上既显示又隐藏。云神是苏格拉底承认并崇拜的唯一神。苏格拉底将云神奉若神明，乃因云神是人的最根本利益之源，而最高之宇宙原则——以太，既负责善，又负责恶。云神爱那懒散或怠惰之人民，要求节制肉体活动。苏格拉底只崇拜云神，毫不犹豫地表明了他的见解：“并没有什么宙斯” （367行）。他要斯瑞西阿得斯不再承认城邦所崇拜的神明，而斯瑞西阿得斯呢，请注意，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说这些令人震惊的话时，苏格拉底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在此之前也未曾考察一下，斯瑞西阿得斯是否配得上听这些话以及是否有能力来理解。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的特征是：缺乏phronesis（实践智慧），或者说，缺乏审慎之德（prudence）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另外，既然斯瑞西阿得斯除想欺骗其债权人之外别无兴趣，苏格拉底所教的也就仅限于言说与文法，等等。他丝毫没有教他自然科学的想法。但即便是学那些更简单、更初级的知识门类，斯瑞西阿得斯看起来都太笨了。于是，他强迫自己的儿子来跟苏格拉底学习。他尤其汲汲于让苏格拉底教斐狄庇得斯“不正义的言说”（Unjust Speech），不正义的论辩（Unjust Argument；在《云》剧中，正义论证与不正义论证均有其人格化的化身）。苏格拉底仅仅回答说，正义言说与不正义言说这两种类型，斐狄庇得斯都要听一听。这两种言说在彼此交锋（exchange）时，苏格拉底本人没在场。苏格拉底并不教授不正义，他只是让他的学生经历正义与不正义的论辩。对于正义无法通过论辩来反对不正义并坚持自己这一事实，苏格拉底不能承担责任。

不正义言说否定正当（right ）的存在，理由为：正义并不“为神所具有”（903-905行）。宙斯没有因为对其父亲的暴行而毁灭，相反却因此得到了报偿。正义言说对此无言以答。正义言说指出，非正义言说之成长有赖于城邦，却危害城邦。它赞美老派的节制（temperance ）。非正义言说以阿里斯托芬喜剧式的风格作答。它提及自然的必然性，后者的要求比节制更强大。它鼓励人利用自然，换言之，在它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可鄙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爱欲和女人。又提出了宙斯的行为来佐证。总而言之，古代道德这一阿里斯托芬之外的唯一标准，与作为其基础的古代神话，彼此冲突。这场交锋的结果是，正义言说承认失败，从不正义言说的营垒中落荒而逃。

斐狄庇得斯学到了言说的技艺。确信自己儿子学业大成，斯瑞西阿得斯拒绝偿付所欠债务，还侮辱债主。他竭力嘲笑自己先前还债的承诺，嘲笑神祗。随后，父子之间发生了冲突。儿子蔑视埃斯库罗斯，父亲则尊敬他。儿子喜爱欧里庇得斯，认为其智慧在诗人中无人能出其右，并引欧里庇得斯一段有关兄妹乱伦的描写为例。斯瑞西阿得斯被深深震惊。儿子竟然打父亲，但却通过正义言说成功地向其父亲证明，他打父亲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后来，当斐狄庇得斯声称他还能通过不正义言说来证明有权利打母亲时，斯瑞西阿得斯没法忍耐下去了。一边咒骂自己、咒骂自己的不诚实，自责自悔，一边将愤怒转向苏格拉底及其学校，焚毁苏格拉底的思想所，承认宙斯及其他神祗的存在。他替这一行动找的理由是：苏格拉底应当为他的不虔敬而受惩罚。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并非苏格拉底的不虔敬或其课程，而是苏格拉底的所谓教诲，即儿子可以打母亲，使得斯瑞西阿得斯怒不可遏，导致苏格拉底的思想所被焚。倘若我们寄望理解阿里斯托芬告苏格拉底的这一控状，就必须克服对这类主题的自然的反感，并且追问：承认打母亲与打父亲的不同，有何特别的意义。在讲欧里庇得斯关于兄妹乱伦的描述时，斯瑞西阿得斯就已非常反感了，这一事实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迹象。下面仅能谈一些最重要的想法。假设家庭比城邦更自然，而若不能成为城邦的一部分，则家庭不能有安全和繁荣。对乱伦的禁忌，迫使家庭超越其自身，并且依此方式，推而广之以至于城邦。乱伦的禁忌是家庭与城邦之间的准自然的桥梁。斯瑞西阿得斯对苏格拉底的所谓教诲无法容忍，极度反感，也不过是出于爱子的那份心意，正是这种爱使他胆大妄为以至于欺诈。假设在家庭与城邦之间，以及说到底在自然与约定之间，两者关系极具微妙和复杂的特征，这两极之间的鸿沟惟有当约定与神相关而被神圣化时，方能被跨越。其理由正如我所指出的，神若不冷酷无情就不能成其功。然而，既然神非人，就不能受其统治人类的法律束缚——赫拉是宙斯的姐姐，也是宙斯的妻子——这便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人必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而不是做神自己做的事。对那些一心渴望摹仿神的人来说，这当然不能让他们满意。

有必要考察一下苏格拉底的女神——云神的行为。云神没有表现出苏格拉底的那种倾向，亦即认为其他诸神都不存在，完全没有这样。相反，她们表现出与其他神祗有着最为友善的关系。但她们默默听着苏格拉底对其他诸神存在的否定。她们十分满意苏格拉底对云神的崇拜。她们恭贺斯瑞西阿得斯欲望更高的智慧，承诺给他至高幸福，——只要他记性好，孜孜不倦，勤于钻研，极度克制，并且（最后，但并非无关紧要）得崇拜云神。云神们特地向他承诺，他在公众演说技艺方面将胜过所有希腊人，尤其是在那种他需要用来赖账的公众演说技艺方面。她们将他交给苏格拉底。斯瑞西阿得斯表现出过于愚笨时，云神们建议他送儿子来跟苏格拉底学。斯瑞西阿得斯送斐狄庇得斯来时，云神们提醒苏格拉底，不要忘记她们对苏格拉底的慷慨大度，并且建议他充分利用斯瑞西阿得斯的主动要求：苏格拉底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正义言说与不正义言说的交锋中，可以感受到某种变化。正义言说在赞美古代的教育体系，亦即马拉松时代的体系时，云神们击节赞赏。云神们从未曾对不正义言说表示欣赏。斯瑞西阿得斯以各种方式嘲弄、侮辱其债权人时，云神对斯瑞西阿得斯今后的命运提出可怖的警告，尤其对他从机灵的儿子那里可以期待些什么，提出了可怖的警告。斯瑞西阿得斯恢复理智并悔悟之后，云神告诉他，他之所以遭受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变得不诚实。斯瑞西阿得斯有几分合理地回答说，云神曾经怂恿过他。但女神们答道，她们一贯将那些用心邪恶的人引向不幸，以便让他们懂得敬畏神明。不必说，云神没有动一下手指头，倘若她们这样做的话，是可以保护苏格拉底及其思想所的。我提出这一解释：迄今为止，在雅典，云神的崇拜者惟有苏格拉底。因此，她们在这个时候是喜爱苏格拉底的。尽管是未受雅典人崇拜的唯一的神，但她们对城邦的帮助胜过了其他神。她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要么，苏格拉底这一她们所惠爱的唯一崇拜者获得成功——云神们就会受到整个城邦的崇拜，要么苏格拉底失败——只要她们愿意，就会成为毁灭他的助力，而且云神仍会受整个城邦崇拜。用一个非常粗俗的说法，她们两边卖乖。

苏格拉底引新神进入城邦后，云神看到，他果如所料不受欢迎，便遗弃了他。一旦她们看到了斯瑞西阿得斯这一件事情（一次考验）的进展，立刻改变了立场。云神们的所作所为证明了她们的神性。她们的智慧胜过苏格拉底。无论相对于苏格拉底的德性还是其缺陷，她们的行动都不乏审慎，因此，云神是智慧的。苏格拉底的德性在于他的勇敢、他的无畏、他的离经背道，这些德性使他不崇拜城邦祟拜的神明，而崇拜惟有他才崇拜的新神。他的欠缺在于他缺乏政治智慧，或者说，缺乏审慎。说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是不正义的，这不对。他不在意正义。他未指责斯瑞西阿得斯的不诚实，这一事实恰恰意味着，一个人一旦过一种做买卖的生活或者行动的生活，就已经决定采取不诚实的手段。而且，谁也弄不清那卖昂贵的马和战车给斐狄庇得斯的债权人是否先已骗了他。倘若那基于神话的庸常的正义观在智力上低于那种对不正义的公开诉求，那也不是苏格拉底的过错。倘若所有人都献身于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所献身的诸如对自然的研究这一事业，那末，没人会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念头去伤害他人。看来，苏格拉底的错误是从这里开始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过沉思生活。这一重大疏忽的结果是，如若非理论性的人受到了苏格拉底倾向的影响，他对城邦必然有毁灭性的影响。苏格拉底对实践事务的不在意，必定会有这样的结果，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对此却茫然无知。苏格拉底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所得以存在的基础。他缺乏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 自我知识的缺乏导致苏格拉底不够审慎。正因为缺乏自我知识，苏格拉底是极端非政治的。倘有人还记得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是献给并用来赞美阿芙洛狄忒和狄奥尼索斯的，或说是用来赞美爱欲，他就会立刻惊异地发现，酒和爱对苏格拉底不会有任何影响。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是全然非爱欲的。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乃是彻头彻尾非缪斯的（amusic）。无论他与欧里庇得斯的关系多么密切，在他与欧里庇得斯之间依然有一条鸿沟横亘其间，原因就在于苏格拉底与掌管诗的缪斯无任何共同性。作为必然之结果，《地母节妇女》（ Thesmophoriazusae）中受迫害的欧里庇得斯能够自救，而在《云》中遭到迫害的苏格拉底却无法自卫。苏格拉底追求对自然和修辞的精审研究，但它们不是公共权力，诗则是一种公共权力。在诗与哲学的漫长竞争中，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喜剧化展示，是为诗所作的最重要的陈述，柏拉图在《王制》卷十开头谈到了诗与哲学之争。

柏拉图的《王制》可以说是对阿里斯托芬最出色的答复。奠定《王制》的政治建议的精巧构思，以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大会妇女》为其隐含背景。彻底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不仅涉及财产，而且涉及女人与儿童），被引入柏拉图的《王制》，其论证从字面上看来自于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大会妇女》。《公民大会妇女》中的最好城邦与《王制》中的最好城邦之间，有着最重要的区别。柏拉图主张，彻底的共产主义需要哲学统治作为其压顶石或基石，阿里斯托芬对此则未予置词。这一区别相应于柏拉图《会饮》中的区别。依照阿里斯托芬，爱欲的方向是水平的；依照柏拉图，爱欲的方向是垂直的。尽管《王制》对《公民大会妇女》作了重要的借用，它也同样直接针对并且受惠于《云》。色拉叙马霍斯展现的是不正义言说，苏格拉底则站在正义言说的立场上。在柏拉图那里，正义言说是获胜者。《王制》中的主要对话者是爱欲的格劳孔和缪斯性的阿得曼托斯。就缪斯而言，苏格拉底以正义之名，要求将那些作为自由诗人的诗人逐出城邦。就爱欲而言，僭主这一不正义的化身，被展示为爱欲之化身。《王制》的苏格拉底显出与《云》中非爱欲、非缪斯的苏格拉底有着亲缘性。

关于政治科学的起源，从阿里斯托芬那里，我们能学到些什么呢？阿里斯托芬展示的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展示米利都的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有同样的视角，苏格拉底与希波丹姆斯都向作为整体的自然学习，都未能理解政治事务。[1]关注哲学导致对城邦的超越，即便（或者因为）哲学关注修辞。哲学无力说服非哲人（或者说常人），因而哲学不是政治权力。哲学不同于诗，对群众没有吸引力。原因是哲学超越了人性，超越了朝生暮死，是彻底非政治的，因此，是非缪斯、非爱欲的。正义事务非它所能教导，诗却可以。倘若哲学打算成为正义，就需要政治性的追求作为其弥补，因为政治是缪斯的、爱欲的。哲学缺乏自我知识，诗是自我知识。柏拉图并不否认在这里存在问题。在《礼法》（804b）中，雅典客人引起一个政治人向他说了一句话：“客人，你把我们人类说得太微不足道了”。客人，一位哲人，答道：

不必大惊小怪，不过请原谅；因为倘我们把脸转过去，观照神，倘我们随之而获得了这种体验，那么，我就会像刚才那样说话。不过，倘若你喜欢，权且认为我们人类并非那么卑微，而是大约值得认真对待的。

哲学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人类还是有某些值得认真对待的地方，这就是政治哲学的起源，或者说，政治科学的起源。倘这一承认是哲学的话，这必然意味着政治事务（唯一的人类事务）对于理解作为整体的自然是至关重要的。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哲人就是苏格拉底，从《云》中的苏格拉底身上显现出的苏格拉底。通过色诺芬和柏拉图，我们知道有这个苏格拉底。我首先来谈一谈色诺芬的苏格拉底。

乍一看，色诺芬有关苏格拉底的著作，是确定苏格拉底学说的特征最可靠的来源。在有关苏格拉底的主要资料来源的四个作者之中，惟有色诺芬综合了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他是苏格拉底的熟人，他通过行动证明他能够并愿意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尽管如此，色诺芬的记述在我们的时代并没有获得显然应有的重视。造成这一反常情况的原因或许有如下解释，色诺芬不是个有很高才智的人，即便不能说他是个笨蛋。他的心智属于那种退休的陆军上校，而不是一位哲人。更能吸引他的，是狗、马、战斗和有关战斗的回忆，而不是真理。这一领域中最杰出的学者伯内特（John Burnet），曾以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因而也特别令人茅塞顿开的方式表达过这一观点。伯内特认为，色诺芬对苏格拉底所知不多，色诺芬本人就说过，公元前401年，当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已经永远离开雅典，到小亚细亚与居鲁士在一起（《柏拉图的〈斐多〉》［牛津，1963 ］， p. XV）。伯内特的看法是，色诺芬被苏格拉底所吸引，不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智慧或才智，而是因为苏格拉底在战场上的声望（上揭书，pp. xvii-xviii，及《希腊哲学》［伦敦，1928］，1：137n.2）。这一说法最明显的难点在于，我们所有关于苏格拉底在战场上的英勇行为的详细情况，其实都来自柏拉图，甚至来自于柏拉图的这样一种情况，即最详尽的报告来自于一位醉醺醺的人。色诺芬几乎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在他的两份苏格拉底德性表上，甚至没有提及苏格拉底的军事德性：勇敢或男子气（《回忆录》结尾；《苏格拉底在陪审团面前的申辩》［ Apology of Socrates to the Jury］ ， 14和16节）。只有在谈到苏格拉底曾（在市民生活和战场上）表现自己的正义之举时，他才偶然提起这一点。此外，“年轻”或“青年人”一词，是波斯王的使者用来称呼色诺芬的，在上下文（《远征记》2.1.13）中，其意为：“你这个机灵的小子”。之所以用这个词，是为了抵消色诺芬话语的力量，不能被用来确定色诺芬出生的时间。针对色诺芬的偏见，不是基于对其著作的审慎研究，而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那种关于一个人的伟大与一个作家的伟大的主流观点，并没有为认识一个人同时也是一个作家的色诺芬的独特的伟大留下空间。任何形式的浪漫主义，都不可能对色诺芬有真正的理解。就伯内特这一具体情况而言，他对色诺芬的不满有其特殊原因。他对苏格拉底思想中的自然科学有着极其罕见的敏感，而色诺芬断然否认苏格拉底与自然科学有任何关联（参见伯内特《柏拉图的〈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牛津，1963］）。尽管对色诺芬的现代评论没有什么价值，它的力量至少可以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的原初印象。虽然色诺芬确实是一位历史学家，但这一印象有其夸大之处。色诺芬有本历史著作《希腊志》（Hellenica ），但是，他最博大精深的著作是《居鲁士的教育》，这本以历史著作的面目出现的书，应该被正确地看作、而且也一直被看作一本小说。历史学家的成就，仅仅是色诺芬写作活动的一部分。为了描述他的整个文字生涯，引用一些在他作品的抄件中发现的（后人）记载可谓明智。在那里，他有时被称为“雄辩家色诺芬”。至于在古代雄辩术与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只要引用西塞罗的修辞学作品，就足以了解。雄辩家色诺芬这一表述，与其说表明色诺芬是一位公众演说家，毋宁说是一位充分掌握如何对公众讲话的技艺的人，反过来说，一个人可以通过研究他的著作来学到这一技艺。在这里，这一表述所意味的技艺，与其说是伯里克勒斯（Pericles）或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毋宁说是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考虑本讲演可能产生的结果，我想说的是，色诺芬的修辞术就是苏格拉底的修辞术。

色诺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公众的讲话技艺，是一种写作技艺。传统告诉我们，色诺芬是一个害羞的人，有强烈的羞耻感。这种讲法用于作家色诺芬，或者说，用于色诺芬的写作技艺，无疑非常合适。一个有强烈羞耻感的人会尽其所能地不听、不看、不说丑的、恶的、坏的东西。用他本人的话来讲，“更高贵、更正义、更虔诚、更快乐的，是要记住美好的事情而非丑恶的事情”（《远征记》，5. 8.26 ）。例如，谈到某个城池，色诺芬宁可说它很大，而不说它很大、很荒凉、很贫瘠。但谈到某个状况良好的城池，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说城池很大，有人烟，很繁庶（上揭书，1.2）。谈到某个人，他就说胆大而且精明，而不说此人是个胆大、狡诈的骗子。他希望读这些赞辞的人，能想到他所提到的德性，同样也想到他因其不在场而未提到的德性。为了使我们免得被这一事实而震惊：那个从背叛行为中受益的国王厚待了人所不齿的叛徒，色诺芬就说，因其背叛行为，那个国王将叛徒折磨了一年，使其致死。但是，色诺芬不仅希望我们的情感不受太大的震撼，也希望对真相有所暗示，他加了一句评论：对这个事实上发生的背叛行为是否真的给了恰如其分的惩罚，他无法肯定。他说，这一惩罚据说发生了（上揭书，2.6.29）。有关这一方面，可以再说几句，色诺芬谈到一个人，就会说他的父亲据说是X，至于他的母亲，人们普遍认为是Y（《居鲁士的教育》，1.2.1）。为什么色诺芬把所谓的“居鲁士的远征”冠以《远征记》（亦即，居鲁士的上升）之名，[2]原因之一是，故事中有关于居鲁士的幸福的唯一部分，就是上升，也就是从海岸到内陆的上升之路，这段路迥异于完成上升之后所发生的战争，而后者对居鲁士来说，是最大的不幸。这些例子在此处足以表明，色诺芬的原则是记住美好的事物而非丑恶的事物，这个原则限制了对现在普遍称为“反讽”技法的运用。反讽即为一种嘲弄。

在一部有关苏格拉底的色诺芬的作品中，苏格拉底描述了对于他本人的普遍的看法，这让人回想起《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里斯托芬在色诺芬的作品中在场。就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最显著的差异而言，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优雅、忍耐，而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则显得完全缺乏优雅，甚至无礼，也缺乏忍耐。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惟有对色诺芬本人说话时，才毫不客气。这发生在色诺芬与苏格拉底的唯一一场对话中，这场对话被记录在关于苏格拉底的色诺芬作品中（《回忆录》，1.3.8-13）。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称色诺芬“你这个傻子！”，“你这个可怜的家伙！”换言之，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对待色诺芬，且唯有对待色诺芬时，才以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对待斯瑞西阿得斯的方式。在《云》中，斐狄庇得斯在梦里对朋友说：“让马儿好好打个滚，牵回家去了。”（32行）在色诺芬的《齐家》（Oeconomicus）中，对话者对苏格拉底说：“我的奴隶让马儿好好打个滚，牵回家去了。”——相同的节奏（《齐家》，11. 18）。《齐家》中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是真正的贤人（gentleman）伊斯霍玛霍斯（ Ischomachus ），难道他是色诺芬用来替代阿里斯托芬的斐狄庇得斯的吗？在《云》中，斐狄庇得斯是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出现的，学的是不正义。然而，伊斯霍玛霍斯是以苏格拉底的老师出现的，教的是正义，这就好像在色诺芬的作品中，色诺芬取代了在《云》中的斯瑞西阿得斯的位置。通过借用对荒唐的东西，色诺芬使苏格拉底表现为值得尊敬的人物，表现为与城邦和睦相处的人，苏格拉底的所有活动都体现了最高秩序的城邦或政治的卓越性。可以这样说，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著作与《云》在同一个层面，且是对《云》的答复，甚至对阿里斯托芬的手法作了绝妙无比的运用。倘若我们对悖论并不完全反感的话，可以借这一个观察作为解开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的线索。让我们回到最明显的东西上来，回到表面，并且尽可能地坚持表面。

色诺芬的传世之作有十五部。其中四部为有关苏格拉底的著作；然后是“居鲁士的远征”、《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志》或者叫做Hellenica以及其他较为次要的作品。有些作品的标题显得奇怪。所谓“居鲁士的远征”即《居鲁士的上升》，只适于该书的第一卷。这部书就其大概而言，讲的不是居鲁士的上升，而是色诺芬的下降：色诺芬发起并组织的希腊雇佣军的下降，而在居鲁士上升之时，他们追随着居鲁士。《居鲁士的教育》这一题目亦只适于该书的第一卷。这部作品的主体讲的不是居鲁士的教育，而是居鲁士完成其教育之后的功业。其最主要的有关苏格拉底的作品Recollections （ Memorabilia是其拉丁文翻译）的书名，同样有些奇怪。有些编者及译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把这本书称为Memorabilia Socratis， Recollections of Socrates （《回忆苏格拉底》），因为该书完全用来记述色诺芬记忆中的苏格拉底。通过仅仅称这部书为Recollections （《回忆录》），色诺芬表明，他唯一的回忆，或者说，他最美好的回忆，不是自己在小亚细亚的功绩（这些功绩被记载于“居鲁士的上升”中），而是苏格拉底。在他的四部有关苏格拉底的著作中，只有一部的标题中出现了苏格拉底的名字，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申辩》——正如苏格拉底的名字也只在柏拉图的一部著作的标题中出现一样——而且也是《苏格拉底的申辩》。有关苏格拉底的著作构成色诺芬作品的一端，《居鲁士的教育》构成了另一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曾有一次提及居鲁士，表明了居鲁士在色诺芬的有关苏格拉底的作品中并非缺席。这是必然的。色诺芬将居鲁士表现为统治者的典范，尤其是领袖的典范。但是，正如色诺芬所表明的，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拥有对领袖技艺的完美控制。依据色诺芬的、也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一项原则，做一个完美的领袖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是拥有对领袖技艺的完美控制，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也是一个完美的领袖。另一方面，苏格拉底也出现在色诺芬的并非以苏格拉底为主题的三部篇幅最大的著作（《希腊志》、“居鲁士的远征”、《居鲁士的教育》）中。这三部著作各有一次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苏格拉底。就整体而言，色诺芬作品的特征有两端：居鲁士与苏格拉底。

尽管均为卓越领袖，但居鲁士与苏格拉底之间有根本的不同，思考一下便可以看到一种对立。色诺芬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阐明了这种不同：在谈苏格拉底的德性时，他没有提到勇敢（或者，战场上的德性）。居鲁士实践了国王的或政治家的技艺，苏格拉底则没有实践国王的或政治家的技艺，原因是居鲁士渴望实践，而苏格拉底并不指望去实践。既然存在着对立，他们之间也需要一种连结。这一连结就是色诺芬本人。色诺芬之所以能够成为居鲁士与苏格拉底之间的连结，是因为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而不是智术师的学生。色诺芬的朋友普罗克西努斯（Proxenus）引诱他去追随小居鲁士，后者与伟大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同名，而他的这位朋友是高尔吉亚的学生，后者则是一位著名的修辞术教师。普罗克西努斯离开高尔吉亚的学校后，相信自己已经能够只需通过正义而高贵的手段获得伟大的声望、巨大的权力、庞大的财富。但他的缺陷在于，他只能统治君子，无法立威于兵士；因为他相信，通过是否给予赞扬，已足于统治人。他不赞赏行使惩罚或冷酷无情的权力。但是，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既能统治君子，也能统治非君子。在严惩那些坏种与小人的时候，在敲打他们的时候，色诺芬依然做得出色，一如他在赞美善人与高贵之人的时候。因此，如果色诺芬愿意，就能成为希腊军队的唯一指挥。他甚至可以严肃考虑去做小亚细亚的城邦的创建者。色诺芬的业绩展示出，苏格拉底与其同时代其他智慧者有根本不同。苏格拉底是一个卓越的政治教育家，与那些只观照天上之事及地壳深处之事的人截然不同。譬如，苏格拉底而非高尔吉亚，才是卓越的政治教育家，因为他认识到，人的权力活动是违逆理性的，因此，不可能用说服的方式，而必须用灌输的方式。苏格拉底明白政治事务的本质：这些事务并不只是理性的。因此，苏格拉底的政治学生能够通过观察驯狗、驯马来学到一些重要的东西。在色诺芬有关苏格拉底的著作与他那些讲驯狗、驯马的次要著作之间，自然有一种关联。有充分理由可以这样说，色诺芬关于狗的作品，准确地说，关于用狗来打猎的作品，几乎都带有批评智术师、赞美哲人的目的。

现在，我必须回过来对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政治学说作一更详尽的分析，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因此，我只能说几句注疏之语，作为此次讲座的结尾。有四部有关苏格拉底的著作：《回忆录》、《齐家》、《会饮》、《苏格拉底的申辩》，下次讲座，我将试图让你们理解：《回忆录》意欲展示苏格拉底的正义，其他三部则是为了展示苏格拉底，而不限于他的正义。《齐家》展示的是作为谈话者的苏格拉底，《会饮》展示的是作为行动者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申辩》展示的是无语沉思者或思想家的苏格拉底。《回忆录》为四部书中篇幅最大的，其写作原则是为了显示苏格拉底真正的活动特征，不过这并未明确被说出。倘若对这些展示作细密的思考就会看到，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并未局限于研究人事，而是与所有其他哲人一样，关怀整全——但唯有苏格拉底认为，人事是通向整全的线索。对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而言，同样也对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而言，理解整全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整全的特征就是我称之为理智分析上的异质性。更简明地说，整全由类或种构成，靠人的感觉感知并不能充分地明瞭整全的特征。正因此，苏格拉底成了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的奠基者。因为，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政治事务乃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事务与非政治事务有着本质差异。更明确地说，公共之善与私人（或地方）之善，有着本质区别。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正义地对待实际上由城邦（即政治社会）提出的政治要求的哲人。这意味着，他同时认识到这一要求的局限性。因此，他区别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政治生活，另一种生活方式超越了政治生活，并且是最高的。

虽然在色诺芬及其笔下的苏格拉底看来，超越政治的生活比政治生活更有尊严，他们依然倾其全力逐渐灌输对城邦的、政治生活的以及一切与之相关事务的要求的尊重。节制（Moderation）本是苏格拉底的品质特征。在这里，还包括在其他方面，比如，承认政治与非政治的本质区别，或者说，更根本地，承认本质差异的存在，或者说，承认存在理智分析上的差异，这体现为节制——迥异于前苏格拉底哲人的疯狂。然而，苏格拉底式的节制还意味着，承认在政治生活中有益的、并非真理的意见，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最根本的。色诺芬指出，苏格拉底认为，智慧与节制密不可分。政治不是最高的，却是最先的，因为它是最急迫的。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恰如自制（continence）与合宜的德性的关系。政治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何以在民众场合的苏格拉底总是把他本人、他的研究，完全局限于人与政治。实际上，人或政治是通向万物的线索，是通向自然之整全的线索，因为它们连接或结合了最高的与最低的，或者说，因为人是个小宇宙，或者说，因为人或政治事物和它们的对应物是最高原则显现自身的形式……（磁带完了）

---

[1]亚里士多德：“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而创制出最优良的城邦制度，当以米利都人、欧吕丰的儿子希朴达摩为第一人”。（《政治学》1267b22-24.吴寿彭译本）——译注

[2]《远征记》这一书名的原文（Anabasis）的词义是由地势较低的海岸往地势较高的内陆的行进，故施特劳斯亦称之为“上升之路”。——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