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世神话的“中心”

“中心”的认知是一个有限合理的悖论。从认识论的角度，人们认识世界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展的“差序格局”，即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人的社会关系格局因此建立。由此推演出“我群——我族”“近我/远我”的关系格局。这种认知原理几乎在全世界的创世神话中都是相同的。比如，在“欧洲中心”（“罗马中心”）的格局中，中国被置于“远东”；而在我国传统的“一点四方”的认识论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每一个族群都有创世神话，神话学有一个所谓的“推原神话”，主要讲述万物之起源。所以，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大都有自己的“中心说”，几乎没有例外，比如古代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希腊等。

在西方，“天下”（世界）的“中心”肇端可以远溯至古代希腊，希腊语中意为“肚脐”，围绕它有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天神由浑沌创世，浑沌为“元”，却无秩序，亦无中心。为了确定“天下的中心”，天神遂派两位天使向两极相反的方向飞行寻找，最后天使在德尔菲会合，那个会合点即是“天下的中心”——世界的立基之点，阴、阳、天三界在这一点交汇。上帝就在那个点上打造了一块“脐石”。现陈列在希腊德尔菲博物馆内的一块饰以网状织物的蜂窝状石头，代表着宇宙之中心，也因此被人们认定为它是具有感召力的神谕者。有意思的是，那个著名的、不断怂惑人类的“斯芬克斯谜咒”的原发地忒拜城正在去往德尔菲的必经之路上。那个倒霉的英雄俄狄浦斯虽然参破了“斯芬克斯谜咒”，却没能摆脱“杀父娶母”的厄运而自己刺瞎了双眼。出于好奇，出于愚顽，出于对“命运”的将信将疑，笔者曾经专门造访、谒拜过那个曾经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史上的两大命题“世界/人类”的“西方出处”。具有历史隐喻的是，在“世界中心”德尔菲还有两处遗址，即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神庙。它组成了人类对世界、对自我认识上的永恒相背：理性与迷失。

“中心”永远是一个有限的合理悖论，尤其是“中心论”与“天下观”形成一个认知上的自我满足和自我陶醉，它存续性逻辑的合理性成了叙事的实况，“老子天下第一”便是活生生的写照。人类认识上的“由点及面”原属正常。如果秉承文化相对论的尺子，任何“天下”都以“我”为中心。问题是这种我群中心主义的环境认知模式被扩张至政治地理学范畴，“西方中心”（罗马中心）说便是一个举证。当然，中国古代的“一点四方”也是一个例证。从地理学上的空间形制来看，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成为某一地方的“西方”或“东方”，它是不确定的，相对的。可是，在政治地理学上，“西方”是确定的，绝对的。它是“我者”，而“西方”的对方“东方”（他者）却成了区分与排斥的另一种圭臬。

在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中心”逐渐演变为一个主控叙事的核心概念并处于主导地位，形成了一整套权力话语和话语秩序，是为不争。这一政治地理学的话语隐喻在后殖民时代虽然被强烈地质疑、反抗，却未得到根本性的清算。从“知识考古学”的历史谱系看，许多在社会价值系统中得到认可和认同的话语秩序，往往并无“考古”依据。如果对这种想象性攀附的谱系加以索考，人们会发现它原来起源于“空无”。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话语秩序的两个主题做过这样的解说：

第一个主题认为在话语秩序里，要确定一个真正事件的介入是永远不可能的；并认为在所有表面的起始之外，还有一个秘密的起源，它如此神秘，如此独特以至无法完全在其自身把握住它。以至人们就注定通过朴实无华的编年学，被引导到一个无限遥远的起点，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一部历史中的起点；而这个起点本身可能是自己的一个空无。……与这主题相关联的是另一个主题，它以为每一个明显话语都神秘地建立在一个已说过的东西上……而话语却将它遮掩，使它沉默。

“西方中心”的话语秩序很符合这样两个主题以及它们的关联性。

这种“天下——中心”观早在人类远古时代，或曰神话推原时代，就被建构成一个宇宙的微型塑模。在这个宇宙塑模中，人类的居处区域都可以被称为“中心”——一个至为神圣的地方。它既是物质的绝对，又是经验的感知。在许多远古的文明类型里面它具有“神性”。有些文明类型的宇宙塑模同时有几个“中心”，每一个中心都可能被当作“世界的中心”——神圣之所。它的推原性质早就打上了政治地理志的隐喻烙印。古希腊的原始城邦大都有一个制高点，也就是“中心”。这种以城市为核心所建立的国家政治体制，先确立神位中心，进而确立权力中心、地域中心、结构中心……现存的雅典卫城遗址Acropolis仍不失为西方古代国家形态“城市国家”的标准模型。“Acro”意为地理上的“高点”，延伸意义为崇高、权力等。“polis”为城市国家，它与“政治”有着脉理上的贯通。这样的国家模型彰显出宗教的崇高性、公理的民主性、政治的权力性、区划的核心性、城市的防御性等功能。政治学就是从那里演化而来的。

希腊的“中心”话语通过与宗教的链接，托起了世俗化公共制度的规矩与惯习。有的时候，“中心”“中间”也有“公共”的意味。比如希腊语说：某些决议或某些决定应该“放在中间（中心）”。国王原有的特权，甚至执政权也应该“置于中间”“置于中心”，而这种权力关系还必须展现和展示在“公共场域”范围之内。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国家共和制与原始国家形制亦与之有涉。“共和”的原始意思指的正是在公共场所中具有“公正”“公开”“公平”以及强调“公民”“公众”“公权”。它对更加远古的氏族内部的权力无疑是一种抑制，即通过“公共——民主”另一个更大的城邦国家的“民主寡头”政治形制获得更大范围、更大强度的制约和平衡。一方面，它承认在氏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借用公共空间来表达早期国家的边界范围和人群共同体的认同意识。这种原始的中心价值甚至还被运用于城市的规划与设计之中。在防御工事环绕的王宫周围形成了城市的中心，它是“公众集会广场”，是公共空间，是安放“公共之火”的地方，是讨论大家共同关心事务的场所。城市本身反倒被城墙围了起来，保护并限定组成它的全体市民。在过去耸立着国王城堡（即享有特权的私人住宅）的地方建起了为公共祭祀而开放的神庙……城市一旦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它就已经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城邦”。

有“中心”就有“边缘”，“中心——边缘”架构与古希腊的地理学有关。最著名的地球模型之一要数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世界”模型。今天虽然人们都已经认识到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更接近于客观，但“托勒密世界”模型无疑是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这一点毋庸置疑。“托勒密世界”模型深受古希腊地理学的影响，认为世界由三个洲组成，它们是欧洲、亚洲和非洲，希腊罗马当然是世界的中心。

在古代希腊人的认知中，这个世界模型的边缘居住着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神话记述的那些真实但带有想象性描述的族群和人们。比如，在希腊地图的北边居住着所谓的希伯波里安人。按照希腊神话的描述，这是一群居住在高山洞穴里的极乐族群，这些洞穴起源于北风。另一方面，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面，“希波莫尔吉”和“加拉克托发吉”属于西希昂牧马的游牧民族，他们占据着亚洲和欧洲东南的广大地区。更低一些的，则是旦和德内波人。由于这些地区较近和易于接触，因此，早期的希腊人与西希昂在族性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该世界模型的西面，希腊人认为是神秘的伊利修人（参见荷马史诗《奥德修纪》Ⅳ和品达的《奥迪·奥林匹亚》Ⅱ），这个地区被认为是不易于栖息的地方。它也是希腊具有地理方位的一个极地，类似于天堂一样。

古代世界，南方可涵盖东方的广大地域，希腊人相信那广袤的地区居住着深皮肤的族群，他们一律被称作伊西欧皮昂人。从词源上看，“伊西欧皮亚”源自“伊西欧珀斯”，这个词在早期希腊用语里指太阳升起和降落的地方。那个时候人们相信太阳与地面非常靠近，所以那个地方人们的皮肤也就显得更黑，“黑皮肤民族”的文学描述为“太阳灼色的民族”。在这些族群当中，可以确指的就是居住在埃及南部的族群。不过，对于这些非白人种族，希腊人和罗马人有差别，比如对于皮肤的深浅差异有不同的解释。代表性的解释有两种：环境的差异所致和人种的混杂而来。到了18、19世纪，科学家们才逐渐开始通过人种类型来认识人类。但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学者眼里，这些不同人种和族群体质上的不同特征只是不同环境下的差别。这也意味着，种族中心主义、白人至上论等论调基本上是在罗马帝国以后以及十字军东征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渐渐滋长出来的。换言之，在“托勒密世界”模型中，“中心”的含义主要指地理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