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传统论PK大历史观——中华创世神话研究的理论突破

神话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界获得飞跃式发展,甚至出现“神话热”现象,笔者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启学术研究之旅的。在20世纪后期,主要的学术关注点是:如何从原型和结构的视角,对中国汉族典籍中潜含的创世神话做出发掘和钩沉的尝试,试图建构出一种从创世神话到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模型。1988年撰写的《中国神话哲学》(此书初版于1992年,2020年第四版)就是此类研究的案例。其所针对的,是一个长期流行国际学界的偏见“中国没有创世神话”。1989年之后,随着陶阳、钟秀的《中国创世神话》陶阳、钟秀著:《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新版为陶阳、牟钟秀著:《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问世,又有更大部头的书——陈钧编著《创世神话》陈钧编著:《创世神话》,东方出版社,1997年。面世,西方汉学界有关中国没有创世神话的偏见已经不攻自破。“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的结项表明相关原始资料的丰富程度,已经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接下来的研究工作需要从长计议,充分有效利用这举世罕见的资料海洋,把打造中国版的神话学理论作为重要推动力,从而推进传统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格局的时代变革。

进入21世纪后,文学人类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日渐成长,我们团队的研究重心从“神话哲学”和上古经典的文化人类学解读,拓展到“神话历史”方面。如果说,二三十年前,研究是聚焦于中国创世神话与神话哲学、思想史的发生学关系;那么在2009年之后,则是聚焦于中国创世神话与神话历史的渊源关系和因果关系,特别是上溯到神话历史在汉字产生以前的深度表现形态——非文字的符号传承方面。在这方面,先是观照彩陶图像等,随后关注玉礼器符号,并据此方面的出土玉器实物的系统线索,将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视野,拓展到8 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玉器解读。2010年以来,提出文化大小传统再划分的理论,把甲骨文作为文字小传统的开端,把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文化传统作为大传统。叶舒宪、章米力、柳倩月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这一本土化的文化理论给神话学带来的巨大改观,就是能够超越文字牢房的局限,到史前期玉石雕刻的神像和玉礼器的系统资料那里,去做神话解读工作。过去的中国神话研究以《山海经》《楚辞》为基础资料,其视野只能是两千多年的小传统视野。如今则通过红山文化的玉龙和玉蚕、良渚文化的玉蛙和玉神徽,把神话研究拓展到五六千年之前。

据新华网哈尔滨2017年9月27日消息,位于乌苏里江边的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数百件玉器、陶器和石器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物,包括30多件玉璧、玉珠、玉环等玉器,400多件石器标本。根据考古学研究和测年数据专家判断,出土文物的年代为距今9 000年左右。从黑龙江史前玉器到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其间的渊源关系,若从玉器形制上看,是一目了然的。一个从9 000年前延续至今而从未中断过的玉文化,一定对华夏文明的创世想象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奠基性作用。暂且不说后世想象的天空主神玉皇大帝,就连举世皆知的盘古创世神话,也要特别强调盘古尸体化生的精髓部分去向如何,那就是人间所见珍稀玉石的来源: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三国)徐整著:《五运历年纪》,(清)马骕撰,《绎史》卷一引,中华书局,2002年。

如今的考古知识已经明确,金属文化进入华夏是距今4 000年前后的事;而玉文化的出现大大早于任何金属,甚至也要大大早于任何有关盘古或伏羲的创世景观想象。这就给出了从大传统新知识,重审小传统叙事知识的条件。

三十年后,重新回到创世神话的理论研究方面,感觉到最为有利的条件就是新材料和新理论的支持作用,确实今非昔比。今日所不同的视角在于,有了本土理论的引导作用,这是中国本土文化自觉精神的体现:9 000年没有中断的文化连续体——中国玉文化。若考虑到“中国”这个概念是在距今3 000多年的商周时期萌生的,或可改称“东亚洲玉文化”。

再举一例,就文化小传统中记录的创世观而言,有关宇宙生命创生的原动力思想,非常古老。东周时期在和楚国国君的对话中,观射父明确说出“玉帛为二精”的思想。但这思想显然不是周代人的发明,其渊源一旦落实到考古新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蚕和玉蝉上,这些玉石材料所塑造的生命意象,就显示为生命力自我再生的神话化动物标本。这样,玉帛为两种“精”,即能够自我生成的生命正能量之神话观念,一下子就可上推到6 000年以前的北方红山文化时期。叶舒宪:《“玉帛为二精”神话考论》,《民族艺术》,2014年第3期,第36—45页。《玉帛为二精神话续论》,《民族艺术》,2015年第3期,第24—32页。吴玉萍:《“玉帛为二精”神话申论》,《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50—57页。

至于后代小传统中儒家的“生生”精神,溯源到《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观念,和天父地母型创世神话观有密切联系,诸如《泰》卦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之说等,迹象显然。如果需要在天与人之间找到一种中介性的生命力联系的圣物,那就非“君子必佩玉”理念中的玉石莫属。叶舒宪:《从玉教神话看“天人合一”——中国思想的大传统原型》,《民族艺术》,2015年第1期。小传统的思想观念,其原型必定来自史前大传统。这是今日的中华创世神话研究,不同于西方的神话原型批评就作品论作品的超越之处。

再举一例,即道家创世观的大传统原型探索。根据《礼记》的说法,有“夏人尚黑”之说。后代注经的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近一些年的考古工作,给出完整的玄钺、玄圭等史前实物的新发现,这就使得今日的研究者,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源流审视的新知识条件,能够进入距今五千年以上的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直接看到那个时代留下的一批深色蛇纹石玉钺,足以对照《山海经》所述黄帝于峚山播种玄玉的神话叙事。

以上几个研究个案表明,鉴于文化大传统理论的建构,我们今日的创世神话研究可以依照四重证据法提示的大方向,向史前史的广阔天地中挺进,从而给文献中的相关记录,找出真伪虚实判断的实物证据,并尝试勾勒出从大传统礼器符号物到小传统文字叙事的完整原型变化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