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定位

（一）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国际趋势与中国参与

1．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背景

全球价值链是现今国际贸易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有观点认为全球价值链理论是继李嘉图的传统贸易理论、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梅里兹的新新贸易理论之后的“新新新贸易理论”。虽然由国际贸易领域主导理论发展而来，但全球价值链的整体框架是一个跨学科发展的框架，其中不仅包括经济学，还涉及社会学、环境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其涉及范围之广，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无论是个体、组织、区域还是国家，完全隔绝于世界经济而置身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之外已无可能。全球价值链作为一个全球范围的现象，在以此为背景进行进一步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其发展背景和脉络进行一定的梳理。

“价值链”这一概念最先源自商业管理领域的研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中，从促进企业竞争力的角度提出公司创造价值的过程是由一系列互相相关的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主要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前者主要包括生产、营销、运输、售后等，而后者主要包括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活动。这些活动在运营过程中既相互区别，又存在一定的联系，既可能有协调，也可能存在冲突，并共同构成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这种公司创造价值活动形成的链条，也就是“价值链”。

其后，加雷·格里芬（Gary Greff）基于全球采购的视角将其发展为“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概念，其背景是世界经济发展中全球分离生产和分销体系的发展，以及全球采购的主体（跨国公司）在其中扮演的驱动者的作用不断提升。格里芬的全球商品链强调了四个需要重视的维度，为后来的全球价值链框架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投入产出维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价值链是按照价值增值活动顺序依次串联起来的流程，从上游的研发、设计、采购到中游的加工制造再到下游批发零售和售后服务等都是由价值的增值顺序串联而成；②空间维度，由于跨国公司基于不同地区的要素成本差异，将核心竞争力以外的环节通过外包活动分散到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从而从整体上降低生产成本以提升核心竞争力，这一过程中价值链的各环节跨越了国家区域的地理边界，从而形成国际化生产体系；③价值链治理维度，即价值链不同环节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某一或某些环节对价值链整体的运行发挥统一的组织、协调和控制作用，也就是价值链的治理，价值链的治理既是保证价值链整体运行的关键，也是分配价值链利益的关键；④制度框架，主要针对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通过影响价值链不同的节点从而对价值链整体产生影响。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的框架基本成形于2001年，格里芬和相关学者将价值链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结合，将商品和服务贸易共同视作价值链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从而摆脱了商品概念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局限性。相关学者从分工、治理、演变和升级等多个视角对全球价值链的体系进行分析和探讨，从而建立起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随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给出全球价值链的权威定义“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物质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并且通过自动化的业务流程和供应商、合作伙伴及客户的链接，以支持机构的能力和效率”。

基于格里芬的四个维度，本部分将重点关注投入产出维度，通过采用投入产出相关模型和相关指标对贸易数据进行分解，针对产业部门国别差异进行再分解，探索不同活动和环节价值的分配差异；国际比较的同时将增加值映射到空间地理坐标系来探索空间维度的价值利得；针对价值链治理维度，从增加值的视角探索增加值贸易的利得和价值链的利益分配；针对制度框架维度，以中国为重点，与相关重要国家进行横向对比，分析跨国竞争优势，产业间竞争优势以及增加值贸易的结构性优势。

2．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发展趋势

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中生产分离理论占据极为重要的理论地位，其不仅是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跨国分布的直接原因，也是全球价值链动态发展的驱动力和动因。而在全球生产分离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与国际贸易息息相关。基于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Baldwin）的生产分离理论，全球生产的地理分离至今已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变革。人类历史上早期的经济活动局限于小范围的边界，消费地点即生产地点，少有外部商业活动。第一次的变革发生于19世纪的蒸汽革命，得益于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出现了消费地点与生产地点的分离，同时出现了生产活动的集聚，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体现在贸易上的特征即为跨国贸易的大量展开。第二次变革开始于1980年的信息技术革命，由于信息技术活动成本进一步下降，导致协调不同地区生产活动的成本随之降低，使得生产的进一步分离得以实现。这一阶段生产可以基于不同的任务进行进一步分离，而企业总部则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总体协调分散在全球的不同生产环节和任务。与此相对应的是全球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以及公司内贸易的集聚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通过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高端服务业，在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动态过程中，牢牢锁定价值链高端环节，攫取大量增加值，并且推动了制造业服务化的新趋势，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因此日益凸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贸易的发展与生产的全球分离、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发展息息相关。接下来，我们将从首先国际贸易的视角，对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1）全球价值链发展趋势——基于贸易数据的分析。出于对服务贸易数据完备性的考虑，我们采用TiVA数据库的贸易数据对国际贸易趋势进行初步分析。该数据库全部国家贸易数据汇总只能截取2000—2011年，如表2-1所示。

总体上，21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增速迅猛，11年内平均增速为10%，仅有2001年和2009年出现负增长，2001由于是美国互联网泡沫的末期，因此为负增长（-3%），但随着中国入世很快进入快速增长轨道，2009年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国际贸易总体大幅负增长20%，之后进入恢复增长，结合后续其他数据，该恢复期至2011年后进入停滞期。由于生产的国际分离会直接导致更多中间品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的贸易对象也很大程度上由中间产品构成，因此国际贸易数据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诠释价值更多地体现为中间品贸易。全球的中间品贸易占总贸易比重从2000年的58.7%上升至2011的63.4%，体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进一步分化。动态来看，从2003年开始，全球中间品贸易的增速超过总贸易的增速，2009年的负增长也出现中间品贸易绝对值增速超过总体贸易增速。这一情况体现出随着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中间品贸易已经超过最终品贸易，逐步成为国际贸易动态变化的主导因素。分别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角度来看，制造业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比重从2000年的57.6%上升至2011年的61.1%，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出现22.4%的负增长；而服务贸易的国际贸易中间品比重则由2000年52.8%增至2011年的57.7%，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出现13.8%的负增长。总体来说，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自中间品贸易比例的提升都是价值链分工深化的体现。而服务业作为传统上曾经以消费与生产同时发生为特征的产业，其中间产品率的提升以及与制造业呼应的波动，体现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作为中间产品参与投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与制造业中间品贸易相比，服务业中间品贸易增长速度虽然相对较缓，但增速相对稳定，抗波动性较强，这一状况也部分体现出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润滑剂”的作用。

（2）全球价值链发展趋势——基于全球价值链长度的分析。除了中间品贸易的发展，另一个指标可以更直接地反映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与深化，即全球价值链长度。基于格里芬的全球价值链投入产出维度，一个产品最终到消费者消费和使用阶段之前，需要经历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采购到中游的加工资制造再到下游批发零售和售后服务这样一整条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并且这些环节是随着价值的流动存在先后关系的环节链条。而价值链长度的最初概念是从产品的视角来看（见图2-1），一个产品在最终完成生产过程进入消费环节之前所经历的生产环节或任务数量的多少。不同的产品由于自身成分性质的不同，在生产过程中会经历不同的环节，不同的价值链因而会有不同的长度。但总体上，价值链长度越大，表明产品经历的分工环节越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越为深化。因研究主体的视角不同，价值链长度可以分为前向价值链长度和后向价值链长度。前向价值链长度倾向于生产者视角，也是上游视角，其体现的是生产者在当前生产阶段进行生产活动时，还需要经历多少价值链环节才能形成最终产品到达最终消费环节。而后向价值链长度则倾向于最终消费视角，其体现的是最终消费阶段，该最终产品已经历了多少价值链环节。虽然前向价值链长度和后向价值链长度都是对价值链环节和阶段数量的测度，由于视角差异，两个指标在具体分析时的应用有所不同。

宏观层面，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使得测量不同国家、不同部门的价值链长度成为可能。由于投入产出表可以清晰表示一个产业的投入来源、产出中间品的去向和最终产品消费的情况，因此通过矩阵运算可以计算出特定国家特定产业到最终消费之间的距离。宏观层面的价值链长度的概念与产品层面基本类似，仍为上游生产和下游最终消费之间所经历的环节阶段数量。但值得注意的是，“长度”单位发生了变化，由于是部门视角，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出的全球价值链长度表示的是该部门的产品到最终消费之前需要经历跨部门流动的平均数量，而不再是具体的生产环节，并且以部门均值的形式呈现出来。借鉴叶明、孟渤和魏尚进的计算方法，采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整理出44个国家56个部门2000—2014年数据进行汇总。表2-2是WIOD全国家、全部门平均每年的价值链长度。由于是全部门均值，依照投入产出平衡的基本假设，无论前向价值链长度还是后向价值链长度，均值必然是相等的，其数值既是最终产品消费时已经经历的平均的部门环节数量，也是生产部门所处生产阶段距离最终消费需要经历的平均部门环节的数量。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价值链平均长度从2000年的2.000到2014年的2.118。这表明在总体趋势上，全球的最终消费与上游生产阶段的平均距离仍然处于上升趋势，即全球价值链环节的平均数量在增加，全球价值链整体分工仍然呈现出进一步深化的趋势。其间，三个年度出现负增长，分别是2001—2002年，2008—2009年，2011—2012年。结合前文贸易数据，虽然TiVA数据库没有更新到2012年及之后的年份，但2008和2001年的贸易与中间品贸易数据的负增长与价值链长度负增长时间上同步。考虑到价值链长度是基于WIOD的各国产业数据得出而非贸易数据，该同步较为显著地突出了国际贸易格局与跨国产业分工体系，贸易发展趋势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紧密关系。总体趋势中最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格局变动，2009—2011年出现后金融危机的“恢复期”，价值链长度的恢复和增长速度较为明显，很快超过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速水平。但2011—2014年出现“停滞期”，数据虽然仍处于增长状态，但增速仅相当于前一阶段的十分之一。由于投入产出表数据相对滞后，无法计算更新年份的情况，但若该相对停滞势头持续两年以上，可能将会与近年“逆全球化”和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直接的联系。

分部门汇总，表2-3是2014年全球价值链细分部门的平均长度情况。该层面仍然存在前向与后向价值链长度相等的数据结构特征，因此不加以区别描述。该数据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各部门所处的相对位置提供了一个参考，长度数值越大，表明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平均（全球所有国家地区的均值）位置相对越高。参照2014年全产业均值为2.118，大于该数值的是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的部门。分析数据结构可以体现以下特征：①第一产业的采矿和采石仍然体现出原材料供给行业的价值链高位特征，农牧业虽仍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但仅略高出均值，不再具有传统原料供应部门的高价值链位置特征。传统农业曾经作为原料供给者占据较高的价值链位置，但随着价值链分工的深化，现代农牧业在不断地投入设备、服务和技术等，并深度参与到价值链的循环之中，尤其是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价值链循环之中，导致其位置被拉低至相对中游的平均位置（以农业自动化为例，若农业大规模采用机械设备，成为机械设备部门的消费者，则会导致其位置向机械设备部门的下游方向移动）。②制造业均值为1.55，低于全部门均值，整体偏于价值链中下游位置，该情形与微笑曲线分布的预期比较一致。相对位置较高的制造业为化工产品制造、基本金属制造、合成金属制造、机械设备制造、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等部门，但没有出现大于3的数据。③服务业也出现符合微笑曲线的分布，出现一定分化，部分处于价值链较高位置，部分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批发贸易部门出现非常高的数据均值，与微笑曲线预期销售环节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假设出现偏差，与理论预期出现明显冲突。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从国际投入产出的角度，部门内跨国投入产出环节增多导致价值链长度增加，即沃尔玛、家乐福、乐购等零售巨头引领的跨国环节分化发展可能导致部门内价值链长度增加，而非是批发零售部门本身升级到了诸多其他部门的上游。除批发零售贸易和行政和支助服务之外，服务业价值链长度大于3的有陆上运输与管道运输、金融服务、房地产活动、法律会计管理活动，基本属于较为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品以可以作为中间投入进入制造业的价值链为特征之一，因而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的位置。

3．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发展趋势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大大加速了全球价值链深化分工的进程，同时作为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果，也是价值链研究的经典案例之一。虽然中国参与价值链过程中的真实收益和所处地位引发了学界广泛的讨论，但对中国的价值链参与度方面的争议相对较小，各项指标均显示中国的价值链参与度较为领先且对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带动作用。表2-4是中国出口贸易角度的数据，根据TiVA数据库的数据，中国2000—2014年总贸易出口增速平均达到13.6%，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传统的三驾马车之一，除2002—2011年区间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均为两位数增长。2012—2014年，也是前文所提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相对停滞期，三年中国出口增速均值回落到5.8%，中国出口贸易的回落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相对停滞存在时间上的同步关系。TiVA数据库中间品贸易数据仍未更新到2014年，2000—2011中国贸易出口中间品占比稳步上升，从49.3%上升到53.9%，与不断深化价值链参与的趋势相一致。其中制造业中间品比率从52.3%上升到55.0%，服务业中间品占比从37.9%上升到49.4%，服务业中间品占比增长趋势略快于制造业。从制造业出口与服务业出口的平衡角度来看，2000—2011年服务出口比例从27.2%下降至23.1%，制造业出口比例从69.7%上升至75.9%。2012—2014年全球价值链相对停滞期，中国服务出口比例连续三年稳定在了22.9%。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价值链发展相对停滞期的倒逼都有可能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比例触底回升的潜在因素。

关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趋势，可以通过另一个更直接的指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participation）来反映。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计算是基于贸易的增加值分解，计算公式为：

其中，EX为出口总值，IV为出口的本国间接增加值，FV为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的数值越高，则表示该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越高。增加值分解的内容将在下一章的增加值贸易分析中具体描述。图2-2是2000—2014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发展趋势以及与G7国家、金砖国家进行的对比。可以看到，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2002—2007年有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2008年后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现一定的停滞，2012年出现较明显的下跌之后开始新一轮的停滞，与世界经济周期同步。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受到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也较为明显，美国价值链参与度2008—2009年的下跌幅度最大，其余国家大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和放缓，仅日本和俄罗斯出现较为明显的逆势增长，但也出现了滞后一年的下跌和停滞。2014年金砖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均值为0.553，略高于G7国家的0.531，体现出新兴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较高，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不低于发达国家集团的趋势。

（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与国际对比

1．全球价值链位置

“全球价值链长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都可以较好地体现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其中“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对于相同行业的国际对比具有较好的说服力，但由于不同行业的贸易格局差异和统计口径差异，细分行业和产业间对比的效果不佳。价值链位置指数的计算同样基于贸易增加值的分解，计算公式为：

其中，ln（1＋IV/EX）表示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指数，与外国出口到第三国中包含的本国国内增加值正相关；按照价值链理论，前向价值链参与度越大，价值链相对位置越高。ln（1＋FV/EX）为后向参与度指数，与本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正相关；按照价值链理论，后向价值链参与度越大，则代表价值链相对位置越低。价值链位置指数即相当于本国的前向参与度指数减去后向参与度指数，因此数值越大，则表示本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较上游的位置。汇总金砖国家和G7国家2000—2014年价值链位置指数数据如图2-3所示。就中国趋势来看，中国刚加入WTO到2003年，价值链位置下降速度最快，之后出现恢复和反弹，反弹上升趋势一直持续到次贷危机后的2009年，之后出现连续三年的下降，但2013—2014年出现再次提升的趋势。从国际对比来看，2000—2007年，中国处于金砖国家和G7国家13个国家的最下游位置，其后虽然相对于其他国家位置有所上升，截至2014年，仍处于第十位，总体仍然偏于下游。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虽然中国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世界领先，但是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相对落后，这意味着在整体价值链上的控制权、话语权和获取增加值能力的相对滞后，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和俄罗斯由于较大比例的原材料出口，价值链位置指数位居前列。2014年，发达国家中价值链位置指数最高的是美国和日本，与这两个国家在发达国家中的影响力相匹配。值得注意的是，次贷危机后美国价值链参与度受到重大打击，但是价值链位置却相对稳定。而日本则相反，次贷危机后日本的价值链参与度相对稳定，但是价值链位置指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由原先位于美国上游下降到美国的下游。

2．全球价值链长度

价值链长度指数由世界投入产出表同一口径计算得出，并且计算过程纳入了世界全部门参与的经济循环，因而对于部门间的对比具有较好的效果。

其中后向价值链长度是产品最终被消费时所经历的价值链长度，适合评估消费者所处的相对位置。前向价值链长度是部门生产者视角，部门产出时，距离最终消费的长度，适合评估生产部门所处价值链的相对位置。

价值链长度的计算方法如下，根据投入产出模型基本假设，在N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中存在恒等式：

X＝AX＋Y

其中，X为N×1的总产出向量，Y为N×1的最终消费向量，A为N×N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该恒等式同时表达为X＝（I-A）-1Y＝BY，且B＝（I＋A＋A2＋A3…）。B为里昂惕夫逆矩阵，令U为1×N单位行向量，则V＝U[I-A]为1×N的增加值系数向量。令Va为1×N增加值向量。则

U可以计算出N×1的前向价值链长度向量，D可以计算出1×N的后向价值链长度向量。其中“/”符号表示一一对应的元素求商运算，则是将V进行对角化处理的结果。采用WIOD发布的2000—2014年包含44个国家或地区56个部门国际投入产出表进行矩阵运算后汇总得出价值链长度相关数据。计算过程和数据可视化由R语言完成。

由于宏观分析时，产业视角下价值链相对位置更有助于把握一个国家的产业间比较优势，有利于得出发展格局与政策建议，因此首先从产业的视角，整理2014年中国细分部门的前向价值链长度（见表2-5）。与2014年世界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前向价值链长度越大，相对价值链位置越上游。参照2014年世界平均长度，先来看大于2.118的数值，由于中国平均价值链长度为5.865，再来看大于该值的部门数值。总体来看，中国平均前向价值链长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高于2014年均值的部门有33个，低于世界均值的有14个，数据缺失部门有9个。

第一产业价值链位置和价值链长度，特别是处于价值链分工较为深化的生产体系，应结合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相对位置进行分析。以农业为例，理论角度来说：投入产出模型下，农业既在进行产出也在进行投入，处于价值投入产出闭循环当中的一环，如果农业的价值链位置高于制造业所有部门，则可以看作传统农业高居制造业上游的现象，即农业的投入大量来自自然劳动力而非其他产业投入，而较少投入来自制造业如机械自动化部门、化工产业等部门的产品。因此第一产业价值链位置过于上游可能体现投入其他产业产品的效率不足，产业现代化发展不够充分。从现实角度来说：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农业因自动化水平较高、科技含量较高，很有可能会大量投入来自化工产业的化肥，来自机械制造业的自动化装备，以及生物科技的改良，因而可能导致农业的价值链位置相对被拉低，而不像传统农业高居价值链上游。因此，过高的第一产业前向价值链长度，可能是一种“虚高”的体现。另外一个例子是澳大利亚相对发达的采矿业，其采矿采石部门的前向价值链长度为12.14，低于中国和美国数据。综上，中国第一产业中的农牧和采矿采石业的前向价值链长度可能存在“虚高”情况，体现其投入其他制造业部门产品的效率相对落后。

与世界平均水平制造业的价值链位置和前向价值链长度出现背离，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前向长度整体偏高，不仅高于世界制造业平均水平，且高于世界全部门平均水平，即中国制造业已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的位置。其中数据最高的是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与近年来中国信息、通信和技术（ICT）产业的迅猛发展有较大的关系。低于世界均值的制造业部门仅有媒体复制和医药制品部门。

中国有14个部门前向价值链长度低于世界全部门均值，其中11个属于服务业。中国服务业价值链分化同样存在，部分服务业数据较为瞩目。中国的批发零售经过传统零售行业的深化布局加上电商新零售的催化，展现出了极高的前向价值链长度，如前文所提到的，该现象与部门内价值链环节分化发展有较大的关系，虽然为个别现象同时也是重要的发展新趋势。除此之外，陆上运输与管道运输、水运、运输仓储和支持活动、电信、金融服务、房地产活动、法律和会计活动等生产性服务部门也体现出了相对较高的前向价值链长度。

对于零售业极高的数据是异常值还是价值链分化新特征，在表2-7列出WIOD全部国家G46批发零售部门的前向价值链长度数据。可以观测到数值大于10的国家均为老牌发达国家或新兴发展中国家，因此并非异常值，而可能是价值链发展新特征趋势，与新零售的概念相呼应，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